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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幼棣，学者、作家。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历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编，工业采访室副主任，教科文、政治采访室主任，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副所长，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现已退休。主要着作有《怅望山河》、《后望书》、《大国医改》等。

全文系作者授权刊载，转载请注明出处。

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北京）一座挨一座的商场拔地而起，一座比一座高，一座比一座华丽。形形色色的国际建筑设计师来到这座城市，参与可以自由发挥的区域设计。

形形色色--真是妙极！

法国建筑师安德勒，是被称为"大脸盘"的国家大剧院设计者。他说过一句"残酷"的话："对付一个古老文化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它逼到危机的边缘。"

确实是危机。在烈日与寒风中，一小群人被逼入了绝地，成了弱势群体，但他们仍在不断地奔走呼号，保护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保护中国城市风貌和文脉。

半个多世纪，我们毁灭和丢弃了什么？又创造和留下了什么？

一、文津街国家图书馆的启示

每次走过北京的文津街和北海大桥，我都会被国家图书馆（分馆）的气宇恢弘的建筑所吸引。我真不敢想象，这座70多年前建成的中国气派与风格的现代图书馆，是出自洋建筑师之手。

北图院内外，放有许多文物。圆明园被焚毁后，为了便于保护，其遗址上的华表、乾隆御制《教谕骑射碑》、刻有乾隆御制诗的圭形昆仑石等一些文物，被移至文津街国家图书馆，其门前的一对石狮，也是原长春园东大门前的旧物。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是建于清代的京师图书馆。20世纪初，在变法图强和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有识之士力奏清政府兴办图书馆和学堂，以承扬民族文化，吸收先进科学。1909年（清宣统元年）9月9日宣统皇帝御批兴建京师图书馆，四品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首任监督，馆舍设在北京广化寺。辛亥革命后，京师图书馆由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1916年京师图书馆按规定正式接受国内出版物呈缴本，标志着它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的部分职能。1928年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舍迁至中南海居仁堂。1929年8月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仍名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年文津街馆舍落成（现为国家图书馆分馆），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

这幢被列为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文津阁北京建筑，出自德国建筑师之手。其实外国建筑师也并非只能搞西式建筑，他们的作品也可以"很中国"，图书馆内部的设施非常先进，完全达到了当时世界的一流水平。

更令我迷惑的是，这座仿宫殿的现代化建筑竟是上个世纪20年代通过招标评选的结果！

后来我明白，任何建筑的风格导向，任何招投标和中标的结果，都取决于评审的标准和评审者的眼光和水平。

只要我们看一看先后参与筹划开馆和主持馆务的大师级学者就知道了：徐坊、江翰、夏曾佑、鲁迅、陈垣、袁同礼和李四光等等。

梁启超、马叙伦、蔡元培等曾先后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这些专家和领导干部学贯中西，通晓古今，极具自信。他们在招标以前，已经定好了入选的标准，即既是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又要与周边的建筑相协调。他们不是建筑工程师和规划设计师，但又比他们站得更高。

今天，一些人把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和抛弃，这是毫无道理的。须知，京师图书馆在开馆之初，为充实馆藏，鲁迅做了大量工作，征取各省区新修的志书，征求各种着名碑碣石刻拓本。《永乐大典》（残本）和文津阁《四库全书》，也是鲁迅据理力争，移藏京师图书馆的。连接北海大桥的街道本无名，因馆内藏有文津阁的《四库全书》而得名文津街。

每天上下班，进出中南海北门，望见文津街国家图书馆，想起那些学者和大师，总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

在产生不出大师的年代，请一些洋大师来也好。

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与人民大会堂毗邻，在中南海东南方向，有一个空置了多年的大坑。现在，这块宝地上，渐渐凸现起了白色巨蛋形的建筑，即被外国记者称为"北京脸盘"的国家大剧院。

围绕着国家大剧院的争论，几年来一直没有停止。

不说其造价极其昂贵。国家大剧院的风格与周边的天安门、故宫、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前门、中南海新华门等经典建筑很不协调和谐，这是肯定无疑的。

不想陷入争论。问题不单单是国家大剧院风格的本身。昂贵、豪华、强烈的视觉冲击、发挥到极致的现代技术，即使在西洋，也是绝无仅有的超现实建筑--问题的本质是，能否担当和承载中国戏剧文化！

虽然邈远，但不该忘却。

中国戏剧文化由哪些组成，其千年不绝流动着的是什么？

作为一种文化，中国戏剧或者说戏曲有着完整的概念和丰富的内涵。其萌芽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歌舞与宗教祭祀活动。表演歌舞的场地从来就是戏剧文化的组成部分。《诗经·陈风·宛丘》中有"坎击其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有专家考证，"宛丘"即"碗丘"，中间低四周高的碗状小山，当时人们已利用地形修建了歌舞表演的场地，演员手执羽毛在露天舞台上进行长年不间断的演出。中国古代剧场与古希腊的剧场很相似。

考古发现，中国古代剧场也有多种形式，如高台式的祭坛，从良渚文化、瑶山到内蒙古赤峰都有发现。

大抵到了唐代，戏剧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了。唐代不少皇帝都是戏曲爱好者。像唐太宗、唐玄宗都是戏曲的"粉丝"。《资治通鉴》记载，明皇"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又使宫中使习之，又选伎女置宜春院"。梨园和宜春院是李隆基经常亲临的排演场，在这些表演场所中，主要是乐舞，而不是杂技。在这梨花如雪的地方，最高统治者成了导演和艺术指导。再后来，梨园就成了戏曲艺术的代名词，艺人们成了"梨园弟子"。

