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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香港大学陆佑堂

时间：2012年12月1日晚间7时

主讲人：龙应台

徐立之校长：

敬爱的龙部长应台，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今天很高兴可以在这里，再次欢迎应台到陆佑堂。我记得大概是今年的春天吧，应台说要回到台湾出任台湾首任的文化部长，在柏立基学院依依不舍的时候，她对大家说，她一定要回香港来，如果在香港要举办公开讲座的时候，一定会在香港大学，所以非常谢谢龙部长。

其实应台一直都没有离开我们，因为她在香港大学还有荣誉职位，她是港大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今天，她也实践了她的诺言。今天应台的讲题是《我的香港，我的台湾》，这很有意思。虽然应台在香港生活不算很长，八年多，但是对于香港每一件小的事物都非常注意。曾经看过她的文章，香港天上有多少只老鹰她都知道。然后呢，我是念生物的，她，很多人都知道香港的洋紫荆，从宫粉羊蹄甲生长出来的，有一天我收到应台一个奇妙的电邮，她说，荷花池里面好像不是在长荷花，她发现里面有其他的植物在生长，所以她不像个过客一样，香港，港大的每个小事情，她都注意，我非常感谢应台这过去几年为港大的人文发展做出的努力与灌溉，我也很高兴，港大的多元文化气氛，也因为有她的创作，她的文章，提升了我们的文化气氛，近年来她香港的着作《香港笔记----沙湾径二十五号》、《目送》、《思索香港》，最后一个作品就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都见证了她广阔的视野、宽阔的胸襟、文化的激情。应台曾经说过，香港是她钟爱的城市，港大给她安身立言的环境，香港的经验使她的视野更为开阔，所以她对香港充满了感恩。其实香港人的感觉，对于应台、龙部长对港大的厚爱，也是充满了感恩，所以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应台、龙部长，对香港、对台湾，特别是在文化建设方面，有一些甚么新的感受和她的想法。

应台，请！

(掌声)

龙应台：

我听说今天晚上，是全程的电视直播，live，网络也是直播，所以今天晚上，除了要跟在场的大家说，晚安，好久不见了，而且要跟电视机前面的好多好多的香港朋友、读者、关心台湾发展的人---甚至于，就上次的经验知道，看网上直播的，大陆网民特别多，“华人世界”这个概念，就是我们都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时区里头，所以让我跟大家一起说一声“晚安，好久不见”。

刚刚在进来之前请徐立之校长陪我先到隔壁两个厅去，隔壁两个厅也坐满了人，我去的原因是告诉他们，待会看到屏幕上的我的时候，要知道，I am real，我是真的在。（笑声）这个世界已经真假难分了，因为数字化的关系。本来进来之前我其实压力蛮大的，觉得今天都没有准备好。可是一进来看到好多好朋友，心就安了一点了。所以是不是把今天（的演讲）当做好久不见的一个谈话，看到香港非常受尊敬的企业家蒋震先生、周亦卿先生都在，好朋友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也在，还有很多出版界、企业界、文化界、学界的朋友们。

今天还有很多台湾的媒体来到这里，好朋友严长寿先生，今天也特别赶来，悄悄的坐在下面。我看到一张甜蜜的脸庞，青霞，坐在前面，她见到我第一件事就是要检查我今天衣服穿得对不对；好朋友程翔坐在那边角落里。

港大百年

我首先要谢谢香港大学慷慨的邀请我来，同时要感谢香港政府在这次我来的过程里，在行政上默默的提供了很多帮助；谢谢香港政府慷慨的善意。希望台湾跟香港透过文化可以跨越很多政治上的障碍。

今天在这个大厅里演讲，我想就从今天大家所在的这个厅说起，请大家往四周看一下。这个大学，在一九一零年的时候开始筹建，第一个当然要问，钱从哪里来？因为所有梦想都需要实践，需要落实。

港大在一九一二年正式招生，到今天是真正整整一百年。一九一零到一九一二年是个甚么样的时代？香港，这里根本就是一个革命的输出地，在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里，秘密进行的是军火的输送，从这里偷偷的运到广州去，准备一次又一次的起义，这是一个流血、暗杀、追捕、风声鹤唳，一个大破的、动荡的时代；现在回过头看，奇怪，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大动荡、大破的时代里，有一群人，会去讨论如何成立一个大学？这需要多么长远的眼光，多么大的实践的魄力，才可能做得到！

