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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刘亦凡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今年2月，东方历史评论外刊扫描栏目曾以苏联、波兰、捷克、蒙古等国的汉学为题，展现了中国在这些社会主义兄弟的目光下独特的形象。延续这一思路，本期外刊聚焦20世纪苏联的汉学与中国研究，力图从苏联的内部视角呈现“老大哥”审视中国的方式。

本期的四篇文章来自四本学刊。第一篇文章追溯了苏联东方学研究与沙俄帝国的历史关联，基于研究机构和政治氛围的双重视野，勾勒了汉学研究在苏联的基本背景和分布轮廓。第二、第三篇文章分别考察了六十年代苏联汉学家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以及七十年代后期来自官方和学术界的观察者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从中，我们既能看到马列主义的政治信条对苏联汉学研究进路的影响，也能发现不断变易的中苏关系对中国观察者视域的塑造。

最后一篇文章则梳理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中国研究在方法和观念上的最新进展。在中国改革和苏俄转型的对比面前，尽管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已不再是这位衰朽的“老大哥”对待中国的出发点，但对昔日光辉的嗟叹和未来道路的疑惑，仍然是“中国眼”的问题意识不变的来源。

帝国万花筒——苏联东方学研究的起源与野心

整理自：Soviet Oriental Studies and the Asian Revolution, Pacific Affairs, Vol. 31, No. 4, 1958

作者：O. Edmund Clubb

在两极对峙的“人心之争”伊始，苏联军工技术的进展和首枚人造卫星的发射，曾令上世纪50年代的西方为之大震。不过，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之外，苏联对亚洲理解的日益深入，或许才是西方人焦虑的真正根源。

毋庸置疑，战后亚洲殖民体系的崩塌与俄国在远东的利益，自然会促使苏联加快对亚研究的步伐，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苏联对亚洲的关注远不是一日之功：沙俄东扩的历史进程和中东险要的战略价值，本身就是这个“东方帝国”世界图景的内在视野。早在1837年，沙俄就在位列欧亚之间的卡赞设置了首个中国教席，到1855年，处于帝国中心的圣彼得堡大学也开始经营东方研究院系。从19世纪中叶到一战前夕，来自卡赞和彼得堡的数代学者不仅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东方的一扇窗口，由他们创制的研究机构也逐渐定型成熟，为苏联的对亚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7年革命后，苏联很快接续了帝国的遗产。除却在改组沙俄科学院的进程中合并多个东方研究系所，使东方研究正式上升为国家科学蓝图的一分子，对东方语言的教学计划在二三十年代也全面启动。尽管“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和国家工业化的总体目标，使这一时期的东方研究更仅限于语言与文化层面，但贯穿三十年代的战争预期和远东纷乱的形势，也逐渐将之扩展到远东各国政治、经济事务的范围，加之战后远东政治格局的整体倒转，这一趋势在50年代已不可避免。

1952年，第十九届苏共代表大会决定加强国家学术机构对重要政治议题的研究，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亚洲各国独立运动，旋即成为关键的国家课题，国内专司亚洲研究的各大机构也随之转向这些宏大的领域。原先在列宁格勒的东方研究所如今整体迁至莫斯科，隶属于国家科学院的历史与哲学研究所，分为中、蒙、韩、日、印、阿富汗、土耳其、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等多个部门，专职从经济与政治等角度评估亚洲反殖民革命的成就。而东方语言教学的职能，此时则由独立分出的语言文献研究院承担，通过苏联各国大使馆与所在国的联系，培养精擅亚洲各国语言与文化的专门人才。

在此次机构重组的影响下，不仅二三十年代以语言教学为主的东方研究取得了更多现实的面向，专业化的国家与区域研究也由此成为学术分工体制的常态。到1956年，新成立的汉学研究所已成为从事中国研究的重镇，而东方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则分别成为东南亚和非洲研究的专门单位。