古代演出场所，根据不同的"剧种"、听众和观众，分成了歌场、戏场、变场和道场--后两种与佛教、道教的说经和音乐有关。

如果全面考证，需要写一本书才能说明白。

比如戏场，为了遮风避雨，上面搭棚的，称为乐棚；室内戏台即为"舞筵"。此外，唐代诗文中还有歌台、舞台、砌台等。

唐敦煌壁画"净土变"中，就有筑于水池之中，四周有矮栏杆，中间铺有华美地毯的水中舞台--可见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勒的设计，"被水环绕着的巨大蛋壳"就其本质来说，一千多年前中国早已有之，并没有太多的创意。

我国的戏剧文化及其舞榭歌台，包含着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随着中国戏曲的发展和成熟，从市井勾栏、草台戏楼，到宫廷到都市中的剧场，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戏楼遍布全国各地，成了人民群众生活和戏剧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主要有神庙戏楼、宗祠戏楼、宫廷戏楼、私宅府邸戏楼、会馆戏楼、茶园酒馆戏楼等几个大类。北方与江南有异、乡间与都市不同。正是在这些不同的戏楼上，绽放了京剧、越剧、豫剧、昆曲、川剧、粤剧、黄梅戏等奇葩，姹紫嫣红。

可以说，没有"台"就没有戏。戏楼在中国的建筑史中，写下了极其重要的灿烂的篇章。

光是戏台的建筑形式、布局间构、藻井雕饰，无论豪华宏大，或者质朴实用，都极尽工巧、科学合理。在不同的戏楼上演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梅兰芳记述了在漱芳斋戏台演出时的感受："重华宫这个戏台虽然在院子里，可非常聚音，台项上有天井，台板下有一大口井，是重檐的台。"

中国文化有极大的包容和消化吸收能力。

即使与中国传统戏曲毫不相干的西洋歌剧、芭蕾舞剧等，进入中国也只是简单地演出几个西方的古典名作之后，很快地适应了中国这块土壤，与本土文化结合，产生出《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以及近年来震动海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有东方色彩的佳作。它们默默地指示着一种途径。

一百多年来，中国一再沉入了黑暗与血泪。一穷二白，民族复兴之路也极其艰难。在节俭、实用的前提下，中国的戏楼、戏台，蜕变成了简单化的剧场、剧院和大会堂、大礼堂。衰落不等于消亡，更不能表明它没有任何现代价值。

但这一切似乎都不值一顾。

现在，钱是有了，但自信仍然不足。于是请来了一位手握利剑的洋建筑师，他咄咄逼人地扬言："对付一个古老文化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它逼到危机的边缘。"

写到这里，记起了２００７年４月外国媒体曾经广泛报道、引起国际上关注的北京"最古老的戏楼"广和楼被拆除一事--

"上周，甚至连中国媒体也齐声惋惜的京剧之家将被夷为平地。广和戏园坐落于前门，在那里，曾经有大片庙宇、药商和贵族庭院拥挤在紫禁城周围。老北京在战争和革命中幸存下来，但推土机和开发商捣毁了大片老城。广和戏园的拆除令人有点震惊。在这里，京剧大师梅兰芳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正是梅兰芳的影响力吸引了官方媒体的注意，上周报道这座建筑将被推翻，并代之以一些适合百老汇演出的剧场。媒体叹息该剧院被无情的推土机碾碎，并感慨又一个文化瑰宝的灭亡。拆除广和戏园的官方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官方称这座建筑早在２０００年就被宣布为危楼。事实上，根据匿名的中国建筑师和专家的意见，不仅没有必要推倒它，而且有关部门还有修复它的专门知识和资金。"

英国《独立报》在发表题为《北京转向百老汇 最古老的戏园落幕》的报道中说："北京最古老的戏园，京剧戏园将迎来唱洋美声的胖女士。广和楼的京剧舞台在中国不可阻挡的前进步伐中落下帷幕。由于中国迷上了百老汇，这座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的茶楼成了牺牲品。一个多世纪前，当时年仅１０岁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在广和戏园开始了他的京剧生涯。广和戏园也因此闻名。他那时在一出名为《长生殿·鹊桥密誓》的戏中演出织女，他饰演旦角的能力使其成名。对１９世纪全盛时期的广和楼的写生画描绘出一个华丽的舞台，舞台三面都摆放着桌椅，客人可以边喝茶边看戏。北京市文化局文化设施建设处官员说：我们想造一个像美国百老汇一样的现代化专业剧场，有固定剧目常年演出，而且能够承办高端演出。"

与广和戏园被拆的同年6月，我在英国伦敦一个古老剧场里观看了未到中国，即被国内热炒的《妈妈咪呀》。在观众的呼喊的声浪中，我一再想起了被拆毁的广和戏楼，怎么也融不进剧场的热烈中。"妈妈咪呀"，翻译通俗一点，就是"啊呀我的妈呀！"

散场后，我默默地走在异国的街头。回想中国戏剧发展脉络、戏台、戏园变化--我们怎么能够自信地面对戏剧文化发展的今天和明天！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大剧院难道不应该有民族风格与中国气派吗？

上世纪50年代，北京评过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北京火车站、民族文化宫、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等，留存至今。其中有的与中国民族风格相结合，有的完全按苏联四五十年代的潮流建造的，也大都有板有眼。

