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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罗伯特·达恩顿

翻译：杨孝敏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乔治·华盛顿带着一副假牙，几十年忍受牙痛的折磨，今天的人们或许惊讶不已，然而，在十八世纪这种“怪异”的现象并不少见。启蒙运动部分源自巴黎的沙龙、咖啡馆、戏院；巴黎的街头巷尾，人们的闲谈碎语、歌曲和诗歌与法国大革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坚定的革命者布里索或许是警方的一个密探；伏尔泰、孔多塞、卢梭等大名鼎鼎的人物还有另一副不为人知的面孔⋯⋯琐细事件，断续残片，揭开了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重塑了光怪陆离的、或许是“更为真实”的十八世纪。本文摘自《华盛顿的假牙：非典型的十八世纪指南》（商务印书馆，2014年12月出版）。

我们生活在一个膨胀的时代：膨胀的货币、膨胀的等级、膨胀的推荐信、膨胀的名望和膨胀的思想。广泛的吹嘘影响了我们对近代政治文化初始之运动——18世纪启蒙运动的理解，因为它也已经被夸大到创始它的人们都将无法辨别的地步。启蒙运动起源于巴黎的一些沙龙中的流传的一点点妙语，逐渐变成一个抨击无耻之人的运动，一种进步追求，一种时代精神，一种尘世信仰，一种须被抗辩、奋斗或超越的世界观及善、恶和近代诸事之源，包括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沙文主义、世界联邦主义、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道主义和居家男人。凡是有怨言或有理由抗辩的人都从启蒙运动开始。

我们的学者们加剧了这混乱状态，因为我们创立了庞大的专题研究——启蒙运动研究，拥有自己的学会、定期刊物、专题论文系列、协会和基金会。像所有专业人员一样，我们继续扩大着我们的领域。最终数一数，在七个大陆（南极洲除外）的六个之中，已有三十个专业学会。在上一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我们聆听了许多关于俄罗斯启蒙运动、罗马尼亚启蒙运动、巴西启蒙运动、约瑟菲尼恩启蒙运动、虔信派教徒启蒙运动、犹太人启蒙运动、音乐启蒙运动、宗教启蒙运动、激进主义者启蒙运动、保守主义者启蒙运动及儒家启蒙运动的论文。启蒙运动正开始成为所有事物的代名词，因而显得毫无意义。

一

我建议紧缩。让我们把启蒙运动视为一种运动、一种事业、一种观念转变和革新制度的活动。像所有的运动一样，它有开始、中期，在某些地方但并非别的地方，有终止。它是具体的历史现象，可以定位于时间，限定于空间：在18世纪早期的巴黎。当然，它有起源。什么运动没有起源呢？它们追溯到古代，涵盖欧洲版图。笛卡尔的怀疑论、牛顿的物理学、洛克的认识论、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的宇宙论、格劳秀斯和普芬多夫的自然法、贝尔的怀疑主义、理查德·西蒙的《圣经》评论、荷兰人的信仰自由、德国人的虔信主义、英国人的政治理论和思想自由：人们可以充分地列出哲学来源，许多历史学家已经这样做了。但汇集这些来源即失却了要领，因为启蒙运动并非是哲学才智的总和，少有几位启蒙思想家是有独创性的哲学家。

他们是文人。他们仅仅出色地发展了前人梦想不到的思想；并将伏尔泰和帕斯卡尔、孔狄亚克和洛克、狄德罗和笛卡尔、拉普拉斯和牛顿、多尔巴赫和莱布尼茨加以比照。这些启蒙思想家们致力于研究由其前辈们为他们确定的主题之变异。自然、理性、信仰自由、幸福、怀疑论、个人主义、公民自由和世界主义等在17世纪的思想领域中，均被更深刻地阐释过。在18世纪思想家看来，这些思想并不连贯或与启蒙思想家，如维科、哈勒、伯克和塞缪尔·约翰逊等的学说对立。那么，什么使启蒙思想家显得突出呢？

首先，他们献身于一项事业或信念。启蒙思想家是新兴的、具有某种显着特性的人，今天，被我们通称为知识分子。他们意欲把其思想付之于应用，说服、宣传并改变周围的世界。无疑地，早期的思想家们也曾期望变更世界，如宗教的激进主义者和16世纪的人道主义者们均曾献身于他们的事业。但启蒙思想家们代表历史上的一种新力量。文人们齐心协力，且以相当大的自主性设法完成一项规划。他们发展集体的个性，被共同的信念锻造，不惧怕共同的风险。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因遭受迫害而引人注目，把其勇敢大胆戏剧化，但无论怎样都不足以制止他们进一步从事活动。他们逐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我们”与“他们”对照的意识：智者和盲从的人对照，上层社会中有教养的人和独享特权的人对照，光明的孩童和黑暗的魔鬼对照。