与此同时，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和政策的变易，也使同时期苏联的亚洲研究更加重视经验和事实，而非政治话语的建构。由于此时的苏联急需在中亚和东南亚寻求抵御美国的中间盟友，在赫鲁晓夫上任后，原先被斥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印度、缅甸和阿富汗获得了重新定调。以俄共党刊《共产党人》（Kommunist）的多篇社论为传声筒，这些国家在苏联的官方叙述中，不再是虽已实现民族革命、但仍保留殖民色彩的资产阶级残余，而是反帝国主义阵线中独立解放的范例。在这一情势下，不仅中亚地区与东南亚研究获得了更大限度的“学术”空间，新的研究机构也伴随不断增长的需要，在苏维埃广袤的土地上生根发芽。1956年，位处西伯利亚东北部的远东国立大学和雅库特国立大学开始成为新的东方研究中心。借助远东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与中国、中亚的亲缘性，隶属于这些高等学府的东方学系作为主流研究的补充，强化了文化认知与语言训练的基础。尽管相较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些大学在苏联的亚洲研究谱系中仍处于边缘位置，但它们的出现，事实上标志着苏联的对亚研究已在全国范围内扩展。

如果将1957年苏联亚洲研究对国际学界的影响考虑在内，苏联国内的这一趋势将更趋明显。1957年，苏联派出了由20名学者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国际东方学家大会，苏联学者在会上的出色表现，使国际学界再度认识到苏联的东方研究在规模和质量上的成就，以至于与会学者一致同意列宁格勒申办1960年东方学家大会的请求，而在其兄弟阵营中，苏联同样表现出了巨大的影响力，同年10月，苏联在华沙着急了来自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各国的东方学者，共同商讨中亚与东欧研究的前景。除却在国际会议日益活跃的角色，1955年后，Soviet Oriental Studies、Contemporary East、Soviet Sinology等学术刊物在国际东方学界中的地位也伴随这一趋势水涨船高。截至1958年，苏联的对亚研究已大有赶超上世纪末与欧洲分庭抗礼之势，尽管从学术本身的生产机制来看，政治因素仍然是促进学者不懈努力的最终源泉。

如果说沙俄帝国对“东方”的兴趣源自其不可避免的扩张雄心，那么苏联东方学术对沙俄的继承，无疑就是这一传统的内在延续。虽然机构变更和政策调整只能有限地勾勒这个帝国关于“东方”态度的一小部分，但毫无疑问的是，与人造卫星和“东方1号”一样，苏联的东方研究，断然不是池中之物。到20世纪中后期，当大国争霸和政治语境再次发生变易之时，这一特性必将不断现身。

批判的武器——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汉学与中国社会史研究

整理自：Soviet Re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Maois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4, No.1, 1974

作者：Gilbert Rozman

对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而言，马列主义的哲学与政治信条意味着现实和历史的正当性，当历史与“规律”不能相符，立足于理论大厦之上的现实实践，就很可能面临颠覆的危机。

在这一意义上，上世纪60、70年代苏联史家的中国研究正是在规律与历史之间的一场“游戏”。在中苏交恶的背景下，为确证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错误，苏联史家围绕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着力申发中国革命与其社会基础在马列理论谱系中的不对称性。

问题首先表征在“大跃进”政策与中国薄弱的社会主义基础之中。在苏联史家看来，由于缺乏成熟的城市工人阶级，新中国在建政之后的一系列工业化政策都是试图跳跃历史发展阶段的激进作为。凭据苏联的工业化经验，Volkova和Muromtseva等人认为，在农业技术条件和工业生产力均属落后的情况下，集体化农业生产体制和“剪刀差”政策的引入，只会导致工业产出的相对停滞和农业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由工业和农业生产构成的城乡二元经济体系，将进一步阻隔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新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由于在苏联的历史经验中，社会主义工业化亟需技术成熟、自为自觉的工人阶级，依靠农民革命建章立制的新中国在缺乏这一基础的前提下做出的努力无疑不符合历史规律。尤其在Naumov和Kurbatov关于中国农村人口与落后生产力关系的论断下，Volkova等人更将这一问题，视为“不彻底的”中国革命遗留的困难。

顺着社会经济史和阶级分析的进路，对当代中国经济结构疑难的发现由此步入对中国革命自身弊病的阐发。在Kurbatov结论的基础上，Mugruzin、Meliksetov等学者将中国社会主义的薄弱地基，追溯到中国革命时期“非典型”的阶级关系。例如，在对20~40年代中国农业关系的研究中，Mugruzin发现：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缺乏位处地主与小农之间的富农阶层，他认为，这种高度封建色彩的经济体制一方面导致纯粹的资产阶级很难在中国产生，另一方面则使中国革命无法依靠新兴的城市无产阶级。而在城市官僚资本下苟活的工人，又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传统的乡情纽带，缺少无产阶级运动所需的规模与教育水平，因此，Meliksetov、Akatova和Deliusin都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视为在缺乏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情况下、一场农民与半封建社会关系的斗争。

