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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抗战是十九路军从拥蒋转到反蒋的分水岭，这一战使十九路军出现根本转变，除了因为战前双方长期积累了猜疑和不满，更在于战事期间双方的认知差异与行为对立被人利用。

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中)、军长蔡廷锴(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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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陈济棠(右一)与陈铭枢(右二)合影

作者系历史学者，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十九路军是民国众多粤军中最有名的一支，其前身是成立于1921年的粤军第一师第四团，1930年7月正式成立十九路军，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名满天下。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亦称“闽变”），旋即失败、瓦解。

反蒋并不足奇，从1927年宁汉分裂后国民党党内党外的反蒋活动就接连不断。但十九路军的反蒋有其特殊之处：其一，它以“毁党灭国”的方式反蒋；其二，在1933年反蒋以前，曾长期拥蒋。从拥蒋转到反蒋，十九路军走过了一段较长的历程。

“拥蒋最有力的广东部队”

对于十九路军的长期拥蒋，不少时人印象深刻，丘逢甲之子丘念台在其回忆录《岭海微飙》中就认为十九路军“是拥护中央最久也最力的广东部队”。胡秋原在1937年5月也指出：“从东征到淞沪抗战，十九路军的前身部队一直属于蒋介石最忠实的支持者。他们数次把他从内战的危难中拯救出来，帮助他进于现在的高位。”（H uChow -yuan，The N ineteenthR oute A rm y，A m erasia：A R eviewof A m ericaandtheFar E ast，vol.1，no.3，p.127-128）陈公博不仅提到了这件事，还历数十九路军领袖陈铭枢如何“拥蒋最力”：

他（蒋介石）赶许汝为，事前和他（陈铭枢）商量。招致唐孟潇加入国民革命军，派他当代表。囚胡展堂，使他安定广东。而真如呢，的确也替蒋先生卖尽许多气力，宁汉分裂，真如宁可放弃他的军队，也不赞成武汉而走南京，张桂军围攻广州之役，完全靠他十九路军，才反败为胜。蒋先生在扩大会议之时，直是精疲力尽，也全凭十九路军恢复济南，才重安北方之局。（陈公博：《苦笑录》，第196-197页。以上“许汝为”、“唐孟潇”、“胡展堂”、“真如”分别指许崇智、唐生智、胡汉民、陈铭枢。）

事实也的确如此。早在1925年第一次东征，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率黄埔军校教导团、粤军第一师陈铭枢旅等部出征时，身为东征总司令的许崇智向陈铭枢和蒋介石下达攻击同一目标的命令，反常地不指定陈要受蒋的指挥。陈铭枢以为这是许对蒋“有意见”，主动表示“当然”受蒋指挥。同年9月，蒋介石借“廖案”驱逐许崇智，又得到陈铭枢的支持，陈还奉蒋之命“护送”许崇智下船赴沪。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前后，蒋介石与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的“蒋李交恶”之说时有所闻，中共方面对支持李济深抗衡蒋介石也怀有某种期许，但由于陈铭枢明显亲蒋，李济深抗蒋之说终未成为现实。

宁汉分裂后，1927年3月，在武汉阵营身膺要职的陈铭枢从武汉出走，到南京出任蒋介石的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副主任，并公开指责武汉“一方反共，一方又反蒋，人非狂惑，何为颠倒若此？”赞扬蒋介石为“党之利器”，“本党中央付以军事全责，信任不渝”。（《申报》1927年8月8日）

1929及1931年，陈铭枢及十九路军还有两次重要的拥蒋行为。1929年3月蒋介石扣押广东领导人李济深后，作为李济深之下第一号人物，陈铭枢不仅没有积极设法援救李济深，反而立即表态拥护蒋介石和南京中央。1931年4月底，因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古应芬、陈济棠等密谋反蒋。就在这时，陈铭枢突然离粤赴港并宣布拥蒋。

蒋介石同样视陈铭枢为忠实干部。1927年8月蒋介石北伐受到挫败，撤退时陈、蒋同处一节火车车厢，蒋对陈殷勤备至。次年初，当蒋介石怀疑李济深有“异心”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正在粤东的陈铭枢部的安危，密电陈铭枢“速将所部开来长江”。（《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第256页）

