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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君按：本文系李克军先生新书《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引言部分的摘选，原题为《怎样“读懂”县委书记？》)。

这里所说的“天使化”，除了上级领导机关对县委书记的某些要求过于理想化之外，主要指媒体对典型人物的宣传刻意拔高，艺术作品塑造的英雄人物过于高大完美。

这里所说的“妖魔化”，当然不包括对县委书记中的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进行正常的揭露和批判；也不包括某些县委书记自己由廉洁奉公的“公仆”向贪赃枉法的“老爷”蜕化的过程。而是专门指在公众舆论中，虚构或夸大县委书记的缺陷和阴暗面，从而使盲目仇官的社会心理蔓延滋长的倾向。

对县委书记的“妖魔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夸大“县官”的贪腐程度，认为“洪洞县里没好人”。

社会上流传这样一个说法：把掌握实权的官员抓起来，全部砍头，肯定有冤枉的；隔一个杀一个，肯定有漏网的；县委书记是“一手遮天”的“土皇帝”、一言九鼎的“山大王”，没有几个不是欺压百姓、贪赃枉法的。

2010年6月，网络上出现一个帖子，说县委书记一年提拔干部可捞100万元，为人安排工作可捞100万元，节日收礼可达100万元，工程回扣可捞取几十万上百万元。帖子被多家网站、社区转载。

在某大网站，几万人浏览，144人回复，只有一人回复说“不都是这样，腐败的是有的”，其余全是赞同或怒骂的。有好几个回帖说主帖太“保守”，“我们县的县委书记一年要(捞)1500到2000万元”。某网站的网友对这个帖子投票，554人支持，2人反对。

二是出现官民冲突事件，只要涉及到县委书记，各方舆论便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板子打到他们身上。

2010年9月，江西省宜黄县因拆迁冲突造成了人员伤亡。当时，新闻单位进行了一边倒的报道，县委书记为首的政府官员被描绘成为欺压百姓、为所欲为的恶魔。抚州市委当即免去了书记和县长的职务，可是在向上级的报告中却说，整个拆迁过程没有违法违规行为。

宜黄事件尚未平息，又发生了某知名学者因县委书记为拆迁辩护而罢宴的故事。一时间，这位学者成了为民请命的英雄，那位县委书记成了为所欲为的官痞。

平心而论，这位学者素来敢于仗义执言，对我国现行维稳体制弊端进行诸多鞭辟入里的分析；对强制拆迁行为的抨击，从维护公民私权的角度看，也颇富洞见。但是，他“不要拆老百姓房子”的说法，却有明显的片面性。

因为就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拆掉旧房，就可以住上新房(前些年需要拿一点补差款，现在多数地方都实行“拆一还一”的办法，不需要拿一分钱)，所以，他们盼望自家的房子早点拆掉。只要补偿条件得到满足后，多数人都会主动搬迁，不需要开发商或干部来拆，强制拆迁的是极少数。

至于那位县委书记说出“没有我们这么干，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的话(当事人几个月后说原话有出入)，虽然不够严谨稳妥，但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因为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及广大基层干部，不得不顶着各种压力，冒着各种风险，带领群众发展经济，开展城乡建设。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既是某些社会矛盾的制造者，又是某些矛盾的受害者，更是大量矛盾的化解者。作为一个知名学者，因这句话翻脸，出发点可能是“铁肩担道义”，客观上却可能为“妖魔化”县委书记推波助澜。

三是赞扬县委书记或为县委书记辩护的言论，往往惨遭围攻。

宜黄事件发生不久，一个以“宜黄官员”名义发布的帖子，肯定了本县城市建设和县委书记工作的成就，反映了拆迁中遇到的一些矛盾和困难，尽管有些观点不尽周延，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可是，某媒体却不顾前后语境，截取“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这半句话，大加挞伐、大肆炒作。

再如，河北省张北县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把外地一首歌颂县委书记的歌曲与本县县委书记的一些影像资料合成为一段视频，发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多数网民和部分媒体，不相信相关人员的任何解释，断言视频制造者是在“肉麻”地“拍马屁”，被颂扬官员“不知羞耻”；但从部分网民的跟帖和相关资料看，张北县这位被网络“煎炒”的县委书记，确实干了不少大事和实事，在本地民众中口碑也比较好。

“妖魔化”县委书记的倾向愈演愈烈，原因很复杂，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县委书记队伍中，屡屡出现腐败分子，败坏了县委书记的形象。

近年来，县委书记腐败案件频频发生。本世纪初，安徽省在短短两三年内，有18个县委书记接连“出事”；河南省2006年换届以来，有22个县委书记落马。有的腐败分子，丑恶嘴脸令人作呕，犯罪行为怵目惊心；还有的县委书记，虽然没有犯罪行为，但滥用权力，违法处理社会矛盾，同样造成恶劣影响。