他们还是精英。尽管在其理性信仰中承继了固有的平等倾向，但他们仍旨在接管占支配地位的文化高地，并自上而下地启迪。这个战略导致他们集中精力攻克沙龙和研究院、日报和戏院、共济会地方分会和主要咖啡馆，他们在那儿能争取富人和权势们赞同他们的事业，甚至通过后门和闺房谒见国王。在中产阶级当中，他们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他们与农民划清界限。伏尔泰说道，最好不要教农民读书；某些人必须耕种田地。

我领悟到这个观点是异端邪说。政治上，它是不正确的。虽然它考虑到皇家女主人和沙龙中贵妇人的影响，但它集中于男人。它是杰出人物统治论的、伏尔泰风格的，且根深蒂固地是巴黎式的。启蒙运动着名的世界主义怎么样？不仅巴黎以外，而且超越法兰西疆界的伟大思想家们怎么样？尽管我认为巴黎是18世纪文学界的重要都市，但我还以为启蒙运动仍从许多场地传播：爱丁堡、那不勒斯、哈勒、阿姆斯特丹、日内瓦、柏林、米兰、里斯本、伦敦，乃至费城。每个城市均有其哲学家，其中许多人与启蒙思想家通信，且相当多的人超过他们。倘若人们测思想之深度和独创性，则难以找到一个与休谟、斯密、伯克、温克尔曼、康德和歌德匹敌的巴黎人。那么，为什么要专注于巴黎呢？

因为巴黎是这项运动的汇集地并使之成为一项事业的地方。在较早阶段，我愿意称之为前启蒙运动阶段，主要是像约翰·洛克（John Locke）、约翰·托兰（John Toland）和皮埃尔·贝尔（Pierre Boyle）一样富于哲理性的作家们跨越遍布英国和低地国的道路。他们分享旅行指南和观念，包括贝尔对国际文坛的看法。但直至他们智识的继承人，启蒙思想家们，建立营垒并开始参加运动时，启蒙运动才作为一项事业出现，才拥有热情的支持者和方案。18世纪的头数十年间，其追随者们在巴黎锻造了集体的认同感。随着运动积聚力量，它传播着，而随着它传播，它变化着，不断适应其他条件并吸收其他思想。但它并未触及和涵盖知识分子生活的每一处及每个事物。将启蒙运动与18世纪的西方思想总和同等看待即是大大地误解它。把它看作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群体方面协力一致的运动，我们可把它缩小到适当的范围。这个观点对它的特性是公正的，因为启蒙思想家们并不怎么致力于研发系统的哲学，更多的倒是致力于掌握其时代的传播媒介。他们擅长于说俏皮话、写信、手稿会刊、报刊通俗文章及各种形式的印刷信息，从多部头的《百科全书》到由伏尔泰提供的活字版小册子。

18世纪后半叶，这种传播论者还考虑把启蒙运动传播到欧洲的其他地方，随后是世界各地。到1750年，其他地区有同样思想的哲学家们开始自认为是启蒙思想家。巴黎像磁石一样吸引他们，巴黎人将他们列入到这项事业中，欣喜地从像休谟和贝卡里亚等这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那里得到增援。但这些外国的启蒙思想家们，戴着不完全法国式且卷曲不妥当的假发，在巴黎感到陌生。他们常常返回家园，凭自己的力量加以发挥。（尽管在巴黎结交名流，贝卡里亚一经登上马车，他立即匆匆回到米兰，并从犯罪学研究转向美学。）伦敦、柏林和米兰的肩负使命的启蒙思想家们还发现了相异的思想根源，他们之中许多人令人苦恼地是信仰基督的。裂缝打开了；分歧发展了；分支已开始向新方向扩展。这就是运动的性质。它们总是在运转着，增强并分裂着。

在启蒙思想家或在研究他们的历史学家当中，强调传播并非意味着漠视思想。它也不意味着接收从巴黎或从沿着智识交流途径传播的信息是被动的。相反，外国人反唇相讥。抗辩，个人相互影响，相互交流信件和书籍继续扩大着这个伏尔泰所称的“教会”。这项事业承载着坚定的信仰，因为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是理念力量，如自由、幸福、自然和自然法则。但他们并非是特别有独创性的。斯德哥尔摩和那不勒斯的思想家们为了学到信仰自由和自然法则，无须阅读伏尔泰的着作。