80年代，北京又一次评十大建筑，北京图书馆新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等入选。不到20年，有的默默无闻，有的已经被淘汰出局了，如"中央电视台彩色电视中心"，寒碜得不忍再睹。而现在请外国人设计新的中央电视台大楼，又已经动工了。

90年代，北京再次评出了十大建筑。如中央广播电视塔、北京新世界中心、恒基中心、新东安市场、北京国际金融大厦等等。在这十大建筑中，有四家是外商投资。十大建筑的影响也已经式微。几乎没有在北京居民心中留下什么记忆。

2006年早春，乍暖还寒。这次倒是外国人直接评选中国的"十大建筑"了。

美国的《商业周刊》评出了"中国十大建筑奇迹"。奇迹，首先在于奇，千奇百怪，已不是建筑形式的初衷。这个"奇迹"，使得法国人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巨蛋）、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北京奥运会主会场（鸟巢）、荷兰建筑师库哈斯设计的新中央电视台新大楼（裤子）、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12位亚洲建筑师设计建造的长城下的公社、上海金融中心大厦、北京当代MOMA等，统统入选。对此，有的人相当兴奋，有的人不以为然。

21世纪的北京乃至中国，正在成为某些外国设计师标新立异，甚至是"标新立怪"的试验场，是喜还是忧？

外国的商业刊物评出了"中国新建筑奇迹"，人们有理由问，除了跨海大桥等外，经过岁月的淘洗，靠外表"标新立异"夺人眼球的，几十年后还能留下多少？

二、回望长安街上的风景：绿岛、双塔与牌楼

一些历史的风景正在人们的淡漠中远去--

如果我们驱车从天安门广场往西，过了中南海新华门，橙红的夕阳照临，远远地，正前方街心出现了绿岛和碧树环抱着笔直耸立着的双塔。汽车从塔下划一个弧线绕过，这时传来风铃清脆的声响，那是一幅怎样怡人的景象，心身与视觉的疲劳，会顿时消除。

--毫无疑问，这绿岛与双塔将和天安门、金水桥一起，将成为长安街上经典的风景。

长安街上有过双塔？

是的。西长安街路南侧曾有大庆寿寺，亦称双塔寺，创建于金代。原址位于今天电报大楼对过，音乐厅之西北。双塔寺元代最为兴盛。当时主持该寺的是高僧海云大师。海云大师名印简，俗姓宋，山西宁远人。海云受到元朝统治者的礼遇，大庆寿寺也因此擢居天下禅林之首，掌全国释教。双塔寺地本宏敞，殿宇参差，元代至明清，薪火相传，颇负盛名，诗人有"金碧楼台护紫霞"之句。

双塔寺中原有《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师碑》一通，为着名学者王万庆撰，立于1255年，当时海云大师还在世。此碑铭文与书法向为金石学家所重。这两塔高低不同，都是八角密檐砖塔，一为九层，而另一塔稍低，为七层，东西比肩排列。九层塔为海云大师灵塔，九层塔额题"特赠光天普照佛日圆明海云估圣国师之塔"；低者为曾主持庆寿寺的海云得法大弟子可庵之灵塔。

元塔有确切年代的不多。两塔造型精美，极具东方文化神韵，其修建年代比北海白塔早400年，也早于元大都城的重要标性建筑北京阜成门内妙应寺白塔。庆寿寺双塔是元代艺术建筑的精华，为无价之艺术瑰宝。后来寺虽毁，但双塔完好无损。

修寺院造塔，与西方国家建教堂相似。塔是佛的重要标志。佛教中历来认为造塔有莫大的功德。塔源于古印度，巴利文音译"塔婆"（Thupo），或称"浮屠"。塔的原始造型为方基、覆钵、尖顶。方基象征佛的方袍；覆钵即佛钵；尖顶，象征锡杖。后来造型不断演变。佛塔自传来中国，不久便同中国古代建筑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塔形体从四方，发展到六角、八角、十边形和十二边形等等。佛塔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形成了楼、阁、阙、观组合，富有极大的文化内涵。耸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实际为一塔形方尖碑。

元朝进入忽必烈时代，已不是"略输文采"，而是文采飞扬了。我曾前往内蒙古正蓝旗北，考察元上都所在地金莲川草原。天高云淡，绿草如茵，毡房点点。这片草原以"金莲川幕府"闻名于元蒙史。当时，在忽必烈周围，聚集了大批来自汉地甚至中亚各地的精英，文化气氛浓厚，学术思想活跃，他们在这片美丽的草原上，谋划着未来蒙古大汗国家的蓝图。

元代统治全国之初，都城仍在上都，人员来往非常不便。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决定在金代的中都修建元大都城，元大都的规划者是来自金莲川幕府的汉人刘秉忠。刘秉忠是一位道士，又是精通风水和城市规划的大师，他和阿拉伯人也黑迭儿按照古代汉族都城的传统布局，根据《周礼·考工记》王城图所记的式样，按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对元大都进行总体规划设计。完全舍弃辽金旧城（今北京城西南方），以北海为中心点重新规划，新城大都是一座对称式城池，但城中有许多湖泊（海子），形状和大小都是不对称的，当时一些外国人看到后，赞不绝口。这个宏大科学的都市规划，700多年前的世界上无出其右。

一个强盛的国家，总是人才荟萃，大师云集。元大都水系的规划和设计者，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郭守敬。他修建的元大都上下水道，几百年后仍然畅通。郭守敬在元大都建设中，一个很大的功绩，就是修建通惠海，引西山之水到古代永定河故道留下的坑洼水塘，即积水潭、后海、什刹海等，使大运河上船能直抵积水潭。从此，漕运兴盛，积水潭一带更成为热闹的市街，笛里番腔，街头戏鼓，元杂剧等文化活动也由此而生。