拥蒋的背后及最初的裂痕

然而，在陈、蒋紧密结合以及十九路军长期坚决拥蒋的背后，还有着外人难以察觉的另一面。

研究军阀政治的海外学者齐锡生、陈志让都认为“个人关系”在民国的派系中普遍而重要，是结成派系的基础。田宏懋则认为蒋介石与其追随者主要以五种个人关系来维系，分别是地域关系、家族纽带、学校纽带、结拜兄弟关系、保护-被保护人关系。而就陈、蒋关系而言，这种“个人关系”并不存在。

相反，十九路军内部尤其是“三巨头”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有着紧密的“个人关系”。十九路军上层除戴戟（安徽人）等少数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广东人，而且蔡廷锴与区寿年、沈光汉、谭启秀等几位师旅长还都是广东一个县的（罗定）。早在1907年，陈铭枢与蒋光鼐就一起考入广东陆军小学，为该校第二期同学。后来两人又一起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和保定军校。长期的同学和共事，使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陈铭枢对蒋光鼐一直以兄长视之。大约在1917年，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已相聚于林虎部的“肇军游击第一营”。此后，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十九路军的前身虽然屡经改组，但军官们始终保持紧密的个人纽带。到1927年宁汉分裂时，十九路军的“团体”意识已相当强烈。

地域关系的欠缺以及陈铭枢的思想复杂也是十九路军与蒋介石关系中的隐患。十九路军是以广东人为主体的军事集团，亲历福建事变的陈祖康甚至断言十九路军“绝对不信任广东以外的人”。蒋介石对陈铭枢的粤人身份也有疑虑，怀疑他已成为粤籍元老胡汉民在“军队之人”。与蒋光鼐、蔡廷锴等较单纯的军人不同，陈铭枢兴趣广泛而思想复杂，这也不利于维持他与蒋介石的关系。

与其他反蒋者不同，十九路军因长期拥蒋，其成为反蒋者的转变过程也更长、更复杂。这一转变主要是循陈铭枢和十九路军两条互相影响的线索而发展的。

1927年初，陈铭枢虽有“弃汉投宁”之举，蒋介石对他却已有“喜欢干预政治，却不顾及他自己的军事职责”的訾议。1929年3月末，陈铭枢听说蒋介石重新起用张发奎，即致电提出反对。曾亲见此电文的张发奎还记得陈铭枢在电文暗示“倘若蒋先生起用我（张发奎自称），第十一军将不会听命于蒋”。蒋自信他与陈铭枢有“相处之道”，仍起用了张发奎。（《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第170-171页）陈铭枢对此感觉失望甚至“受伤”是很自然的，这是他拥蒋态度动摇的最初心理基础。

差不多在此同时，十九路军也对蒋介石首次产生了明显不满。1930年8月，十九路军逼近济南，蒋介石令其原地待命，等其他中央军到达后方准攻城。十九路军强行攻下济南后，蒋介石又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使十九路军占有一块地盘的希望破灭。丘念台认为十九路军对蒋介石的怨怼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此时中原大战正酣，蒋介石还需要十九路军为他卖命，何以他会如此不智？

一方面，蒋介石必须笼络韩复榘。韩复榘原是冯玉祥西北军战将，中原大战前夕才倒戈投蒋，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明显比不上蒋跟陈铭枢及十九路军的关系。为了稳住韩复榘并显示充分的信任，哪怕意识到十九路军有获得山东地盘的愿望，蒋介石也要把山东地盘送给韩复榘。

另一方面，蒋介石还高估了十九路军拥护“中央”的“政治觉悟”。十九路军虽然打着“维护中央”和“戡乱”的名义请缨，其实是考虑陈铭枢、陈济棠两个军事系统共处一省，发展空间有限。而为了部队的生存与发展，蒋光鼐、蔡廷锴也不能没有地盘的想法。而对于地盘等问题的“计算”，由于个人关系的缺乏，蒋、蔡与蒋介石之间又只能意会，无法明白表达。不过，中原大战一结束，蒋光鼐、蔡廷锴就向蒋介石请辞，而且一辞再辞，还是以那个时代特有的方式表达了不满。

