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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其实是在读自己

作者 | 莫言

几十年前我没开始写作的时候，就知道蒲松龄，童年时期读得最早的也是蒲松龄的小说。我大哥考上大学后，留给我很多书。其中一册中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蒲松龄的小说《席方平》。尽管我当时读这种文言小说很吃力，但反复地看，意思也大概明白。这篇小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2006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生死疲劳》。这本书出来以后，有人说我是学习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看完后对我说，莫言，你是借这本小说向蒲老致敬。

《生死疲劳》一开始就写一个被冤杀的人，在地狱里遭受了各种酷刑后不屈服，在阎罗殿上，与阎王爷据理力争。此人生前修桥补路，乐善好施，但却遭到了土炮轰顶的悲惨下场。阎王爷当然不理睬他的申辩，强行送他脱胎转生，他先是被变成了一头驴，在人间生活了十几年后，又轮回成了一头牛，后来变成一头猪，一条狗，一只猴子，50年后，重新转生为一个大脑袋的婴儿。这个故事的框架就是从蒲松龄的《席方平》中学来的，我用这种方式向文学前辈致敬。

我小学五年级辍学参加农业生产，读完了村子里能借到的所有小说，童年时期的阅读，对我后来的创作非常有用，但可惜那个时候能借到的书太少了。每个村庄里都有一些特别健谈的人，像我的爷爷奶奶，他们讲述的故事，后来都成为了我的写作素材。所以有人说，几乎每个作家，都有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祖父或祖母。民间口头传说，是文学的源头。我小时候听到的很多故事都是讲妖魔鬼怪的，当我后来阅读了《聊斋志异》后，我发现书中的很多故事，我少年时曾经听老人们讲述过。这些故事到底是在《聊斋志异》之前还是之后呢?

我想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乡村的知识分子阅读《聊斋志异》，然后把文言转化为口头语将故事流传下来，另一种是蒲先生把很多民间传说加工后写进了《聊斋志异》。

好作品缘自作家不彻底的状态

要理解蒲松龄的创作，首先要了解蒲松龄的身世。他的作品，一方面是在写人生，写社会，同时也是在写他自己。蒲松龄博闻强记，学问通达，说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绝不是夸张。他的科举之路刚开始非常舒畅，县、府、道考试，连夺三个第一，高中秀才，但接下来就很不顺利了。那么大的学问，那么好的文章，就是考不中个举人。原因有考官的昏庸，也有他自己的运气。他怀才不遇，科场失意，满腹牢骚无处发泄，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正因为这样，才使他与下层百姓有了更多的联系。他的痛苦、他的梦想、他的牢骚、他的抱负，都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

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彻底的。我们在读前人的作品时，往往能看到历史的局限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人的局限性。对前人的局限性，我们大都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但这种宽容里边似乎还包含着一种惋惜。我们潜意识里想：如果没有这种局限性，他们会写出更好的作品。但现在我想，我们这种对人的局限的否定态度，对于文学来说，也许并不一定正确。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没有局限的人，也许不该从事文学;作者的局限，也许是文学的幸事。

▲蒲松龄画像

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一方面可以看到他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与嘲讽，另一方面也可以读出他对自己一生科场失意的感慨和婉惜，当然也可以读出他对金榜题名的向往。在蒲松龄笔下的很多故事里，主人公的结局都是科场得意。由此看来，他对科举制度还是有着很深的眷恋。

我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其中有两句：“一部聊斋传千古，十万进士化尘埃”。如果蒲松龄金榜题名，蟾宫折桂，肯定也就没有《聊斋志异》了。从历史角度看，蒲松龄一生科场不得意其实是上天成就他。在淄博历史上，考中进士的人有数百个吧?但都没法跟蒲松龄相比。时至今日，蒲松龄不仅是淄博的骄傲，是山东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人类的骄傲。几百年前，有这么一个人写出了这样一部光辉的蓍作，他用他的想像力给我们在人世之外构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他用他的小说把人类和大自然建立了联系。

《聊斋志异》也是一部提倡环保的作品，他提倡爱护生物。在几百年前，他用他的方式，让人认识到人类不要妄自尊大，在大自然中，人跟动物是平等的事实。小说里很多狐狸变的美女不但相貌超过人类，连智慧也超过人类;《聊斋志异》也是一部提倡妇女解放的作品，那时妇女地位很低，在家庭中，女人就是生孩子机器和劳作的奴隶，但蒲松龄在小说中塑造了很多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我写的《红高粱》一书中，“我奶奶”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就是因为看了《聊斋志异》才有了灵感。

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蒲先生对待妇女的态度也是一种不彻底的态度。一方面他写了很多自由解放的女性，对其充满了欣赏和赞美，但同时也摆脱不了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对他的限制。这种不彻底是时代的局限。作家的不彻底性为小说提供立体的层面，好的作品正是因为作家不彻底的的状态，才具有了多义性和对人的深层次理解。当今社会，没有理由苛求作家具有某种鲜明的道德价值观念，当然也没有理由要求作家成为白璧无瑕的完人。作家当然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但无论多么严格的自律，也不可能白璧无瑕。另一层意思是，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的是非标准，但在写作的时候应该相对模糊一点，不要在作品里那么爱憎分明。我们在判断事物的时候，都是站在自己立场来判断，很少有人站在多元角度上来判断。但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变化，很多在当初黑白分明的事件，会有另外的解读。

