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也是主持大决策顶层设计的顶级大师。杜老作为总设计师，形成了整套风格鲜明的决策体系和风格。

(一)开放、动态的吸收人才和思想的体系

以杜老为中心，吸引不同程度参与九号院工作的精英人才包括多类：

1.有丰富从农从政经验的一线高官――如杜的副手王郁昭(原滁州市委书记、安徽农村改革首倡者、原安徽省省长)，朱厚泽(原贵州省委书记、中宣部部长)，郑重(原农业部副部长)研究员张平化(原湖南省委书记，中宣部长)，研究员纪登奎(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吴象，等;

2.相关部门的一线高官――如国务委员张劲夫，金融口负责人刘鸿儒，科技口负责人吴明瑜，农业部长何康，社科口负责人于光远等;地方大吏如北京白介夫、浙江省长薛驹、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副省长杜瑞芝等。

3.有多年部门工作经验的农经研究人员――如段应碧(后任中央财经领导组农村办公室主任)，黄道霞(曾任李雪峰秘书，两次庐山会议亲历者)等;

4.在基层任职的北京红二代知青――如刘源、习近平、薄熙来、胡德华、郑京生等。

5.不拘一格任用“知识能人”――如将34岁的农民报记者翁永曦(四君子之一)破格选任为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研室副主任;四君子之一中国社科院近代所助理研究员王岐山，被破格任命联络室副主任、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农信总经理;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林毅夫，被破例聘为研究员;被弃用的前外交部长乔冠华夫人章含之，亦被杜老调进任命为外事局局长。

6.开门纳贤、借脑集智――杜润生最出彩的用人之“奇兵”，是1982年直接把当时北京两大以77、78级大学生为主体的民间智库――陈一咨领衔的“农村发展研究组”和蔡晓鹏领衔的“农村市场与流通研究组”直接纳入中央农村决策调研体系。只审课题，不问出身，不政审、不填表，就出经费，并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研室名义先后把几百名青年才俊当“钦差大臣”撒往全国各地农村调研，这种开明、开放的政治信任，迄今还有吗?当年，这批既有知青经历、又最先汲取西学经济、社会学思想、且有家国情怀的精英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大规模众入，无疑给1号文件形成带来许多新思维、新视点和新结论。

有300多青年知识精英，积极参与了九号院组织的多批次的农村调研活动。这批知识精英，构成莫干山会议的主体;后来撑起了着名的“三所一会”。迄今活跃在经济界的有：翁永曦、黄江南(四君子之一，美国)，朱嘉明(四君子之一，奥地利)、周其仁、林毅夫、温铁军、杜鹰、蔡昉、宋国青、华生、卢迈、樊刚、李晓西、白南峰、王小强、张木生、崔鹤呜、郭凡生、高梁、刁新申(美国)、魏本华、蒋跃、陈晓农(美国)、姚刚，李振宁、黄小京、孙方明、王小鲁、聂莉莉(日本)、张学军、何家成(受审)、张阿妹(美国)等。已逝的才俊有陈一咨、何维凌、白南生、邓英陶、张少杰、孟天(齐永贵)等。

(二)“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做好调查研究基本功”

1983年暑假，杜润生在接见我们组赴农村考察团成员时谈到：

“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演译法――先有个定义，再逻辑推导结论。这个方法在数学、物理领域普遍使用。在社会科学、经济科学领域，数理的方法，统计的方法，作为辅助方法是必要的，但不能做为基本方法。基本方法是什么呢?我定义为归纳法。中国那么大，世界那么多样化，没有一种模式可放之四海皆准。

你们下去的任务，就是从脚踏实地的第一手调查入手，了解各地的农民的现实生存状况，他们有什么实际困难，希望中央放开哪些政策?包括细节，一家人养了几口猪、种了几亩地，收支状况?猪养的多，为什么多?养的少，为什么少?各个细部，综合起来，有些情况就看的清楚了。以人为中心，搞清情况，顺藤摸瓜、找出问题，解决的办法就出来了。农民群众自主选择最合适的发展模式，必然百花齐放，具有多样性，研究任务要以他们的具体行为为对象，归纳总结提高……”

这个讲话对我们这批人影响非常大，当年参与过九号院农村调查的，今天写东西都有实证主义的特点。

9号院的基层调研体系，分为三种模式:

(1)第一种形式：组织调查组到基层的多点多参数多批次实地考察。具体组织落实由联络室王岐山负责牵头。

(2)第二种形式：建立农村固定观察点体系。在全国建立了2万多个基层调查点，每年根据需要设计几百个统计科目，作为决策前调研准备工作的必要组成。从83年开始，已经坚持了30多年!

