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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夏欧战爆发后，中国宣布中立，然因日本对德宣战，出兵进攻青岛，借道山东，要求中国划出广大战区。北京政府努力缩小战区范围，日本却不愿遵守，越出战区占领胶济铁路沿线车站，严重破坏中国中立。随即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其中第一号即欲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与各种权利。袁世凯政府努力周旋，最后在1915年5月25日签署《关于山东之条约》，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协议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北京政府面对严峻外交局面，命令保和会准备会讨论山东问题，为第三次保和会或战后和会提案做准备。该会致力研究对中国有利之法理依据，以及如何参列战后和会的方法，陆征祥并两度派员赴欧进行筹备。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局不稳，对和会的筹备趋缓。但梁士诒等仍试图用“以工代兵”之策，争取参与和会机会。迨1917年初美国对德抗议、绝交进而宣战，并邀请中立各国一起加入。中国抓紧时机对德绝交，但为是否参战问题，引发激烈政争与动荡，段祺瑞不顾反对，决心参战，以争取和会入场券。参战对内政固有不良影响，造成南北分裂，但对外交帮助颇大，近年来已广受学界肯定。参战后，北京政府对和会筹备又趋积极，陆征祥、魏宸组是主要人物。然而中国因内战不断，虽有华工赴欧，但是对欧战贡献不大，受协约国列强质疑，是否能参加和会仍有悬念。

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十四点和平原则，揭橥崇高理想主义外交新精神，如以公开外交取代秘密外交、尊重民族自决、建立国际联盟以公理正义解决国际争端等。中国朝野大受鼓舞，外交部也加紧与美国的联系，驻美公使顾维钧扮演重要角色。外交部设有和议筹备处，研究威尔逊的主张，致力于将美国新外交精神与中国目标结合。

是年10月徐世昌就任大总统，陆征祥再长外交，欧战已近尾声，北京外交部积极部署参加和会事宜，命令驻外各公使，与各协约国政府接洽中国参会事宜。欧战停火后，北京外交部加紧和会筹备脚步，寻求各国助力，顾维钧积极联系美国。美国政府自欧战以来对日本在远东西太平洋的扩张，深具戒心，一直不承认《中日民四条约》，此时也正面响应，表达愿意协助中国参加和会，并乐于商洽提出希望条件事宜。中国朝野对美国期望甚高，然而北京军界仍主张联日，外交部在联日或联美之间徘徊，到11月中下旬，确定联美制日方针，一方面要顾维钧与美国密切合作，一方面陆征祥赴日时，刻意与日本保持距离，其间发生与日本内田外相承诺、遗失公文箱及王正廷加入代表团等事件。

1919年初陆征祥到巴黎后，更进一步联美，和会开幕前已决定在会中提出山东问题及“二十一条”问题。和会伊始，日本即在十人会中主张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因美国总统威尔逊坚持，会议邀请中国代表出席发言。此时，陆征祥对代表团成员及美方宣布1918年9月山东问题换文，美国代表团也知道日本与英、法、意等国战时之秘密协议。顾维钧在十人会发言精彩，美国乘势要求公布中日密约，日本一时措手不及；当时中国的联美制日，不仅代表团如此，广州政府如此，研究系如此，民间更是如此，连皖系军人似乎都不反对。某种程度上，可说中国反日情绪虽然根深蒂固，但是被激发引爆，则与美国煽诱密切相关。

2月中旬，中国向大会提出山东问题说帖，顾维钧在国际联盟委员会中积极支持美国总统威尔逊，中美关系水乳交融，然而中国代表团却发生内争，陆征祥于3月中离开巴黎走避瑞士，梁启超、顾维钧也遭到谣言攻击，直到4月初才算尘埃落定，代表团权力结构确立。

4月中旬，四人会再度讨论山东问题，日本坚持继承德国权益，以不惜拒签和约退出和会，并在国联盟约中提出“种族平等”，胁迫英美。此时，意大利为阜姆问题未遂己意，退出和会，给美国添增压力。加以英法受与日密约约束，皆表示支持日本，威尔逊势单力孤，为保全国联，乃借口中国在《山东问题换文》中自愿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益，不再坚决支持中国立场。4月下旬，四人会中美日妥协，日本承诺放弃德国在山东之政治利益，只继承经济权利，但是坚持不可写入对德和约。

