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簡體     傳統

文学中的灾难与救灾主题

“天灾与救世”这一词组出自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一书。张光直生前任哈佛的人类学系主任，专门做中国研究。在《中国青铜时代》中有一篇讲商周神话分类。尽管张本人不是做文学的，是做人类学的，但是讲到商周的神话时，就跟文学史上讲的神话联通起来。张对商周神话的分类有四，其中第三类叫“天灾与救世”。他只讲了商周的，也就是古汉语文献所记载的神话，过去叫中国神话，现在称为汉语神话，或华夏神话。可以说，我们华夏神话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灾害。

最着名的华夏英雄神话有：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或者叫鲧禹）治水。这三个神话在我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三个神话基本是都是讲天灾的。后羿为什么要射天上的太阳，因为十个太阳出来将土地烧焦了，这是对农业社会的最大的天灾。这个神话实际上是讲抗灾的。神话是用它的方式来讲述人类所面对的生存困境。中国神话的特点就是以人为神话的主体，和各种灾害抗争。而且抗争的结果，有时候看起来像是失败的，比如夸父弃逐日。但夸父弃其杖化为邓林，，实际上要超越失败。人跟大自然相比确实太渺小了。斯宾格勒说过一句话，人对什么东西发生恐惧呢？大家刚从地震后一周中的恐惧中走出来，可能现在体会这个问题更为真切。如果没有这场灾难，都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不知道什么是恐惧。斯宾格勒说人对他无法理解的东西最感到恐惧。这位20世纪最着名的历史哲学家，一句话就显出非凡的分量。人为什么对他不可理解的东西感到恐惧呢？人和其他动物比一比，动物恐惧吗？动物也有恐惧，但是动物没有人那样强烈的求知欲望，不要求理解天灾背后的原因。动物的感觉在很多方面是超人类的。为什么搜救犬上去就能够找到废墟堆中的幸存者？因为动物在某些方面超灵敏。但是动物没有反思能力，只有人才有。人要求了解一切事物发生的原因。所以夸父逐日，是初民对干旱的自然现象的一种救灾式解读。天上的十个太阳太厉害了，所以需要射掉九个，农业社会才能够恢复秩序。就此而言，后羿射日就是先民智慧创造出来的文学的救世。关于女娲救世的神话也是如此：其背景是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把天柱碰断了，引发“天柱折，地维绝”的巨大灾难。这个神话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水都是向东南流的，因为西北高东南低嘛。但是神话发生的背景是：“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这完全是一个水深火热的大灾难场景。女娲就在这个时候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看《红楼梦》（即《石头记》），小说一开始的石头是从哪儿来的？那是女娲补天剩下来的一块石头。看来，整个中国文学能说与神话源头有着内在的联系。在比较文学界，将女娲同域外的女神相比较，有不少文章。可是没有将其放在人类灾难的大背景中去考察。问题是，为什么汉族神话留下来的天灾的主题这么强烈？而且表现出人和灾难斗争的精神。别的不说，就讲洪水神话，全世界都有。五大洲中只有非洲的一部分没有，剩下的地方都有。