换言之，依傍农民、忽略与城市无产阶级联系的中国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不正统的”社会主义运动，与这场革命成功之后的政策失误一样，它没有成熟的条件，也不在历史发展的正确阶段之中，有鉴于此，苏联史家同样针对中国资本主义阶段的不完善性做出了一系列论证。

以1911年清王朝的覆灭为界，这些分析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与现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相似，以Nepomnin为代表的近代史学者往往把封建农业经济视为阻碍民间资本向城市工业转化的最大障碍，并将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建设的失败归因于清王朝应对外来冲击的无能。另一方面，在阐释1911年辛亥革命的得失时，多数史家尽管承认这场重大变故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现代性质，但同时，他们更加强调革命的资产阶级与地主、官员、军队的传统联系，并视之为之后阻碍中国资本主义进展的原因。与Nepomnin观点类似的Sukharchuk甚至引入了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比较视野，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滞后的根源，在于中国封建制度自身无可挽回的结构性问题。

当苏联学者逐渐将西欧与中国的比较引入这场事关正当性的“游戏”，马列主义信条固有的条贯，似乎注定了对中国革命史的重新阐读必须“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之前。尽管对苏联史家而言，这段漫长的“封建时期”自然要比近代中国复杂得多，对资本主义究竟属于古代中国的内生现象或是后来之物也存在诸多争议，但借助西欧的比较视野，封建中国的许多歧异之处总能迎刃而解。

对某些在中国古代史中发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悖谬但又合乎逻辑的方向。几乎所有倾向于将资本主义源头诉诸1840年之前的学者都赞同，相比于自治与行会传统兴盛的西欧城镇，同期中国的商业城市不仅缺乏必要的资本流动性，国家对商贸金融的财政支持也属捉襟见肘，而在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下，由中央集权的国家赞助商业发展的可能路径更是近乎绝迹。因此，无论资本主义萌芽是否在1840年之前浮现于中国，都无法左右中国历史进程内在的滞后与惯性，尤其当毛泽东在60年代成为全民崇拜的对象时，苏联史家更自有理由认为，这种惯性至今仍未消除。

通过援引历史唯物主义的阶段论正纲，60~70年代的苏联史家以近乎“倒着书写”的方式，重新勾勒了中国历史的样貌。在他们的故事中，封建主义的余孽和资本主义基础的薄弱，构成了当时狂飙突进的中国无法逾越的宿命，而在欧洲与苏俄历史路径的对照下，这一宿命不仅显得无可挽回，而且仿佛重又将我们引向“中国例外论”和“东方专制主义”的结局。但无论这些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出于学者们的智性真诚，他们对中国历史延续性的阐发和比较历史视野的引入，都是我们审查自身历史的一种眼光。

欲静之树与不止之风——20世纪70~80年代苏联的中国观察者

整理自：China-Watchers in the Post-Mao Era: The Response to a Changing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4, 1983

作者：Gilbert Rozman

应时而动，向来是观风者的美德。正如斯大林的故去带来了苏联汉学研究取向的变易，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同样翻转了苏联的中国观察者多年未改的眼线。

以1982年10月中苏重启磋商为标志，自60年代以来不断僵化的两国关系开始松弛。在1976~1982年这段转折期内，苏联的中国观风者对苏联政策的变化始终起着关键作用，而汉学界在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也逐渐从重释中国历史转向中国的当代境况。在这六年间，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论述在2278份涉及中国的出版物中超过了一半，其中，专门讨论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越边境战争的论文占了将近60%。借助1966年新成立的远东研究院和政府高级官员的支持，学者得以依赖国家的专项资助和学术网络深入当代中国研究的各大重要领域，除却战争与外交，以远东研究院和国家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为中心的观察还延伸到了中共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改革，甚至交通建设。

当然，象牙塔并非观察中国的唯一阵地。大量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和专栏文章，同样是这一时期的苏联人认识没有了毛泽东的中国最广泛的途径。机关媒体如《真理报》、《消息报》在这一时期都设有专门的中国板块和专职记者，作为更贴合现象的中国通，他们对中美关系和中国改革等议题的报道，对苏联上下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不仅如此，高层领导和政策制定者也多次公开发表关于中国的论述。苏共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乃至勃烈日涅夫本人，都曾就中国问题发表文章和谈话。尽管这批围绕在勃烈日涅夫左右的庸才多半谈不到中国问题的要害，但至少在中国政治经济的新变化方面，他们同媒体与学界抱有同等的关切态度。