拥蒋态度出现波动

1931年4月底，以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为口实，广东陈济棠集团公开反蒋。陈铭枢本是广东集团的重要一员，却在反蒋一触即发时突然离粤，公开表示他对广东反蒋的不附和。后来，陈济棠多次提到陈铭枢本是广东反蒋密谋的参与者。如“粤变”发生两年后，陈济棠曾与陈铭枢讨论起共同反蒋问题。会谈后，陈济棠感慨地对元老派陈融说：“我精神上对此人（指陈铭枢）究有不安之处，如前时我与渠及湘翁已经商得确确实实，而忽然逃去，此则令人莫测者也。”（《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9），第516页）“湘翁”是对古应芬（字湘勤）的尊称，而“商得确确实实”就是指在反蒋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不过，陈铭枢毕竟最后选择了从广州出走，而且就其在1931年3-6月间的一连串行为来看，他仍然是拥蒋的。3月2日，陈铭枢电请蒋介石设法阻止孙科离京。4月29日，陈铭枢又建议蒋介石将古应芬等“出京来粤之同志”电召回京，以挽危局。古、孙是此次广东反蒋的支柱，蒋介石若能办到，对广东反蒋确可收釜底抽薪之效。5月1日，蒋介石以为陈济棠没有卷入萧佛成等四监委的弹劾，对“粤变”不扩大还心存一线希望，陈铭枢又指明陈济棠也已卷入。面对粤方的一再拉拢，陈铭枢一再坚拒，其左右更声言“陈绝不出此”。

“粤变”发生后，十九路军的拥蒋态度也出现了波动。5月6日，在香港的陈铭枢致电蒋光鼐，提出十九路军“非至万不得已”，对粤“总以免决裂为上策”。提到与粤方可能“决裂”，预示着十九路军一定拥护“中央”。但在尽量避免对粤摊牌的要求下，蒋光鼐、蔡廷锴可能另有想法。6月3日，蒋介石认定“蒋光鼐部下有异心附逆者”。第二天，蒋介石更断定“蒋、蔡之部队”已“变”。（《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1），第238、239页）此时蔡廷锴率部突然放弃兴国，向赣州开拔，似乎是“脱离中央去靠拢陈济棠”。（丘国珍：《十九路军兴亡史》，第19页）由于有陈铭枢尽力避免与粤决裂的指示，这些“异动”在其未摊牌前本来还可在此范围内理解，但王大顺等学者认为蒋光鼐、蔡廷锴当时是想回广东响应反蒋的，因陈铭枢来赣阻挠而放弃。果如此，则又表明蒋光鼐、蔡廷锴对蒋介石已经动摇。

1931年6月5日，陈铭枢从日本回国，即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剿赤”军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重领十九路军。陈铭枢承认到8月上旬自己已萌发反蒋之心。他在回忆中解释了起意反蒋的原因：“对红军作战不易；十九路军长期转战，兵力渐感疲敝；东北自万宝山案发生后，日军蠢蠢欲动，强邻压境，东陲堪虞；蒋对军事指挥，亦复低能，加以私心太重，赏罚不明。”（《陈铭枢回忆录》，第72页）然而他既没有提到蒋介石执意起用张发奎等“旧怨”，也没有提到早在数月前“粤变”时蒋光鼐、蔡廷锴已试图联粤反蒋。

“九·一八”事变打断了陈铭枢的反蒋计划，而陈、蒋间的裂痕仍在扩大。在一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出要先平定广东和“共匪”，才全力抗日，陈铭枢则声称广东问题“决无不可调和之理”，“共匪”也可“设法招安”，蒋介石“面现不愉之色”，“经此次会议后，蒋之于陈，隔膜转深”。（翰青：《陈铭枢搞闽变的症结所在》，香港《春秋杂志》第269期[1968年]，第9页）

政局的演变进一步加剧陈蒋间的不满和不信任。陈铭枢自告奋勇赴粤议和，并造成十九路军北调卫戍京沪及由陈铭枢出任京沪卫戍司令的结果，既突出了十九路军对大局的重要影响，也显示粤方对源出广东的十九路军的信任。1931年10月，在十九路军移防京沪问题上，蒋介石与蔡廷锴又发生了摩擦。当陈铭枢来电询问时，蒋介石罕见地发泄了一通对蔡廷锴的不满。无论蒋介石和蔡廷锴之间发生了什么，陈铭枢都很难不受影响。陈铭枢、蔡廷锴开始为十九路军另谋出路，向此时已成为蒋介石“死敌”的胡汉民及粤系靠拢。

