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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新年轻时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的留影

桑塔格曾说：“照片可以提供证据”。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意在强调，统治者可以主动地用照相机来“监视及控制日益机动的人民”。

然而照片也可以提供另一种证据：通过观看和解读一些曾有意或无意湮没的历史老照片，我们得以知晓或者印证主流历史叙述之外，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收录于冯克力先生《当历史可以观看》（增订版）一书中的112幅老照片，或许就可以提供这样的“证据”。这是一些“不宜发表”、“曾入敌档”、“让历史成见尴尬”的照片，在“蔚为大观的家国影像”之外，凝视“个体生命与时代记忆”……结合作者多年来征集、编辑这些照片的亲历亲闻，历史仿佛以一种新的面貌重新“活”了过来。

今日微信选取的就是其中一小部分文字和图片，各位不妨看看。

当历史可以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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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诞生以前，人们主要是通过文字记述去了解历史，最多还可以通过雕塑、建筑、绘画以及出土的实物去触摸和感知过去。摄影术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从此，历史由被回忆、被叙述，变成了可以观看的。

照片所定格的历史，是全息的。观看者对于照片信息的关注与选择，往往与拍摄者的主观愿望大异其趣，有时候摄影者作为画面的主体呈现给人的，观者却熟视无睹，反而是画面里那些毫不起眼的什物触动了他的神经，引发了他的思绪，从而对某件史实、某个人物或某种社会现象获得了新的认识。

1965年，“四清”运动期间，黑龙江阿城县批斗富农分子。他们褴褛的穿着，之于他们“富农”的成分，真是莫大的讽刺！罗兰·巴特说，每一张好的照片，都有一个令人心悸的“刺点”，而这张照片的“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着名摄影家李振盛拍摄过一组反映“四清”运动的照片，记录了1965年黑龙江阿城县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场景。李先生当时是黑龙江日报社的一名摄影记者，他应该是带着宣传“四清”运动大好形势的使命去进行这次采访的。事过四十多年之后，再来看这些照片所定格的信息，却别有意味。其中一张照片里，两个富农分子低着头、弓着腰站在台上接受批斗，他们身上穿着油光可鉴的破棉衣，看上去与叫花子已没什么两样,却还要被推到人前遭受这样的羞辱，让人觉得实在可怜。这身破衣烂裳，对于希望这张照片所能诉诸读者的感情，比如激发对于富农分子的义愤与仇视等等，几乎具有某种颠覆性。

让“历史成见”尴尬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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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是一柄双刃剑，在以其具象、直观的属性，为历史叙事与研究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往往让一些“历史成见”面临尴尬。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正史叙述里，在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里，对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的描述语多轻蔑，国民党正规军的诸多对日大兵团作战似乎可以忽略不计，抗日战争的胜利端赖敌后军民的袭扰与游击。说到国民党正规军的将士，要么在日军的攻势面前“不堪一击”、“望风而逃”，要么就专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作对，“制造摩擦”、“破坏抗战”。这样的叙事，深深地影响了几代的中国人。

如今随着国共之间的和解，大陆这边对正面战场的记述已经越来越趋于客观，各种相关的照片也尽可随意呈现。但退回去十几年，情况却不是这样。正因为如此，十几年前，当来自台湾的老照片收藏家秦风先生，把一组组记录正面战场的照片在《老照片》里披露出来的时候，在读者心中才引起了那么强烈的震撼。

1944年11月，中国军队在滇西作战中收复龙陵。国军士兵奋不顾身冲向敌阵的英姿，与经由多年灌输培育起来的诸多认知，迥然有异。

这是其中一幅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在滇西作战中冒着炮火硝烟，跃上龙陵城头的照片。这张与我们以往的认知迥然有异的照片，不仅以其极具震撼的信息诉诸人们的视觉，更诉诸人们的情感，经由多年灌输培育起来的对国军将士的诸多偏见，正是在那一刻被化解于无形。这就是照片的魔力！而且不用多，有时一张就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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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专政”，曾是国民党遭政敌诟病最多的一个议题。《老照片》里曾经刊出过一张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民众集会的照片（图四），在主席台一侧的标语中，赫然写着“迅速结束一党专政”。可见，那时“一党专政”正是国民党的软肋所在，挑战“一党专政”自然也就成了反对派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大有一剑封喉的威力。平心而论，说国民党独裁（它自己称说是“训政”），并没有委屈它，从其执政的二十多年里，足以找出车载斗量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抗战期间，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的一次集会。主席台一侧的标语“迅速结束一党专政”，赫然在目。