这思想属于各地受过教育的阶层人士易接受的普通思想。哲学家们用新方法认真研究它们，无须由巴黎推进，而且往往不与启蒙运动一致。伏尔泰及其同道者所提供的并不是一种原创思想，而是一种新精神，即参与世俗十字军的意识。它以嘲笑始，试图把盲信者哄笑出上流社会；它以占领道德高地终，参与解放人类的运动，包括农奴、奴隶、新教徒、犹太人、黑人和（就孔多塞说）妇女。

从紧缩到传播，又以传播到研究一种精神，这个通向启蒙运动的途径看似是可疑的。因为倘若我们不欲编制思想目录，反而想把握运动的脉搏，难道我们不希望仰赖在黑暗中摸索时代精神吗？我宁愿认为我们能追求更精确的历史真实性。运动可以在地图上被标示出来。随着各研究团体协调一致和信息流经传播系统，我们能在时空中追随它们。

启蒙运动从路易十四在位期最后数年间的大危机中产生。君主政体的威力和文学的声誉迅速发展有一个世纪，但1685年后，它们衰落了。废除南特敕令，古代人和现代人之争吵，迫害詹森主义者和寂静主义者均达到顶点。法兰西同时也经历了一系列人口、经济和军事的灾难。随着国家濒于分崩离析，附属于宫廷的文人们——费内隆、拉布律耶尔、布兰维利耶、沃邦和圣西门开始怀疑波旁专制政体的基础和它所强力推行的宗教正统派观念。在宫廷陷入瘫痪的同时，全城居民独自行动，等待着年迈国王的死去。新一代不信神者和有才华的人接管了沙龙，向17世纪发展起来的自由思想注入新生机。1706年，一个十二岁的神童，弗朗索瓦·马里·阿鲁埃，以后叫作伏尔泰，在坦普尔的自由思想家协会崭露头角。九年后，到路易十四离开人世之时，他确立了作为镇上最能嘲讽的哲人的声望。这座城市，或富有且追名逐利的称之为上流社会的地区纵情于妙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牺牲教会及摄政时期之统治阶层中被视为尊严的任何事物为代价。

这个阶段的启蒙运动依然局限于狭隘的上层人士，还限定在口说和手稿的范围。妙语和自由思想家的短论从沙龙传到沙龙，但它们难得印出来。第一个重大例外是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1721年）和伏尔泰的《哲学书简》（1734年）。两部着作均显示出从风趣的话语到至理名言的提升，因为两位作家均把自由思想家的不虔诚言论与对专制主义和不容异说的深刻反思结合起来。受到德罗昂夏博骑士的仆从们痛打并在巴士底狱被监禁两次后，伏尔泰学会了在一个由财富和门第保护网支配的世界中，如何对独立作家们的弱点做出正确评价。

下一个重大的出版发行事件是《哲学家》于1743年刊行，对上述问题提供答案。它指出，作家们应符合一种理想类型：既非科学家，亦非学者，而是新型的杰出人才，启蒙思想家，部分文人，部分老于世故的人，并完全致力于用文学使世界摆脱迷信。这本小册子，后来被收入《百科全书》及伏尔泰的《理性的福音》中，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宣言，同时又给他提供策略：他应在权力机构内工作，促进文人和老于世故的人之联盟，为的是推动这项哲学事业。

随着这个群体开始为人们所知，启蒙思想家们找到C.G.德拉穆瓦尼翁·德马尔泽布尔，作为最主要的支持者，1750—1763年间书籍交易的指挥者。幸亏他的保护，启蒙运动出版物突然火爆。置来自神职人员和地方行政长官的迫害于不顾，最重要的作品，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1748年）到卢梭的《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在出版市场上稳定流通。《百科全书》（1751—1765年十七卷正文出版，随之是十一卷金属版画，最后一卷于1772年出版），为近代读者重新界定了知识领域，使之与哲学相融，并把它看作与启蒙思想家们的同道，“文人协会”一词被题写在书名页上。然而《百科全书》引起了公愤，几乎垮掉；但到1789年，它成为出版史上最重要的畅销书。经历过一些艰辛挫折，确切点说，由于它们，特别是在1757—1762年的政治知识危机期间，启蒙思想家以一种新的社会典型人物且必须予以重视的力量出现，我们现在称他们为知识分子。