中国对此结果，如晴天霹雳，深感遭美国背叛。研究系将外交失败责任归咎于经手西原借款及《山东问题换文》之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打击政敌新交通系；加以国内排日情绪高涨，引发五四运动，坚持“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中国代表团向四人会抗议，对和约提出保留，要求取得会议录及日本声明内容，但一直不可得。5月，代表团力争保留山东条款，请示北京是否签字。北京政府原指示保留不成则拒签，但在是月中旬政局变化，段祺瑞掌权，认定联美失败，必须回归对日亲善提携，与日本频频接洽，并在签约或拒签之间，两害取轻，指示代表团保留不成则签字。

6月初，中国代表团取得四人会会议录，得知日本声明内容，对于交还胶州湾有切实承诺，并明确规范经济特权范围。北京政府认为继续力争保留其实意义不大，代表团内部对是否签字意见纷歧，原来奉命力争保留时，已有人主张签字，他们的理由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应加入国联并确保已得利益，拒签和约意义不大等，与卖国与否并无关系。但此时国内排日激烈，曹、陆、章三人下台，国人坚持若不保留则不允签约。代表团在签与不签中两难徘徊，最后考虑到国内民意反应，仍决定力争保留，尝试各种可能都被拒绝后，终于拒签和约。

北京政府对代表团的训令，基本上都是签字，似无“相机办理”的指示，直到最后一刻，又改训令为“国民对于山东问题异常愤激，政府仍决定保留”，然而代表团收到时已经超过签字礼两小时了。同时国内及海外人民团体的电报，如雪片般飞来，一致要求不可签约，代表团最后拒签和约时，内政考虑远远超过外交了。

拒签和约后，国内一致喝彩。美国受到民意压力，努力调解中日争端，但没能取得日本明确归还之声明，美国国会最后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山东问题国际化，伏下日后华盛顿会议的契机。

中国签署对奥和约，成为国际联盟创始会员国后，陆征祥、王正廷等返国，顾维钧留在巴黎善后，签署对匈牙利与保加利亚和约，另又拒签对土耳其和约，结束了中国对巴黎和会的参与。

过去的一些误解

依据档案大致还原了基本史实之后，可以厘清一些过去的误解。

北京政府对和会没有准备？事实上北京政府从1914年9月日军登陆山东，破坏中国中立开始，就研究法理问题，准备提出保和会或战后和会，并研究加入和会的方法，更于1915年内两度派员赴欧洲筹备接洽和会相关事宜。袁世凯死后，中国对和会的筹备趋缓，但到1917年8月参战后，又积极筹备。1918年初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和平原则后，陆征祥致力于将中国在和会提案与美国原则相联结，议和筹备处研议各案，驻外使节不断提供建议。笔者认为，北京政府对和会的筹备堪称积极并颇有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政府和会方针的演变历程，袁世凯时期拟以国际法理与日本对抗；段祺瑞主政时则注重与日本提携合作，同时争取参战机会；迨美国参战并宣布新外交精神，北京政府乘势参战，确保能参加和会，并将中国目标与美国原则相联结，顾维钧积极接洽美国政府。欧战停火后，北京和会方针发生重大转变，由联日联美并重（山东问题依中日成议处理，希望条件则仰仗美国助力），转变为联美制日，乃至发生陆征祥过日风波。陆征祥在美国的行程没有资料可探索，不知当时的接洽状况，惟知美方大力促成王正廷加入代表团，造成南北统一的样貌。和会伊始，中国代表团采取与日本对抗的方针，大出日本预料。迨山东交涉失利，1919年5月中旬，北京政府又从联美制日转为修补中日关系，亲善提携。然而此时民间舆论反日情绪高涨，政府与民意脱离，遂在签约与拒签问题上方枘圆凿。笔者认为，北京外交方针主要目标是追寻国家最高利益，随国际潮流做调整，相当灵活；事实上，北京外交部确立联美制日方针，早在民间反日之前。