不过，事情也还有另一面，并且有图为证。

1948年5月，“行宪”国大举行副总统选举，一位代表正走向会场专设的“秘密写票点”。

上面这张照片拍摄于1948年5月的“行宪”国民大会期间，当李宗仁与孙科的副总统竞选进入白热化的时候，一位代表正匆匆走向设在会场后面的“秘密写票点”圈写选票。

国民党信奉的是“党国”理念，在其执政的那些年里，也大体上是“以党领政”，但这一次的“行宪国大”却开得货真价实，尤其是“党魁”所属意并由党中央提名的副总统人选孙科，经过几轮的投票后，居然败给了以个人名义参选的李宗仁，这至少证明了，那时的国民大会还没有沦为可怜的“橡皮图章”。

纵观眼下选举的种种怪现状，我们可能没有多少资格对民国年间的宪政举措过多地去评头论足，相反，它在宪政的建设与准备方面，或许还有不少值得今天借鉴的地方，比如照片上的那个毫不苟且的“秘密写票点”。

日常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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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提起民国社会，大陆的一般民众耳熟能详的是红军的伟大长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是国统区的腐败以及埋葬蒋家王朝的战争。而对于民国社会的各项事业、战争以外各阶层民众的庸常生活，则所知甚少，与此相关的照片更是凤毛麟角，难得一见。

1935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即景。冬日的阳光，暖暖地，洒在年轻女教师娟秀的面庞和孩子们欢快的笑脸上，温馨而祥和……

照片拍摄于1935年的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定格了一位幼儿园女教师带着一群孩子在草坪上做游戏的瞬间。这张照片定格的虽只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瞬间，但所折射的时代意涵也是显见的。北伐结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了1935年，社会尚称安定，各项建设逐次展开，如果没有两年后日本人的大举入侵，和平发展的局面得以延续，中国的社会进程完全会是另外一种样子。而这张记录民国首都民众寻常生活的照片，以及画面本身所透露出的安宁与祥和，正是那个时代的某种写照。与通常印象里的“万恶旧社会”，至少是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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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几十年，除了抗战前有过几年的相对和平时期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动荡与战乱之中，这无疑给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战乱与动荡并不就是民众生活的全部，即使身处战乱中，老百姓的日子照常得过。战争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百姓的生活，却无法使它中断。

1948年，竖立在长春街头的新影片上映广告画。

1948年，长春市一间酒吧里一位登台表演的鼓手。

这两幅照片均拍摄于1948年的长春。此时国共内战方酣，长春已处在解放军几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不仅十几万国民党守军与外界的联系逐渐中断，一般百姓的出入，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一场空前的饥馑正一步步逼向这座城市。生活在长春城里的人们，已不止一次地听到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但这并不妨碍最新的美国大片一部接一部地上映，而架子鼓手一旦登台演出，还是西装革履，头发依旧梳理得丝毫不乱，专注地沉浸在自己敲出的鼓点里……

老照片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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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收藏家来说，老照片的价值更多在于作为信息载体的“那一张纸”，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老照片，其价值则在于照片所定格的社会历史信息是否珍贵，是否有趣。有些瞬间，像抗战胜利南京受降仪式后冈村宁次率日方代表黯然退出会场，像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与毛泽东并肩合影，再有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宣布恢复中国席位时中国代表的乐不可支……面对这些历史性的关头，在拍摄者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无疑就注定了照片的价值，而且这价值也是拍摄者很容易留意到的。但在很多情况下，照片信息的价值并不是即时显现的，往往是在经过了历史演变、岁月淘洗之后才凸显出来。

张志新年轻时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的留影。这张原本寻常的生活照片，因为主人公后来悲壮而惨烈的人生，获得了一种特殊的价值。

《老照片》里曾刊登过一幅张志新上大学时的照片，照片里的张志新穿着朴素，临风玉立，脸上洋溢着清纯的微笑，对未来充满憧憬……照片刊出后，在读者中引起很大震撼。严格说来，张志新这张照片不过是一幅司空见惯的生活照，许多人都不难从自己的影集里找出几张这样的照片来（如今，各地的老照片市场上这种照片大量充斥，摆在那里，很少有人问津），而张志新却以自己悲壮而惨烈的人生，赋予了这张早年间的“倩影”以特殊的价值和惊心动魄的力量。

照片“遭遇”之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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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传到中国的一百多年间，从晚清到北洋，到民国初创，到日本侵略，到国共内战，到新中国建立，再到接踵而至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政局变幻之不测，社会动荡之剧烈，为数千年来所罕见，而沉浮其间的国人则往往昨是今非，今是昨非，天上地下，不堪其忧。于是，为了使作为“证据”的瞬间定格能够达成或避免某种后果，无数的照片便难逃被抄检、被藏匿、被销毁、被涂改的种种命运。