其他情况无须赘述。它具有诸多复杂性和矛盾性（让雅克·卢梭的部分则一点儿也没有），它几乎不能通过售书被归为传播知识的稳定过程。1750年后，启蒙运动大部分发生在法兰西以外，尤其是以开明专制主义的形式重塑专制权力的形象。但所到之处——在弗雷德里克二世的普鲁士，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俄国，约瑟夫二世的奥地利，利奥波德大公的托斯卡纳，查理三世的西班牙，约瑟夫一世的葡萄牙，古斯塔夫三世的瑞典——君主和大臣们都指望启蒙思想家们引导或使之合法化。几乎他们所有的人都阅读法语书；几乎全体都查阅《百科全书》，他们的臣民中最重要的人物亦然。

经由历史主义绕道而行的意图不仅欲把启蒙运动缩小到可驾驭的范围，而且要提出下一个问题，即它与18世纪后发生的系列问题之相关性。膨胀的启蒙运动可被视为等同于全部现代性及归于西方文明名义下的所有事物，因而，它或许应对现代性所引起不满的一切事物负责，尤其是在后现代主义者和反西方化的阵营中。

二

无论我们成功地把启蒙运动缩小到怎样的实际规模，只是18世纪的一种现象，我们都不能否认，它产生了随之而来的数个世纪中依然富有生命力的一套价值观念，它使一些社会与另一些分离开。术语虽有不同——近代的对中古时代的，资产阶级的对贵族的，自由主义的对传统的，资本主义的对封建的，但合起来看，这些对比的术语暗示久已存在于集体意识中的分隔线。像大多数界限一样，它挑起了冲突。一些人想要鼓动它，一些人想要消灭之。然而，现在，它简直可能不经一场战斗就消失，因为一个新界限已经画出：1989年，两个时代的界限——冷战前后。我们来到一个波涛汹涌的世纪之终点，从1914年延续到1989年，但我们不知道我们进入了一个怎样的世纪。

是后现代主义时代吗？对于不同的人们，这术语意味着不同的事物，无论它可能如何不令人满意，但还是传达了一种与一个时代决裂的意思，其间，这些术语是清楚的，或至少清清楚楚地沿着一组对立面延伸。人们支持或反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等等。现在，我们谈论，确切点说，论说代表、回忆、发明、谈判、推论、建构和解构。有了语言的转变后，人们现在可自由地重新整理现实并宣称启蒙运动已消亡。但现实不愿显得像一本教科书式的，启蒙运动到目前为止似乎在现实中仍富有生命力，因为它依然是一个替罪羔羊，而我们不会鞭打尸体。可是，抨击发生了变化。代替旧有的指控——肤浅的实证主义、幼稚的乐观主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者在一套新标题之下，对启蒙运动提出疑问。控告如下：

1. 启蒙运动主张普救论，实际上充当了西方霸权的掩护物。人权为破坏其他文化提供了合法性。示例：库克船长。

当西方人与世界其他地区接触时，我无论如何也不想按最小限度估计由他们所造成的损害，也绝不想对库克作为启蒙运动之原型人的声望提出质疑。但库克对土着人的风俗习惯予以莫大的尊重远远胜过16世纪的征服者和19世纪的帝国主义者。在东西方和南北方的冲突中，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它是由贸易、疾病和技术而非哲学驱动的。相互缺乏理解肯定加重损害。文化特性是至关重要的；但启蒙运动并非和西方文化是同一事物，并且启蒙思想家们令人称道地勉力，不仅要了解其他民族，而且要改善他们的命运：像这样《两个印度公司中欧洲人的机构和商务之哲学与政治史》，一篇由雷纳尔修道院院长撰写、激进且广泛传播的短论，对废除奴隶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相关的指控多少有些差别：

2. 启蒙运动是冒充更高级理性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它向欧洲人提供了一个“文明使命”和一种导致其沉默并屈从的、人为制造“本地人”的方法。示例：东方主义。这个论点依赖福柯的思想、文学理论和人类学，它强调西方霸权中的认识论和文化成分。没有任何一个读完那些原始资料的人会否认，个体总是在推断他者。在交叉文化接触中，“他者化”（如行话会接受的）可能是致命的。它导致“本质主义”（另一个流行的轻蔑语）——亦即在旁观者，有时也在自己的心目中，把他者的特性具体化。在这方面，启蒙运动思想好像是“被文化束缚的”且是“无对话特征的”（另外两个后现代主义社会学中的禁忌语）。但是，每一种文化均有界限。西方的个人主义概念可能确实与在中国和印度发展起来的自我中心的概念是不相容的。但启蒙运动开辟了用人类学的观点理解他者之路。它是有深刻的对话特征的，并为自己教条式的倾向提出了补救方法；狄德罗的《布干维尔岛旅游的补篇》和全部对话即是明证。