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英国鼻祖是弗雷泽，他的大着《旧约中的民俗》（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 ），是所有做人类学与文学人类学研究必读的书。弗雷泽的《金枝》有中译本，在我国人文学界较普及，而这部《旧约中的民俗》却很少被注意。弗雷泽能够告诉人们，什么是“文学人类学”。它与我们从大学一年级起读的“文学”专业有什么区别？本科的教科书讲一个大禹治水的故事就完了。弗雷泽不满足于此，他认为，单个故事要还原到世界性的谱系里。诺亚方舟也是一个大洪水的故事。这是写在《圣经旧约》中的古代希伯来人的洪水神话。弗雷泽讲，这个神话是从哪儿来的？它的背景是什么？他讲到了古代巴比伦的神话。也是一场大水，也是唯有的一对夫妇逃生。怎么逃生的？也是乘船逃生，然后放出鸽子或乌鸦试探洪水是否退去。母题和细节都一样。然后再往背后讲，洪水神话根源在哪里。还讲到古希腊古罗马的，然后讲到北欧，讲到南亚、东南亚，讲到大洋洲和美洲的印第安神话。五大洲的洪水神话放在一块儿看，一张世界地图基本上盖满了，就非洲一部分没有。全人类都讲洪水神话，问题就大了。到底洪水表明什么？从自然科学角度看，这肯定是对现实中的自然灾害的直接的反映。如果地上没有洪水，人们的意识中怎么会有这么广泛的洪水记忆呢？弗雷泽一个特点就是，他绝不是拿着单一作品做分析，而是横向地展开材料。他能够看到的神话材料来自全世界。包括西方的传教士、旅行者记录的，那个时候都是早期人类学材料。那时还没有很多职业人类学家，没有那么多的田野报告。弗雷泽将各种来源的素材都排比下来，从诺亚方舟讲到整个洪水神话，绕了五大洲，举了四十多个例子。什么是人类学家讲的文学，一看就明白。只有把对象放在人类的背景之中，才能够看得分明，然后其特点也容易把握了。中国洪水神话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治水。因为没有一个民族的洪水是由人去战胜的。都是怎样的呢？唯一的主题就是逃生。方舟也好，大船也好，咱们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中也有坐葫芦里边的，总之是一个容器，在洪水上能够漂浮起来的，这样才能逃生。

今天讲洪水神话，好像离当下地震灾害遥远了一点，其实不遥远。十年前中国最大的灾害是什么？洪涝灾害。当时中央政治局半夜开会，江泽民主席紧急动员救灾。可见，灾害在我们这儿太频繁。汉语“政治”一词的“治”字，原意就在于治水。从历史经验看，救灾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人往往是健忘的，十年前的事儿好像离得很遥远了。五年前爆发Sars,我从北京来川大，也是这个季节，先抽血检验，然后被隔离起来。在我们个人的经历中，一生要经历许多次灾害。这次抗灾中有一个成语特别响亮，叫做“多难兴邦”。这是我们民族历史经验当中很早就总结出来的东西。刚才讲到世界的洪水神话大都是关于逃生的，发洪水的一般的原因都是上帝的惩罚。神惩罚人类，因为人类有了过错。所以天灾的原因被归到神灵世界。这全是文学的东西。你说学文学没用吗？用处太大了。通过文学，你看到这种灾难的表现在全人类的文学中到处都有。只不过相对而言，灾难有轻有重，有的频率高有的频率低。我们以前难以理解，华夏的鲧禹治水神话，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要治水。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生活的地区，这块土地，自古以来就是灾难的多发区，高频率的多发区。我们的文学肯定跟别国的文学不一样。光逃命逃得了吗？放在人类经验的世界地图中去比较，我们必须抗洪。这是现实中的灾害启发我们去反思，认识到纯粹的文学的课堂上无法认识的特质。为什么要大家学一点人类学知识呢？人类学者要进入一个村落，但是他有一种人类的知识作为后盾。这就是学科的眼界不一样。虽然弗雷泽的书在今天的主流人类学界没有多少人去读，认为已经过时了。但我看并没有过时。他是最早催生世界眼光的学者，有人称之为比较主义者。他不是拿着一个莎士比亚去和汤显祖比较。弗雷泽的这种气势宏大的比较一般人学不会。主要原因是学科限制和眼界的限制。文学本来就是属于人类的，把它分成中国的和外国的，中国又分成古典、现代、近代的，越分越窄的话，就变成铁路警察，只管这一段。火车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根本不管。这样狭隘的眼界怎么做研究呢？这就是我们现在建构的专业产生的弊病，需要学人自己觉悟和克服。

谁来救世

以上讲了文学中的天灾，下面回到救世这个主题上来。在前科学时代，人类社会中作为领袖人物，受到拥戴的，首先是在生理上、智慧上出类拔萃的人物，选萨满、巫师并不像想报考公务员一样，谁都能报名。这要有一定的先天的条件。这些人为什么有这样超群的能力？《国际歌》上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怎么还要讲什么救世，谁能够世呢？歌德说的非常好：神救能够自救的人！也就是神助自助者的意思。你自己先从信念上垮了，就别指望什么神了。自己怎样能在灾难打击下不垮？精神不垮，你就不垮。那么精神从哪儿来？精神往往跟那些社会领袖人物密切相关。

