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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烤鸭，住涉外饭店，游长城和十三陵，看歌舞表演，到模范公社参观，观摩针灸麻醉手术，和工人代表座谈，当然还有既离不开又甩不掉的翻译……从1950年代开始，这套标准的接待外宾流程就已经产生，流程中的每一位同志都熟练、有礼貌又意志坚定地应对外宾的种种要求，一切都井然有序。到了1970年代，这套标准流程已经被执行得滴水不漏了，所以1974年，罗兰·巴特才会在中国之旅中倍感无聊。1971年，这篇文章的主人公于格·瓦萨尔（Hugues Vassal）在经过一番软磨硬泡之后，终于拿到了去中国的签证。不出所料，中国为他准备了“标准流程”，而他则孤身一人，也没有任何官方邀请下的优待。但是当时他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江湖经验。

1960年代初，于格·瓦萨尔在法国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他先是大明星艾迪特·皮雅芙（Edith Piaf） 的私人摄影师，又和摇滚歌星强尼·哈力戴（Johnny Hallyday）称兄道弟。到了1966年，他已经得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他是着名摄影师，开跑车、住豪宅，身边美女环绕。关键是，那年他才30岁。然而，他很快就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伴随着与几位朋友共同创办伽玛（Gamma）图片社，瓦萨尔的视野也发生了转移：伊朗的末代王朝、南非的种族隔离，中国成了他必然的选择。所以在1971年，当他第一次踏足中国的时候，之前15年的职业经验——从巴黎的娱乐圈到南非的贫民窟，从艾迪特·皮雅芙到伊朗国王巴列维，这些经历自然而然地汇聚成一股洞悉人性的观察力，帮助他透过“标准流程”发现真实的痕迹。

四十多年后的一个下午，笔者在巴黎见到了于格·瓦萨尔。他刚刚参加完一场纪念艾迪特·皮雅芙的活动，他递过来的名片上也印有皮雅芙的照片，而他的中国经历已很少被人提及。

我1971年到1976年之间，一共去过中国五次……还是六次？是五次！第一次是1971年；1972年陪莫里斯·舒曼（Maurice Schumann）去过；1973年陪蓬皮杜总统去；第四次是1974年或者1975年，我有点忘了；1976年最后一次是我自己去的。1971年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正好和美国乒乓球队一同抵达，尼克松访华是第二年的事。我们都是先到香港，然后从深圳过一座桥进入中国大陆。我记得，还在桥上的时候就听到前面高音喇叭放的革命歌曲。然后我们在深圳分开了，美国乒乓队北上去了北京，我去了广州拍广交会。我是新闻摄影师，他们可能不太愿意让我去北京。1971年的时候北京应该还没有西方记者，反正我只知道有一个南斯拉夫记者，南斯拉夫和中国是盟友嘛。可我就不一样了，虽然我是左派，但也是资本主义阵营里的左派。

我记得他们带我去一个体育馆看表演，体育馆里人山人海，有好几千人。我的向导怕我的出现会引起全场骚乱，因为就我一个西方人嘛，所以我们只能等到表演开始，灯熄灭以后再悄悄进场。我不是从正门进场的，他们让我从侧门进，就我和我的翻译，两个保镖没有跟进去。对，我在中国访问全程都有两个保镖远远地跟着，不知道是警察还是官员，反正是两个大高个。话说回来，我们进场以后，还是被人发现了，大概有人看到了我的长鼻子。一开始只是几个人，很快全场所有的人都盯着我的长鼻子看，没人关心台上的演员在唱什么了，观众们都开始窃窃私语。当时我脑子里浮现出来的是古罗马的斗兽场，自己就是角斗士，观众的一个手势就能决定我的命运：大拇指朝上是生，大拇指朝下就是死！我被自己的想象吓出一身冷汗。