在多方关注和官方主导的背景下，机关媒体和学术单位的中国研究自然保留了60年代以来的保守倾向。由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Kapitsa）和身兼学者、外交家于一身的齐赫文斯基（Tikhvinsky）等人组成的写作班子，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代表了对中国问题的官方口径。在以“拉赫玛宁”的笔名发表的文章和着作中，他们一方面要求苏联的汉学研究者不断发掘中国最新提出的“四化”目标和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则着重强调以马列主义原则统帅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性。对他们而言，在官方政策态度尚属模糊之时，唯有在继承60年代对毛主义的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才能保持苏联的中国观察者“负责任地”研究和说话。这不仅是由尚且悬而未决的中苏关系决定的趋势，也是维护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际阵营领头羊地位的必然要求。

不仅如此，官方“维持现状”的主旋律还在各大学术机构的机制流程中充分体现。远东研究院和东方研究所的招生和录取，严格受到苏共意识形态部门的管控和审查。有资格进入这些院系的学生，往往是由外交部和苏共领导人直接提名推荐。但同时，在官方性质较弱的研究机构中，对于中苏关系前景的乐观看法也并非全然泯灭。

以狄留逊（Deliusin）和梅里克塞托夫（Meliksetov）为代表，一些专事中国史研究而远离官方身份的学者在70年代末中国的经济变革面前，表现出了史家特有的敏感和谦逊。他们在这一时期的着作虽然仍旧远离当下的中国境况，但在对苏联中国研究的反思中，观念与方法论的革新已在悄声影响学界对中国现实的观感。例如，狄留逊在1978年的多次学术会议中强调，苏联国内和西方新盛的中国研究方法不是一件坏事，对苏联史学工作者而言，新方法和新观念的出现恰恰有助于学术研究的多样性，有助于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他称赞了30年代的中国史家陶希圣，认为陶“用西方社会学方法印证马克思主义史学范畴”的创举，正是苏联学者应当效仿的榜样。而梅里克塞托夫则在其1977年出版的着作中，检讨了生搬硬套俄国阶级发展、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传统研究思路，他还指出，对1949年后中国历史进程的研究必须摆脱此种范式先行的套路。

这些新观点的提出，一方面松动了原先僵化的研究风气，另一方面则要求苏联学者以全新的视角审查自身对中国的观察，从而在相对安全的论域中拓宽了苏联观察者对中国现实的视阀。在这一风气的影响下，一些当代中国研究着作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探究发生在中国的变革。伴随着勃烈日涅夫行将就木，Burlatsky于1982年出版的专着，探讨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造，Rumiantsev和Kholodkovskaia等人亦在同时发表了期刊文章，对社会主义中国在近年的变革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对此时的苏联学者和苏联人民而言，垂垂老矣的领导层和不复生机的国家体制已经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了隐忧，与之相比，卓有成效的中国改革似乎指出了一条激发社会主义活力的明路。Burlatsky等人在这一语境下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变革的探究，无疑激活了苏联公众关于本国现实境况的想象。

在这一趋势下，尽管“维持现状”的声音仍然是官方语调不变的成色，但隐性的观念变迁已然渗入苏联高层的心灵。随着勃烈日涅夫的逝世，曾以狄留逊为政策顾问的新任领袖安德罗波夫在对华政策上的缓和态度，已经足以说明问题。虽然从目前看来，来自远东研究院和党内保守人士的观点，仍旧在苏联的中国论域中保留强势地位，但针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灵活解释和中性态度，如今已成为苏联学术精英谈论中国时默存的前提。

转型“成功学”与整全方法论的探求——后苏联时代中国研究新趋势

整理自：Uneven Development vs. Searching for Integrity: Chinese Studies in Post-Soviet Russia, China Review, Vol. 14, No.2, 2014

作者：O. Edmund Clubb

自汉学名宿阿列克谢耶夫提出“中国是一个文化/文明复合体”以来，探求一种相应的跨学科整合研究方法，一直是悬置在苏俄汉学界潜意识中的重大问题。出于政治话语的需要，苏联汉学界在很大程度上舍弃了沙俄既有的民族学调查与语言训练传统，将研究重点转向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阐读。而在苏联解体之后，政治局势的更迭和西方研究路径的引入，使摆脱教条式的社会史阐释、重新建构一种整合性研究方法再次成为可能。