很多外人会说，香港大学一百年前是英国人所创设的，其实不能这么说。我给大家看一个文件，这是一九一零到一九一一年一份原始的文件，因为要创办大学，所以当时的英国总督Lugard──卢押开始募款，他找到了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人骏。这个文件是总督为创建港大而发出的募款呼吁书。第一行，“已酉。春。港督卢制军抱憾于香港学业未有专门，教育未达极点，慨然以提倡为己任。商诸埠中绅富，绅富伟其议，而感其加惠士林之心，于是合力酬捐，不一载，大？凳E集，计华人约捐六十五余万，西人约捐六十万余元。”创建大学的念头固然来自卢押，但是办学的钱，多半来自四面八方，尤其是东南亚的华人。香港大学，孙中山的母校，不是一个简单的所谓“英国人创建的大学”。

一九一二年香港大学开始召募第一批学生，今天台上台下坐着一百年后的学生（笑声）。第一次有毕业典礼的时候，是一九一六年，那个毕业典礼，在哪里举行？就在这个大厅。当年有九个人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其中一个叫做詹天佑。

还有一个人在这一百年，几乎被历史忘掉了，叫做伍连德，马来西亚人，剑桥医学博士，也是一九一六年在这里接受荣誉博士的人。一九一零年是个混乱、恐怖的时代。一九一零年底到一九一一年初的中国东北是个悲惨世界，因为鼠疫大爆发，东北在半年几个月之内就死了六万人。伍连德这一个医生，直接到东北的前线去做防疫措施，所以应该说，中国现代的防疫系统、公共卫生的观念是从伍连德那时候开始的，第一次防疫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发生，就是伍连德在一九一一年主持的。詹天佑与伍连德这两个人，一九一六年就在这个大厅里接受了荣誉博士学位。

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回到了香港。史料说，他被香港大学学生从山下用轿子抬上来，学生的热情奔放到不知如何是好，把他老人家放到轿子上，像是滑竿一样，一路抬到校长的官舍，然后再到这里来。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先生就站在我现在站立的讲台上，发表他非常重要的一篇英语演说，在那篇演说里，他完整的解释他的革命思想来自哪里。廿岁的孙逸仙，来到香港的西医学堂念书，走在香港整齐的街上，他开始思索，为什么距离仅仅八十公里的香山，他的老家，与西方人所建立的香港，在法制、治安和政府的管理上，差别如此的巨大。他从那一个问题开始一路追索，最后变成一个革命家以及一个新共和国的建立者。一九二三年，从他说，一切都从这里开始。

一九三三年，在前往上海的路上，萧伯纳先到了香港，他站在这个讲台上演讲。

一九三五年，香港大学又颁给一个人博士学位，这个人姓胡，你们猜他是谁？对，胡适之。香港大学本来请他来改造中文系，请他做系主任的，胡适之考虑之后不能来，所以推荐了许地山来做香港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一九三五年，胡适之在这个厅里接受了他的荣誉博士学位。

再往后走，战争就来了，广州被占了，所以岭南大学学生被迁到香港大学来合并上课。李安电影《色戒》里的镜头：学生从广州迁到香港来，有一点印象吗？

一九四一年，香港被轰炸，这一个大厅的屋顶被炸光破了，在烽火中，整个大楼转成临时包扎伤兵的一个救护站，中间有一个很“酷”的女学生，不甘不愿的做了战地看护，那个女学生是谁？──张爱玲。所以张爱玲描写了这个厅，三更半夜的，炮火之中还要去照顾那些一直在叫的病患，她烦死了。

我们很快的跳到最后，到二零零九年的时候，有一个人，他想要把张爱玲的小说拍成电影，做了很多研究，他要拍爱国学生排演救国的舞台剧，你知道《色戒》那个戏在哪里拍的吗？也是在这个厅。

然后二零一二年的十二月一日，我们在这里见面。

我刚刚说叫你们记得张人骏这个名字，有一点点原因，因为张人骏是张爱玲的“二大爷”，张爱玲其实在她的回忆里头有写到，她对张人骏的记忆非常非常的清晰。当然，张人骏在募款来建这所大学的时候，并不知道后来张爱玲会来。

