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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商人虽然富有，却始终没有获得荣誉和权力。来自条约口岸的外国人，使得很多儒者鄙视这里的商业贸易。事情虽不是这么简单，但是对广州的商业利益确实存在一种现实存在的官方的敌意。商人们带给国库的收入也许是重要的，他们的住宅宽敞，他们的地方影响很大，但他们不过是商人而已。

广州城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它甚至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整体，因为它在行政上被划为番禺、南海两县。它是省城而不是商城。商业区坐落在城墙之外，几乎是一块非法的延伸地带。在欧洲，进行着广州城内这种贸易的商人可能发展成为真正的资本家。例如法兰德斯的商人，起初也只是商贩，属社会的下层。但是，中国社会是官僚的、国家集权的社会，收租或垄断资本主义是发财的唯一可靠道路。因此，广州的商人没有成为一个向统治贵族挑战的、独立而强大的阶级，而是成了与国家及其官员共生的阶层。所谓有地位就是花钱买官，或是像那些有功名的士绅那样花钱享受，而这两种行为都消耗了资本。这样，中国的商人总是卑躬屈膝于社会荣誉的象征——士绅。

奇怪的是，这种商人对士绅生活的追求却招来了轻蔑和羞辱。大多数保守的社会都认为商业是不光彩的行业，而在中国，儒家的教义更强化了这种看法。不过，这并没有以猛烈抨击的形式表现出来。广州的地方上流人士对这个城市及其商业，似乎存在着一种持久的怨恨，发展着一种反城市主义，证明着广州自己的不道德，以至社会的无信无义。

请一定注意这种城乡间的区别，因为它可以说明很多当时看来使人迷惑不解的问题。例如1841年的三元里事件，英国人就对事变之突然感到十分震惊。义律（英国政府派驻广州商务监督）本来认为，他与广州人共同的利益可以导致一个暂时协定。这样，即使“北方”在打仗，贸易仍可继续。三月休战以后，余保纯告诉义律，钦差大臣将会在皇帝命令重新开战时通知他，以便双方能在一起安排一场远离城市的象征性的战斗。义律认为，这说明地方当局仅仅是在走过场，广州人与英国人的共同利益才是真正重要的。这样，双方就可能签订一项协议。

确实有各种证据表明，这座大城市的如此依赖于对外贸易的人民，已被朝廷所迫，走到了战争的边缘。当我们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置于控制城市的地位时，很显然当地政府对以下两种情况没有选择的余地：或者排除百姓内心的不满（尽管不是公开的反抗），或者直接明确地不理睬皇帝的意愿。目前的调解实际是广州省当局独自的决定。它不可能被干扰而不引起直接的后果，而在对清帝国如此关键的时刻，很难想象这里的高级官员们或是朝廷自己会敢于招惹这些后果。广州城及其商业以及整个广东省……将在英国的保护下繁荣起来。人民十分清楚，一旦我们的保护撤销……他们将成为他们政府的新的压迫的对象。（英国外交部档案）

义律所没有理解的是，“形式”比“实际利益”重要得多。因为中国人政治上的反感就始于英国人不肯按正规形式行朝贡礼。这些礼仪细节对义律来说似乎无关重要，他最初就愿意使用那些上下级间交往的固有形式，以便使他新的外交任务的内容为中国人所了解。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城市平民的利益。他们无疑希望和平和贸易，但即使他们进攻广州，也不想伤害民众的福祉。

我目前的目标是：瓦解那些从别省调集到广州的大批部队；在我们再次北上之前，摧毁近几个月来（中国人）强大的进攻准备；罢免钦差大臣，以驯服和削弱其政府的精神士气；还要（清）帝国国库缴纳重金以满足女王陛下政府的正当要求。（英国外交部档案）

但是，义律并没有建议伤害“我们面前这座富有、广阔的城市及其众多温顺的人民”，因此，他决定接受赎金。卧乌古将军很生气，他认为一个领导者怎么能“像羽毛一样飘忽不定”，把“眼前的商业”看得比“国家荣誉”还重要。义律对此置之不理。他认为容忍是高贵的表现：“我相信，使这座伟大而富裕的城市免于破坏，或是免受任何灾祸的行为，是军事史上最值得纪念的纪律严明、高度容忍的典范之一。”

义律上尉关于这种共同利益的诚挚信念，也使他深信英国应当直接诉诸“人民”。布告被译成中文，在公共场所张贴。这些告示总是坚持说英国只同中国官府作战，而不是同中国人民作战。它们告诉广州人，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的真正保护者”，并要人们“想一想那些他们中间的外省军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不幸的是，这些告示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本来，义律已经预料到如此侵犯中国当局会引起官员们的愤慨，但未料到地方士绅们也被激怒了。他们认为，蛮夷已经闯到他们家门口了。张贴告示，本来是士绅对农民施加影响的传统做法，而士绅们实际控制了广州的乡村。这是英国人根本的错误估计，他们没有看到分裂是在城市、乡村之间，而不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再三地与城市居民对话将使农村武装起来，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农村人愈来愈怀疑城市人已同敌人串通一气了。