1931年12月，陈铭枢附和粤方对蒋介石下野的要求，提出“似亦暂避为宜”，蒋介石感慨“真如亦受若辈之迷乎？”（《事略稿本》（12），第455页）在日记里更直斥陈“惟恐余退之不速也！”（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2日）蒋介石下野后，陈铭枢先后出任代理行政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及交通部长，又以京沪卫戍司令身份掌握十九路军，位高权重，这不能不引起蒋介石的疑忌。蒋认定“使政治无状至此，使官兵伙食不继，使余爱国计划遭此失败”，“实陈铭枢一人有以误之也”。（《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3），第81页）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反蒋。图为“福建事变”中参加“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的代表合影。

十九路军参加淞沪抗战（资料图片）

蒋光鼐曾指出，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抗战是十九路军从拥蒋转到反蒋的分水岭。（蒋光鼐：《对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的补充》，《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117页）这一战使十九路军出现根本转变，除了因为战前双方长期积累了猜疑和不满，更在于战事期间双方的认知差异与行为对立被人利用。

对淞沪抗战的不同态度

在抗日问题上，十九路军与蒋介石存在重大的认知差异。上海战事打响后，十九路军反对任何妥协退让，坚持抵抗到底。蒋介石则主张“速了”和“不扩大”，无意与日方决战。2月10日至12日，上海战事出现短暂沉寂，南京即“令蒋、蔡勿战，谓外交有办法，蒋愤蔡懊丧，但下级仍主不退”。（《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7），第507页）蒋光鼐、蔡延锴在一年后的通电中承认，他们于“一·二八奋起淞沪之抗战，并在战中极力主张扩大事态，到处起而抵抗”。（《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4），第426页）南京方面则认为十九路军“径以个人虚荣心理迎接战争，太不考虑最高统帅部的整个战略”。（黄旭初：《广西与中央廿余年来悲欢离合忆述[20]》，香港《春秋杂志》第123期[1962年]，第14页）

在不同认知支配下，双方各行其是，十九路军一再调高此次抗战之预期，蒋介石则有坐视不救或乘机打击十九路军之嫌。调高抗战之预期主要是指十九路军在战时至少三次拒绝主动退却。2月9日，何应钦、陈铭枢建议十九路军后撤，蒋光鼐复电认为“遽然撤退，示弱于人”，“政府更受人民攻击”。（《淞沪烽火———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第251页）2月27日，蒋光鼐终于下定主动后撤的决心，并已发布命令。张治中又担心后退于蒋介石不利，“中伤者则又将多所指责”，向蒋光鼐及蒋介石提出异议，最后蒋光鼐决定“誓死守原防地”。（《“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38页）3月1日，蒋介石“密令十九路（军）返昆山……但贤初尚坚持，大约总支持到三月三号”。（《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7]，第517页。）

至于蒋介石坐视不救或乘机打击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延锴的回忆已多有披露，甚至蒋介石方面后来整理的史料也有所透露。如参谋总长朱培德打算抽调驻海州的梁冠英部增援淞沪，蒋介石批示：“海州空虚，梁部万不能调。”（《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第449页）围绕增援十九路军的问题，据说陈铭枢曾与蒋介石当面闹翻。2月23日，十九路军参谋长邓世增向蒋介石求援，蒋答以“各部队均未集中，何能增援”？要蒋、蔡撤退。（《陈铭枢回忆录》，第104页）

对立与差异被放大

然而，对双方关系“伤害”最大的还不是这些差异和对立本身，而是这些差异与对立被各种势力利用和放大。

沪战爆发前夕，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重执政柄，胡汉民和孙科先后下台在野。失意的胡、孙极力利用沪战煽动反蒋。对于调动张治中第五军赴沪参战，胡汉民、孙科不是认为蒋介石在与他们争夺民众，就是认为第五军的增援与蒋介石无关。3月2日中方军队总退却后，胡汉民声称蒋介石“先密令张、俞（指张治中、俞济时）撤退浏河，蔡廷楷（锴）不知，迨蔡军势孤，乃不得不退”。（《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5册，第653页）不啻说蒋介石有意借日本人之手打击十九路军。第五军将领对此愤愤不平，3月9日，俞济时向蒋介石报告“十九路（军）驻沪人员声称此次全线撤退系因浏河第八十八师部队先行撤退”，“显系别有作用”。蒋介石只好指明“先被（日军）击破之地区系小场庙、夏家荡间”，（《事略稿本》（13），第379页）这是十九路军的防区，当然这一“澄清”可能再次被利用和攻击。

