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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贾也

来源|天涯杂谈

导语: 背黑锅的周晓辉们，无出路尿毒症患者们

3月31日，四川省人民医院普外科周晓辉主任医师，因医疗纠纷而自缢身亡。另据网友爆料，周晓辉遭遇医闹长达8个月，自杀前已在网上卖车卖房准备赔偿病人。堂堂一个省医院的主任医生面对“医闹”，竟落得如同破产的个体户般走投无路，而医院给出的回应却是如此冷漠，称自杀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也是在同一天，离成都不远的重庆市，有数百名尿毒症患者及其家属上街抗议自3月25日开始落地实施的医改新政，打出了“请求安乐死”的口号。终因面临群众的打脸，号称惠民的重庆医改只存活了一周时间。究其原因，自然是将改革成本全部转嫁到老百姓身上，而且还变本加厉地借医改狠赚老百姓的钱。

被污辱的医生，被损害的患者，看似都不容易，却又在苦苦相逼，制造了无穷无尽的医患矛盾。究其原因，大家都懂的，以药养医的体制是根源，维权渠道的阻塞是主因。本篇就事论事，深入剖析问题实质。

一、为体制背黑锅的医生

在当下之中国，医生难当，当个好医生更难，四川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周晓辉就印证了这句话。

周晓辉医生的自杀源于一起不堪其扰的医疗纠纷。据周晓辉的同事称，患者因肝内胆管多发性结石，淤胆性肝硬化，入院前已经多次做手术，这个病几乎治不好。当初患者想进院时无人接收，便苦苦哀求，周晓辉出于医者仁心，才接下了这个病人。

谁知就此酿下无穷无尽的麻烦，当周晓辉医生知道好人难当的时候，为时已晚，患者家属就开始无休无止地医闹，对值班医生拳脚相加，对年轻护士更是痛骂不已，逼得他精神压力太大，再加上自己老婆患了卵巢癌需要化疗，万般无奈之下，他在网上准备卖掉车房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茫茫的压力和万般的无奈之下，这个善良的人最终选择一死，以死铭志。他的善良体现在遗言之中：把“今生的爱”留给老婆，把一声“对不起”留给同事！

周晓辉有极佳的口碑，甚至连“医闹”患者的家属都称是好人。他是个好丈夫，在老婆生病的六七个年头里，他都不离不弃，每天为老婆熬药三四个小时，为她倾其所有治病；他是个好长者，除了选择以死铭志那一晚第一次关掉手机，从来不会关机手机，总是对科室年轻医生说，晚上处理不了的打电话给我；他是个好医生，且不管医术水平，总能视病人如亲人，他曾叮嘱下级医生为病人谨慎开药，不要加重病人负责，“我当过病人家属，我知道他们的难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足见医者仁心。

那么，到底是什么逼死了这么一个好人，非要以死铭志呢？难道他真的错了吗？错在最开始就不该给这样的人做介入手术？错在后来不该一味地忍让，错在最后不该走上自尽的绝路？

让人感到质疑的是，面对患者无休无止的医闹，为什么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周晓辉一人，难道这个省人民医院从来不想以集体名义加以解决？堂堂一个省医院，有那么多资源服务于大量VIP，就没有一点资源对付一个无赖？这纠纷本该一个集体出面解决，为何要让周晓辉一人独自面对，逼得他像一个个体户一样，卖房卖车去自行赔付！

这不是个笑话，而是确已发生的逼死人的现实。

更令人感到心寒的，省医院宣传部对此事件的回应，冷冷地回应说无法确认自杀与医疗纠纷有关，相关部门正在核实这一情况，看来就一副撇清关系的嘴脸，怪不得在网上有不少医生吐槽，医生对医院而言，只是一个工具罢了。

四川医生周晓辉自杀事件，不禁让我想到越来越尖锐的医患关系，真是逼死人的节奏。

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确立起来的？不就是为了治疗疾病吗？想必不会有人没事找抽，没病去找医生打针吃药的！正常的医患关系应该是战友，应该是同盟军，双方密切配合，医生视患如亲，而患者谨遵医嘱，因为只有这样，患者才可以得到良好的医治。但是，现在医患关系闹得很无厘头，相互怀疑不说，动不动就拳脚相加，甚至拔刀相向。

如此紧张的医患关系，只能说明现行医疗体制出现严重的问题。分析其原因，首先，国家对医疗的财政投入少之又少，其次，在这样少之又少的投入背景下，大部分又被VIP们——退休干部和高级干部——所占用了，而剩下的医疗资源非常有限，就靠老百姓们通过各种关系去争取了：如果争取到了，也要按照你身份地位，进行三六九等分类，接受哪一类治疗；如果没有争取到，那只有得了躺在家里等死的份，比如那些没有医疗保障的穷困农民。

这其实是一种丛林规则，而在这个规则之下，人们要想活下去，活得好的话，出路只有两种：一种是狐假虎假，请托各种关系；一种就是要斗狠，将自己变成狼。很不幸的是，我们现行的医疗体制正在努力地促成这样一个丛林社会，让人们动用各种关系去争取医疗资源，时间一长，人们就养成了一种看病的定势：一旦有了病，不管大病小病，条件反射地想到请托，找各种社会关系来给自己换取方便和有效的治疗。