那个南斯拉夫记者，1970年去北京采访的时候就遭遇了一桩非常可怕的事。他在北京街头被游行的队伍堵截，人们看到他穿着非常时髦的意大利式的尖头皮鞋……然后他的脚趾就被人砍下来了！用镰刀砍的！我跟你说的可是真人真事！他就比我早一年到中国，明明是个南斯拉夫人，但也被人当成是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人了。所以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心里多少还是有一点紧张的，我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我人已经在中国了，如果此刻法国和中国的关系突然恶化，我会不会被当成特务被抓起来？我甚至打定了主意，如果被抓的话我一定什么都招！他们说什么我都同意！

那会儿的中国艺术潮流是所谓革命艺术，比如当时的戏剧，都是样板戏，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什么的。戏里的人物都是千篇一律的：地主是坏人，有钱人是坏人；戏里的女性角色、革命青年都是好人；另外还有受苦受难的百姓……当时我买了四尊陶瓷人像，就是这些特别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有坏人，有好人，有革命者，有受难者。我把这些人像装在一个大盒子里，打算带回法国。就在我离开中国的最后两天里，我的向导和翻译对我展开了一场密集的心理攻势，他们总是对我说：“瓦萨尔先生，您拍了那么多照片，到了海关会有问题吧，照片可能会被扣下来……”他们老说老说，搞得我紧张得要命！尤其是我在广东坐火车去香港机场的时候，火车站的高音喇叭一直在放革命歌曲，我心里那叫一个七上八下。我身上挂着一堆相机，随身带着五千张照片和四个陶瓷人，一路上还在担心照片会不会被海关没收。等火车到了深圳，我又累又紧张，下火车的时候居然下错了方向，我没有下到站台上，而是下到了反方向的铁道上，我那几个宝贝陶瓷人就这样被摔碎了！

他们带我去看农村的赤脚医生，我就拍赤脚医生；他们带我去南京的医院看针灸麻醉的手术，我就拍手术。那些病人在手术的全过程中都是清醒的，只是局部针灸麻醉而已，等手术完成，他们还会喊一句“毛主席万岁”。我带了很多照片回法国，有人说我是在给中国官方做宣传，还有人以为我是共产党员。当然不排除一部分照片是事先“彩排”过的结果，某个中国官员可能会说，明天会有一个白人来拍你们，你们要这样做，不要那么做。他们安排我去参观的公社也可能比普通的公社更加富足、整洁。记得有一次，他们带我去人民公社看一群人上课，所有人都恭恭敬敬地听一位官员讲课，官员手里拿着一根长教鞭，指着黑板。黑板上有一只苍蝇，这堂课的内容竟然是如何灭蝇！

我更多的时候是在大街上随手拍，街上的男女老少不可能全都是群众演员吧。无论三岁小孩还是八十岁老翁，人手一本红宝书是我亲眼所见。很多人围坐在一起看红宝书的场景让我想起米勒的一幅画，叫《晚祷》，画的是一对农民在祈祷。我在中国大街上看到的就是人们对毛的“晚祷”，他们都停下手中的活儿，虔诚地阅读毛主席语录。

我特别喜欢拍年轻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以明显地发现他们的变化。1971年的时候，我感觉他们大都装得很高兴，笑容也显得很假。大多数时候，他们的表情都相当严肃，拿着红宝书的时候尤其如此。第二年再去的时候就已经不太一样了，我觉得他们的面部肌肉放松一点了，更有光彩了，面对镜头的时候也更加自然。我有一张胜利油田的女工拿着步枪的照片，那张照片是1974年拍的，尽管是摆拍，照片里人的神态已经相当松弛了。