毫无疑问，广州市民与英国人中间存在某种共同利益。义律甚至听说公行已正式禀明林则徐，请求不要开战，以免影响本省的贸易。不论这事的真伪，林则徐本人已确信，行商们为了商业利益而出卖了国家。这使公行在财政上处于比平常不利的地位。即使在和平时期，守法商人也逃脱不了每一个可能被“敲诈”的机会。从1773年到1832年，他们对政府交纳的有记载的捐献达400万两白银，但人们估计仅其中一家实际上就上交了1000万两。在鸦片战争期间，他们要显示忠诚，更增加了捐献。在皇帝谕令怡良从公行榨取建立新水师的资金后，一家行商捐献了一艘利物浦法克特建造的设备齐全的现代化炮艇。可是，不论捐献多么慷慨，也只能是今后上交更多捐献的前奏。商人阶层以及一大批我们称之为“买办”的那些人，仍旧被猜疑。在广州的满族统治者确信，成千上万的汉人，是潜在的——即使尚未成为事实——外国人的合作者。“除业为汉奸者更无庸议外，其余亦华夷杂处，习见为常，且率多与夷浃洽。”成千上万的工人在澳门、香港为英国人工作，更多的人为外国人供给食品。同敌人打交道简直差一点就被认为“不爱国”。林钦差尽其所能加强贸易抵制和劳工抵制，在商馆周围建立保甲，只许渔船带一天的食物，组织专门乡勇以收录那些可能投向英国的人。官员们和“正直”的士绅对中英亲善表示出了厌恶和担忧。顺天府尹甚至建议所有本国船只只准在内河航行。但在1841年3月的恐慌以前，公众们一直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

由于虎门炮台轻易而可笑地又一次陷落，由于“复仇神”号威胁着郊区，由于人们逃离城市和恐怖情绪蔓延，于是朝廷需要开始寻找一个替罪羊。就在这时，士绅们所表示的、农民心中暗藏的那种反对城市、反对洋人的情绪开始显现。突然间，到处是向蛮夷打开中国大门的“汉奸”。

“汉奸”一词，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被滥用。例如，嘉庆皇帝就曾称呼那些充当暹罗人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至少到1823年，偷卖鸦片者也被称作“汉奸”。甚至仅同洋人在商业或外交上有来往的人也会受到这样的谴责。最大的叛逆是通过教蛮夷中文或替他们写文件来“出卖”中国文化的人。1759年，替洪任翻译禀文的人就被作为一名“汉奸”处死。以后很久，在律劳卑事件中，英国人不顾先例，在商馆外张贴了一张中文布告，又招致类似的非难。那时，梁阿发向等待参加乡试的士子散发宗教小册子，当局即指责他为英国人写布告，是“汉奸”。为此，他被警察从广州追至澳门，后来逃往新加坡。就是在正常情况下，懂得中文的外国人也必须小心谨慎，不要在路上停下来细读一张中文招贴。否则，他的买办就会因为教给他中文而受到惩罚。

当鸦片战争爆发时，“汉奸”一词的意义变得更加混乱，连在广州的所有商业机构都被归于“汉奸”之列。1839年12月，林则徐宣布禁止同英国通商后，经常斥责那些继续从事贸易的商人，把他们叫作“奸商”。事实上，他已在1840年春季的奏折中表明，他认为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无数同英国人来往的商人、水手、苦力等等。因此，林钦差个人非常讨厌广州的商人。他一到广州，第一件事就是处死了一两名公行成员以儆戒整个公行。

伍崇曜当时要求谒见钦差，于是林则徐便在粤秀书院安排了一次会见。伍崇曜被引进后，立即逢迎地向林则徐提出，他的全部家产可以用来为即将来临的冲突服务。林轻蔑地答道：“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钱，只是要你的头颅，如此而已。”接着，他就下令将伍崇曜监禁。据报道，这位商人在绝望之中向北京送了大量钱财，才得以获释。

同英国人做生意，卖给他们食物，甚至为他们工作，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这种合作向叛国发展时，如当中国向导帮助英国船通过很难走的珠江水道时，公众都加入了愤怒谴责的行列。官府一方，钦差大臣把罪责加在无处不在的“汉奸”头上，说他们破坏了他的水上防线，以转移对他本人的指责。民众一方，广州人民则开始了一场疯狂的围捕。忽然间，乡勇们像杀英国人一样，也开始屠杀“汉奸”。仅在三元里一地，就有一千两百余名不幸的所谓“汉奸”被杀害。旗兵胡乱指责农民叛国，并以此作为恣意抢掠的借口。

官府需要一个替罪羊，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就把敌人说成是模糊不清又无处不在的“汉奸”。英国人离得太远，作用不大。积累起来的失望、恐惧，可以在更近一些的靶子上得到发泄。对士绅们来说，也许这是个更明智的对策。对儒家学者来说，失败必须从道德上寻找原因。于是，一些人长时间与蛮夷混居，这本身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堕落。不可解释的紧张状态常常使受害者在各社会阶层中寻找叛徒。例如1919年到1920年美国红色恐怖中的土着保护主义，就是以加强外部生活秩序、清除社会中的外国人因素的办法，来防止一场内部骚乱。

对广东人说来，“汉奸”一词凝聚了所有以上所描述的反对城市、反对商人、反对洋人的感情。乡村士绅的这种纯正和忠义行为将会得到农民的广泛参与。

《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美]魏斐德 着/新星出版社/2014-08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