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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有“穿越时空”的力量，既满足好奇，也看清来路。

1867—1872年间，约翰·汤姆逊足迹遍布中国南北各地，包括香港、澳门、台湾、海南、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南京、镇江、厦门、福州、宜昌、九江、烟台、宁波……镜头下既有达官显贵与贩夫走卒，也有山川河流和民生时局。加上他的文字记录和感悟，有了《中国与中国人的影像》一书。

其实有点遗憾，在晚清时期，并没有国人做这样一些事情，但也很庆幸，有这样一位英国人，走遍中国，记录下当时中国的点点滴滴。

在汤姆逊的照片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当时的城市风貌以及人物装束和现在的对比变化，还有当时一些特殊的职业和他们的工作状态。但另一种很特别的观感是，一些男女老少的神情和一些地方上的风俗习惯，原来千百年来到如今都未曾改变。

所以本期微信特别在《中国与中国人的影像》200多幅照片中挑选出32幅人物照片和部分文字记录，那时的人究竟长什么模样？又做着什么样的事情？也许只有亲历过的人能告诉我们答案。

今天，让我们穿越回晚清时代。

恭亲王，现年四十岁左右，他是1820—1850年在位的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前任咸丰皇帝的幼弟，现在在位的同治皇帝的叔叔。在1860年以前，他几乎不为紫禁城以外的人所知；不过当皇上从圆明园仓皇出逃，正是他走上前台，会见外国公使并缔结了和平协议。

两广总督（瑞麟）辖广东、广西两省，因驻于广州，有时候也被称为广州总督。这是中国最显赫的官职之一，可能也是在欧洲人那里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官员。瑞麟是满族人，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在京城担任官职，由于得到道光帝的赏识，步步擢升，官至内阁大学士，其时约四十五岁。

他给人的印象是谦逊有礼，很希望与外国人友好相处。在他的治理下，省内的财税收入颇有提升，社会也呈现出多年未见的和平安宁。

满族人，通常也被称作鞑靼人，于1644年攻下了中国，但是那时他们的征服并没有完成，直至1650年11月24日广州被攻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守城的官员向围攻大军举城投降。荷兰使团曾在被占领后的广州短暂停留，他们这样描述看到的景象：

“1650年11月25日，鞑靼军队进入广州这座他们刚刚征服的城市。城内的军民没有任何抵抗。”

照片里这些体格健壮、面容英武的满族炮兵一定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是我们的广州领事罗伯逊先生（Sir D. B. Robertson）的本地卫队的成员。

香港没有出租马车，轿子是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为了抢夺顾客，轿夫们都把自己的轿子收拾得干净又漂亮，并且努力展示他们强健有力的四肢。他们毫无怨言地攀爬台阶，穿街过巷，崎岖的盘山路也不在话下。他们将所有的水手通称为“杰克”（Jack），见到衣着华贵一些的就叫“船长”（Captain）。这些轿夫的生活十分清苦，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没有固定的住所；为了早起揽得生意，他们通常都在等客的地方露天而眠。他们在街边的小摊上解决饭食，要是他们偷几天懒，很快就有继之者将他们取代了。

香港有许多的画师，但是他们都做着同样水准的工作，收取差不多一样的费用，作品的价钱视画布的尺寸而定。这些画师的主要业务是根据照片绘制放大的油画。通常达成的交易是用最少的钱将某个玛丽或者苏珊画到最大尺寸，并且要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交付装裱好的画作。画师们进行分工合作，学徒只管画身体和双手，面容则由师傅操刀，这样一幅画就能以极快的速度完成。

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掌握了音乐的理论，远在公元前两千年的上古时代，他们就使用六个律管来吹奏高音，六个律管吹奏低音。