东方主义的确向西方人提供了理解东方的方式，且启蒙思想家们对这个趋势也有贡献。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极富同情地揄扬波斯人和哲学深厚的中国人，为的是批判法兰西；但正向模式依旧是模式，它可能关闭真正向其他文化学习借鉴的可能性。其他时代，与18世纪不同，几乎全是索取而没有给予。帝国主义实际上是19世纪的一种现象，它从浪漫主义者而非启蒙思想家那里汲取灵感。拜伦和基普林、德拉克鲁瓦和安格尔、威尔第和普契尼，在创造异国情调的东方方面远远胜过18世纪的艺术家们。此外，早在启蒙运动之前，描绘异国情调就开始了，它往往采取妖魔化的形式。残忍的萨拉森斯、东方的暴君及土耳其人的头像自早期抵抗奥托曼帝国战争以来就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激增。更古老的偏见始于十字军。它们的发展跨越数个世纪，但必须说，同时伴随于东方人对西方人的偏见。（我听到过一份报纸报导了卢梭在日本被接待的情况，据我看，我们应该既考虑“东方主义”又考虑“西方主义”）。把东方主义扣到启蒙运动上就是把18世纪少数几个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西方文明的整个进程混同。

最后，必须强调，启蒙运动并没有帝国主义的最有恶意的成分——种族主义。它没有回避杰斐逊对奴隶制的支持，或卡姆斯勋爵和蒙博多勋爵关于美洲印第安人、非洲人及奥兰·奥坦斯人的本性之生物学的推断。但启蒙运动有更典型的观点，我们应该转向伏尔泰在《老实人》第十九章中对奴隶制慷慨激昂的痛斥，它受到爱尔维修的《论精神》中激进的平等主义之鼓舞。在启蒙思想家们的思想中，种族并非是基本的范畴。世界不得不等待着戈比诺那样的人，以达到他那样的哲学水平。

3. 启蒙运动太狂热地追求知识，以致它败坏了伦理学。最终，那种狂热滋生了法西斯主义，因为以技术至上武装起来的国家权力无孔不入，破坏了道德壁垒。牛顿的自然法被简化为物质运动，任凭他坚信干涉者——基督教的上帝。纵使康德试图为“道德金律”提供理性基础，他的“敢于求知”还是变成“敢于否认良心的提示”。启蒙思想家们不仅仅伤害了有组织的宗教；他们还使全部道德削弱，最终依靠非理性：信仰和启示。示例：萨德侯爵。

事实上萨德已被视为终极启蒙思想家，是把达朗贝尔的“实验性的灵魂物理学”在最黑暗的残酷角落中付诸实践的人。马克斯·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从荷马延续到希特勒的“启发辩证法”中把萨德与康德和尼采相提并论。面对极权主义和世界战争的灾难，他们质疑虚假的左派智慧，因它把启蒙运动和革命联系起来。相反，他们主张，启蒙运动可能被否定的辩证法导引到其对立面——法西斯主义。

他们的要点不难理解：18世纪那种理性的非神秘化可能被理解为产生了其辩证的对立面，一个现代科学技术神话，劈开了通向道德荒野之路。但我们能严肃地把它当作对启蒙运动的解释吗？霍克海姆和阿多诺没有单独讨论过任何一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着作。他们让它从视野消失的同时，思索西方文明的整个领域，却没把启蒙运动具体地视为时空中的一种现象。

他们思索中的盲点带来严重的后果，因为启蒙运动为他们所叹惜的野蛮主义提供了强力的对抗。孟德斯鸠试图用自由抵御专制之入侵，伏尔泰发起反对颠倒正义的运动，卢梭为被剥夺者的权利请命，狄德罗质疑一切权威，包括理性本身的权威：这就是两百年前，18世纪的知识分子为其继承者们遗赠的武器。霍克海姆和阿多诺拒不利用之。

他们相反，依赖另一个哲学传统，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的传统。并非是他们赞成海德格尔的希特勒主义。但从德国辩证法的观点观察希特勒，他们不能了解征服德国的极度邪恶。那种邪恶受到在启蒙运动中发展起来并在创立的民主宪章中所宣称的人权标准的谴责，特别是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的“自明真理”之证据可能是不充分的。它们是信条，不是事实。但人们的信仰必须有所依附——我以为最好相信启蒙运动的规范传统，而不相信旨在驳斥它的辩证法。