在突发灾难的阴影中，回顾历史，对照其他灾难，或者展开创伤叙事，可以有效地缓解焦虑，将眼下的灾难（汶川地震）相对化。死者五万多人，加上失踪的，近十万，与唐山大地震比起来，几分之一。若跟我们遭遇过的人祸比起来，那就是零头（想想三年自然灾害）。天灾与人祸比起来，那一个更可怕？人祸导致的死亡人数，会十倍、百倍地多于天灾。但是我们关注的却比较少，甚至全社会没有足够地关注到那一面。举一个数字：全世界因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2003年是46万，中国占10万。全球一年死在车轮下的人数，要超过汶川加上唐山两次大地震。可是谁关注了？这是人祸，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自然灾难被媒体放大以后引起关注，可是还有更大的杀手隐藏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46万的死亡数字等于每年打一次小规模的世界大战。十年是多少人？一个世纪要牺牲多少人？算一算非常惊人。

我们的人文传统很早就讲居安思危。千万不要以为有地震防地震有水灾防水灾就行了。你什么都得防，所有的天灾和人祸，在领导层的脑子里都需要有个谱。这样才有及时应对的能力。现代风险的社会更加需要居安思危。危机到来，全体国民都有责任，当然知识分子懂得的多一些就多承担一些。中国文学早就告诉我们：谁来救世？在古代没有科学办法，只有圣王或者宗教领袖来救世。从来源看，最早的国王都是宗教领袖，也就是神职人员——能够代表整个社会通神的人。这叫政教合一或祭政合一。《诗经·大雅·云汉》是西周的王用来禳灾的祷词。既是国君，又要承担禳灾的神圣职责。后来社会分工发展了，国王就不管那么多了，他手下雇佣一批神职人员为王权服务。但是早期的王者，包括治水的英雄大禹，他会是一位世俗的国王吗？他为什么治水遇到阻碍能够化为熊呢？原来他有通神的本领。我国民间的巫师做法时，包括道教传统的巫术仪式，有一种姿势叫做“禹步”，是模仿大禹走路方式。向左怎么迈步向右怎么迈步，不同于常人的走路姿态，这是巫师做法的一种法式。大禹的能量非同一般。而且他的最大能量就在于今天所说的以德来服人。西方的英雄什么凯撒大帝，什么亚历山大，都是以武力打天下的。在中国凡是能打仗的一般都是二流，你可以当个张飞，李逵那样的武夫，见到刘备或者宋江低头就拜。真正有德的人才充当领袖。这也是我们从文学中得出的一种智慧和特有经验。一介武夫在华夏文化中虽然也是英雄，但是绝对不会放在Number One的位置。谁是Number One？只有那些有德又有智慧的人才是我们文学表现的中心。

在大禹神话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他有史前社会萨满巫师那种超人的能量，第二，他有文明社会以来的以德治国的最高品质。都知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还有说他身上的衣服都是破的，娶下新媳妇没几天就出门去治水。儒家为什么尊奉他？老百姓为什么爱讲他的故事？因为全民就佩服这样的领导。总理在灾后几小时赶到，深入余震不断的第一线，全世界都为之震动。还有今冬雪灾时，大年三十了，谁赶到山西的煤矿，在400米深的矿井下面，握着矿工的手说：“辛苦你们，你们春节不能休息了！”为什么不能休息啊？南方的煤已经没有了，电发不出来了，广州等火车站有上百万人还等着回家呢。这样的社会危机时刻需要最高领导出场，这是远古社会传下来的救灾救世模式。那个时候的王不光是能够吆三喝五有号召力的人。他首先是一个担当者，这是传统文学里保存的救灾经验。大禹只是其中的一个，这样的领袖很多。商汤祷于桑林的故事也是如此。去年我在来这里讲“熊图腾”，讲过新发现的大禹故事。2002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讲他食不重味，衣不图美。作为一位最高领导，亲身做出节衣缩食的社会表率，远近四方都来拥戴他，这个时候他树立起了一面中央大旗，上面绘着夏朝的图腾——熊。

（摘自叶舒宪《文学中的灾难与救世》）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3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