“一·二八事变”期间，民众狂热的抗日激情也不利于十九路军与蒋介石寻求共识。“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民众对日本的愤懑之气因中国军队不抵抗一直得不到宣泄。到“一·二八事变”爆发，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民气始有宣泄之机，“民众爱国激情的急升已超过五四运动或过去岁月中任何其他类似的事件”，连一向低调的胡适及其他知识分子亦深受鼓舞。（D onaldA . Jordan，C hina‘sTrial byFire：The Shanghai W arof 1932，U niversityof M ichiganPress，2001，preface）正是考虑到不能辜负民众殷殷之望，加上抵近租界作战有利，十九路军才有进无退，一再拒绝主动后退。

沪战末期，陈铭枢与蒋介石的裂痕急剧扩大。陈铭枢认为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不参战是蒋介石有意指使的，“是蒋介石破坏抗战的最后一招”，他决心同蒋介石决裂。（《陈铭枢回忆录》，第105页）

“一·二八事变”同样是蒋介石对十九路军和陈铭枢从信任到不信任的分水岭。3月起，蒋介石的日记也出现大量指斥陈铭枢的文字，如3月7日，蒋在日记中说：

真如之愚而庸，则我所知；真如之贪而奸，则我所不知；而真如之能为陈炯明第二，负恩罔上，胆敢异图，是又我所万万不及料者也。……真如乃毫不自知，其为奸恶也，更形其愚庸而已，可叹！（《事略稿本》[13]，第365-366页）

蒋介石开始对十九路军进行分化瓦解。6月4日晚，他单独接见十九路军师长毛维寿，当毛表示接受蒋的“诲言”时，蒋认为“第十九路军从此可免后患”。（《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5），第19页）

十九路军与蒋介石的政见分歧

“一·二八”抗战后，至1932年10月陈铭枢出国赴欧前，陈铭枢、蒋光鼐、蔡延锴等高层本来是有共识的，即十九路军在福建“暂时维持原状，不卷入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漩涡，专心致力于整顿全闽，作为将来反蒋的基地”。（《陈铭枢回忆录》，第112页）但不到一年半，“维持原状及不卷入”就被放弃，这主要是因为陈铭枢的思想及陈铭枢与蒋介石的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

在办理神州国光社期间（约1929-1930年），受王礼锡等左倾学者影响，陈铭枢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籍，逐渐改变政治倾向。旅欧期间，陈铭枢思想进一步左转，“反对国民党，也反对国民政府”。（《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第207页）而蒋介石对陈铭枢的变化也有助推之“功”。在陈铭枢出洋前，邓世增请蒋介石出面挽留，蒋介石仅答以“应尊重其自由，不必强勉”。（《事略稿本》[15]，第570页）陈铭枢回国前，通过汪精卫试探蒋介石的口风。蒋在答复汪的询问时虽然表示没有成见，但又反问现在是否为陈氏回国的最好时机？他有没有急着回国的必要？明显是不想陈氏回国。所以陈铭枢回国时已抱定决心与蒋介石决裂。

与陈铭枢不同，蒋光鼐、蔡廷锴入闽后虽然也有一定的思想转变，但远不如陈铭枢那样剧烈、决绝。蒋光鼐一向淡于政治，蔡廷锴则像“职业军人”，后者更有着较强的拥护“中央”心态。淞沪战后，蔡廷锴到广州，因站在“中央”的立场来讲话，曾引起广东各要人不满。据当时“打入”陈立夫集团的林植夫回忆，陈立夫曾要他暗中调查陈铭枢与蒋光鼐，但不必调查蔡廷锴，认为蔡“没有问题”。（《林植夫自述》，第21页）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蒋光鼐、蔡延锴本身就没有反蒋意识的增长。在“剿共”和抗日两个互相联系的问题上，十九路军和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越来越明显。“一·二八”抗战期间，十九路军多次公开表示不再参与内战，但蒋介石毫不理会，一再催逼其“进剿”苏区。1933年7-8月间，十九路军在闽北“剿共”严重受挫，蒋介石非但没有对之好言抚慰，增补军需及兵员，反而要追究责任，向全国通报。蔡廷锴先后提出增加军费及增派部队支援，蒋介石又没有满足，十九路军由此对“剿共”的前途、意义产生了动摇。