主持元大都一些重要佛寺、佛塔、道宫营造的，则是"外国专家"阿尔尼格，他来自尼波罗国（今尼泊尔），是着名的雕塑家和建筑师，曾到西藏参加过黄金塔营造。阿尔尼格应元世祖忽必烈之邀来到北京，官至光禄大夫、大司徒等。此外，参加元大都建设的还有一大批建筑师、工匠和画师。

规划中的元大都城墙是方方正正的。庆寿寺正在大都南城墙一线上，佛寺面临被拆除的危险。规划已经皇帝批准，动得还是动不得？元世祖忽必烈得知此事后，竟下令修改自己"钦定"的规划，城墙至此绕了个弯。大都的城墙竟为"佛教文化"让路，一时在全国传为佳话。今天谁有忽必烈的气魄与眼光？

上个世纪50年代，是大建设的时代。当一种新的学说兴起的时候，"破旧"成了一种必需的开路方式。城市的特点是文化的多元性、异质性和复杂性。一个"破"字，便快刀斩乱麻，势如破竹，着实很痛快。如同犁铧，但深翻之后的土壤播种什么？是清一色的麦子还是土豆？

长安街的建设被赋予了象征"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的含义--笔直宽广平坦，这成了建设中国第一大街的价值取向。这如同北京今天的城市规划，仍然影响着全国大大小小城镇的建设一样。

1955年，拓展西长安街时，涉及了大庆寿寺双塔。只有清华大学教授、着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敢提不同意见。他建议，可以拆除双塔周边的民房，保留双塔并辟一块街心绿地，既保护了文物古迹，又可丰富街道景观。尽管塔千百年来已经融入了中国的主流文化，但毕竟还是与佛教有关。梁思成的建议自然无人理睬，不可能被采纳。庆寿寺的双塔接着被全部拆除，塔中的海云大师碑被移至北海公园内的天王殿。跨越韶光的真实已经失去，永不再现。

长安街拓宽工程中，连同双塔一同需要拆除的，还有东西长安街上的牌楼，以及前门大街和正阳门桥牌楼等古建筑。

牌楼即牌坊，始源于中国古代城市的里坊制度。据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考证，"牌坊为明清两代特有之装饰建筑，盖自汉代之阙、六朝之标、唐宋之乌头门棂星门演变形成者也。"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牌楼成了建在大街转角、交叉口、丁字街口的标志，也增添了城市街道的美感。其中有些规模宏制的牌楼，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的"凯旋门"。--现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均建有牌楼，成了华人聚居地的标志性建筑。

北京西四的牌楼东西南北四座，分立于交通路口，形制相同，均为三间四柱三楼冲天柱形式。东曰"行仁"、西曰"履义"，南北曰"大市街"。是昔时古都的重要交通要道和商肆繁华地段。与此相对应的有东四牌楼。正阳门前的正阳桥牌楼是北京单体建筑规模最大的，牌楼宽五开间之多，俗称五牌楼，为五间六柱五楼冲天柱形式。在牌楼当心间上下坊额之间，书"正阳桥"三字匾额--这里正是北京都城大门正阳门的入口。

北京牌楼的大规模拆除，早在1950年就开始了。这年９月，在天安门道路的拓宽工程中，北京市建设局拆除了东公安街和司法部街牌楼。仅牌楼上的匾额由文化部文物局收藏。当时，政务院（国务院前身）遵照周总理的批示精神，对北京市的其他城楼、牌楼等，进行了调查，对有些古建筑还进行了修缮。如配合国庆，东西长安街上的牌楼还被油漆一新。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195１年底，大破之风陡转。北京市开始酝酿大规模拆除牌楼。直接的原因是"影响交通"。1953年５月，中共北京市委就朝阳门、阜成门和东单、西单、西四、历代帝王庙前牌楼影响交通的问题向中央请示，同时拟拆掉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西单、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５月９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并指出进行此项工程时，须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以取得人民的拥护"。

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担任起解释拆除任务的工作。

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梁思成不是一个普通的建筑师，而是一个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对建筑史的研究，尤为精深。他熟知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建筑风格、建筑思想的变化。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街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独特的景观，城门是主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空间，这与西方都市中的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物与标志物，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当年在国务院工作的方骥回忆起梁思成与吴晗的一次冲突：梁先生为了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自称"改革派"的吴晗争得面红耳赤。记得有一次，吴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

1953年８月，吴晗主持会议，讨论北京市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在这次会上，清华大学林徽因教授提出，"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保护旧的是为新建筑保存优良的传统"，"北京9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再如天坛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除了也不是保存文物的办法"。她认为，对北京这样一座文化古城，民居建筑的保存也是重要的方面："艺术从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梁思成先生在发言中指出："北京市的发展要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发展。一定要保存历史形成的美丽的城市风格。有些单位，如公安、交通、经济部门考虑存在片面。""在保护古建筑工作上，首都应起示范作用，慎重是必要的。"他还搬出了"老大哥"苏联的经验，提出"莫斯科建设中，古建筑在原则上尽量保存下来"，他以"土地私有"讥讽破坏文物建筑的行为："北京市各机关好像有土地私有的观念，在他们的范围内爱拆爱建，一点也不考虑整体。"