整个1970年代，我每隔一两年就会去一次中国，每次去都会发现新事物，第一次去是自行车，第二次去是缝纫机，第三次去是半导体收音机。1971年，我刚到广东就感受到革命的变化，那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当时没有拍下来真是非常可惜，是我作为摄影记者的一大失误！以前法国和意大利的旅馆房间里都摆放着基督像，中国的旅馆里挂着毛泽东的头像，像一枚奖牌一样钉在床头。广东旅馆里我的床头原本也有毛泽东像，不过已经被人揭走了，只留下一个铜锈的痕迹，但是毛泽东头像的轮廓依然非常清晰。这个痕迹多有象征意义啊，它象征着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至少最暴力的时期已经结束了，尽管马路上的人还是继续跳忠字舞、继续读毛主席语录。

1971年我看到很多人在学习使用步枪，小朋友也不例外，只不过他们不用真的子弹而用软木塞。大一点的孩子学习使用飞镖，成人就可以真枪实弹地训练了。1970年代初的热水瓶还是革命主题的热水瓶，后来的瓶身越来越花哨，颜色也越来越鲜艳。还比如，1971年我看到的是全民对毛的崇拜，满大街的人都手拿红宝书；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也拿着。谢幕的时候，舞台背景中央就会出现毛主席的投影，然后所有的演员都向主席致敬。其实英国以前也是这样，差不多二十年里，电影院里每当放映结束的时候，银幕上就会出现女王的头像，还要奏国歌。1971年的时候中国女孩子只穿灰色的衣服、留统一的短发，毫无女人味可言！1976、1977年再去的时候，我惊喜地发现女人们开始去理发店烫卷发了！我记得1973年蓬皮杜从上海坐飞机去北京，中方在机场安排了一场隆重的欢送会，有仪仗队、乐队，还有一群跳民族舞的小姑娘。其他的记者都忙着跟拍蓬皮杜，而我则把镜头对准了其中的一个小舞蹈演员，她也刚好看到我。你猜她怎么着？她对着我的镜头卖萌，正好让我拍下来！等我拍完照片，她还得意地朝其他的伙伴们吐了吐舌头，做了个鬼脸。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记忆犹新，我1975、1976年又去了一次中国，有一天，我和我的翻译在南京街头采访，我一边走一边拍照、记笔记，我的翻译——她大概三十多岁吧——突然在马路上与一位朋友偶遇。看得出来，她们两个都很激动，在一起又搂又抱的，我觉得她们应该是好久没见的老朋友了，可能是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两人断了联系。我的直觉这样告诉我，皮雅芙式的直觉！我的翻译不是个年轻人了，应该是中国外交部派来的官员，既帮我做翻译，也负责盯着我，这一点大家都非常清楚。话说回来，她和这位老朋友在街头偶遇，自然很想一起叙叙旧，可惜她有任务在身，必须得时时刻刻陪着我。每次我回旅馆，她都得送我送到房间门口才行，就差送我上床睡觉了！真可谓贴身服务。我知道我的翻译非常想和她的老朋友聚一聚，所以我做了一件一般记者不会做的事情，我对她说：“女士，我可以向你保证，等我回到旅馆，我一定乖乖地吃饭，然后乖乖地回房间睡觉，绝对不会捣乱！你可以放心地和你的朋友见面！”她真的去了，去和那位朋友会面。

当时的中国人，哪一个没有受到“文革”的冲击呢？就算他本人没有受到影响，他总有一两个家人是受到影响的。这一点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我是经历过二战的，战争开始的时候我7岁，战争结束我12岁，整场战争期间我几乎没有见过我的母亲。1944年7月的某一天，我在学校的花园里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于格，你好吗？”我回头看见一位中年妇女，我回答：“您好，女士。” 她对我说：“你不认得我了？我是妈妈。”虽然“文革”不是一场战争，但是人们的恐惧、与亲朋好友分别的滋味，我都能感觉到。

我从来都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我对那会儿中国的领导人是充满敬意的，就像我对戴高乐的敬仰之情。我不是说自己对他们的政治观点有多认同，而是从人格魅力的角度对他们表示敬佩。长征不是一般人能够组织的，要管理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国家是不容易的。能亲眼见到周恩来、邓小平，能拍下他们，我是非常荣幸的。他们都有各自的问题，也犯下过错，但是不得不承认，他们都是非凡之人，有魄力，有魅力。我在法国驻华使馆见到周恩来，我试图捕捉他的目光。他注视我的目光和当年艾迪特·皮雅芙的目光是一样的。周恩来去世的时候，我很难过。