相比对“剿共”的坚持，蒋介石对日妥协于十九路军冲击更大。5月25日，蒋光鼐、蔡廷锴公开通电反对《塘沽协定》，不但反对对日妥协，还以“共何日可剿除”来质疑蒋介石“共匪不除，不能谈抗日”的谬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4），第426页）蒋介石极为震惊，委托黄绍竑去警告蒋光鼐、蔡延锴“毋以抗日始而以反抗中央终，毋以对外战得名而以对内战败名”。（《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0]，第343页。）

十九路军入闽后，还受到其近邻广东、广西坚决反蒋姿态的影响。1933年初，粤、桂、闽签署“粤桂闽三省联盟约章”，约定三省实行军事互助，任何一省遇到攻击时其他两省应全力援助，这其实是一个潜在的反蒋军事联盟。9月3日，粤陈（济棠）、桂李（宗仁）、闽蔡（延锴）三大实力派又联名致电蒋介石、汪精卫，要求公布《塘沽协定》全案、停止召开国民党“五全大会”等。虽然三省共同反蒋最终未能成事，但两广及胡汉民等不断宣传“抗日反蒋”，对十九路军的转变也有影响。

“闽变”的“逼成”

1933年5月，陈铭枢刚回国，就主张尽快起事，蒋光鼐、蔡延锴都认为“当前不应公开反蒋，只能维持现状，搞半独立来聚积力量”，“等待时机”。（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84页）实际上，日本的步步紧逼除了造成国民党的统治危机，也有强化各界拥蒋及拥护中央的效应，蒋光鼐、蔡延锴正是考虑到十九路军的许多中上层还有较强烈的拥护中央心态，才对立即反蒋有顾虑。

陈铭枢、蒋光鼐、蔡延锴号称“三位一体”，但三人间的感情与关系还是有差别的。蒋光鼐始终忠诚和服从陈铭枢，蔡廷锴则对蒋光鼐始终保持尊重，即“蒋光鼐始终对陈忠谨，蔡固尊重蒋”，（临深：《忆闽变四巨头：李陈蒋蔡》，香港《春秋杂志》第298期（1969年），第6页）而陈铭枢、蔡延锴之间的关系则较疏。到1933年时，陈铭枢要影响蔡廷锴，几乎只有以蒋光鼐为桥梁。陈铭枢刚回国时，蒋光鼐对立即起事也是不赞同的。在陈铭枢最后一次赴粤归来后，蒋光鼐仍认为应“暂观时势”，但不到十天态度即大变，转而对蔡廷锴说他已答应陈铭枢，企图说服蔡廷锴。蔡廷锴在反蒋失败后曾对人说，当陈铭枢提出反蒋时，“蔡大不以为然，但蒋终以陈之意见为意见，向蔡说服”。（《忆闽变四巨头：李陈蒋蔡》，第7页）

此时的蔡廷锴集福建绥靖公署主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军长于一身，军中多位师旅长又是他的罗定同乡，已成为“闽变”能否发动的关键。到1933年11月，尽管蒋光鼐已被陈铭枢说服，蔡廷锴又极尊重蒋光鼐，蔡延锴仍然不同意立即起事。11月18日，“福建事变”爆发前两天，各路反蒋人马齐集福州，万事俱备，蔡廷锴还是不松口。陈铭枢没有办法使蔡廷锴像蒋光鼐那样迅速服从自己，于是使出“政客威吓手段”，威胁蔡廷锴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立即通电反蒋，要么把他们送到南京去立功。蔡廷锴为顾全“团体”，只好同意。用蔡延锴的话来说，“闽变”就是在陈铭枢“排除一切”、“一意蛮干”之下发动的。（《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第94-95页。）正因为这样，反蒋失败后，蔡廷锴一度“与跛陈不甚来往，而与小心馀则交好如故”。（《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5），第485页）这里“跛陈”是对陈铭枢的代称，“小心馀”指蒋光鼐，可见蔡廷锴对陈铭枢逼迫自己反蒋一时还难以谅解。

就十九路军的整个转变过程来看，由于个人关系纽带的先天欠缺，虽然十九路军长期拥蒋，但双方结合的基础并不牢固。随着时局演化及国民党派系纷争的加剧，在内有陈铭枢急剧转变和催逼、外有反蒋势力乘机利用之下，十九路军最终走上了反蒋之路。

南方都市报 2015-09-01 16:2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