关键是，这些请托还相当奏效，某个领导的一个电话，哪怕是放个屁，院方总能奉若御旨，至少你可以免除排队和减少预约的天数等等。如果要动个手术，我们还会想着送红包，总觉得送红包给医院领导，领导会安排出好医生；送红包给主刀医生，医生会比平时多一份心，毕竟人命加上了钱码。

患者要找关系来看病，要塞红包来做手术，看病难和看病贵就在所难免了。在这样医疗体制和社会风气之下，患者疾病若没有得到很好的救治，如果托了关系塞了红包，那么就会觉得“上当受骗”了；如果没找关系没塞红包，那么就会觉得“医不尽力”。再加上畸形的“以药养医”体制，完全将医生逼进了“不仁不义”之地，这是导致医患关系恶化的制度根源。

在这种制度之下，多数患者基本会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认为医生受利益驱动，存在“过度治疗”的行为，正因为如此，一旦发生医疗差错或者意外，甚至很小一点语言冲突，就把所有的仇恨都发泄在医生身上，对医生拔刀相向，酿成杀医、伤医事件。

患者也只能将枪口对准一线的医护人员，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在第一线，承担人们对医疗体制的不满，用笔者的话来说，就是医生不是躺着中枪，而是不自觉地在挡枪！仔细想想，也只能是如此结果，患者及其家属找院方领导谈天，估计连领导的门都摸不到。更何况，院方领导根本没有这份闲心来管你这摊烂事，基本态度非常明确：冤有头债有主，谁给你治，就找谁去！

患者找不到医院领导，找不到维权机构，更不会想到医疗体制的问题,他只能找到医生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这样一来，医生为体制背黑锅了，承担了患者们所有的仇恨。

社会悲剧就这么诞生了：许多医生就被人格污辱，比如被游街，被逼下跪，被披麻戴孝，更有甚者，就是直接用刀砍，直至捅死。当然也有医生不堪重负，选择以死铭志的。

客观而言，医疗界确实存在黑幕，灰色收入、过度医疗现象层出不穷，但更多的，归根结底还是“以药养医”的这种逼良为娼的制度造成的，更何况大多数一线医护人员还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有资格收红包的医生并不多，再说了，有节操的医生也不在少数，比如周晓辉就是很好的例子。

医生的处境，其实与维护市容市貌的城管相似：由于制度的设计，他们成为小贩斗争的对象，成为民愤宣泄的对象，原因就是民众直接面对的是城管，民众根本不会想到城管只是执行某个领导的命令，不会想到罪魁祸首是漠视民众生存权的城市管理体制……最终，各种苦苦相逼的制度，导致弱者挥刀砍向弱者，患者砍向医生，小贩砍向城管，而那些权力者们却毫发无损，甚至沾沾自喜。

制度的阴冷在于此，真正的强者——即所谓的领导们——在弱者相残的情况下，总会用一副体贴民意面貌、以调解者的身份出现，以显示他们的宽宏大量，以显示他们的英明神武，院方领导们、政府官员们就这样出现在人们面前，殊不知罪魁祸首就是他们，甚至连他们都被体制所拘役，因为他们也只是执行体制的人，也被捆绑了进来。

二、承受改革之刀的民众

医疗体制存在严重弊端，是个社会共识的问题，因此，医改呼声一直以来都是社会最强音。然而，许多地方的医疗改革，总以喜剧开场，而以悲剧收场，沦为一场啼笑皆非的闹剧。

就在周晓辉先生选择以死铭志的同一天下午，因无力承担医改后翻倍的治疗费用，重庆市数百名尿毒症患者及其家属上街抗议，将市政府附近多处交通阻断数小时，后遭大量警察暴力驱散，多人被殴打抓捕。

重庆医改结果令人大跌眼镜，其中主要内容有“大型设备检查，检验类项目价格均降低25%，诊查、护理、治疗、手术类项目价格分别提高30%、30%、13%、13%。”其实，降低大型设备的检查费用根本不是惠民政策，试问，老百姓通常进医院用大型设备的概率是多少？反而老百姓最需要的常规诊疗、检查、护理等费用疯狂上涨，某些单体检查项目还要拆分为多个项目进行收费，上涨幅度远远不止30%，而是翻了好几倍。

总的算来，这个医改让老百姓进医院的总体成本飙升，据新京报的报道称，重庆一位准妈妈张女士介绍以前普通产科挂号费由9元上涨到21元，常规彩超检查由190元左右上涨330元，影响最为严重的自然是那批尿毒症患者，据称以前做透析一个月1000多，现在要4000多，无奈之下，只能上街举牌子，去破坏社会的和谐气氛了，打出“请求安乐死”的口号，调侃此次唐医改的精髓就是“小病自行诊断，大病自行了断”。