毛泽东本人我没见过，不过他的确犯下了一个错误，我觉得中国人以后是要为此付出代价的。他不应该清除中国人所有的信仰。现在年青一代的中国人大都崇尚物质生活，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他们总有一天会一头撞到墙上。俄罗斯人不一样，他们是有宗教的，美国人再资本主义也还是有信仰的。我倒不是说中国人应该信奉宗教，但是什么信仰都没有是不行的。

蓬皮杜访华的时候已经病入膏肓了，所以1973年的中国之行对他来说是非常辛苦的。参观长城和故宫的时候，他只能慢慢地踱着小步，时不时停下来休息一下。我记得，他从上海坐飞机去北京的时候，就是我给跳舞的小姑娘拍照那次，我想给蓬皮杜拍一张照片，表现他转过身来面对我，然后挥手和上海说再见，所以我就对着他喊了一句“总统先生”，希望他能转过身来让我拍照。其实我当时完全没有想要拍一张总统病怏怏的照片，可是他一直被自己的疾病折磨，也一直试图掩饰自己的病态。我根本没有想到，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对我说：“还想骗我？”他以为我想抓拍他的病容，他这样的反应让我非常意外，我也为他感到难过。

蓬皮杜访华期间，有一天法国驻华使馆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晚宴，本来记者是不让进的，我们当然还是进去了。使馆的人被我们这帮野蛮人吓坏了，因为我们一百来号人争先恐后地冲了进去，还把整场宴会洗劫一空，连香槟都带走了。后来使馆的人就有经验了，他们再举行宴会的时候，我们记者都被邀请了，进去以后才发现，使馆专门为我们安装了高达1.8米的栏杆，照片都不能好好拍！

我一辈子拍了无数人像，有两点经验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光线，一个就是眼神。2004年，教宗保罗二世去世前六个月，我专门去了一趟鲁尔德（Lourdes），就为拍老教宗。但是我不想拍一个衰老、垂死的教宗，我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教宗。很多摄影师拍照的习惯是不停地按快门，然后从一大堆照片里精挑细选出几张像样的。我不一样，我半分钟里只拍了四张教宗的照片，但是我拍到了教宗注视我的瞬间，我要的是拍摄者与被拍者之间互动的效果。

有人说我在中国拍的照片是为了配合当时中国官方的宣传，其实我只是装傻而已。他们带我去看什么，我就拍什么，尽量配合，一点也不挑衅。但我并不认为我带回来的是所谓官方宣传照，真实就在这些照片里面。不过真要说弄虚作假，倒还真有一回。1971年的一天早上，我看到大街上中国老百姓都在做操，所有人一边唱歌一边做操，做完再去上班。就像后来纪念毛泽东游长江周年的时候，人们都下河游泳，一边游泳一边喊“毛主席万岁”，游泳的动作都是有节奏的，像在跳舞。他们做操的时候也一样，高音喇叭里面放音乐和口令，大家就在马路上做操，我没有把当时的盛况拍下来，觉得非常懊恼。第二年我再去中国的时候，这种群众做操的场面就已经看不到了。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和我的向导和翻译谈到这件事，我说自己挺后悔的，去年没有拍下来，今年再来就已经没有了。我当时也就是随便说说，他们听了也没说什么。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六点，我的翻译来敲我的门：“瓦萨尔先生，街上有人在做操！”

他们竟然动员了一整条街上所有的人，让大家一大清早上街做操，就为了能让我能拍几张照片！那是在上海或者苏州，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整整一条街的人啊！反正这些群众演员都恨透我了，他们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愤怒！这次的确是在演戏，演给我看、给我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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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15-08-23 08:4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