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明：让《史记》汇入生命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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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甲午年初冬，那两天，我接连着在清华大学(北京)与北京大学讲座，谈《史记》。北大那场，谈的是史记人物的「生命气象」；才开场，便入佳境，算得上满堂欢洽、举座欣喜，挺好。至于清华，却不相同；开场白才刚说了几句，底下，陆续陆续，就一个个掉头退席了。

认真说来，这是我咎由自取。早先我提供清华的题目，主办单位有些意见，于是，我撒手不管，随他们。结果，进了场，一看题目——《史记人物分析》，我当下头大，忍不住就和主办单位「唱了反调」。我说，这题目其实我不喜欢，因为，这恰恰跟我做学问的方向背道而驰。我一向不喜欢分析。世间的学问，有两种可以分析：第一，西方学问可以分析，第二，现代的实用学问也可以分析。然而，中国传统的学问，却不适合。清华大学一向擅于分析，可能比谁都会分析；我不必锦上添花，或者，也不必助纣为虐。清华最缺乏的，是一种迥异于分析而能将经典与自身生命相链接的视角。这样的视角，不只清华欠缺，其实是两岸所有的大学都付之阙如。

我这么一说，有几位看似好学深思的中年男子便先后起身，掉头走人，陆陆续续，大概六、七个吧！后来，也有人相继进场；直到终场，人数都不多，七、八十人吧！大家倒是听得颇入神，反应挺好，因此，我这儿不妨也来说说。

西方自两河流域开始，就是个契约社会，他们习惯把人与人之间，分得越清楚越好。西方的学问，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上，主观与客观，也永远存在着天堑。因此，他们强调抽离自身，去进行所谓的客观思辨与分析。可是，中国文明肇始，便走上一条完全相反的路。中国文明想尽办法要与别人、与历史、与天地产生联系，甚至，成为一体。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个人都活在人情温厚里，活在历史长河中，也活在天地万物的紧密关系时，许许多多现代人常有的焦虑与困惑就会因此消融掉。正因如此，中国学问一向不关切概念的分析与厘清，而是藉由感受与领略，把事物纳入我们的生命，化成自身的一部分。于是，古人说，胸中有丘壑；于是，古人做学问的最大成就，名曰：海纳百川、气象万千。

在这样的态度下，读《史记》人物的关键，既不是冷眼旁观，也不是居高临下，而是宛如看着身旁亲近之人，甚至像是看着自己一样，同其呼吸，如实感受。这时，《史记》人物有了温度，就能与你的生命相连结；这时，《史记》就变成一本生命之书。

譬如，我们读张良。司马迁写张良，先交代“五世相韩”的显赫家世，再谈秦灭韩后，一心复仇，即使弟弟死了，也不办丧礼，只为了将所有积蓄拿来刺杀秦始皇。结果，博浪沙暗杀失败，张良逃到下邳，成了一个亡命之徒。太史公写这段，是为了交代张良原来的血气汹汹，性格颇似荆轲，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匹夫之勇。这与后来气定神闲、极度淡泊的张良先生，显然相距甚远。这转变的关键，是黄石公。

黄石公与张良相遇，看似巧合，实则不然。说白了，黄石公显然已打量张良许久，觉得这青年可寄予厚望，才决定对他进行一次彻底的「教育」。于是，黄石公蓄意将鞋子往下一掉，再用轻蔑的口吻对张良说，「孺子，取我履！」(娃娃，帮我捡鞋！)接着，《史记》写了很重要的三个字，这三个字，大家匆匆读过，恐怕多不留意。这时，大家不妨稍稍停驻，感同身受，换成你是张良，脾气那么坏，性情那么冲动，面对黄石公这「莫名其妙」的举动，会是怎么反应？也许，你会对黄石公说，「哼！你有毛病呀，谁理你这死老头？」那么，显然你的脾气还比张良好，换言之，你的血气没那么汹涌，也干不了暗杀这桩事。事实上，张良没那么斯文，当时的反应，据《史记》所载，他话都没说，直接就「欲殴之」。「欲殴之」这三个字，是《史记‧留侯世家》的关键词。

后来我常笑着说，别以为当一个好老师有那么容易，有时，是得担风险的。假如张良一拳下去，黄石公的鼻子肯定歪了；这下子，黄石公恐怕只能鼻子摸摸，自认倒霉；毕竟，神仙打鼓有时错，这回算他误判了。所幸，就在此时，不知怎地，张良忽忽忍住怒气，气一沉，自忖，算了，这家伙这么老，就帮他捡了吧！于是，「强忍，下取履」，没想到，黄石公「得寸进尺」，又把脚一伸，说，「履我！」(帮我穿上！)这时，张良大概有点犯傻，刚刚气一沉，来不及又发作，自忖，算了，既然帮了，就帮到底吧。

这时，张良正长跪着穿鞋，黄石公突然颔首一笑。这一笑，若用传统小说的说法，简直就是「泄漏天机」。这一笑，太诡异、太丰富了，张良何等聪明，微微一怔，先是震慑住，后就瞬间惊醒了。

黄石公看张良已进入状态，便径自往前走了一里多路。至于张良，则是望着黄石公离去的身影，恍惚懵懂，似醒犹梦。这时，黄石公当然是欲留还行，先走一段，再来个回马枪，显然，黄石公得让张良恍惚懵懂，琢磨片晌，让心里的悬念达到某个临界点。昔日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要的，就是这么一个有了悬念的临界点。

黄石公回马枪后，对张良说，「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于是，后头就有那五天再五天又五天的故事。张良自从被黄石公微笑震醒后，开始恍惚懵懂，也开始心里明白，便与早先激切汹涌、「欲殴之」的张良，判若两人。后来，他几乎是任由摆布，无论黄石公怎么「整」他，都心甘情愿，变得啥脾气都没有。

最后，我们不妨再稍稍体会，黄石公为什么需要一次次地让张良五天后再来？头一个五天，既然张良平明(天刚亮)准时到来，这时直接把《太公兵法》给他，不就得了？为何还要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蓄意刁难」呢？说白了，这就是「磨」。生命的某些状态，真要翻转，确实得要时间，得有过程，才能由量变产生质变，进而产生翻转生命的能量。毕竟，道理好懂，习气难平。如果第一次就给他，显然因缘未足，能量不够，还是得根据状态，再磨个几回，就像砂纸慢慢地磨那些许许多多不必要的疙瘩。就这样，前前后后，费了十五天，磨平了。

张良如此聪明之人，经过黄石公一次次的铺垫，前后十五天，总算磨掉了原有的浮躁与激切，那么，换成我们，磨得掉那么深的习气吗？如果能，又得多久？短短十五天，行吗？如果眼下有黄石公这样的高人，看似啥都没讲，却若有似无地点着了要害，我们有能力感受得到吗？我们有能耐领会吗？我们会虚心受教吗？当我们如此设想、如此追问，进而返观自身、照见自己时，张良就不止是张良，张良便与我们可以是一体。于是，《史记》的人物，不再是一个个客观分析的对象，而是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活生生之人。于是，《史记》便可以是一本照见自身的生命之书，更可以宛如源头活水一般，汩汩不绝地汇入我们的生命之河。

案：此文根据薛仁明在清华大学的讲座改写而成，发表於台湾的《中国时报》与大陆的《看历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