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文学中的灾难│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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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的灾难与救灾主题


“天灾与救世”这一词组出自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一书。张光直生前任哈佛的人类学系主任,专门做中国研究。在《中国青铜时代》中有一篇讲商周神话分类。尽管张本人不是做文学的,是做人类学的,但是讲到商周的神话时,就跟文学史上讲的神话联通起来。张对商周神话的分类有四,其中第三类叫“天灾与救世”。他只讲了商周的,也就是古汉语文献所记载的神话,过去叫中国神话,现在称为汉语神话,或华夏神话。可以说,我们华夏神话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灾害。


最着名的华夏英雄神话有: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或者叫鲧禹)治水。这三个神话在我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三个神话基本是都是讲天灾的。后羿为什么要射天上的太阳,因为十个太阳出来将土地烧焦了,这是对农业社会的最大的天灾。这个神话实际上是讲抗灾的。神话是用它的方式来讲述人类所面对的生存困境。中国神话的特点就是以人为神话的主体,和各种灾害抗争。而且抗争的结果,有时候看起来像是失败的,比如夸父弃逐日。但夸父弃其杖化为邓林,,实际上要超越失败。人跟大自然相比确实太渺小了。斯宾格勒说过一句话,人对什么东西发生恐惧呢?大家刚从地震后一周中的恐惧中走出来,可能现在体会这个问题更为真切。如果没有这场灾难,都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不知道什么是恐惧。斯宾格勒说人对他无法理解的东西最感到恐惧。这位20世纪最着名的历史哲学家,一句话就显出非凡的分量。人为什么对他不可理解的东西感到恐惧呢?人和其他动物比一比,动物恐惧吗?动物也有恐惧,但是动物没有人那样强烈的求知欲望,不要求理解天灾背后的原因。动物的感觉在很多方面是超人类的。为什么搜救犬上去就能够找到废墟堆中的幸存者?因为动物在某些方面超灵敏。但是动物没有反思能力,只有人才有。人要求了解一切事物发生的原因。所以夸父逐日,是初民对干旱的自然现象的一种救灾式解读。天上的十个太阳太厉害了,所以需要射掉九个,农业社会才能够恢复秩序。就此而言,后羿射日就是先民智慧创造出来的文学的救世。关于女娲救世的神话也是如此:其背景是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把天柱碰断了,引发“天柱折,地维绝”的巨大灾难。这个神话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水都是向东南流的,因为西北高东南低嘛。但是神话发生的背景是:“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这完全是一个水深火热的大灾难场景。女娲就在这个时候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看《红楼梦》(即《石头记》),小说一开始的石头是从哪儿来的?那是女娲补天剩下来的一块石头。看来,整个中国文学能说与神话源头有着内在的联系。在比较文学界,将女娲同域外的女神相比较,有不少文章。可是没有将其放在人类灾难的大背景中去考察。问题是,为什么汉族神话留下来的天灾的主题这么强烈?而且表现出人和灾难斗争的精神。别的不说,就讲洪水神话,全世界都有。五大洲中只有非洲的一部分没有,剩下的地方都有。