乐团被请去驱赶恶鬼以及其他一些不好的东西，我觉得如果那些恶鬼们对音乐有一点品味，这一招还是挺管用的。

这是观音庙里的一个僧人，他的工作是为寺庙的建设化缘，为香客提供一些琐碎的服务，以及教他们一些简短的经文。我给了他半块钱想要拍一张他的肖像，结果他很愤怒，声称这些钱不足以补偿他因为拍照而失去的好运，所以价钱应该再商量。他还告诉我说，平常他给香客们帮忙拿的报酬比这多得多。他的贪婪在化缘这件事上表露无遗，不过，从他那面黄肌瘦的身形来看，他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乞来的善款中只有很少很少的一部分进了他自己的腰包。

在中国，历来都是那些拥有过人天赋或是高超的文学造诣的人被授予最高等级的地位和荣誉。通过在主要城市定期举行的科举考试，即使是最穷困的读书人也有可能登上显赫的官位。数千年来帝国的稳固多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体制，答案不言而喻。

当然，也有更多的人没能通过这种选拔，转而投身教育，也有可能获得低等的功名。因老弱而无法再从事之前的职业的，无论如何他们都能得到普遍的尊敬，通过为其他立志功名的人提供指导而赚取生活所需。这就是照片里这位颇受尊敬的读书人的写照。

在这四张肖像照片里面，上面两张可以看做是中国的劳动阶层里面老年一代的样本。这对老夫妇已经相伴走过了几十年，他们的生活始终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艰难。现在他们膝下已经成长起两代人，儿子和孙子接替他们担当起养家的重任。老妇人仍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她的针线很好，照料家中常有的小病小患也很有经验。她的头发变得花白又稀少，但是依然梳理得很光洁。

下面的两幅头像属于来自同一阶层的两个年轻人。左边照片上的男子上身赤裸，他在做工的时候就是这样赤膊上阵，同时用一根竹簪将辫子盘起来。工作结束以后他会穿上衣服，也许会去找个剃头匠刮刮头。那些被诱骗到南美洲的种植园或矿山做苦力的中国人几乎都是这种形象。

右边照片上是一个未出嫁的姑娘，她跟她的家人一起经营一艘用来给大船装卸货物的小艇。她的头上包着一条头巾，用来遮挡阳光。这个阶层的未婚女性将头发梳成一根辫子，用一根银簪盘在脑后，她们可以在前额留起丝缎一样的刘海，婚后她们的头发就会像前面那位老妇人那样梳起来。

他是这座寺院的方丈。大约三年前，我在一位为广州海关工作的当地绅士陪同下第一次来到这座寺院的时候，我被介绍给这位住持。他很有礼貌地接待了我们，带我们参观了他的私人居室，还招待我们用了茶点和水果。这处居室里面的家具，包括几把精雕细琢的楠木椅子，一两张桌子，以及一个用同样材质制成的神龛。四面的白墙上挂着许多精美的书画，显示了主人幽居生活中淡泊雅致的审美。

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两位绅士的肖像，其中年纪较长的这一位，年轻的时候孜孜不倦地投身书海，熟读中国的经典着作、法律和历史，他在科举考试中获得了一两个功名，成为一名候补官员。

另一张照片上是一个买办，或者外国商馆的钱货经手人——一个通过合法的累积和私底下的投机交易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人。

识银，即检验银钱的成色，是一项由买办的手下操作的程序，在交付货款的时候进行，以确保没有伪币被收进来。

作为节日里的一种娱乐方式，戏剧表演在中国很受欢迎。

一出好戏常常让戏迷们痴醉数日，废寝忘食——这正好可以说明那些规规矩矩的中国人，不管他工作有多努力，也不管他是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与当今欧洲更文明的国家里的人们比起来，其实对闲暇时如何寻开心所知不多。

这是两名挑着担子的中国苦力，物品挂在竹扁担的两端，重量都压在挑担子的人的肩上。苦力是一群很不起眼的小人物。他很穷，但是乐观又知足，吃苦耐劳，生活上也不挑剔。

图片上的这位老先生是福州城里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他是一名“马快”（Ma-Qui）——按字面意思来说，就是“像马一样快”。他在地方当局的衙署里当差，负责侦缉罪犯。我去过他住的地方，这张照片就是在院子里拍摄的。据说他对他管辖区域内的盗贼们了如指掌，人称“贼王”，在遍布这个城市的帮派中间也拥有不容置疑的影响力。