好，徐校长，我用这个方式来谢谢香港大学，纪念港大一百年，够了吗？

香港：“边陲”的力量

接下来，回过来说今天的主题《我的香港，我的台湾》。

为什么会说“我的香港”。我在香港总共居住了九年的时间，第一个要感谢的是香港城市大学邀请我来，开始我准备来一年，后来要回去的时候，港大的陈婉莹教授邀请我到港大，我没打算来，可是有一天她请我到了她海边的宿舍，我一进宿舍就看到了窗外那片中国的南海，那时刚好夕阳满天，当下我就说了“yes”。可是没想到会在香港一留九年。感谢港大，在后来的八年里给了我一个安静的写作室，我在这里完成了《大江大海》。

在香港这个岛上生活过的人，很少人觉得自己是天生的主人，因为所有人都是移民，只不过在不同时段移民而来。因为是这样一波又一波的移民的聚集地，它很容易就使得一个只在这儿生活过一年或生活过九年的人都会觉得：“嘿，这是我的香港。”所以它有一种开放的、开阔的、包容的力量在，使得很多的外人一不小心就留下来了。

香港最老的几个村子之一，薄扶林，我在村子里随便走的时候跟一个老人家说话时拍下来的(图1)。

香港九年的岁月对我很重要，它推翻了我以前对于中国，对于华人世界、对于历史的认知。我这一代在台湾成长的人一直对于整个中国与中国文化的认识是从比较大的传统、大的叙述、统一的说法来走的，毫不思索地用北京或北平、或南京的首都视角来看整个疆土，来解释它所有的进步或者退步。这种大叙述、大传统作为核心思维，这种永远从北边来解释整个区域的思维结构，到我到了香港之后被推翻、被打破、被挑战。这是一个巨大的教育过程。

在这里，我认识到香港得利于两件事情：一，它得利于它的“缺点”，它是所谓“边陲”，是主体外面多出来的一小块地方。因为是边陲，所以主体规范的大力量不及于它，鞭长莫及；二，它又得利于在整个十五、六世纪以来西方强大的帝国主义往外推过程中，西方不小心就把现代化带了进来。

因为是边陲体系，香港成为一个“逃生门”，emergencyexit。怎么说呢？你看太平天国，杀人无数，血流千里，十几年的时间内，生灵涂炭。能够逃的人逃到哪里去？大海吧，或者是香港这个小小的口袋。逃生门就被打开了，一大堆人涌进了香港，平静的时候又回去；戊戌政变时，被追捕的人，到哪里去──经过逃生门进来；辛亥革命时，人到哪里去──逃生门又打开了；一九四九年内战时，短短的时间内一百七十万人涌了进来；文革的时候，在河里、海边都捞得到尸体的那个年代，到哪里去──逃生门在这里。

主体地区的灾难，使一波又一波的人通过香港这个“逃生门”得到喘息。大量的人涌入当然带来很多问题，但一定也留下许多东西：资金、文化经验、人才，这些东西就灌溉了这片边陲土地。将近两百年了，香港就接受这样的灌溉，不断地成长。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里面，我相信你如果去问：一百年前的某些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在我做的研究里，我尤其关注过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很多的清代翰林们到哪里去了，我发现很多人不认同中华民国的概念，宁愿做所谓“晚清遗老”，选择了“不食周粟”，他经过逃生门到了香港。这些很多清朝的翰林和太史们到这里来，做了什么事情？香港大学中文系在一九二七年成立，是受他们所灌溉的。他们还成立了很多的书院、学院，教了很多学生，留下了很多书籍善本。这些善本在哪里，中文大学有、中央图书馆有、香港大学也有，所以一波又一波，不能认同前朝的人，不管是什么前朝，他们会经过逃生门，然后把很多很多智慧的结晶，就留在这个口袋里头了。这一百多年来香港的发展以一个逃生门的珍贵的经验的形式。

这样一路走来，就走到这两天，我以公务员的身份来看香港，有一个蛮大的感触。

我这次作为公务员来考察，事实上所走过的行程，几乎都是以前去过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作家穿街走巷所得到的印象，和这一次带着同仁带着特定的问题来考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去看伙炭艺术家工作室，去了解livehouse生存的问题......几乎每一个行程，还有跟我一起走的台湾来的艺术家都有感觉：香港的草根艺术的表达能量，在这二十年来有大幅的成长。可是台湾艺术家会有时间表的比较，在台湾九十年代时是这个状况，或在台湾我们做到哪里了。一直到最后一站，我自己与台湾来的朋友们都说：嗯，在民间社会、草根力量的成长上，台湾确实走得比较远。