想想当初重庆这场医改吹得多少冠冕堂皇啊，目的也是何等的振奋人心，说是想让老百姓看得起病的。谁知没推行一个星期，就Pia Pia Pia打脸的节奏， Duang Duang Duang之后，政府只能宣布取消医改，一句话，算是没改过！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我认为主要政府管医疗那块的官员，根本不懂医疗，“肉食者鄙”的典型官僚，只是扛着“医改为民”的大旗，一天到晚就是听听汇报而已，至于听谁的呢？无非就是医院的领导，医企的老总，听听这个有道理，听听那个有道理，在盘算一下自己三分三的利益，都是一堆政府捡便宜、医院增收入、药企发大财三方受益的好前景，这样就算听取各方意见了，然后坐在办公室拍拍脑袋决定政策了，于是命令官家的喉舌做个新闻调查，制造一些“称市民多理解”的舆论，就昭告天下，立即执行了。

重庆医改和其它各种社会改革一样，其实都陷入了改革陷阱，改来改去，改什么呢？就是向弱势群体开刀，让他们作出牺牲，而对利益集团则保护有加，甚至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国企改革如此，让工人下岗，从不想让领导下岗；教育改革如此，让学费上涨，从不想在教育上多投入点；工资改革也如此，先保证公务员加薪，体制外的成员有没有饭吃都不管不顾……社会的资源总是向既得利益者这一边倾斜，充满着强烈的特供思维，屁股决定脑袋，这些改革者已经无法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了。

观察重庆医改，改的就是患者的文章，摊来摊去的账，就摊到患者身上，把改革成本全部转嫁给患者，而且还变本加厉借本次医改狠赚患者的钱。这个医改方案根本不敢动真正的利益集团，不拿灰色利益链开刀，不去控制公立医院的创收冲动，不去跟进社会医疗保险机构，只想着牺牲患者利益为代价的。最终损害就是那些患者们——部分患者因为价格调整而大幅增长自付比例，而相关的医保并未同提高报销比例，政府放任这一部分患者的利益被侵害。

医改经过这么一瞎折腾，患者的医疗保障没有改进，医生的待遇和人身安全没有改善，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让人们相信上了街，制造一个社会事件，就能迫使地方当局妥协，就会放弃改革，把一揽子改革计划一股脑儿丢进废纸篓里去。不仅失去了政府的公信力，更失去的医疗改革的社会支持。

如果说庸医误人的话，那么庸吏误国误民，医改需要对症下药，想想清楚这几个问题：

1、患者为什么精神紧张？就是没有得到充分的医疗保障，担心看不起病；

2、患者为什么心理失衡？就是因为存在着医疗特权，有各种干部房、VIP房，让他们羡慕嫉妒恨；

3、患者为什么充满戾气？就是因为医疗纠纷走正常算什么根本走不通，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是被损害的那一类人。

在一个权力至上、关系盛行、法治不彰的丛林式社会里，弱势的民众很容易患上集体性的“被迫害妄想症”，对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极度不信任的思维定势：有医患纠纷时，走医患调解渠道，卫生行政部门的调解被认为是“老子帮儿子”——这是要受损害的；走医疗鉴定渠道，社会机构出具的鉴定被认为是“兄弟帮兄弟”——这也是要受损害的，因此统统排斥，而且死不认账。至于走司法诉讼的渠道，那就必须提供证据了，而大多数站得住脚的证据一般都由医院掌握着，甚至连最简单的病历也都是医生、护士开具的，何况走司法途径过程漫长，费时、费钱、费精力，更何况也无法排除司法腐败，算来算去，也是要受损害的，所以民众即使要走司法程序，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正因为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现实，正常通道人们根本走不通，制定医改的时候，这些人的声音根本不会跑到决策者的耳朵里去的。如果认命的话，也只有自己吃亏，就像重庆尿毒症患者，他们不闹，不闹就相当于等死。

那么怎么办？作为被损害的人，只有变成斗狠的狼，蛮不讲理，因为蛮不讲理，顾名思义就是蛮横的人根本不用讲理的，不管是正理还是歪理，只要占着理就可以得理不饶人。

中国社会确实是很少讲道理的，谁会闹谁就会得到“优待”，“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怎么解决呢？在中国的解决之道就是与人民币挂钩，所以“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当医患纠纷出现“闹”与“赔”成正比模式时，医患关系更加变味，于是专门出现一个行业，就是职业医闹，他们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流程，如在医院焚烧纸钱、搭设灵堂、围堵院长办公室等等。

找到病根，就可以对症下药了，进行有效的医疗改革：

1、确保民众人人享有基本的医疗保障，不能搞身份歧视，一部分人有保障而另一部分就没有，这是人为制造“一国两制”的恶政；

2、确保民众能够公平地享用医疗资源，不能把有限的医疗资源变成VIP们的特供，这世界从来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3、提供解决医疗纠纷的合法途径，不能一医患矛盾就只靠闹，凭拳头来解决事端。

患者看病，能保障了，能平等了，能维权了，减轻了“被迫害妄想症”，自然也就祛除了不少社会戾气。

结语

说来说去，医患关系本质上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医疗需要和落后、腐朽、僵化的医疗体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从顶层设计想办法解决的话，那么医生还是继续成为替罪羊，将面向更多的刀与枪，而患者呢争取有限医疗资源继续斗狠使诈，推向。

天涯观察 2015-08-23 08:4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