在中国各地都有大群的职业乞丐，大城市里更是多如牛毛，他们行乞的方式也不拘一格。相比之下，过去英国大街上的那些乞讨者都很有必要提高一下职业技能。中国的乞丐可以自由地开展他的这份事业，甚至还能得到城市当局的认可和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中国的慈善机构——虽然全国各地都有设立，有时候确实也能真心诚意地发挥一点作用，却远不够解决城市里广泛存在的苦难和贫穷。没有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的济贫系统，唯一用于平衡这一制度缺陷的办法，就是准许乞丐们公开行乞，并将他们交由一个负有责任的头领进行管理。

枷刑是一种较轻的惩罚方式，用于小偷小摸这类不严重的罪行。罪犯的罪名，连同他的姓名和籍贯都用大字书写，贴在枷上。

对于一些最重的罪行，有一种惩罚方式是将罪犯关在笼子里饿死（见No.14），这种笼子是特制的，罪犯要么选择用脖子将自己挂起来，减缓刚刚能触到地板的脚趾的负担，要么就一直踮着脚尖，松快一下脖子。

No.21展示了中国军队的一个连队，他们是一支由欧洲人训练的“常胜军”的剩余部分。我们没有看到古老的石头武士脸上那种坚毅温和的表情，不过在他们那个时代，鸦片这种东西大概还没人听说过。

究竟有多少勤劳的中国人游走在街头，以一种或许可以被描述为“游方商人”的方式谋求生计，我们不得而知。在每个大城市里都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虽然在我们的城市里我们将之归为补锅匠或者小摊贩一类，但是在中国，他们的行列中还包括那些技艺精湛的手艺人，他们穷到根本不敢去奢望拥有一个体面的店铺，只是在大路上找一块地方，或是走街串巷地做买卖。

我曾听一些同时教授欧洲儿童和当地乡下孩子的人大力赞扬中国学生的勤奋和天资，我可以肯定地说，尽管这些当地人在学习外语和外国思维方式方面有着显而易见的劣势，但是他们出众的学习能力足以让他们与他们的欧洲对手并驾齐驱。

在中国，女孩的教育被限制在家庭的范围内。她们深居简出，因而在中国历史上难得找出几个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的女性。上层社会的女性中有的接受过些许教育，能简单地读书写字，但这只是为了让她们在严格而古板的礼教的约束下更好地尽妻子和女儿的本分。

这是一户体面的水上人家的两个女儿，她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摇橹掌船。比起卖身为奴，让那些心地不善的太太们买回去做丫鬟，或者遭遇更坏的命运，这种跟广州所有的穷苦人一样勤俭谨持的生活还是令人欣慰的。

姐姐头上戴的帽子是用藤条编成，做工精细，并且浸涂了桐油以防水。它既能遮挡阳光，也能挡雨，跟雨伞的功用一样。与雨伞相比它还有一个长处，那就是当它为主人提供遮蔽的时候，不会占用她的双手。

照片上的老妇人跟儿子一家一起生活在船上，她仍然高高兴兴地摇橹撑船，帮助补贴家用，一边也帮着照看孙子。她背上的孩子也许是长孙，那是一家人的骄傲，也是她晚年生活的希望。孩子被装在布兜里背在肩上，这是汉族人携带婴儿的方式，当他睡着的时候他把脸埋在背负者的背上。这种方式十分普遍，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船民和劳动阶层都长着扁平的脸和宽宽的鼻子。

中国的女士们精于梳妆，不过她们的方式与我们的有些不同。没有哪位注重仪容的中国美人会拒绝洗脸，而且必须用温热的湿布来擦拭。这一步程序完成后，就要抹上精心准备的香粉。