当时外交官在和会的表现，值得肯定，顾维钧固然是最耀眼的明星，其他人也多称职。陆征祥个性温和，过去常被批评为懦弱无能，无力整饬代表团秩序。但从档案看，他在关键时刻能做出决断，如确定联美制日；也能大肚包容，承诺王正廷任第二全权；还能忍辱负重，多次请辞被慰留后都能撑持到底。以他当时所处的磨心位置，国际压力与国内纷争交相而至，能够坚持到底，实属难能可贵。

亲日派卖国导致山东交涉失利？过去多将山东问题失败归咎于1918年9月《山东问题换文》，并将主持中日交涉之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视为“卖国贼”。

事实上山东失利原因甚多，日本法理立场强势，有中日成约及英法密约等法理基础，又得陆征祥之口头保证，自信满满地到和会，不料遭到中美联手痛击，美国反对密约，又不承认中日成约，中国以“情势变迁”“武力胁迫”等原则否认成约效力，又争取到国际舆论之同情。最后日本虽然坚持“条约神圣”，并得英法支持，又用“种族平等”及不加入国际联盟，甚至拒绝签约为要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意大利退出和会的契机之下，迫使威尔逊为了保全国联，对日本让步，让日本在对德和约中取得山东权益。

亲日派是否卖国？章宗祥、汪荣宝、曹汝霖、陆宗舆等人的观点有其价值，他们常认为美国不可靠，对华有财政经济控制甚至国际共管的野心；而日本之贷款与提供武器更直接实惠，且日本必须依赖中国资源与市场，在当时对中国危害较小，且可多方抵制。笔者认为，他们在欧战期间不得不亲日，尽可能维护国家利权的权宜做法，有可以体谅与理解之处。百年来中国饱尝亲美与亲苏的苦果之后，应可平心对当时亲日派的外交观与世界观，给予较同情之理解。

中国派系斗争，常以外交事件为借口，研究系等将山东交涉失败，归罪于安福部、新交通系之亲日卖国，混淆《高徐济顺铁路草合同》与《山东问题换文》，让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百口莫辩，成为“外交失败”的罪魁祸首与代罪羔羊，“卖国贼”的骂名写进了教科书。陆征祥在国力衰微时，对日虚与委蛇，不得不签署《民四条约》，和会前夕转变政策为联美，个中苦衷无法告诉章宗祥等，让章对陆颇多微词。陆征祥深知其中原委，但是连他自己都把档案移走，忧谗畏讥之心可知。当时北京政府衰弱，派系斗争严重，外交官缺乏强大后盾支持，常为国家利益被牺牲，许多机密不能说，对舆论批评无从辩白，百年之后应给予较公正的评价。

中国在和会外交失败？过去学界认为中国未能争回山东权益，且废除《民四条约》及希望条件两项说帖和会皆未受理，因此是“外交失败”。事实上，山东问题之外，中国在和会收获不少，近年学者的研究多对中国在巴黎和会的成绩持肯定评价。主要的成绩有：参与国际联盟盟约的草拟，并加入国联成为创始会员国，为日后在国联的表现奠基；拒签对德和约，但后来与德国单独议约，签署第一个平等新约；在和会签署对奥、匈、保三个和约，收回部分条约特权，又签署《国际航空专约》；希望条件说帖是中国第一次向国际社会表达对不平等束缚的不满，为日后中国要求修改条约争取平等国际地位重要的宣示。整体而论，中国在和会外交不能算失败，若拉长时间，考虑到后续的发展，许多和会提出的问题，陆续得到较好的解决，和会外交的成果更可以肯定。