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是在读自己。读者阅读时，可以从一本书里读出自己最喜欢的部分，因为他从这部分里读到了自己。作为读者的我们，跟作为社会中人的我们，有时候也不是一个人。我们读《红楼梦》，大多会同情林黛玉，鄙视薛宝钗，但如果我们为儿子选媳妇时，我们大概都会选薛宝钗吧。再如，当我们在评判目前教育现状的时候，我们都会义愤填膺地批评应试教育，我们都知道这种教育方式对孩子不利，但一旦开始给自己的孩子报名参加各种特长班时，大多数家长都很积极。这也是人的不彻底性的表现。

读书时的我们跟生活中我们是有一定区别的，文学与现实是有距离的。《聊斋志异》的流传不衰就说明了我们文学之所以存在的价值在于他能够虚构出跟现实生活不一样的东西，它开阔了我们的思路，诱发了我们的想像力，在读的时候，我们会跟他一同想像，一起虚构，也会使自己变得丰富多彩，也会潜移默化地使自己发生变化。

小说成功离不开细节描写

我向蒲松龄先生学习的另一方面，就是他塑造人物的功力。成功的作品中，都有让人难以忘却的典型形象。就像讲到鲁迅，我们就会想到阿Q一样，好的小说中肯定会有个性鲜明的人物。

我们写作时，往往会被故事吸引，忽略了写人。我们急于在小说里表达自己对政治的看法，忽略了人物自己的思想和声音。我最近的一部作品《蛙》，写之前，我就明确自己要写什么。在中国推行30年的计划生育，影响千家万户，影响几代人。如果我用小说的形式来写计划生育这件事，那还不如写报告文学，用真实数字和真实人物，来呈现事件的来龙去脉。写《蛙》，目的是写一个人物。这本书出版后，有记者采访我，问你为什么要写一个计划生育的敏感题材?我回答，我并不是写计划生育的小说，而且写一个妇科医生的一生。

小说的成功离不开细节描写。蒲松岭小说里就有可圈可点的范例。比如他写一条龙从天上掉落在打谷场上，没死，但动弹不了，这时有很多苍蝇飞过来，落在龙的身上。龙就把鳞片张开，很多苍蝇钻到鳞甲下边，龙突然阖上鳞片，把苍蝇都夹死在里面。这个故事发生的可能性很小，蒲先生也肯定没见过有龙从天上掉下，但他在细节方面描写的准确、传神，让我们仿佛看到龙在打谷场上用鳞甲消灭苍蝇，这个细节很有力量，让一件子虚乌有的事具有了真实感。蒲先生对细节的想象力叹为观止。因为他写的细节符合常识，是根据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可以想象到的。把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非常相信，让我们从中得到非常形象的阅读效果。

《阿纤》是《聊斋志异》里唯一写高密的一篇。里面写一个老鼠精非常漂亮，善良，善于理财，只是终生有一癖好———囤积粮食。蒲先生这一笔写得非常风趣，也非常有意味，这个细节就让我们最终不能忘记阿纤跟现实中的女人虽然表面没有差别但她是耗子变的事实。类似这种细节比比皆是，都是建立在大量的符合我们这种日常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

关于小说写作，其实并没有特别奥秘之处。每一个作家构思小说的方式和习惯也都不一样。刚开始写小说，往往会犯一个毛病，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事件，很多人有非常曲折的经历，当他讲的时候非常生动传神，一旦写下来，就会索然无味。为什么?因为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语言方面的风格，没有熔铸出自己的语言来。

蒲松龄的小说五光十色，百味杂陈，充分调动了视觉嗅觉触觉。写作时调动自己各种各样的感受，甚至是第六感，发动自己的联想，运用大量比喻，这是写作的基本功。然后就是事件、人物和作家的思想。需要注意的是，作家的思想不能直接在作品里暴露出来，在作品里越隐蔽越好。而且，真正的思想性强的作品，并不一定能被当代的人所理解。那些人云亦云的思想，其实不值得写到小说里去。

蒲松龄是值得我们重读的作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主要原因就是其语言好。很多人说在当今社会，小说要死掉了，但我觉得小说不会死。语言带给人的美感是其他艺术无法代替的。一段好的语言可以让我们反复朗读，能产生一种独特的言外之意，也就是意境。除了语言因素外，好的作品会有价值标准的多样性，丰满的人物形象和人物所附带的历史信息，这些会随着时代发展，给后来的读者产生新的读解。

本文节选自莫言于淄博剧院的讲座《从学习蒲松龄谈起》，转载请注明来源。

腾讯思享会 莫言 2015-08-23 08:4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