4. 启蒙运动过分相信理性。凭着信赖理性，它未能建立起对抗非理性的防卫。它天真地崇拜进步使得人性在20世纪的浩劫面前显得无助。

相信理性确实是一种信仰，但它不足以支撑面临20世纪的暴力和非理性的男男女女。理性主义没有把启蒙运动和其他思想派别区分开，诸如托马斯主义和笛卡尔主义。贴切的区别，如恩斯特·卡西雷尔所解释的那样，是把18世纪自成体系的思想和17世纪的系统的思想分离。后者利用理性，创立了包容一切的理论，把它扩展到极致。启蒙思想家们挑战诸多理论。他们敢于批判一切，但除少数例外——多尔巴赫·魁奈——他们没有创立思想体系。

批判地运用理性的替代物是什么？包括非理性吗？弗洛伊德依赖理性，为的是探讨非理性。他效仿狄德罗，其《拉莫的侄子》提供了一个没有道德的人的临床个案研究。这个人想杀掉其父，从而他能与母亲同床。尼采赞扬文化中狄俄尼索斯（希腊酒神）的要素，但他仰慕伏尔泰，没有为他后现代主义的追随者们提供放弃伏尔泰的与暴政和社会非正义抗争的理论基础。

后现代主义者开始攻击启蒙运动，约翰·格雷（John Gray）的《启蒙运动之苏醒》是其最具典型性的代表，它吁请尼采劝告我们放弃对规范原则的信仰，并赞同在一个被剥夺了时代意义的场景中坚持立场的必要性。像霍克海姆和阿多诺一样，格雷毫不踌躇地研究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真正写的东西。然而他拿出的是一份模糊不清且无事实根据的，他称之为启蒙方案的东西，并进而因其未能符合后现代主义者的哲学制定的标准而责备之。姑且不论它的时代误植，这论点似乎假定，从政治理论推论出的政治文化，仿佛是哲学家的逻辑中的一个错误转向或歪曲，能决定普通人在世界上的定向方法。格雷试图纠正它们。秉承着尼采、霍克海姆与阿多诺的论点，他猛烈抨击他认为是启蒙运动的世界观，把它驳得体无完肤，并要求读者们接受它的“历史命运”——亦即，照格雷说法的世界，一个没有启蒙的世界，“破碎的观点和毫无根据的实践的后现代主义状态”。

倘若格雷研究启蒙运动哲学家们的着作后，施行之，他们大概会使那个试验失望。孔多塞——无疑，通过努力解放奴隶，给予妇女选举权并阻止罗伯斯庇尔，改变对历史命运的理解——可能会得到一个“F”，因为如果从希特勒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这方面来看的话，他的进步理论更显得没有根据可言：借助于出版物的帮助逐出虚妄的理性吗？但对于人类持续进步的展望不可能是荒谬的。与此同时，我们应怎样来理解迫使孔多塞自杀的理性和大革命的恐怖之结合呢？

5. 启蒙运动是极权主义的根源。它为法国革命的恐怖提供理论基础，后又为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恐怖政策以启示。三个恐怖的共同原理全部是，试图强迫社会秩序符合一个思想的蓝图。

确实，罗伯斯庇尔在制造恐怖事件时，他依赖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思想。像许多雅各宾俱乐部成员一样，他企图按照政治理论重塑法兰西。但他还在雅各宾俱乐部打碎爱尔维修的半身像，并围堵《百科全书》派成员，仅保留对一位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推崇，因为卢梭与启蒙运动断绝了关系并开辟了通向浪漫主义之路。在卢梭看来，人类只有服从某种有机体的普遍意志才是自由的，这种强迫性自由观念削弱了由其他启蒙思想家们发展起来的自由概念。但卢梭从未正视过像恐怖这样的事物，而恐怖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20世纪的国家所犯下的罪行践踏了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则：尊重个人、自由和一切人权。但过誉人权使启蒙运动受到进一步的批判：它对妇女权利只字未提。那么，动物、环境及值得注意的后冷战世界的其他活动又怎么样呢？这些问题导致了最终的指控。

6. 启蒙运动是过时的，不适宜作为应付当代问题的观点。启蒙思想家们支持导致生态灾难的工具主义的理性观，还支持把妇女置于个人领域的次要地位、由男子组成的市民生活观。确实，启蒙运动除被时代所限制之外，也被文化所限制。它发生在一个20世纪依然无法想象的世界中。因而，它未能料想到伟大思想以后可以改变文化界限。19扞卫启蒙运动并非是欲否认T.S.艾略特（T.S.Eliot）的诗歌，毕加索的绘画，爱因斯坦的物理学，乃至德里达的修辞学。它也不欲否认妇女的权利。奥林佩·德戈尔热（Olympe de Gouges）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实际上非常感激这个示例，同样也感激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即使一些对狄德罗和卢梭的推测，如果与普兰·德拉巴雷（Poulain de la Barre）的较早期概念相比较，似乎是倒退的。要点不在于编制思想目录，从清单上增删一些，而在于当界线已划定并处于绝境时采取一种起作用的理性态度。当人们要求我们责备阿根廷的酷刑、越南战争或美国的种族主义时，如果不根据独立宣言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所奉为神圣的原则，我们怎么能表明态度呢？