然后我们去看了亚洲文献艺术库（AAA），也同HKArtFair香港艺术博览会的总经理交谈。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运作：AAA是NGO的非营利运作，香港博览会是最讲生意的、斤斤计较的、国际型的赚钱操作，但这两者国际化的程度、专业运转的高度和精准程度，我们都叹为观止：啊，这方面台湾距离得很远，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的投入才能赶得上。

所以两岸四地的发展进程都不太一样，也跟它的历史脉络有关系。

台湾：宁静的力量

相较于香港，台湾的力量在哪里表现出来？

台湾不是一个逃生门，反而是一个让你想留下来，找一个有土会长出丝瓜，丝瓜会开出黄花的地方。它的强项与弱项跟香港非常不一样。前几天香港官员告诉我说台湾已经变成香港人想要去度几天假的第一选择。你问我台湾最可爱的地方哪里？我觉得台湾的可爱就在于它的不假装伟大，它的不用力变成什么样子，它的自自在在的过日子。它基本上慢的调性是一种文化的从容。

但是你一打开台湾电视看新闻的话，我刚刚说的全部被推翻了。

我记得这是前几天李安为了他的新片到台湾去的时候说的话。他竟然还敢公开说这种话，不怕被人家骂！他说他很喜欢台湾，觉得台湾很有希望。可是你一打开电视新闻，就觉得台湾快完蛋了。所以这不是部长说的，是李安说的好不好？（笑声）

问题在哪里呢，我想选举政治逃不过一种命运，就是选举本身变成了一种行为艺术，表演的性质变得非常大，而且被夸大，很吵、很闹，听说香港很受台湾的影响，还出现一个新词叫“拉布”，广东话怎么说？（笑声）就是吵得很久，闹得很久的意思。你打开电视，看到那个四方盒子里所传达给你的讯息，一天到晚都是彼此的攻击，一天到晚都是冲突、矛盾、对立、批判与高度的不信任。一个社会，当人们彼此不信任的程度高到某一个门坎的时候，是无法往前走的。我挫折时会想：如果有一天，你开车开到十字路口，当红绿灯变红变绿你都会怀疑它是真是假的时候，就会出事了。但我想说，不要相信那个电视的框框里就是真实的台湾，就是台湾的一切。我尤其想对现在正在网上，听我演讲的大陆的年轻人说。

怎么讲呢？电视所呈现的，它的本质是趋向于采取泡沫的部分。你如果有一杯德国的啤酒杯，onelitre，很大的杯子，冲的时候泡沫的比例非常大，是不是？电视所集中采撷的就是泡沫的那一截，你可别相信泡沫下面没有香醇的啤酒，它有的，只是你不见得看得到。

我给你非常具体的例子，来跟你说台湾的民主有它深沉的一面。

你比如说最近几天与香港、大陆都有关系的金马奖的消息，吵吧？吵给全华人世界都看到了，是不是？但是它的进步面、深沉面在哪里？

那天晚上在看颁奖典礼的时候，我右边坐着侯孝贤，左边坐着朱延平，朱延平导演在旁边说：啊，已经过了一半了，还没有一个台湾人得奖。然后紧接着他说，已经过了三分之二了，还没有台湾人得奖，整场的气氛很奇怪啊。果然第二天就吵开了！但是我想要说，吵闹时你看到的是啤酒杯上泡沫很多的那部分，下面的部分是那些电影专业者，他们风吹不动，稳稳的走四十九年，给你一个绝对的、专业的、公正的、“大义灭亲”的艺术标准，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今年台湾电影得奖特别少，那又怎么样？输了明年再来啊，竞技不就是有赢有输吗？

金马奖，是一个台湾已经默默办了四十九年的奖项。四十九年不是一个短日子，明年就五十年了。电影界是多么的心高气傲，而且百花齐放，大家都在竞技的一个圈子，但是金马奖可以办到一个程度，做到把艺术的标准变成唯一的标准，不谈私人关系、不允许商业炒作，做到评审机制的真正独立、专业，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华人世界的电影奖项，这本身就是一种静水流深的成果。在泡沫的下面其实有比较深沉的东西！