(3)第三种形式：选择一些区、县建立农村改革试验区，如安徽阜阳试验区。由九号院派人下去主持区域试验，根据成败结果，反馈于政策修正。这个工作，84年开始启动，王岐山是九号院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的总负责人。

(三)善于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科学平衡，化对立为兼容，以减少阻力

中央1号文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段表述(大意)。一段是关于“承包到户”的完整表述。当时各派争议相持不下，有的主张包产到队、有的主张包产到组、有的主张包产到户。杜老最后用“可以……可以……也可以……”的表达方式，化对立为共容。把最终选择放给农民，一下子就把复杂问题最优化解决。

还有一段关于集体(统)和个体(分)的关系，也是各派争议相持不下的焦点，杜老拍板用“统分结合”、“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政策语言，化对立为兼容;同时满足了各方利益需求。

运用大智慧化对立为共识的超能力，将改革措施巧妙运用在中央1号文件制订中，这是惟杜润生才有的大手笔。

（四）既有大思维的战略高度，又有以小见大的敏锐观察力

83年夏，我向杜老汇报广东国营副食店卖鱼卖禽卖果蔬时搞“红”“绿”牌时，杜老问得很细，表态说：“绿牌是计划产品，红牌是市场产品。我看红牌最后要打败绿牌!统购统销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我看是会消亡的”。84年秋，我向杜老汇报莫干山会议中提出的“双轨制”时，杜老说：“双轨制，红绿牌，都反映从计划向市场过渡的价格形态，一个理论化，一个形象化”。

1998年，我和陈锡文陪杜老去海南考察。杜老就提出两个“善待”。一个是要善待农民：杜老说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最苦。不善待农民，国家就不会长治久安。一个是要善待自然、保护生态环境。杜老说，农民和生态是牺牲最大的，善待农民、善待环境，你们年青人要有历史责任感。

晚年杜润生，只要能动，都坚持半天去办公室，看看文件，会会来客。心中始终惦念的是两大主题：“公民社会”和“西部生态”。

（五）一号文件出台前广泛征集各方面意见，反复修改、字字斟酌

广泛征求各类反馈意见是九号院文件出台前的重要步骤。征求意见面包括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各方面专家、学者、基层干部、农民等等;通常从草案出台到上报中央，要经多次反复修改，长达3-4个月。每一项改革措施，都对出台后可能的正面、负面的连锁反应，做预案和对策分析，尽可能把预案设置配套。每一个字，都是精心推敲的结晶，微言大义又细致到位。这种高水平的顶层设计，出台每份文件，都具有顺民意、接地气、鼓士气、化对立、促发展的五大正能量。

（六）最喜欢和中青年知识分子自由交流、汲取新鲜知识

大约十年前某春节前后，我、周其仁、林毅夫在杜老家偶遇。老人家兴致勃勃和我们聊了大半天。多是他询，我们答。话题从美国房市到香港股市、从劳动力价格平均化到互联网，老人关注点极为广泛。这类与小辈的自由交流，是老人八十年代在9号院就养成的习惯。临走时，杜老对我说：“这两位，功底很深哦”!

杜老不喜看古书、杂书。但很喜欢阅读各类西方经济学、社会学的新着。他周边的翁永曦、王岐山、周其仁、林毅夫等人，也经常向他推荐新人、新书、新观点。83年，我向他推荐李振宁翻译的《短缺经济学》(摘要本)，他看得很认真。晚年杜润生和美国着名未来学者《谁来养活中国?》的作者莱斯特•布朗先生，曾数次见面深谈，东西方两大智者成为莫逆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