2013年落马的四川女县委书记

可以说，县委书记们“被妖魔化”，首先是县委书记队伍中一部分人自身行为的“妖魔化”造成的。

二是县委书记工作中的诸多尴尬和纠结鲜为人知，所以常常被人们说成“歪嘴和尚”。

多年来，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上级领导机关发布的各种文件，都对各级干部如何廉政勤政、如何执政为民提出了越来越完美、越来越具体的要求。但由于权力运行的制度化水平过低，实践中的党务和政务与文本规定差距很大，有的甚至完全相反；法规或政策之间自相矛盾、打架碰撞的问题也屡见不鲜。

比如，上级领导机关一边不断地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减少对民众生产生活的干预，一边不断地组织各种达标竞赛、考核评比；一边不断地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破除GDP崇拜，一边不断地下达招商引资上项目、固定资产投资、财政增收等指标；一边不断地下达“权力寻租”“商业贿赂”的禁令，一边不断地上收强势部门审批项目资金的权力......

在“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约束和干部自上而下任命的制度约束下，基层干部不得不做一些违背群众意愿的事情，也不得不采取一些虚与委蛇的办法应付上级，还不得不采用一些“非规措施”争取资金项目谋求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这些，难登大雅之堂，只能心照不宣。

所以，除了既熟悉基层，又熟悉官场的少数人之外，公众都觉得：上头儿的“经”是好的，是县乡这些“和尚”给念歪了。

三是媒体占据着道德评价的制高点，某些片面失真的信息具有超级杀伤力。

改革开放以前，大众传播载体单一，并且严格控制在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手中(实际上是控制在中央手里)。除了党委确定的“打倒”对象以外，领导干部遭遇媒体围剿的几率很低。

健全的法治国家，公众可以及时获取官方各种信息，听到各种利益主体的声音，因此具有较强的自我判断能力。媒体既能比较充分地发挥民意表达和监督政府的作用，又不具备对官员法外伤害的特权。总统经常在媒体上挨骂，但只要不被权力机关弹劾，总统还是总统。而在我国，舆论的杀伤力有时比法律的惩戒力还要大。

由于批评高级官员困难重重，某些新闻单位便把眼睛盯在位置不高、权力不小的县级官员身上，发现负面信息便如获至宝，大肆炒作，有的甚至用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来吸引受众的眼球。比如，2010年7月，媒体上突然流传一个故事，说某地领导干部下矿井视察，随行的县委书记吓哭了。经调查核实，纯属子虚乌有。

由于缺少充分辩论的平台和虚假信息追究机制，遇到此类麻烦的官员，一般都不会去和媒体较真儿。上级领导机关，往往在事实没有搞清的情况下，匆忙罢免惹来麻烦的“县官”，以平息民怨。这样做，当然也会助长社会上对“县官”怀疑、怨愤和不信任的情绪。

四是官方及某些文艺作品对县委书记的“天使化”宣传和描绘，放大了现实与理想的反差，助长了过分追求完美的“清官情结”和怀疑一切的逆反心理。

传统的儒家文化，具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仁者爱人、先忧后乐、忠君爱民等道德要求，虽然具有较强的教化功能，但也使人们形成了“圣贤崇拜”和“清官迷信”心理。

由于某些要求和教育，过分追求完美，在增强干部宗旨意识的同时，也大大助长了说大话、说假话、重宣言、轻践诺的不良风气。在历史研究中，“为尊者讳”的积习从古代延续到今天，实事求是的原则很难充分体现。

除了宣传上的“高调门”以外，文艺作品中的“神话清官”现象也很普遍，从“包公铡驸马、铡亲侄”的故事，到赢来一片赞誉的电视剧《新星》，都反映了人们对“天使”官员的热切期盼以及对道德说教的迷信，对制度约束的轻视。

“天使化”舆论，不但对领导干部的教化功能日渐衰弱，而且对社会心理产生诸多消极影响。老百姓经常以“天使化”的标杆来剪裁现实。当他们发现本地的“父母官”存有和普通人一样的某些缺陷时，便不肯容忍；当人们发现他们崇拜的偶像并非完美无缺时，积累多年的信念可能轰然倒塌，对执政当局和领导干部的信任也可能荡然无存。

所以，“妖魔化”和“天使化”虽然相反，但却紧密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说，“天使化”是“妖魔化”的根源之一。

全国2800多个县委书记，思想和行为千差万别。总体上说，品行恶劣的严重腐败分子是极少数，超尘脱俗的圣贤更是凤毛麟角。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包括某些犯有罪错的“落马”官员和业绩非凡的模范人物)，思想和行为具有多面性，也可以说具有“天使”和“魔鬼”的两重性。

有一位在县(市)担任多年主要领导的同志说，如果以“文本规范”为标准去严查严处，大部分县委书记可能要受到严重警告以上的处分或法律追究；反过来，如果逐个搜集和挖掘他们的先进事迹，大部分县委书记可以成为领导干部的楷模，发个长篇通讯，足以催人泪下。

可见，对绝大多数县委书记而言，无论是“妖魔化”还是“天使化”，都是片面的。

共识网 2015-08-23 08:4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