第二个例子，我们过去这一两个月来，整个文化部可以说是人仰马翻，我跟我的次长、所有的司长们全程都在面对立法院对于我们明年度的预算审查。上礼拜的某一天，如果当天看电视新闻的话，你看到的会是，啊，立法院又吵架了，矛盾了，冲突了，非常激烈的语言，非常尖锐的对立。但是我在现场啊，我看到的是什么呢？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五点半，我们的出版政策，以及这个全新的出版政策所编列的，比如说四亿台币──明年要做的事情全部被通过了。通过，并不是立法委员闭着眼睛说：通过。他们是就每一个细项认真问政策背后的理念和执行方法；你编独立书店比如说两千万，这两千万是要做什么的。我们必须跟他们解释，独立书店对于台湾的出版业、对于台湾的阅读风气的推广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我必须告诉他，其中比如五百万是叫做“圆梦的第一桶金”，台湾现在一共三百六十八个乡，三百六十八个乡里，有三分之二是连一家书店都没有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政策是要鼓励年轻人，你愿不愿意回你的家乡，到乡下地方去开一家小书店？如果你有这个意愿的话，你来跟我们竞争，我给你第一桶金，让你回家去开一间书店。

如果你是在一个街坊邻里的角落里，已经有个小小的书店，经营的也还不错，但是你只是单纯的在卖书，那么请你来跟我们申请，我们给你一笔钱，让你可以在卖书之外，还可以办诗人的朗诵、作家的演讲、导演对于电影的现身说法，让已经存在的书店，变成小小的文化中心，让乡下长大的孩子，也有一个濡染文化的机会。所以当天在立法院的室内通过非常重要的政策，对未来非常有意义，但是当你打开电视看的时候，只看到吵架，其他甚么都不知道。

我们也都知道，民主，是诸多不得已的、坏的选择当中，一个大概不是最坏的选择。在诸多的选择中，华文世界，包括台湾自己，可以试图在台湾一点一滴的实践过程里头，培养出一个更敏锐的判别力，判断甚么是泡沫，泡沫下面有没有静水流深的东西？

我希望以后香港人再到台湾去的时候，不仅只是手里拿着地图找士林夜市、饶河街夜市、宁夏夜市、永康街哪里有好吃的......香港朋友到台湾，说不定以后呢，手上有个地图，知道台北哪条街有独立书店，然后再到台中的独立书店。在台淡水河边有一个书店，卖的只有一个东西，全部都是诗集，好像荷花池里都是荷花，没有一根杂草，而且那儿常常有诗人来朗诵诗。说不定香港朋友以后可以拿着独立书店的地图，从南到北，从西向东走台湾，这是一种不同的文化碰撞。

我在思索的问题

我这九个月在思索甚么？文化部不是个人的，不是个人可以完成的，文化部是一个集体创作，五百位同仁在文化部本部，还有很多博物馆、交响乐团总共是两千人，两千人的集体创作。很多事情我们在思考，比方说，这张照片是我拍的，就在屏东的街头(图2)。

你说一家三口吗？前面还有一口，在帽子底下，他睡着了，看得见吗？

我跟主管们常常讨论的是，文化部就是资源的再分配者，纳税人的钱放在我们政府的手上，然后政府要去考虑资源要如何再分配。是不是所有的资源都只到大都市里头、到铺着红地毯、挂水晶灯的地方呢？那么像屏东这样的、乡下的一家四口，妈妈带着三个小孩，请问他们所得到的文化资源到底有多少？

对于他们，我们有第一线的重大文化责任，那些资源怎么样会做得对，才会真正的使那个躲在帽子后头已经睡着的那个孩子，他长大的过程里头，他得到的不公平会变少，这是我们常常在探讨的问题。我们也需要经常讨论，譬如说，我们要服务的文化菁英以及我们的草根大众之间的关系是甚么。今天台湾视觉艺术联盟的理事长也在这里，他就是代表了艺术菁英，但也不能这么一刀两断，他们也跟草根有很深的关系。