控告已经终了。我意识到我已变成一个鼓吹者的角色，放弃了历史学家的任务。当历史学家们属于他们所研究的文化时，他们往往屈服于这样的滑移。为什么历史学家不抛开职业特性，全神贯注于布道呢？

三

倘若我可以加入一些我自己的观察，我则会强调启蒙思想家们是拒绝尊重学科的或国家的界线的。尽管他们是土着巴黎人，有法国人的癖性，但他们还生活在真正世界性的文坛中。它既没有边界也没有警察。它向来自四面八方的思想开放。其中没有一个人，或任何别的地方，孕育出民族主义的思想。这种野蛮主义起源于1792年的战争与“无论对错，都是我的祖国”的致命性概念。

近来，我离开18世纪，20为的是在伦敦印度公司的档案馆中做些关于英国统治的研究工作。不久，我的耳边鸣响着在所有文献中出现过的叠句乐曲。母亲万岁！母亲万岁！母亲万岁（“母亲”！——亦即，印度）是本世纪初，想要甩掉外国人（Feringhees即“foreigners”）的印度革命者的战斗口号。他们心中的这句“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使他们感动得潸然泪下，偶或甚至鼓励他们进行自杀式炸弹攻击，而其魅力，对一个外国人而言，是它的不可思议。“母亲万岁”对我意味着什么呢？

自由、平等、博爱吗？两个世纪的坏天气几乎把这些话语从大多数法国市政厅墙面上磨去。我怀疑它们在今天许多法国人的灵魂深处共鸣。如果有的话，你们在讽刺诗文中听到它们：“既非自由，亦非平等，亦非博爱，而是稍许多的芥末。”上次，放映电影《卡萨布兰卡》时，我注意到，当恩法雷·博加尔（Humphrey Bogart）有意使得群众唱《马赛曲》时，一个爱国的法国人哽咽不已。

但是，仅仅昨天，人类为了几平方公里的波斯尼亚还在相互残杀呢。为大塞尔比亚而死吗？另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为一个联合的爱尔兰吗？直到最近，IRA（爱尔兰共和军）才同意停止投掷炸弹，ETA（巴斯克祖国与自由组织，西班牙恐怖组织）投弹手们依然以巴斯克祖国的名义在杀戮。库尔德人在土耳其暗杀，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暗杀，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暗杀，泰米尔人在斯里兰卡暗杀。全都为了重新排列版图。同样的事在塞浦路斯、阿塞拜疆和车臣进行着……

无须列举整个明细表。我们都已相当了解了。我们无法领会且不能了解的是，驱动人类因此种原因而杀戮的激情。对于我们这些极少数吃得好且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人，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说得很清楚：“向那一切告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的前辈们战斗是为了消灭民族主义，而不是放纵之。迄今为止，每一天在电视的屏幕上，它在我们眼前爆炸。我们如何能了解为像祖国印度的空想而战死的驱动力之意义呢？

阿吉特·辛格（Ajit Singh），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1907年在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大声疾呼地向民众演说，根据一个秘密记下他的话的警察密探的说法：“为你的国家战死。我们有三亿人。他们有一百五十万人，一阵风就会把他们吹走。大炮是不重要的。一根手指能轻易被折断，当五个手指合起来，形成一个拳头，没有人能折断它（这点被予以着重强调，而且有鲜花撒下）。”

我们抓住了这句话中的要点。但我们能“抓住”一阵风吹花瓣，赤脚的踩踏，从胸中迸发出的歌声，小男孩们冲过去慷慨激昂地立下誓言，老年人热泪盈眶，人人激动得如鲠在喉吗？

话语犹存，乐曲已消逝——至少对于我们当中那些对格雷夫斯做出响应的人，且会附言道：“别了，谢天谢地总算摆脱了，愿民族主义死一千遍，再也不要苏醒！”然而，在我们周围，实际上，在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和罗马凡能听到的地方，它继续存在，吼叫着。有没有任何我们能找到节拍的方法，如果并非怀着同情心，起码以足够的共鸣，理解驱动它的力量呢？