即使是山东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外交也不算是失败。巴黎和会对山东的安排，不能只看对德和约156～158三条，还要加上日本在四人会的声明内容；美国总统威尔逊致力约束日本所得，英国外相巴尔福努力协调，日本已做出许多让步，但因国家体面考虑，坚持不肯将归还胶澳给中国形诸文字，只愿在四人会做声明，保证归还青岛主权，限制山东经济利益，而美国又一再强调不承认1915年、1918年中日成约。笔者认为，这样的安排日本仅得到面子，先取得对胶州湾租借地的自由处分权，再与中国谈判归还条件，而有关归还条件的内容及限制山东经济利益，已经做了宣示，并有三大国做保证，对中国而言，其实颇为实惠。然而中国朝野希望可以直接无条件收回青岛租借地及德国在山东权益，对得到间接有条件收回并不满意，加以舆论喧哗及政客扭曲，绝大多数国人以为和会对山东的安排，仅是对德和约之三条而已，遂坚持不保留则拒签。事实上，后来在华盛顿会议上山东问题基本依照巴黎和会的方案解决，学者多认为是外交胜利。

另一方面，日本也不认为自己在巴黎和会上获得胜利。在山东问题上，日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虽得到《凡尔赛和约》山东条款，勉强维护了面子及国家荣誉，又得到北京政府签约的承诺，似乎胜券在握；然而中国代表团却在民意舆论压力下，违背政府训令，拒签对德和约，加以民间激昂反日情绪，让北京政府不敢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悬案化令日本也很苦恼。其后美国调停之八条办法，等于将日本在四人会之声明形诸文字，日本感到屈辱，不肯就范，结果美国国会不批准对德和约，让山东问题国际化。加上山东问题完全违背威尔逊原则，以及公布中日密约，都让日本国际形象大受损伤。此外，日本的“种族问题”提案无法获得通过，以及在和会上由三巨头主导的情况，也加深日本尚未被白人列强圈认可的自卑感。若说中国“外交失败”，日本方面却看不到有什么“外交胜利”的喜悦，日本民族主义者反而感受到相当的挫折感，而中日、美日关系恶化，更是苦恼。

内政与外交

中国的内争深刻地影响了在和会上的外交表现。首先是南北之争，北京政府是国际承认的合法中央政府，代表中国派遣全权参加和会，邀请南方代表加入，由北京任命。广州政府则坚持与北京对等合组代表团，北京无法答应，几经协调失败，代表团陆续出发。最后在美国友人大力斡旋之下，北京政府任命在纽约的王正廷为代表，由陆征祥路过时邀请王氏一同乘船出发，圆满解决了问题。广州内部对王正廷擅自接受北京任命颇多不谅解，最后仍是追认了王氏的任命，另外又派伍朝枢赴法，但伍抵达巴黎时机已晚，没有发挥作用。南北关系的微妙，一直到签完对奥和约，陆、王是否同时回国，仍在发酵。

代表团全权次序与南北问题纠缠，陆征祥为了营造中国南北一致的对外形象，许以王正廷第二全权地位。到巴黎后发现中国在大会只有两个席位，北京政府遂有调动陆征祥建议全权次序之举，陆氏为北京改动全权次序伤透脑筋，又自行改动次序，引起代表团内部分歧，陆氏请辞赴瑞士，经北京政府提升其地位权限，增加参加代表团内部讨论与表决公使的数量，勉强解决了代表团内部的权力关系。

代表团外的梁启超一行，身份暧昧地位崇隆，与北京外交委员会内外呼应，遂有研究系与新旧交通系为铁路统一及新银行团的争执。梁氏在巴黎，一方面让陆征祥不安于位，一方面让王正廷心怀疑虑，加上国民党与研究系之旧怨，报章传闻谣言不断，在在都损耗了中国代表团的能量。

而传闻、谣言及派系斗争，也对国内舆论民情发生重大影响，五四运动的导火线，即与此密切相关。中国朝野对和会期望太高，对结果失望更大，而党派之争卷入，夸大交涉失利为“山东亡矣”，上纲到国家存亡层次。国人出于爱国义愤，不能苛责。但是政争之介入，扭曲遮蔽真相，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三个“卖国贼”罪名之坐实，与“内除国贼”之口号，也与此有关。

