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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禾：我写了一本书，这个书是什么书？我自己其实也说不清楚，主要是想做一些文学实验。有人问我说在学术论文和文学之间你是怎么做的选择？我特别惊讶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问题？好像很自然的一个问题。我说我当时在做这个创作的时候，主要的选择还不在文学和学术之间，而是在英语和母语之间。我是30年前到美国去留学，30年过得很快，几乎一直是在用英语写作。所以对我来说，主要是如何重新进入母语写作的问题。还有就是我想做一点文学实验，而这本书《六个字母的解法》是我的一个初步实验的结果。因此，它有点像散文，但又不是散文；有点像小说，但也不是小说。它是一个混合体，有一位批评家说它是跨文体写作，也许没有更好的说法，我就先接受跨文体写作这个说法。

……我在刚写这本书的时候才逐步发现，纳博科夫在国内是有一大批粉丝的，我以前是不知道的。他基本上是作为我的叙述主线进行，但是这本书的确不是关于纳博科夫的。我主要想讲三点：

第一，我这个实验是想做一些突破。包括文体上的突破，还有就是中国和世界之间界限的突破，到底成功与否还是由读者自己来判断。

第二，有一些人物让我特别关注。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徐志摩去剑桥大学待了一年，留下了很多诗文。国内许多读者对徐志摩和对剑桥大学的了解都是通过这些诗文进行的。我把徐志摩放在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和剑桥大学学院的氛围里面重新来思考当时的历史状况是什么样子，因此就出现了各种各样让人惊讶的人物他们之间的联系。我就说一点，纳博科夫是1919年到剑桥大学开始读书的，而且他在剑桥待的那段时间正好也是徐志摩去的那一段时间。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联系，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奥威尔，奥威尔的《1984》和他的《动物庄园》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我发现他的另外一个东西对我特别有用，那就是他还有一个笔记本，他去世以前的几年有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在90年代被英国《卫报》的记者发掘出来，发现他从中抄出30几个人的黑名单给英国的情报部门。我这本书里面在寻找一个人物，叫NESBIT，这个人是纳博科夫在自传里不愿意说出真名的一个人物。我发现奥威尔的这个黑名单可能对我来找这个人物有用，基本上这本书就是在这种寻找过程中展开的。韩少功先生给我写了一个序言，他在序言里说，这有点像思想的侦探小说。但是也很难归类到底是什么书。

第三，这本书的写作不是我一个人的作品。这个群体当时欧阳江河、李陀、徐冰、吴晓东教授提到有一个互动的过程，我的非常不成熟的第一稿是先给这个群体，包括韩少功先生，包括格非先生看过，还有北岛，北岛对这本书给予了非常大的鼓励。大家都参与了它的创作，有对我的第一稿的批评。因此这个群体是在努力重新想像文学是什么，我就先说到这里。

格非：刘禾是国际知名的学者，大家都知道，她同时也是我们清华大学的兼职教授，我认识她已经有10几年了，非常长的时间，大家经常在一起见面，一起讨论问题。但是我觉得刘禾离我有点远，因为她的学术我要看起来有的时候挺费劲的，包括她第一次到清华来给我们学生用英文讲西方的理论，我当时也在，我担任那堂课的班主任，我也全程听了她这堂课，她嘴里出来的全是深奥的名词。后来慢慢地我就突然发现刘禾的英文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她的中文，同时我觉得她关注的一些东西，包括在海外这么长时间，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回国以后就聊起来。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学者，我非常想了解的是她怎么对待生活，怎么对待文学艺术，所有这些方面的东西。