一个通过重新研究我们的传统的方法展现在面前。我们可能被遍布往昔的爱国者们的血迹弄得毛骨悚然，但连我们中间最老于世故的人，在这一或那一时间，也会感受到那特殊的哽咽。

我必须供认，几年前，在一次有导游带领的、游览费城独立厅的过程中，我经历了这种震撼。导游解释道，华盛顿坐在那里，就在那把椅子上，就在这间屋子中。它是一把精巧的椅子，背上刻着作为象征的太阳，华盛顿正在主持1787年的立宪会议。在辩论特别困难的时刻，22当这年轻的共和国的命运似乎未决之时，坐在这里的本杰明·富兰克林问坐在那里的乔治·梅森（George Mason）：“太阳正在升起还是沉落？”他们打破了那个和其他许许多多僵局。当最终工作完成时，富兰克林宣称：“太阳正在升起。”

“他们是多么伟大的人物啊，”我自言自语，开始哽咽，“华盛顿、富兰克林、麦迪逊——和杰斐逊，在法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忠告拉斐特的时刻。比我们今天的政治家要伟大得多。他们是启蒙运动的人物。”

我不能理解日本的朝日，并且我不信华盛顿的太阳对于独立大厅中我身边的日本旅游者和我具有同样的意义。从外国角度看，崇拜宪法和开国者们必定看上去像一个外国民间传说。确实，华盛顿本人不再深深打动美国人的心。和林肯与罗斯福不一样，他显得太生硬，在那些吉尔伯特·斯图亚特画的肖像中被撑起腰，下巴坚定，嘴唇缩拢，眉毛极重，是一个偶像，不是一个人。肖像是为敬奉的，但在美国敬奉的、似圣像的华盛顿，是那个从钞票上朝外盯着我们的圣像。

现在，崇拜美元不可能全是坏事，其激起感情的范围是有限的，而非致命的。与民族主义不一样，它激起自身利益而非自我牺牲，投资而非投掷炸弹。尽管它是粗俗的，但它是世界范围的；一个人的美元与另一个人的美元是等值的。这个原则也是源自启蒙运动，普遍存在于马德维尔（Mandeville）和亚当·斯密学说分支之中。开明的自身利益不可能与自由、平等、博爱一样崇高，但它在新世界中使千千万万移民创建一种新生活成为可能。它可能最终重振俄罗斯，美元在那里已变成有效的货币。

这个思想体系有个可尊敬的祖先。它穿过法国的重农主义学说、苏格兰的道德哲学和英国的功利主义，但它带领我们美国人远离19世纪早期激励我们祖先的激情，那时，他们雕刻、绘出、缝制，并把华盛顿的肖像遍造成他们制作的所有物品。倘若我们不具有那种情感，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看一看画像后面的人学到一些东西。

一次，在参观弗农山的华盛顿故居时，我偶然见到必定是在国家圣地中曾展示过的一件最令人奇怪的遗物，比在莫斯科的列宁博物馆和伦敦的韦林顿博物馆中所有古董都更奇怪，即华盛顿的假牙。假牙放在玻璃柜里且（如我当时所以为的）由木头制成！装着一副木头假牙的国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肖像中显得如此冷酷。这个人处于连续不断的痛苦中。如果不靠牙床震动，他就不能尝到任何美味。

人们常常问我，作为这个领域的一名专家，我想在18世纪生活吗？其一，我说，我一定要出生在农民阶级之上，其二，没有牙痛。在我阅读来自18世纪生活中各个阶层人士的、数以千计的信件时，我往往碰到牙痛。这疼痛抄近路穿过古体语言，作者悠然浮出在你的想象中，敬畏地等待着巡回拔牙师来到镇上，经过一阵短暂的折磨，结束数周之久的苦恼。

今天，我们的牙痛少了，芥末多了，而且大多是一流的，来自第戎。我们能称这个为进步吗？如果我们跨越两个世纪的苦难来看的话，那是另外一个含糊不清的18世纪思想。但若对人道主义在过去的际遇既已熟悉，就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适度的，不断增加的超越痛苦之上的快乐。它还可能促使我们对那些面对非人道赞成人权的人们产生同情心。我想起伏尔泰，他并非年轻的浪子，而是愤怒的老人，他把最后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反对盲信的斗争中。倘若他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美国很陌生，为什么不召唤我们自己政治文化里的关键人物呢？当艰难局面来临，我们或许能通过咬牙切齿勇敢地对付我们周围的不公正，并回忆起华盛顿曾多么痛苦地咬着他的假牙。

东方历史评论 2015-08-23 08:4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