文人的极致和文人的局限：读熊逸《春秋大义》

簡體傳統

　　如果让熊逸选择是生活在战国时代还是生活在汉朝，她一定选择战国。
　　如果让熊逸选择是生活在段祺瑞曹锟北洋时代还是生活在1970年前后的中国，她一定选择段祺瑞。
　　要是我也会这么选。战国有思想，军阀给言论自由，知识分子，教授工资还巨高。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比如说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宁为太平犬不为离乱人这句话还是不错的：我们不怎么需要言论自由，我们只想活着。
　　
　　熊逸的《春秋大义》这本书号称都是引述别人的思想，作为普及之用，但从材料取舍来说，不难看出作者的好恶。熊逸痛恨专制，渴望自由。跟吴思等人一样，本书认为对专制时代就好比一个养鸡场，君王是饲养员，人民是鸡。所谓的忠孝报国美德，无非是饲养员骗鸡的愚民手段而已。如果一只鸡牺牲自己去保卫鸡舍，它必定是因为傻才这么做的。
　　
　　到底存不存在所谓的"集体利益"？到底存不存在所谓的"民族长远利益"？熊逸引述很多学者的言论，认为这两个概念都是虚幻的。他们认为，一个社会就好比是一艘船，领导者的责任就是别让船出问题，至于说这艘船要往哪里去，领导者根本不必多管。船没有什么预定的方向，随波逐流是理想境界。熊逸引述孟子，认为人权大于主权，爱国没有意义。
　　
　　我想谈谈我的看法。
　　
　　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来说，爱国的确没有意义。但这里的关键在于人民可以在各个国家之间自由流动：那时候人口少，不管什么人口都是宝贵财富。如果赵国不好我就去齐国，齐国绝对欢迎我去，那我凭什么非得爱赵国？除非赵国贵族才有义务爱赵国。今天，人群中的精英分子也不需要爱国，只要你有几百万美元，哪个国家都欢迎你去。可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呢？我爱美国，美国不让我去怎么办？
　　
　　既然绝大多数国人只能老老实实呆在中国，请问这些国人有没有共同的集体利益？假设我们知道别的船比我们这艘船去的地方好，我们的船长是不是有义务把我们这艘船也往好的地方开？如果这时候有的人不想去，那么他有不去的自由么？仇和在宿迁和昆明都推行强制现代化，宁可侵犯人权也要让你进步，这种剥夺自由的做法是否正确呢？假设有一个船长认为就应该这么干，那么是应该把他看当成众望所归的领导人呢，还是看成养鸡场的饲养员呢？
　　
　　很多情况下尊王并不一定是简简单单的出于奴性。如果尊王是为了避免天下大乱呢？维护一个皇帝的权威，总比让N个皇帝打来打去好吧。本书最后对于愚民政策的讨论非常似是而非，没有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说专制时代任何为了国家而牺牲自我的行为都是愚昧的奴性作怪，这是对无数历史上的英雄豪杰的侮辱。就算你们国家再自由再民主，总还是需要打仗的吧。那么你们国家的士兵是否应该富有牺牲精神？如果说谁牺牲自己谁爱国谁就是奴隶，这样的理想国是无法生存的。
　　
　　从战国的封建到秦汉的专制，多数文人认为是历史的倒退，是灭绝了人性。其实从大局分析（如果你承认存在"大局"的话），专制比封建进步。杀死几个知识分子，大家义愤填膺；可是饿死二十万饥民，大家一笔带过。是大一统有利于经济发展（尤其是治水）更重要，还是小国寡民有利于言论自由思想碰撞更重要？
　　
　　社会是不停进步的。专制当然不好，但是总比封建好。今天我们反对专制，但不应抹杀专制对过去无数中国不识字的百姓的功劳。正是专制制度使得我们中国经济一直到乾隆末年都是世界独大。打来打去才是最落后的制度。历史的进步是逐渐的，不可能一步就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如果一定要在知识分子的自由和老百姓的安定之间选择，我宁可选择安定。
　　
　　文人最常犯的一个毛病是只管自己的喜好，而不考虑数量上的计算。道理都是对的道理，但具体到哪个道理应该起作用，必须结合实际情况。汉武大帝征发民力打仗，熊逸对其完全是贬的态度。但如果汉武帝不对外打，难道任凭匈奴打我们，或者牺牲几个公主的人权（这时候反而不提人权大于主权了）去和亲，反而是好皇帝么？
　　
　　熊逸这本书旁征博引，算是把古今中外的书都读通了，我极其佩服。我一边看一边赞叹，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什么百家讲坛那帮人，在熊逸的学问面前都不值一提了。她以后再出书，我一定会继续买。熊逸让我见识了什么是当代文人的极致，一个人可以旁征博引到什么程度。从行文风格来看，作者心态极其年轻，很多语言典故简直是80后。但作者又自称很老，这一点倒是跟她的学识相称，所以也不知是真是假。
　　
　　另外熊逸写书还有一个缺点，用足球术语就是有点太"卖"。一两个小点就要解释半天，什么"公孙丑不丑"，生怕别人不知道她读的书多。如果我写，篇幅至少减少一半。
　　
　　最后总结一下文人的局限。群体利益，长远利益，我们这一代做出牺牲，我们打了，让后人去建设，这样的道理对具备理工科思维的人来说非常自然而容易理解。然而对于文人来说，只要你这件事做的不美，不艺术，不文雅，你就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