在听了专家们发言后，吴晗作答："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认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显然，他此时不是以专家，更是以北京市领导的身份说这番话的。征求专家意见，从来就不是科学或学术的讨论，更多的隐含着"政治"命题，其严肃和防范，使许多人噤若寒蝉。

会后，由北京市政府和文化部文化事业管理局等部门共同组织了联合调查小组，对北京城区的牌楼及其他一些古建筑进行了调查。最后对牌楼做出了保、拆、迁三种处理方式，即在公园、庙坛之内的可以保留下来，大街上的除了成贤街和国子监的４座外，全部迁移或拆除。

1955年，建筑界对"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建筑思想"开展了批判。

吴晗是一位"与时俱进"的领导兼历史学家。

10年后，我们还会看到，另一位不懂历史但懂得观察政治风云的"文学评论家"姚文元，瞄准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箭中的。吴晗副市长还是被疾驶的"时代列车"抛了下来，而且这一摔，就再也没有起来。

东西长安街上的两座牌楼似乎是幸运的，1954年被拆除后，周恩来指示迁建于陶然亭公园。"文革"中有人报告江青，听说是周恩来指示重建，便下令以"破四旧"名义又一次彻底拆毁，这次可是片石无存。

位于北京阜成门内的历代帝王庙前的牌楼，是北京规格最高的牌楼之一，四柱三门式。牌楼一共两座，庙的大门与牌楼之间有条小街，街很短，叫景德街。过去只供祭祀的皇帝和官员使用。平时行人得从历代帝王庙最南端的影壁外绕过。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回忆说："拆除历代帝王庙牌楼，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几天。名为拆迁，但事先并未落实迁建地点，拆下的一堆料后来也不知去向；大高玄殿前原有两个习礼亭，习礼亭与故宫的角楼相仿，比角楼还漂亮，也被拆了，说是拆迁，但迁到哪儿？没定下来，也是拆下一堆料，后来不知去向，没准在'文革'中当成柴火烧掉了。"

据《大清会典图》记载，历代帝王庙"前门正中石桥三座，桥南护以朱栅"，与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相仿。拓宽街道时，这三座汉白玉石桥也被拆除了。于是，大街从庙正门外取直通过，原本浑然一体的建筑群被分割成两个部分，三十多米长的建于明代的宏伟壮观的影壁，孤零零地留在了街南。

我在中央党校进修时，同班有一位北京市西城区的领导。他盛情邀请我们到西城区参观，其中有近年来投巨资修缮一新的历代帝王庙。他说，这座庙因被一所中学当校舍，大殿当时做学校的"室内体育馆"。景德崇圣殿两侧有４个御碑亭。正东的碑亭学校用做老师办公室，他们的办公桌，都摆在螭首龟趺和乾隆石碑的四周，所以重檐歇山式的碑亭也保持完好。当我们走出历代帝王庙时，又不禁想起庙前曾有过的两座牌楼。这两座牌楼是北京造型最好，雕作最为精致的牌楼之一。记得梁思成教授曾说，从这两座牌楼的东面望去，有阜成门的衬托，晴天时还可以看到西山，特别美，尤其是傍晚落日时分。为争取保留这两座牌楼，他还给周恩来总理写过信。

也是黄昏。

当我站在街边，向西望去，不远处，白塔寺因迎奥运而正在修复。嘈杂的市街，车流拥堵，阜成门立交桥那边，耸立着一幢幢高楼。尽管一夜大风，天依然是灰蒙蒙。不见西山。我想起梁思成先生的话，邈远得已如同隔世。至于城市，是不是要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发展"，保存历史形成的美丽的历史风格？--半个世纪后，仍然没有破题。

北京不相信眼泪。

50年的风云变迁，你能一眼望尽吗？

无疑，城市交通道路需要发展，城市的建筑文化也需要新的内容、新的形象。但是不是双塔与北京的"所有牌楼"都妨碍了交通？比如汽车撞在牌楼上，是驾驶员的责任还是牌楼的责任？为何牌楼城门全都拆除了，北京的交通还是拥挤不堪呢？

再比如，西四的南北街道面貌，即使牌楼拆除后，直至今天也没有多大改变。不管是双塔还是众多的牌楼，历史城区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给道路和市政建设带来异常复杂的影响。今天看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样的方法解决交通问题，并没有太大的难度。有的可用建立绿岛环岛绕行，有的可建地下汽车专用道--历代帝王庙前的景德街，即使道路从地下穿过，也只有几百米，就可使这个全国重点文物得以完整地保持下来。

可拆毁后，一切都无可挽回了。

三、文化的根：胡同与四合院

近年来，北京无数胡同和四合院的消失，一再引起国内外的关注。也许富人不理解穷人的心理和想法。外电称这种"义无反顾"的壮举为"文化自杀"。法国《世界报》曾用过一个醒目的标题，"让上千个曼哈顿在北京开花吧"，意思是让中国到处复制曼哈顿的高楼吧。英国《卫报》的评论更加形象："这是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它挥舞的不是红宝书，而是拆迁令。"

除了皇宫王府庙宇，其实一个城市的文化，同样深存在不起眼的胡同和院落中。元大都城中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火巷是指直通的胡同。