这张拍摄于1900年的全家福，全赖照片的主人别出心裁，将其藏在了居室拉门的缝隙间，才得以躲过“破四旧”一劫，完好保存下来。

着名学者周一良先生与夫人邓懿女士的结婚照。文革期间，周先生恐惧于照片中穿着华丽的衣服，会招致红卫兵的批斗，遂自行毁掉。这些被周先生在“文革”中亲手焚毁的照片，后来又从国外的亲友处陆续找回。

一位国民党军队的少尉收藏过的照片。礼堂正中的标语“忠党爱国”表达了国民党对官兵的一般政治规范，而其中的蒋介石标准像，明显后来被涂抹过。

“不宜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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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发表的照片指那些可能触犯了某一禁忌，而官方审查不予通过的照片。

《老照片》曾刊发了一幅毛泽东与着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在一起的照片。刊发这张照片时，随附了吴兵先生撰写的解读文字，其中写道：“1951年10月23日，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从主席台上下来，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潘光旦交谈。潘光旦上大学时因体育事故，断了一条腿，行走不便。大概是休息时毛泽东见其他人均离席走动，惟潘光旦端坐未起，故特加顾问。潘光旦见毛泽东来到自己面前，遂拄着拐杖从座位上欠起身，用握着烟斗的另一只手撑着桌面，微笑着与毛搭话……”

1951年10月23日，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从主席台走下来，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潘光旦交谈。这大概是毛泽东仅有的一幅以背影面世的照片。

这幅照片以瞬间的定格，反映了特定时期共产党领袖与知识分子尤其着名知识分子间的微妙关系。解读者从照片上“领袖谦恭的背影里”读到的，是建国之初“国家爱惜人才、尊重人才的殷殷之情”。但作者也对短短几年后知识分子即“厄运临头”有所慨叹：连被毛泽东如此礼遇的潘先生也没能幸免！

就是这样一幅极富现场感与时代意味的新闻照片，却因领袖是背对镜头，而被归入“不宜发表”之列，在通讯社的资料库里沉睡了几十年，直到《老照片》刊布后，始以“历史照片”的面目得见天日。

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下野”回到奉化老家祭祖时，与蒋经国在山间俯瞰家乡。

真是无独有偶。后来《老照片》里还刊发过一张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下野”回到奉化老家祭祖时，与蒋经国在山间俯瞰家乡的照片。据照片的提供者秦风先生介绍，这张照片也因为是俯角拍摄了领袖的背影，被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方面列为“不宜刊布”，直到蒋氏父子离世后，才得以公开面世。

虽然这两幅照片的基调有很大的不同，前者表现了领袖与知识分子的一度相敬如宾，后者留住的却是蒋氏父子仓皇辞庙的无奈，但以领袖需以正面、高大形象示人的构图标准来衡量，这两张照片无疑是触犯了同样的禁忌。看来，对于照片的取舍，许多时候并不完全取决于党派的意识形态，恐怕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在里面。

时代转换中的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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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时代转换之际，最有代表性、最具标志性的，恐怕就是那些“大人物”们形同天壤的命运了。

1951年，流氓大亨黄金荣被安排在上海大世界门前打扫卫生。这年他已八十四岁高龄，两年后便撒手人寰。

1949年上海解放时，已八十二岁高龄的前上海滩巨富和流氓大亨黄金荣，放弃了出走，选择了留下，以静观其变。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黄金荣的不少徒子徒孙被抓捕，还在黄公馆搜出了枪支和鸦片。黄于当年5月在《文汇报》上刊登“自白书”，表示“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要“洗清个人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接下来——

在“劳动光荣，不劳动耻辱”的氛围中，人们认为黄金荣不能光吃喝不做事，政府就派人通知黄金荣，要他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譬如扫地等，尤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地点正是在他昔日的生财宝地大世界门口。明知是对他的惩罚和羞辱，黄金荣也无可奈何，于是出现了照片中的一幕。路过的市民无不感叹，世道确实变了。闻讯赶来的记者摄下了这一情景——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人物竟如此落魄，又是那么老态龙钟。……旧上海另一大亨杜月笙在香港得知这一消息，暗自庆幸自己没有留在上海，躲过一劫。考虑到国内外的反响，对黄金荣的这项“改造”措施只是象征性的，并没有持续下去，毕竟他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两年后，黄金荣便撒手西去了。（见《老照片》第三十八辑，景智宇《扫大街的黄金荣》）