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英国鼻祖是弗雷泽,他的大着《旧约中的民俗》(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 ),是所有做人类学与文学人类学研究必读的书。弗雷泽的《金枝》有中译本,在我国人文学界较普及,而这部《旧约中的民俗》却很少被注意。弗雷泽能够告诉人们,什么是“文学人类学”。它与我们从大学一年级起读的“文学”专业有什么区别?本科的教科书讲一个大禹治水的故事就完了。弗雷泽不满足于此,他认为,单个故事要还原到世界性的谱系里。诺亚方舟也是一个大洪水的故事。这是写在《圣经旧约》中的古代希伯来人的洪水神话。弗雷泽讲,这个神话是从哪儿来的?它的背景是什么?他讲到了古代巴比伦的神话。也是一场大水,也是唯有的一对夫妇逃生。怎么逃生的?也是乘船逃生,然后放出鸽子或乌鸦试探洪水是否退去。母题和细节都一样。然后再往背后讲,洪水神话根源在哪里。还讲到古希腊古罗马的,然后讲到北欧,讲到南亚、东南亚,讲到大洋洲和美洲的印第安神话。五大洲的洪水神话放在一块儿看,一张世界地图基本上盖满了,就非洲一部分没有。全人类都讲洪水神话,问题就大了。到底洪水表明什么?从自然科学角度看,这肯定是对现实中的自然灾害的直接的反映。如果地上没有洪水,人们的意识中怎么会有这么广泛的洪水记忆呢?弗雷泽一个特点就是,他绝不是拿着单一作品做分析,而是横向地展开材料。他能够看到的神话材料来自全世界。包括西方的传教士、旅行者记录的,那个时候都是早期人类学材料。那时还没有很多职业人类学家,没有那么多的田野报告。弗雷泽将各种来源的素材都排比下来,从诺亚方舟讲到整个洪水神话,绕了五大洲,举了四十多个例子。什么是人类学家讲的文学,一看就明白。只有把对象放在人类的背景之中,才能够看得分明,然后其特点也容易把握了。中国洪水神话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治水。因为没有一个民族的洪水是由人去战胜的。都是怎样的呢?唯一的主题就是逃生。方舟也好,大船也好,咱们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中也有坐葫芦里边的,总之是一个容器,在洪水上能够漂浮起来的,这样才能逃生。


今天讲洪水神话,好像离当下地震灾害遥远了一点,其实不遥远。十年前中国最大的灾害是什么?洪涝灾害。当时中央政治局半夜开会,江泽民主席紧急动员救灾。可见,灾害在我们这儿太频繁。汉语“政治”一词的“治”字,原意就在于治水。从历史经验看,救灾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人往往是健忘的,十年前的事儿好像离得很遥远了。五年前爆发Sars,我从北京来川大,也是这个季节,先抽血检验,然后被隔离起来。在我们个人的经历中,一生要经历许多次灾害。这次抗灾中有一个成语特别响亮,叫做“多难兴邦”。这是我们民族历史经验当中很早就总结出来的东西。刚才讲到世界的洪水神话大都是关于逃生的,发洪水的一般的原因都是上帝的惩罚。神惩罚人类,因为人类有了过错。所以天灾的原因被归到神灵世界。这全是文学的东西。你说学文学没用吗?用处太大了。通过文学,你看到这种灾难的表现在全人类的文学中到处都有。只不过相对而言,灾难有轻有重,有的频率高有的频率低。我们以前难以理解,华夏的鲧禹治水神话,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要治水。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生活的地区,这块土地,自古以来就是灾难的多发区,高频率的多发区。我们的文学肯定跟别国的文学不一样。光逃命逃得了吗?放在人类经验的世界地图中去比较,我们必须抗洪。这是现实中的灾害启发我们去反思,认识到纯粹的文学的课堂上无法认识的特质。为什么要大家学一点人类学知识呢?人类学者要进入一个村落,但是他有一种人类的知识作为后盾。这就是学科的眼界不一样。虽然弗雷泽的书在今天的主流人类学界没有多少人去读,认为已经过时了。但我看并没有过时。他是最早催生世界眼光的学者,有人称之为比较主义者。他不是拿着一个莎士比亚去和汤显祖比较。弗雷泽的这种气势宏大的比较一般人学不会。主要原因是学科限制和眼界的限制。文学本来就是属于人类的,把它分成中国的和外国的,中国又分成古典、现代、近代的,越分越窄的话,就变成铁路警察,只管这一段。火车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根本不管。这样狭隘的眼界怎么做研究呢?这就是我们现在建构的专业产生的弊病,需要学人自己觉悟和克服。


谁来救世


以上讲了文学中的天灾,下面回到救世这个主题上来。在前科学时代,人类社会中作为领袖人物,受到拥戴的,首先是在生理上、智慧上出类拔萃的人物,选萨满、巫师并不像想报考公务员一样,谁都能报名。这要有一定的先天的条件。这些人为什么有这样超群的能力?《国际歌》上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怎么还要讲什么救世,谁能够世呢?歌德说的非常好:神救能够自救的人!也就是神助自助者的意思。你自己先从信念上垮了,就别指望什么神了。自己怎样能在灾难打击下不垮?精神不垮,你就不垮。那么精神从哪儿来?精神往往跟那些社会领袖人物密切相关。