春天，在英格兰绵绵的冷雨中，我来到约克郡的首府。从西北门入城，参观英国第二大教堂约克大教堂。根据导游图的所指，再去保留着中世纪风貌的古街肉铺街。肉铺街顾名思义，就是过去卖肉的地方，现在则挤满热闹的旅游商品店。窄窄的斜街，屋檐下有一排排挂肉的铁钩，街边二三层房屋渐次错落而出，以免所挂的干肉被雨打湿。看得出来，有些老屋是后来重修的。但有几幢砖木结构的房屋，门口的牌子上，准确地刻着修建的年代。我看了看，也就是三四百年前。--不管如何简陋，门框如何磨损，有这些真实的定位，城市就有了历史，有了记忆。

我不禁想起了北京的砖塔胡同。

这条胡同从元、明、清，到民国，都有文献可考，有人更称之为北京之根。砖塔胡同的东南，耸立着金、元时期的高僧万松行秀的灵塔，亦称万松老人塔。耶律楚材曾拜万松行秀为师。后来耶律楚材任元中书令，即总理之职，他随成吉思汗西征之际，万松老人曾书赠八个字："经儒治国，以佛治心。"这对当时蒙古军队的杀戮政策，不能不是一个制约。砖塔胡同中还有鲁迅、张恨水的故居。鲁迅在这里写成了小说《祝福》、《在酒楼上》和《中国小说史略》。

就这样有七百多年历史，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砖塔胡同，西段已经全部拆毁，东段也岌岌可危。

为什么不能把砖塔胡同完整地保留下来？

中国旧城建筑风貌的破坏与改变，百年之前已经开始。起初是战争炮火、经济萧条带来的荒顿败落；除去"文革"时期不说，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则是利用改善的旗帜进行。而近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各地的领导都十分注意通过旧城"改造"，表现自己政绩，进行大拆大建，破坏范围之大速率之高空前。市政建设的发展，建筑物的新陈代谢本身是不可避免的事。但在这种大拆大建中，许多有价值的古建筑、文化街区，被我们忽略了。

在人们历来的印象中，位于北京西南一隅的宣武区是贫穷的，也是最没有文化积淀的一个区域，即所谓"东城富、西城贵、穷宣武、破崇文"。的确，宣武区没有皇宫王府，繁华的商业街也似乎少了些。

但这并不意味着宣武区就没有值得保存的文化。在清朝前期，统治者采取限制汉民的政策，规定汉民不得住入内城。这促成了位于外城的宣南成了各种文化汇聚交流之地。远的不说，仅明清两代，这里就曾经荟萃着大批重臣名士，修建了座座豪华私宅，如张居正、纪晓岚、顾炎武、龚自珍、孔尚任等名人的宅第。宣武区也是明清会馆的聚集之地，曾有四百多所大大小小的会馆。这些会馆虽不是官办的，但其作用大抵相当于现在各省区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接待各省进京的官员商贾和应试的举人。不少会馆曾住过历史名人，发生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与明清时期的会馆相比，现在的各地驻北京办事处建筑，除了新疆驻京办，几乎没有文化可言。

往事已经如烟，在那些穷街陋巷之中，有许多值得珍视的熠熠发光的瑰宝。

最着名的会馆是康有为住过的南海会馆。会馆原本分四路四进院。康有为住在北跨院中间的一个小院子里，由于屋子像船形，故称汗漫舫。院内有七棵树，所以又叫七树堂。馆内有一条廊子，两侧有玲珑山石，廊壁上嵌着苏东坡海棠诗的石刻。康有为就在这里起草了《上皇帝书》，开办了"粤学会"，创办了《中外纪闻》，发起了维新变法。谭嗣同的故居浏阳会馆位于菜市口大街西侧的北半截胡同。当年谭嗣同住在后院北套间，书屋取名"莽苍苍斋"，也是他和维新志士开会与被捕之处。现在北半截胡同马路拓宽，这里已被拆除了。粉房琉璃街，是个有许多小会馆的胡同。其中的１１５号，原是新会会馆。史料记载梁启超曾在这里北房内结婚，这几间房子梁启超称为"饮冰室"，他的作品也就称为《饮冰室文集》，可以看出主人对这几间房屋和这一段生活的珍视。现在，这条胡同的东侧已经开始拆除了。

与谭嗣同故居所在的北半截胡同不远，南半截胡同里有绍兴会馆。鲁迅曾在院内的藤花馆和补树书屋居住。鲁迅先生就在这里写下《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名篇。如今这里早已被翻建房湮没，仅剩下了那棵大槐树。

经过文献考证和考古发掘，正式确认北京"蒜市口十七间半"--即广渠门内大街207号院，为曹雪芹在北京的故居遗址，是国内唯一有档案可查、有地图可证、有遗迹可寻的曹氏故居，也在最近"拓宽"和兴建广安大街时被彻底拆毁了。

自然，城市文化的割裂并非自今日始。

这些会馆、宅院，几十年来产权几经变动，有许多成了几十户、上百户人家居住的大杂院。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原是座三进深、带东西跨院的宅院，后院还有一座二层小楼，院中有盘曲的古藤和百年古桐，这里也曾满园花明叶浓，沿阶草色映日，浸透着书香的风雅。现在，纪晓岚故居的大门早已无存，它的东院一度成了晋阳饭庄，是饮食男女们出入之处，山西猫耳朵之类面食和过油肉之类绝对正宗。也许是这几年来宫廷戏和戏说之类电视剧的兴盛，《四库全书》总纂官，才子纪晓岚几乎家喻户晓，他的旧居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街道拓宽之际，这座院落部分侥幸得以保存。