欧战后东亚国际格局

欧战期间，中国受到日本压制，巴黎和会前夕，中国采取联美制日方针，呼应美国理想主义新外交原则，中国代表团在和会期间，与美国代表团保持密切联系，处处征询美国意见。顾维钧与蓝辛是主要管道，其他如王正廷也有人脉，中国提交大会的说帖，多得到美国代表团的指导，尤其是山东问题及《民四条约》，引用了美国坚持不承认1915年、1918年中日成议的观点，只是美国是以“不承认”为由，中国则以“情势变迁”为依据。平心而论，中国代表团在和会太过依赖美国的协助与善意，可能是失败的原因之一。

日本固然有称霸东亚的野心，美国也有利用中国抵制日本，以“门户开放”之名，推动铁路统一、新银行团等，扩张美国在华利益的企图。就算是后来的苏联，在和会期间发表对华宣言，名义上主动放弃在华条约特权，实质上也是以自身国家利益为根本考虑。这是国际政治之常态，本不宜对他国之助华抱有过高的期许。但在五四运动后，亲日派下台，中日感情恶化，两国之民族主义互相激荡，遂为美苏利用，终致两败俱伤，对东亚全局有深远影响。

欧战之后，美日在东亚相争，苏联介入，都与中国反日民族主义互相影响，日本外交史学者北冈伸一云：日本好不容易与世界列强比肩成为殖民帝国之时，其所习得的帝国主义外交术却没有什么效用，因为包围在日本周围的国家有中国、苏联与美国，各持不同的论调高唱反帝国主义。

巴黎和会后，所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Versailles-Washington System)成为国际秩序主流，北京政府参与该秩序的主要机制国际联盟，有不俗的表现，国际地位明显提升；广州政府则与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关系密切，东亚国际关系呈现一种新的格局，列强在中国形成新的均势。中国南北政府分别与不同国际秩序合作，采取不同的方式摆脱条约束缚，相辅相成，取得相当不错的成果。

史实与神话——民族主义与近代史研究

为何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百年来被严重低估？此与五四运动之“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之民族主义口号密切相关。过去学界对巴黎和会及五四运动的书写，受政治宣传影响甚深，当时各派系就竞相利用外交要案及民族主义激情做文章，后来更被赋予高度政治意义，反日成为民族主义的基底。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更将1919年定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赋予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浓厚的政治色彩，加以日后中日关系恶化，终于大战，中国反日民族主义更盛。革命史观与民族主义的政治宣传与神话，支撑了近代史诠释架构，作为民族主义源头的巴黎和会外交失败，遂成如山铁案，不可动摇。

民族主义是一种伟大的情操，在近代中国接踵而来的外患之中，每每能凝聚民心抵御外侮，发挥救亡图存的重要作用。那时的历史教育强调爱国主义，以悲情凝聚人心，在国家危亡之际，以弱国的悲情心态，谴责日本侵略及国际不公，宣扬毋忘国耻，同时要找卖国贼为失败苦难负责，至于是否符合事实，并不特别重要。

然而民族主义对巴黎和会及五四运动的论述，影响至今，外交史实反而隐而不彰，致使国人无法从历史事实中学得应有的经验与教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不免会有束缚国人观念与想象空间的负面作用。若能将民族主义与理性相结合，与历史事实相印证，超越宣传与神话，长远来讲，国家民族的发展会更顺畅。当国家比较强大时，学术研究可依据档案，面对历史真相的另一面，突破当时政治宣传，超越悲情民族主义，观照彼此的观点，探讨东亚文化传统以及国际秩序的问题，深层理解中日冲突的根源，共建东亚未来长远的和平。

若要真正成为世界大国，中国还要超越自身的限制，以较对手更高的视角，从国际关系史的视野研究近代外交，结合中国自身特殊的历史发展经验，并观照他国的经验，提出对各国具有号召力的理念，引领全球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努力。具备这个层级的软实力，才能支撑一个和平崛起的世界大国。过去百年，民族主义的硬壳呵护扞卫了国家民族，然而今日成长的进程已然到了必须蜕变的转型期，努力脱出长期禁锢自己的坚硬茧壳，才能展翅高飞。

知我罪我，端看读者诸君是从那个层次期许自己。

腾讯思享会 2015-08-23 08:3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