后来有一次我跟少功和一帮朋友，包括刘禾我们去印度。刘禾就把她的作品给大家来看，我当时特别兴奋，我记得北岛当时也特别兴奋，北岛当时非常得意得宣布说一颗文学的新星冉冉升起。我们都知道，她作为一个学者的地位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自己看了以后，我觉得特别吃惊，我可以说一说当时我在印度读她这个书的时候惊奇之感。她这个书的写法很特别，大家知道中国现代有一个作家叫废名的写法我把它叫做词生词，像梦一样的不可琢磨，他是不断的通过一个词到达另外一个词。刘禾的这个作品有点像，但是不像费明那么深奥。她是有一个概念，从这个概念会到另外一个概念，一个人名会牵扯到另外一个人名，一个传说会到另外一个想像的场景或者片段。这么大的一个时空交错的结构方法，我把它称之为一种编织的方法，大家知道文学就是编织，你有经线、有纬线。在编织的过程当中眼花缭乱，里面既有纳博科夫这个人追溯的线索，同时还有大量的刘禾本人去瑞士、巴塞尔，去各种不同的地方她的感受。包括这个作品里面还写到她和北岛之间某些共通的，比如引用了北岛的一些诗。我说刘禾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么复杂的方法？这个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就是她运用得这么自然。刘禾在纽约悄悄的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了艰苦的训练，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她可能不知道这样一种方法。可是因为她所需要表达的这个材料，她要表达的思想，包括思想史里面重大的那些闪光点，她需要发明一个方法，而这个方法她又无所畏惧。因为她可能在文学上是一个新手，所以她在使用这些方法的时候无所畏惧，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这样一来，我觉得一般在这种结构方法里面，很少能够找到那种最珍贵的自然的感觉。一般写这种文章很容易写得做作，但是刘禾写得非常自然。她有一小段写了之后你感觉好像还没有把意思表达完，她突然又停止了，然后开始下一段。这种停顿或者说这种跳跃，我觉得构成这个文本非常重要的一个魅力。我跟很多朋友都交换过这个意见，我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当然我也想向刘禾提一个问题，因为她这个书当中刚开始就提了一个问题，当然我们都知道纳博科夫。我跟刘禾聊天的时候，其实我知道她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作家。她选择纳博科夫是因为这个人正好他的经历，他的自传，包括他正好能够把刘禾所关注的那么复杂的一个思想和历史的内容包容进去，所以她选择了纳博科夫。可是我发现她跟纳博科夫之间还是有联络，比如说跟母语的联系，我觉得这个作品开始的时候，纳博科夫为什么一个人永远不买房子，他出名以后得了大量的钱，这个人后来很有钱，最后死在瑞士，死的时候他也是租在一个旅馆。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想了解刘禾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在读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一个线索，纳博科夫为什么不买房子？他为什么东西感到恐惧？为什么他说要放弃母语的时候心里面会感觉到那种悸动。她提到北岛，北岛面对镜子说母语的时候，所以我想问刘禾的是，你有没有对失去母语的恐惧？是不是这样一种联系，使得你找到了纳博科夫，或者说找到了北岛？

刘禾：我现在又回到了母语，的确是这样的，北岛的这首诗在我这本书里出现，这首诗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是他在北欧的时候写的这首诗《我对着镜子说中文》。我倒是没有对着镜子说中文，但是我看到纳博科夫在英国剑桥留学的时候他对俄国文学的那种痴迷，好像他是要淹死的人。但是他一直没有回到母语，他始终在用英语写作，自从他写了《赛纳特的人生真相》那本书，第一本英文小说之后，他就基本上完全用英语写作了，没有回去。我是想做做努力，回到母语，所以做了这样一种实验。也非常忐忑，我不知道这种实验是不是能够达到我预期的那个高度。

你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的确不是纳博科夫的粉丝。我为什么把他放在叙事的主线上？因为读过纳博科夫的读者都知道，在座的朋友都知道，纳博科夫是技术上非常讲究的一个写作家，我是琢磨过他的作品，我也知道他非常喜欢下棋，他年轻的时候设计过很多棋谱下棋。我发现纳博科夫是把读者的智力估计得非常高的，尊重读者的这么一个作家，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说通过我的写作跟他下一盘棋怎么样？通过这个是不是能够解一些谜，这个谜不仅仅是纳博科夫写作中的谜，而且还有他的写作带出来的那些人物，那些故事，有很多谜。而这些谜基本上是属于历史的谜，从1919年开始的历史的那些谜，这个东西让我非常着迷。这个幻灯里显示了一些人物，有一些是拿着烟斗的一些人物。我说的这个谜就藏在这些流动的人物中，我就不要多说了，因为这是一个阅读过程，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状态。

韩少功：当时我读这本书初稿的时候特别惊讶，我特别惊讶刘禾用了这么大的精力，调查档案，寻访旧址，寻找、采访那些当事人，各个方面有关系的一些知情人，费了这么大的功夫来寻人，寻一个问号式的人物。是一个教授吃了饭没事干吗？跑遍了半个地球，包括中国、外国、欧洲、美洲，真是很不容易。现在这本书印出来也就是这么薄薄的一本，但是做了这么艰苦的工作完成这个作品，我非常的惊讶。

刚才格非先生也提到了，刘禾是一个着名的国际学者，以前都是做很艰深的学术作品。在我们一般人的想像中间，学术是让人非常头疼、头大的一些文本。经常有一些人不高兴，就说什么是教授，什么是理论，那就是把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事情说成十句话，说得你更不清楚，很多我们理论的泡沫是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做到在美国长期任教，而且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的学者，突然写一本充满着细节，甚至在有一些读者看来是一些八卦的、非常生动活泼的、像侦探小说式的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惊讶她为什么，她想干什么。而且我们读了以后发现，她牵扯到的人物是一长串，我们看似很熟悉的历史名人，但是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们可能发现不是那么熟悉了，这些历史名人后面有很多的问号有待于我们去注意、观察和思考。这本书的意义我觉得非同寻常，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像一个公园一样，有跟多的门，你可以从这个门进入，从那个门出去，或者再同另外一个门进去，从更奇怪的另外一个门出去，这是文字上非常令人愉悦的东西。

