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矶崎新：我为何设计侵华罪行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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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京报记者吴亚顺

矶崎新生于1931年，当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父亲是一位汉学家，中日战争爆发时，他正在上海留学，怒而遁走，回到日本，收集来自中国的牡丹种子，在崇尚素雅的环境中，开辟出“牡丹园”。遗憾的是，此园不久毁于战火。

牡丹的种子仿佛在矶崎新的心中生长，世界着名的建筑师身份之外，他亦成为反战人士。矶崎新接受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的邀请，着手设计日本侵华罪行馆，日前已竣工。9月16日晚，他迫不及待想去看看自己的作品，因为夜深，只得作罢。

昨日上午，在媒体的簇拥下，矶崎新进入日本侵华罪行馆。从旁门进入时，有一段“之”字形的曲折回旋的走廊。对于这一设计，矶崎新认为，能够平复参观者的心情。樊建川希望以此为主入口，在平复心情，正式进入场馆时，猛然撞见破城而入的“日军”——战争带给人的震撼，或许可以从这里体味一二。该馆将展出和日本侵华有关的物品一万余件，届时将按照时间顺序从1931年开始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依次展出，明年开馆。

矶崎新看重日本侵华罪行馆的交流作用，他说：“这个场馆是一个平等交流的地方，它将向世界展示一段历史。这个场馆不仅中国人可以来看，日本人也愿意来看，它没有要声讨战争的本质，而是要向世界展示这段真实的历史。”

作为馆长，樊建川也强调：“我为什么要请一个日本设计师来设计呢？我希望达成一个中日民间交流的平台，冷静地、全面地、理智地来诉说这场战争，这样的话，我特别希望有批量的日本民众来到博物馆，中国老百姓也来，老百姓之间理解了，对历史达成共识了，中日才能长期和平。”

▲矶崎新与樊建川

接日本罪行馆项目时心平气和

新京报：你建日本侵华罪行馆，听说收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抗议信？

矶崎新：我其实没有直接从日本右翼听到过反对意见，而是听见两三个友人在议论，说我接这个项目的话，一定会在政治上引起右翼的不满、反对。并非直接听到或者收到抗议信。其实，我接这个项目的时候，是十年前，中日关系没有这么糟，接这样一个项目，更心平气和。

新京报：你对右翼势力有什么回应吗？

矶崎新：我回答的就是刚才回答的这么多了，我一直是这样的观点。

新京报：樊建川建这个博物馆，是出于见证历史、反思历史的需要。那么，回望过去，你有什么样的思考？

矶崎新：做这件事（指建建川博物馆）的确很有意义。从建川先生的反战立场，包括中国人民对这场战争的记忆以及希望和平的角度等，我很能理解。反过来，作为日本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认为我们是受害者，不是加害者。当然，我自己也会去了解真实的历史，其实既是加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从战争这件事情来说，不能再有战争，战争让大家都受痛苦。所以，通过这个博物馆，这样一种方式，如果能够对大家反思战争有帮助的话，我觉得会很欣慰。

▲矶崎新在日本侵华罪行馆（吴亚顺/摄）

生来即面对黑暗，很难感受光明

新京报：你强调文化上的努力，但是战争对人的影响太过深刻，在你身上也很明显，这可能是文化无法弥合的部分。

矶崎新：我并不是考虑文化而逃避政治，不是这样。国家之间有分有合，“分”不是一般的吵架，是战争，给人带来的摧残更厉害。对我来讲，也是这样。我在日本，看到的是战争带来的灾难。作为一个文人，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反战？比如，六十年代我画过对城市的理解的作品，新的东西在生长，老的东西成为废墟，这个废墟主要采用广岛废墟的场景——用文化的手段，反映了出来。

新京报：我个人有点悲观，觉得人性中黑暗的力量非常勇猛，能瞬间摧毁一切。我想问的是，从你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会好吗？

矶崎新：人生也好，世界也好，黑暗和光明的反复，也是我活了八十多年一直在体会的。就我的人生体会来说，我生下来开始，面对的就是相对黑暗的一种状态，我也挺难去感受光明，但是并非没有一点光明，因为我觉得是黑暗的时候，过一段时间会有新生的力量出现。我认为现在是一个光明的时候，但是我相信，没多久，还是会有让你觉得黑暗的状态。这就是人生的反复，每个人的理解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