作为一个行政官员，我自然也有很多的困扰，比如说，在民主制度里，一个文化高决策者跟代表民意的立法委员的关系到底是甚么？当我有“压力”时，到底甚么是应该要妥协的，甚么是要坚持的？这几乎是在每天公文的批示上，每天要做的回应都是一个思路的决定。我也常常必须要思索，有时候要用一个比例的妥协换取更重大的政策的支持。可是，什么是应该妥协的，什么是绝不退让的，中间互动的关系和比例，每一个决定都在挑战你个人的智慧和品格。

我也常在思索，每四年一次选举，每一次选举都可能换个执政者、换个总统、换个院长、换个文化部长的这种体制里头，如何让文化承先启后、细水长流？台湾在华文世界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实践，而我想说的是，实践，真不容易！

台湾跟大陆比起来，非常小，台湾和香港比起来，非常泥土。可是因为各种的历史因素结合起来，台湾对华人世界有独特的贡献，它特别可以贡献的就是它在建立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这条路上的实践。带着愿景，当你要实际去做的时候，你会跌倒，膝盖会流血，你会犯错、你会羞愧，可要不断地测试和寻找，跌倒了，我怎么再站起来？我怎么去修补我破碎的膝盖？在最挫败的时候，要我如何以有尊严的方式再往前走？

我觉得华文世界对台湾，可以观察的，并不是它有多好，而是要看它开拓了甚么，看它在甚么地方摔跤，如何挫败，然后你要看它，在摔倒后如何又站起来，这是台湾对整个华文世界可以有的小小的一点贡献。

最后，你们可以把我当作是一个民主实践的标本，就说台湾实现民主政治，有很多缺陷、无奈。中华民国是一九一二年成立的，一直到二零一二年才成立了文化部，我不是在说香港还要再等多久，不是这个意思（笑声）。我想要说的是，因为行政院组织法的缘故，中华民国政府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正式迁到台湾，从一九四九年到二零一二年，文化部是第一个增加的部，这归功于成立文化部幕后所有的人的努力，他们是值得我们感谢、尊敬的。

宁静的台湾

不久前，我到南投有一趟小小的考察。这个地方叫南投仁爱乡，其实就是雾社－赛德克巴莱的原乡(图3)。

我去南投的仁爱乡的亲爱小学，为什么去？文化部所属有一个国立交响乐团，交响乐团里的音乐家可能毕业自维也纳、茱莉亚音乐学院，我鼓励我们的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下乡；但是在我鼓励他们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做了。原住民乡有很多问题，因为在家乡没有工作，年轻人都向外走，只剩下老妈妈、老爷爷去照顾小孩。我去看这些孩子，因为我们的音乐家定期的去小学，在那里组织了一个管弦乐团，教他们爱上音乐。小学里有一个年轻的老师，不到三十岁，教美劳课。他让孩子们从四年级开始，从一块木头开始，学习做一把小提琴，从头做起，从模、到切、到砍、到刻，两年的时间，等到这个孩子六年级毕业时，他带着一把自己做的小提琴走出小学，走向自己的人生。

我相信这把小提琴会跟他走一辈子。

所以我特别去看这所小学，是去鼓励我们的交响乐团做更多的底层服务，去鼓励小学的老师说你可以用这种文化陶养的方式来带我们的孩子。请大家忍受一下这个图片里会有我，因为我是公务员，不得已镜头会跟着我，你们可以把我当标本好不好？（笑声）但是我主要是给大家看，有这样的小学，有这样的事情。

这一张照片是我们带书去送孩子，学校的狗到前面观礼。牠好像叫小白吧？

（放映亲爱小学学生习作小提琴与音乐会演出的MV）

最后我想说，台湾与香港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相对于那个大传统、大叙述，相对于所谓的“伟大”，台湾和香港都是“边陲”；但是边陲有边陲的优势，边陲有边陲的自由，边陲有边陲可以做出的独特的贡献。我们这几年常常用一个词“softpower”，我相信softpower这两个字真正的重点不是在power，真正的重点在soft。所以我相信香港和台湾可以在将来做更多的接触，更多的彼此的对望，更多的深入的、深刻的了解。因为softpower告诉我们的是：正是因为边陲，反而有一种温柔如水的力量，更长更远。

这是我们对大传统、大叙述，可以提供的另类的帮助跟刺激。

我可以好好的谢谢你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