总的来说，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是刘禾女士30多年的学术生涯以后重逢文学，从这本书开始她回到文学。但是我更看重的是为什么要回到文学？这个回到文学对刘禾女士来说，或者对于理论界来说，对知识界来说意义在哪里？我觉得并不是一个教授精力有富余，我也玩个票，我也玩一把，你们作家玩的东西，我也能够写细节，写闲笔，甚至写八卦，不是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在序中间提到了有几个词，一个叫“还原现场”，一个是“激活思想”。后来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的时候，那个编辑发现，因为简体转换繁体的时候用电脑软件转换的时候，把那个“激活”变成了“启动”，繁简相转的时候确实有些差异，我当时感觉非常遗憾，我说是“激活”，不是“启动”，激活是原来是一种死的，用一种方法让它活起来，变成一种活动的东西。刘禾他们原来接触到的很多概念，在我们的书本上出现的时候就像一个死的东西，好像有一个标准的、静止不动的一个解释，规定了这个词就是这个词，那个词就是那个词。实际上这些概念是由人说出来的，他当时是由谁说出来的？是在什么情境下说出来的？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些原因使他说出来这些话？我们如果要了解这个词，了解这个概念的话，我们就是要还原。就是要还原到现场中间去，激活这个词内在活力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个词后面的人，了解这个词后面的生活。这个生活就必然牵扯到细节，牵扯到当时的一些人物、故事、场景，各种各样的历史条件等等。如果理论变成一种活的理论的话，我觉得它迟早要重逢文学。当然我们现在文学好像名声不太好，学术的名声还很好，格非他们在清华大学当教授很牛，现在作家、诗人好像地位不太高。坊间有一句骂人的话，你就是个诗人，你全家都是诗人，你祖宗八辈都是诗人。这是骂人的话，好像文学变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

我们要真正的了解理论，像刘禾女士，用她的书，用她的工作给了我们一个很高的启示。我们要真正的成为一个优秀的思想者或者一个学术家的话，也需要重逢文学，要善于重返现场，善于激活我们的概念和思想，这是我觉得她这本书对于我来说一个很大的重要的意义。

刘禾：你刚才提到了关于理论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一直特别关注的，我自己的思考，到目前为止，理论解释世界，我们来看现在从理论上，无论是哲学还是社会理论，解释我们这个世界的能力现在是有限的。我在我从前的学术着作里面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但是我觉得这种写作很限制我的自由。一个是术语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当你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尤其是做理论思考的时候，你不能自相矛盾，必须要统一。这个给我的限制很大，因为社会是非常复杂的，有很多自相矛盾的东西，包括一个人自相矛盾的东西，怎么去面对？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我觉得文学和艺术恰恰是提供这种可能性。而且我在写作的过程中看到了其他作家的各种尝试，也就是说我自己想做的这件事是在其他的作家一直在做的这样一个笔记上前进着的。韩少功先生做的大家熟悉的《马桥辞典》，以及目前的《日夜书》这些作品，都是这样的尝试，就是打破各种文体的界限。还有我特别尊重的张承志这个作家的很多实验，他也是一直在追求。我去年在人大参加过一个关于张承志作品的研讨会，我们就在讨论他的写作是怎么发展的。其中有一位与会者说他是不是离文学越来越远？我当时说的是什么呢？我说他离小说越来越远，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文学。因此看他们这些作家这几十年做的这些努力，我觉得我自己也需要突破一些界限，就是我自己的学术训练的一些界限，能达到某种思想的自由度。

就可以回答格非老师刚才的问题，他说你这个写作是自己偷偷的练出来的还是因为你要处理这个难题，所以不得不发明的一些办法？这个叙事的线索，这种结构的办法。我想的确是后者，有一些问题，尤其是我们对当代世界的思考离不开历史，但是历史到哪里去找？这是当时的困境。历史不是在历史教科书里，到哪里去找？我在世界各地跑的时候看到了所有的这些场景，以及这些人物的生活轨迹的时候，我就想这个不是我所熟悉的教科书上的历史。我特别想把它呈现出来，跟大家分享，碰到了很多在写作上的问题。在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来想办法做这种叙事，格非老师刚才猜测得差不多是真实的情况。

格非：刚才少功说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做一点补充。刘禾在美国教书，她的研究基本上是从英文开始，她主要是先写英文着作。有的时候我们聊天的时候，我问她最近做过的一些研究，当然她会跟我聊一聊。我很希望能够看到她的研究成果，但是因为翻译的问题，她做的研究是英文的，需要北大或者是社科院有些同行把它翻译成中文。所以我刚才为什么对母语的问题特别感兴趣，刘禾一般是英文写作，然后做学术研究，作为中国的读者来讲，恐怕你们要有耐心等待。但是很奇怪的是，她在写《六个字母的解法》的时候，她直接是用中文写出来的。我觉得对我们今天所有的读者来说，你们都非常幸运，为什么你来描述文学现象的时候要用中文？这个过程刚才刘禾做了解释，有很多的原因。还有一个刚才韩少功说到的原因，我觉得文学在今天还是有很重要地位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