这些会馆和着名的宅院如何沦为平常居民房？如何会住进去几十户、上百户居民？位于宣武区的黄岩会馆原有两处，都是不小的院落。两年前，我的家乡浙江黄岩地方政府，多次派人到北京，寻找"黄岩会馆"，想收回产权，修缮会馆，甚至愿意提供一些资金，帮助迁出会馆中的住户，可每次都无功而返。--而这些居民与原来的房屋毫不相干。沦落大杂院后，期盼旧屋改造和搬进新居，几乎成为他们一致的呼声。产权的变化经过十分简单，也非常复杂--一句话，大都没有任何合法的程序和手续。

早在1949年８月，《人民日报》就刊登文章，明确说明政府保护私房产。建国初，北京共有私房92万间，除了1951年没收的8?郾2万间敌逆房产外，其余都给房主颁发了新的房地产所有权证，以取代解放前的房地契。解放以后，当时同乡会之类团体不再存在。黄岩会馆的房产托付给当时北京大学教务长周炳琳看管，产权就登在他的名下。老先生去世后，这些会馆就下落不明了。几十年来，产权不知怎么，有的成了住户名下的私房，有的成了房管部门的"公房"。连黄岩政府派人查阅原始资料都非常困难--没有人愿意提供方便。不久，其中一处黄岩会馆就在旧城改造中"蒸发"了。

一些历史建筑如何沦落为不堪的大杂院，沦落为一处处危房，如今又成为开发商、当权者眼中觊觎之物？

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而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往往在户主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房屋的土地已被"规划"了。其用途多数绝不是什么公共利益，而是开发商要在这块土地上盖大楼去赚更多的钱；这些人挥舞着"旧城改造"的旗帜，提出让人无法接受的价格让人搬走，一旦原来的主人不同意，立即"强制"执行。

中国并不缺少相关的法律。而是缺少实施法律的公正的环境，缺少对破坏者的监督，缺少维护居民最基本权利的意识--许多破坏和拆迁的实质，就是对原住民、对私有财产的无偿侵占。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竞相拆除庙宇、牌楼、会所、城墙与城门楼，以至于戏台、祠堂等等，除了一些确有需要外，实际上已经打上了"政治化"的色彩，这些老建筑是封建时代和资产阶级的东西，拆就是"破"，就是革命的象征。而这种破的狂热，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一度被演变成为"打、砸、抢"。

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改善交通，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和条件，这几乎是各地政府在旧城改造中大拆大建的一致说词。其实，改造与完全拆毁重建是两个概念。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旧城历史文化街区完全推平重建，与改造"危改"毫无共同之处。

北京已经不是原先的北京了，大大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被拆除，仅存的一些也被分割，被高楼大厦所淹没，被大楼巨大的阴影所笼罩。

古都文化和历史的断代标志正在不断遭到被坏，被岁月湮没。北京的历史进一步向明清故宫退缩。这就是北京旧城改造的代价？

没有胡同的北京，还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吗？

四、城市的大门：老火车站与新建筑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往深圳的考察团和成千上万的游人，不可忽略的景点就是微缩景观"中国之窗"和"世界之窗"。

建于1989年的"世界之窗"，聚集了世界各国的着名建筑和环境。当时，人们出国还不那么容易，"世界之窗"使国人感到不用出国就可以"走遍天下"，领略西方建筑的风采，一时游人摩肩接踵。中国的建筑师，规划师的信心又发生了动摇，竞相追求时尚。"世界之窗"也成为来势迅猛的国内建筑仿欧之风的肇始。

当代，在中国的城市里，概念不清、断章取义、形式混乱、粗制滥造的"罗马花园"、"欧陆风情"、"巴黎别墅"、"日耳曼家居"不断出炉。

其实，中国近代城市建筑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已有100多年。19世纪中叶后，资本主义经济加速发展。随着近代交通线路和港口的修建，我国城市的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种种原因，广州、上海、天津、青岛、哈尔滨等新兴城市受欧洲文化的影响较大，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特点的建筑，巴洛克和哥特式建筑，还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建筑和日耳曼建筑、俄罗斯建筑等等，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这些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中外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

如上海城市的突出特点就是中西交融。广州中西合璧的城市建筑风格，以西关骑楼和沙面租界建筑群为代表，既保留了岭南的传统风格，同时又吸收了欧洲的风格。

可有谁想过，各地在大建仿欧建筑的同时，真正经典的欧洲文化建筑，却在我国不断遭到无情的毁坏。

北京规划展览馆位于北京前三门大街南侧。周边的建筑，包括巍峨的前门和正阳门箭楼，与展览馆毗邻的，则是北京有着欧洲建筑风格的前门火车站，以及前门和大栅栏老街。

前门街区，留下岁月变迁的沧桑和特征。

100多年前，欧洲建筑师们踏上东方古老国度的土地时，还是小心翼翼地对东方的建筑充满敬畏之情。而他们也倾其才能和心血，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得以留存。

前门火车站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京奉铁路从马家堡经永定门修到了北京的东侧，同年建成了"京奉铁路正阳门东火车站"。

前门火车站与古城箭楼相望，是典型的欧式风格，由英国铁路工程师设计。我们可以从这些建筑上读出"历史年轮"和演变的规律，倾听砖石讲述的故事。令人惊异的是，这座与中国传统城楼近在咫尺的欧式建筑，竟与周边的环境十分和谐，共存在一座城市、一个街区中。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从前门火车站高度处理与钟楼的设计等，都可以看出英国建筑师的匠心独运，和对中国经典建筑的敬畏之心--前门火车站的整体高度比前门和正阳门城楼要低得多。这几幢建筑，组成了历史延续和时代演绎的生动范例。此后半个多世纪，这座北京最大的火车站，成了留驻时光、延续感情的地方，是许多重大事件和动人故事不变的背景。

