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在《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马立诚 着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2016年11月出版
商鞅的苛酷行径
很长时间以来，提到商鞅的魔术，都是全盘肯定，赞誉有加。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峰。“文革”后期，为了配合“评法批儒”“批林批孔”的政治需要，把商鞅抬到吓人的高度，甚至于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今天纪念商鞅，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商鞅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成就已如上述。但是，如果只用单一色调涂抹他，则有碍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毋庸讳言，商鞅的措施当中，也有一些很不足取。
古人今人虽然所处时代不同，但对于愉悦和痛苦的感觉却是相通的。商鞅实行与法西斯统治一般的连坐制，试问有谁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中？
商鞅彻底压制所有异见，要全国变成哑巴。为了不让人说话，甚至于对赞扬改革的人也发配到边远之地，岂不是一种病态？司马迁批评商鞅这种政治风格是“刻薄、寡恩”。联想起早于他两百年的郑国子产“不毁乡校”，支持舆论监督的改革，不禁令人感叹。商鞅的病态作为，对后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四人帮”神化商鞅，就是例证。
商鞅主张愚民，不许老百姓听音乐，也不许自由迁徙。他说，假如人民愚昧，不追求知识，就会一心一意种地。商鞅烧诗书，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术自由黄金时代开始沉没的先兆。后来一路发生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国人思想空间几乎丧失。从长远效果来看，这是中国长期停滞不前，创造力贫弱，现代化进展迟缓的重要原因。
商鞅变法中的税赋改革，主要是把按田亩征税改为按人口征税，并加重徭役和兵役负担。《商君书 垦令》说：“收取人口税，加重他们的徭役，那么懒惰的人就没办法了，必须尽力开荒种田。”
关于当时秦国人生活的状况，一直存在着不同说法。《中国秦汉经济史》一书，对于商鞅改革之后秦国的赋税有一个计算，可供进一步研究参考。当时实物剥削量（商鞅时期秦国还未使用钱）占农民总收入三分之二，劳役至少占农民劳动时间的七分之一，全部剥削量约占农民总劳动量的五分之四。所以当时国家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但农民日子并不好过，不像“四人帮”在评法批儒斗争中所宣传的那样——人民“发家致富”了。商鞅的目标，是为了实现霸业而建造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这一点，他做到了。但秦始皇统一中国没多久就覆亡了，为什么？根本原因是人民承受不了秦朝统治集团残酷的压迫。
【书籍信息】
作者简介 马立诚
当代着名政论家、学者。曾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员、凤凰卫视评论员，东京大学客座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曾被美国《亚洲周刊》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50人之一”，着有《交锋》 《大突破》 《交锋三十年》 《历史的拐点》 《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等。其中，《交锋》累计发行量突破200万册，《交锋三十年》获2009年第五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内容简介
改革与变法不能简单归结为开明进步者与顽固守旧势力的斗争，而是在统治阶层朝堂带动宫廷外戚的各色人等中，力主变革群体与自认将被触犯既得利益者之间的资源博弈，进而与变革最终影响的下层——底层官吏、被统治阶层形成一个互相掣肘的循环，当循环中的任何一个节点主动或被动时，整体的平衡就会被打破。或夭折或引领王朝走向复兴。每一个环节，都充满变数，却又为人力所可控。《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讲述中国历史上的十三次改革变法台前与幕后博弈，解析人性和中国民族性的十三个转捩点。
本书作者马立诚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政论家，曾被《亚洲周刊》评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50人”；马立诚的《交锋》发行量突破200万册，《交锋三十年》 《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等书曾获“国家图书文津奖”“深圳十大好书”等多个图书奖项；
如何把握改革时机？怎样在不被既得利益集团颠覆政权和危机倒逼眼前之间寻求改革效益最大化？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改革家们，远比现在的创业者善于利用危机公关？炒作ID，融到B轮，成功发动供给侧改革最终却死于非命，还拖累了天使金主；暴躁凶狠，雷厉风行，顺利上市敲钟，没能拦住厄运暴击；天纵奇才，小心潜伏，最终苟全性命于乱世。一本内核严肃审慎，语言幽默好读的着作，串联起历史烟云掩盖下的十三场政治经济危机。
2022-12-08 19:1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