作者认为，后苏联时代俄国学者对中国政治史、经济史和法律史，尤其是对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当代史的研究，为“跨学科汉学”的兴起提供了可能。

伴随苏联末期意识形态的松动，汉学学者以“文明复合体”的综合视角审视中国的尝试，首先表现在传统政治/外交史的研究焦点向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转向。由于中苏边境争议和两国关系的破裂构成了60年代的现实语境，从60年代到80年代，以东方研究所、远东研究院和列宁格勒汉学研究中心为依托，中国政治史研究者的主要兴趣，在于贯通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封建中国”帝王式外交思路的亲缘性。以齐赫文斯基等老一辈官方史家为代表，这些学者的着述与官方对新中国的批判紧密契合，在70年代逐渐成为苏联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而到90年代初，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日益深入，新一代汉学学者开始不满于以“毛主义”为标靶的传统政治史路径。他们认为，唯有从中国传统文明的内在优势出发，才能解释何以经历了革命的中国，能再次成功维持庞大的现代化改革。

根据这些学者（Karneev、Kozirev、Titarenko、Perelomov等）的观点，中国传统的儒教文化并不单纯造成了帝国居高临下的对外心态，在中国这个历来复杂多元的巨型社会中，儒教文化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的潜在冲突矛盾，承担着维系社会稳定的变压功能。尤其在邓小平改革启动之后，这种功能更明显地起到了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类似研究的出现，不仅冲击了原先外交/政治史单一的讨论方式，在更深的意义上，它促使苏俄学界的当代中国研究从简单的政策-事件线索向功能-绩效视角逐渐过渡。

借助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工具，政治史和政治文化研究中凸显的综合性立场和功能-绩效分析，很快转移到经济史领域。除却在90年代兴起的台湾现代化研究，同时期俄罗斯学者针对1978年以来大陆经济改革的分析，堪称颠覆教科书式马列主义社会经济史的范本。延续Karneev等人的功能视角，研究者从执政党角色和经济社会的双重进展入手，将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视为一场“系统的现代化”：一方面，社会经济的活力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激活，国家遵循现代化通用指标推行的经济转型循序渐进，而另一方面，依照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执政党自身同步实现了适应性改革。在典型的转型政治经济分析视野下，这一结论与苏联解体前后改革转型的俄国形成了鲜明对比，研究者也得以由此将功能分析延伸到“国家-社会”研究范式，从而彻底反转了6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基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基础做出的消极论断。

或许是中俄转型命运的对比过于鲜明，俄罗斯学者对中国改革的“成功学”探秘，在20世纪末进一步落实到更为细微的事物。原先徘徊在论域边缘的中国法律体系，在15年间迅速成为学界关注的全新领域。与宏观的政治经济分析类似，俄罗斯的中国法专家（Kumanin、Imamov、Petukhov、Paschenko）除了关注80年代以来中国对欧陆现代法律体系的引介移植，也同时注意到了传统中国法律的伦理性价值在内化现代法统过程中扮演的特殊作用。在他们看来，这层特殊的伦理内核，构成了变动的中国社会/法律关系天然的润滑剂，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它会引发腐败、削弱法治的基石，但在法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引入的现代法律体系与市场经济的良性互动，证明了这种负面影响并未伤及转型进程的根本。

从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中国研究的趋势来看，法律史领域方法论的整合倾向绝非偶然。一方面，划分并关联古今中国法律传统的尝试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传统政治史向政治文化研究的转向，在“文明复合体”的名号下，这一从时间与传统上透视中国的方法已经成为流行范式，另一方面，探寻中国经济现代化成功奥秘的冲动始终贯穿其中，基于西方社会科学的分析框架不仅被俄罗斯学者视为解释转型落差的常用工具，定性与定量研究范式也替代了马克思主义的线性条贯，成为中国研究“不言而喻”的新常识。

我们无法断论，俄罗斯学者以社会科学工具构筑的方法论综合体，是否能有效地解释阿列克谢耶夫描述的“文明复合体”。随着俄罗斯各大中国研究分支间的合作在新世纪愈发紧密，这一整合性方案的面目也更加暧昧不清。或许对秉持实用主义原则的新一代政治领袖而言，这一褪去了意识形态福尔马林的整合足够清晰有力，但就汉学自身的进展来看，“过于一致”和“不对等的方法论竞争”，可能具有同等的危险。

东方历史评论 刘亦凡 2015-08-23 08:5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