在突发灾难的阴影中,回顾历史,对照其他灾难,或者展开创伤叙事,可以有效地缓解焦虑,将眼下的灾难(汶川地震)相对化。死者五万多人,加上失踪的,近十万,与唐山大地震比起来,几分之一。若跟我们遭遇过的人祸比起来,那就是零头(想想三年自然灾害)。天灾与人祸比起来,那一个更可怕?人祸导致的死亡人数,会十倍、百倍地多于天灾。但是我们关注的却比较少,甚至全社会没有足够地关注到那一面。举一个数字:全世界因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2003年是46万,中国占10万。全球一年死在车轮下的人数,要超过汶川加上唐山两次大地震。可是谁关注了?这是人祸,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自然灾难被媒体放大以后引起关注,可是还有更大的杀手隐藏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46万的死亡数字等于每年打一次小规模的世界大战。十年是多少人?一个世纪要牺牲多少人?算一算非常惊人。


我们的人文传统很早就讲居安思危。千万不要以为有地震防地震有水灾防水灾就行了。你什么都得防,所有的天灾和人祸,在领导层的脑子里都需要有个谱。这样才有及时应对的能力。现代风险的社会更加需要居安思危。危机到来,全体国民都有责任,当然知识分子懂得的多一些就多承担一些。中国文学早就告诉我们:谁来救世?在古代没有科学办法,只有圣王或者宗教领袖来救世。从来源看,最早的国王都是宗教领袖,也就是神职人员——能够代表整个社会通神的人。这叫政教合一或祭政合一。《诗经·大雅·云汉》是西周的王用来禳灾的祷词。既是国君,又要承担禳灾的神圣职责。后来社会分工发展了,国王就不管那么多了,他手下雇佣一批神职人员为王权服务。但是早期的王者,包括治水的英雄大禹,他会是一位世俗的国王吗?他为什么治水遇到阻碍能够化为熊呢?原来他有通神的本领。我国民间的巫师做法时,包括道教传统的巫术仪式,有一种姿势叫做“禹步”,是模仿大禹走路方式。向左怎么迈步向右怎么迈步,不同于常人的走路姿态,这是巫师做法的一种法式。大禹的能量非同一般。而且他的最大能量就在于今天所说的以德来服人。西方的英雄什么凯撒大帝,什么亚历山大,都是以武力打天下的。在中国凡是能打仗的一般都是二流,你可以当个张飞,李逵那样的武夫,见到刘备或者宋江低头就拜。真正有德的人才充当领袖。这也是我们从文学中得出的一种智慧和特有经验。一介武夫在华夏文化中虽然也是英雄,但是绝对不会放在Number One的位置。谁是Number One?只有那些有德又有智慧的人才是我们文学表现的中心。


在大禹神话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他有史前社会萨满巫师那种超人的能量,第二,他有文明社会以来的以德治国的最高品质。都知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还有说他身上的衣服都是破的,娶下新媳妇没几天就出门去治水。儒家为什么尊奉他?老百姓为什么爱讲他的故事?因为全民就佩服这样的领导。总理在灾后几小时赶到,深入余震不断的第一线,全世界都为之震动。还有今冬雪灾时,大年三十了,谁赶到山西的煤矿,在400米深的矿井下面,握着矿工的手说:“辛苦你们,你们春节不能休息了!”为什么不能休息啊?南方的煤已经没有了,电发不出来了,广州等火车站有上百万人还等着回家呢。这样的社会危机时刻需要最高领导出场,这是远古社会传下来的救灾救世模式。那个时候的王不光是能够吆三喝五有号召力的人。他首先是一个担当者,这是传统文学里保存的救灾经验。大禹只是其中的一个,这样的领袖很多。商汤祷于桑林的故事也是如此。去年我在来这里讲“熊图腾”,讲过新发现的大禹故事。2002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讲他食不重味,衣不图美。作为一位最高领导,亲身做出节衣缩食的社会表率,远近四方都来拥戴他,这个时候他树立起了一面中央大旗,上面绘着夏朝的图腾——熊。



(摘自叶舒宪《文学中的灾难与救世》)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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