中国上层社会的女性以近乎隐居的方式度过一生。家就是她的小世界，与她做伴的是家中其他女性成员，或者亲戚中的女性。婚后她拥有一套独立的厢房供她自己、她的孩子和女用人居住。如果她需要外出，会有密不透风的轿子将她从自己的门口送到朋友家里专供女性活动的区域，在那里同样拥有高度的私密性。她与她的朋友们聚在一起品茶吸烟，分享她们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

这个女佣是一个女奴，很小的时候以低微的价钱从她贫穷的双亲那里买来。在中国很多地方，女童都是一种不值钱的货物，杀婴的惨剧依然在上演。这个女孩在主人家长大，她的工作是服侍家里的女性成员，照看孩童，以及各种能用得上她的家务。这张照片里她正在去往市场的路上，与她的女主人相比，她享有更多的自由。她的左手拎着一个装糕点的漆盒，右手拿着一把大扇子，用来遮太阳。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中国即使是最贫穷的妇女也很注重自己的面容，也同样害怕被阳光晒黑，因此她们普遍地使用扇子来遮挡阳光。

未婚的女性相对来说还拥有很小的一点自由。对未来丈夫的选择是一种奇怪而野蛮的风俗，她们自己的想法从来不被列入考虑，纵观她们的整个婚姻，与其说是为人妇，还不如说是为人奴。

在婚礼举行前，真正的双方当事人对婚姻的安排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发言权。所有的事都由他们的父母或监护人一手操办。

没有那种让人心神荡漾的恋爱过程。两个人能不能成婚，还要请示算命先生。他收取一点报酬，然后宣称两位新人八字相合，并且确定下婚礼的日期。到了婚礼的日子，娇羞的新娘被盛装打扮（请看她的妆容！），从娘家登上花轿。经过门槛的时候她要跨过一个燃烧的火盆，据他们跟我解释，那是为了驱走可能会破坏她未来幸福的种种阴晦。婚礼的队伍浩浩荡荡地穿街过巷，一路还有乐队吹吹打打。新娘就在这一众人的陪伴下去与某人成婚，无所谓那个人是谁，反正是她父母满意的人。

虽然整个台湾岛都隶属于中国的福建省，但是土着居民仍然占有大片不受控制的地区。他们的领地涵盖从北到南贯穿整个岛屿的中央山脉以及两侧的支脉，其中东部的支脉嶙峋入海，构成一段荒蛮崎岖的海岸线，至今还没有发现可靠的港口或泊锚地。

插图里的这些人像拍摄于木栅的平埔番部落，这里是距离台湾府三十英里的内陆，他们也许可以被看做是最进步的半开化土着，已经被中国大陆人同化到使用厦门方言——一种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使用的语言。木栅的男人们顶着满洲征服者的标记——刮光的头和长长的辫子，那也是全世界所有现代中国人的标志。不过妇女的装扮展现了较多的独立性，她们坚持穿着传统服装，样式上与我在柬埔寨和暹罗的一些地方见过的佬族妇女的服饰有些相近。

这一页上呈现的是一些男性的头像样本，取自中国人和蒙古人。No.20（最顶部）的男孩来自上层或者说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他是广州一位颇为显贵的地方官员的儿子。他是一个漂亮的小家伙，褐色的眼睛里闪烁着友好和智慧的光芒。

中国人的头发都是黑色的，不过如果取一根放在显微镜下用强光透射着来观察，它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深的深棕色。他们的头发的另一个特征是都是直发，男人都留着辫子，女性则把头发梳成各种漂亮的发式，以迎合她所在的那个地方的时尚。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些多种多样的发式。No.26是一个来自广州中等家庭的小女孩，她戴着一个用绣花的缎带、假花和翠鸟羽毛装饰的头饰，前额处镶着黑色的丝穗，穗子下是她整齐的刘海。这是一张漂亮的脸，但是几年之后，她那桃花般的脸庞就会被艳俗的大红胭脂遮盖，脂粉之下，是枷锁一般的婚姻带给她的苍老和憔悴。

理想国 约翰·汤姆逊 2015-08-23 08:5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