1967年：定格在地质部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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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间拍摄于地质部机关大院里的一组组照片，具象地展示了“文革”时的社会人文环境。内容涉及夺权兼成立革命造反委员会，庆祝夺权一个月，庆祝夺权半年直至各派大联合，时间跨度自1967年1月至9月。这期间，发生在地质部机关大院里的事情，也是那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1967年2月16日，地质部机关造反派集会庆祝夺权“一周月”，会上人们跳起了“忠字舞”。

上图是1967年2月16日，那一天，夺了权的造反派们在地质部大院集会，庆祝夺权一周月。“一周月”也要庆祝，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可影集的说明文里就是这样写的。如此迫不及待，分析起来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无法抑制的夺权的喜悦；二是想通过大张旗鼓的庆祝来巩固新权力机构的地位。

照片上的人在干什么呢？乍一看像是在打太极拳，但在那轰轰烈烈的年月，谁还有这份闲情逸致？何况又在这样的聚会上。做工间操吗？不光动作不像，庆祝会上做工间操也无从说起。想来想去，照片上的人很可能是在跳“忠字舞”。“忠字舞”是“文革”初流行的一种集体舞，少则几人、几十人，多则几百人，甚至上千上万人，伴随着“永远忠于毛主席”的乐曲，按照规定的动作，翩翩起舞。像“早请示”、“晚汇报”一样，那时候跳“忠字舞”也是人们经常要做的“功课”。

1967年7月16日，地质部机关造反派集会庆祝夺权半年，某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在会上发言。

上图是地质部的造反派组织为庆祝夺权半年而举行的一次集会，至于集会的主题，照片中的标语已隐约道出：“地质部1·16夺权好得很！”

北京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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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记录197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北京游园活动情形的旧照，揣摩其存留的信息，很有发人深思处。

上图原照片说明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倪志福、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周建人、许德珩，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在中山公园同首都人民一起参加节日联欢。”那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活动的排名次序与现在没有什么不同，政治局委员也是以姓氏笔画为序，画面上江青站在华国锋一侧的显要位置，盖因此故，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可是，仔细看看，问题就来了。画面上前排出现的十四位领导人，居然是华国锋与江青两人一起居中站立。按常规，像这种出现两人居中的情况，居中的应是华国锋与叶剑英，因为叶是政治局常委，而江青只是一名政治局委员。这种错位，显然不是照片发行者的一时疏忽，因为在中国，领导人的出场次序一向是最大的政治，许多国外的政治观察家往往从中国领导人出场次序的微妙变化中去推测中国政坛的蛛丝马迹。而且，只是因在报纸的版面中颠倒了地方领导人的出场次序而丢官的社长、总编，并不在少数。排除了发行者工作疏忽的可能，江青的“错位”无疑是当时中国政坛的一个重要信号：伴随着邓小平的失势，江青在中国政坛的地位正急剧上升。此外，从照片上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人凝重的表情里，我们也不难读出当时中国政坛的阴晴。

上图原照片说明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张春桥、纪登奎、汪东兴、陈永贵、吴桂贤、张鼎丞、胡厥文、李素文、王震、孙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同首都人民一起参加节日联欢活动。”在这幅照片里，我们又一次目睹那几张曾活跃于中国政坛上的熟悉的面孔，当然，其中最惹人注目的还属张春桥（前排左一）。看他一脸的春风得意，分明此时自己也觉得是倒邓的最大赢家了。可是，又有谁会想到，仅仅五个月之后，他就成了阶下囚，从政坛上骤然消失。又过了几年，当人们在法庭上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张春桥已完全换了一副模样，人们怎么也不会将法庭上的那个胡子拉碴、一脸沮丧、身裹一件黑棉袄的落魄老者与照片上温文尔雅、踌躇满志的张春桥联系起来。

种种的迹象表明，从政在中国似乎是一种很危险的职业，今天还在天上，不知什么时候就下了地狱。不过想想张春桥这些人对待政敌的为所欲为，他们有后来的下场，也是罪有应得。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从《南方周末》上读到的刘军宁的一篇文章，其中谈道，宪政体制是驯服统治者的最有效的工具，他说，“值得强调的是，对统治者的成功驯化，受益者固然是普通的民众，因为他们不再遭受专横权力的涂炭，但是，统治者们也同样能从中得到利益，首先是大大提高了政治这一行业的安全系数。在宪政体制下，统治者们虽然要忍受公众的挑剔和对手的责难，却不再会因为追逐权力而被竞争对手投入监狱或送上绞架，也无坐在火山口上之忧”。不过，拿这些话说给张春桥们听，别说他们已经听不到了，即使他们能听到，也无异于是对牛弹琴。更可悲的是，几乎同样的戏码，在此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一直就没有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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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2022-01-09 19: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