此外，前门火车站还与东交民巷那些风格各异的西式楼房，组成了别致的建筑群落。

1958年，当时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新北京站建成，前门不再有汽笛与火车的疾驶。前门火车站成了北京铁路职工俱乐部，近年，又改成了百货和小商品的商场。岁月的淘洗是最无情的。近年，前门火车站进行了修复，恢复了原有的风格。不少有识之士呼吁，建议把具有经典欧洲风格的前门火车站改成博物馆--这可以看出百年老建筑的文化价值和生命力。

五、失败的规划与规划的失败

不会有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科学态度、生活状态和知识水准决定一个人的视野，其最能体现的便是城市规划。

2005年初，北京新建成了一座展览馆，即位于天安门广场东南侧的北京规划展览馆。这座展馆由一整座商厦改建而成，非常现代和气派，玻璃幕墙闪闪发光。美国总统小布什和夫人劳拉访华时，专门安排总统夫人去参观北京规划展览馆。

报纸和外电，都以显着位置报道了这次走访："美国第一夫人劳拉，走在北京的古老与现代之间。"

美国第一夫人参观了北京区县规划、城市模型、奥运场馆规划等展厅。虽然记者用了"兴致勃勃"等词汇，但她更感兴趣的，显然是北京城市的变迁和古迹。如木结构的北京故宫全景模型，高10米、宽９米的《北京旧城》巨幅青铜浮雕等。

北京是当代中国规划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

英国《观察家》发表德扬·苏吉奇在参观规划馆后说："规划展览馆的主要绘制图设在顶楼。这个奥林匹克游泳池大小的空间展示着北京将展露的容颜。绘图详细得令人叹为观止，但同时会让你明白，未来将消失无踪的不仅仅是楼下青铜浮雕显示的那座城市，还有后来毛泽东打造的那个新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幸存下来，但其他一切似乎都不会'幸免于难'。"

毫无疑问，即使是北京这样一个引以自豪的规划，国内外仍然评价不一，赞美与肯定的并不多。

夏天，我来到了北京规划展览馆。上楼，入座，步入影视厅，戴上眼镜看立体宽银幕电影。主人先让我们看两部影片。一是介绍老北京历史的《不朽的城》。另一部则是介绍2008年"新奥运新北京"规划的影片。音响和视觉的效果具有冲击力。两部片子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前者记录了从燕京、金中都、元大都到明清时期的北京城规划和建设。北京具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多年的建都史。时光飞逝，高大的城墙、辉煌的殿宇，画栋雕梁、园林幽胜。还有静静的街道和胡同、古朴的院落、高高低低的屋顶……真是气象万千，大气磅礴，或典逸雄放，或深沉纯净。城的不朽，在于千回万转，血脉生生不息，吸引了无数惊诧的眼神，令人赞叹。古城神奇的气质和血脉，源流、造化和伟力，天地倾斜之中又兀然独立，光芒四射。观毕，天地之势自心中缓缓升腾。

主人的好心安排，实在不敢恭维。犹如大餐过后，给你端上一堆盒饭。介绍新北京规划的片子中，展现的画面凌乱、繁杂，如同潮水涌来时激起的浪花和泡沫。有的甚至可以用的拙劣来形容。几乎完全是大小方块"积木"的堆砌，和万花筒般旋转--这是在任何一部星球大战之类的科幻影片中都可以见到的景象，凌空盛开的不是鲜花而是立交桥。高楼如林，车流如蚁。眼花缭乱，紧张得喘不过气来，连清醒和宁静的瞬间都没有。我不知道这两部片子是否是同一个摄制编辑组，视觉效果上如此差距，也许是规划部门的领导始料未及的。

用不着敬畏。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顶层大厅里玻璃的地面下，有一个上百平方米的城市沙盘模型，据说这是世界最大的。参观者可以走到"城市之上"，以一个"巨人"的傲慢姿态，俯瞰和"脚踩"天安门、长安街，寻找自己在这个城市的居所。我突然想到，当前城市建设中许多败笔的出现，正是与虚高的视角和自大有关--在沙盘与模型前审视，中国式的园林显得琐碎，四合院显得低矮单调，亭台楼阁只不过是不值一提的点缀，而大、怪、奇、高很容易夺人眼球。

北京规划展览馆里还有一些北京四合院、城墙等等图片和实物展览--这都是些"样板间"，原来的建筑物或许已经拆毁，荡然无存。凝视玻璃柜中的一砖一木--玻璃柜中还放有北京的城砖--像看植物的标本、老城的标本，使人更有"伤逝"之感。

也许有些问题过于深奥。2008年，北京要举办奥运会。"人文奥运"的支点是什么？北京城市文化的灵魂是什么？以往的艺术与发展创造之间有什么联系？世界上艺术的精华，都是有客观价值标准的，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民族艺术也都有客观价值标准，任何建筑艺术创造都不能完全脱离以往传统的基础而独立。

有专家提出了"古都特色、中国风格、东方气派"的北京城市形象。除了"营造城市景观和改善环境"外，如何深入、系统地挖掘北京城的历史文化内涵，如何更好地在建设新城的同时，抢救和维护旧都风貌，进而复兴和创造我们时代新的城市规划建筑思想、建筑理论呢？

燕南园爱思想 钱永祥 2015-08-23 08:4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