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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退位诏书—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终结的标志

邹爱莲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表6岁的皇帝溥仪颁布的“退位诏书”，通常称为“清帝退位诏书”或“宣统退位诏书”“溥仪退位诏书”。

一在中国历史上，以往的“退位诏书”是指权臣当朝、皇室暗弱时，处于弱势的君王不得已把皇位禅让给大臣而发布的告天下书。一般有两份，一份是皇帝退位前先自责一番的“罪己诏”，另一份是通过一定形式发布的禅让“退位诏”，但宣统帝的这份退位诏书则略有不同。

一是“罪己诏”不是为退位而发，而是在“退位诏书”颁布之前的3个月，即宣统三年九月初九，由溥仪父亲监国摄政王载沣以宣统帝名义发布的，目的是想通过主动“罪己”来保全帝位。诏书中除“罪己”之外，还表示：今后皇帝将“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

二是“退位诏书”实际上是隆裕太后在1912年2月12日这一天连发的三道懿旨。其中的第一道为“宣布共和国体由”，后来被人们称为退位诏。此诏经南京临时参议院讨论后，由袁世凯转交清廷公布。另外的两道懿旨，一道是致全国军民的，又名“民政部等严密防范地面由”，说明退位是为人民、为国家着想，希望全国能继续保持安定；另一道致清朝宗室和满、蒙、回、藏族人民，题名为“优待条件尚为周至等由”，告诉他们皇帝之所以退位，原因之一是对清皇室和各族都各有优待条件，并且条件还可以接受，请他们理解，以“化除畛域，共保治安”。

还有一点与其他朝代不同，即以袁世凯名义发布的“政府令”。历史上，老皇帝退位后，新皇帝登基都要发布“登基诏”。“罪己诏”“退位诏”“登基诏”作为新旧政权交接的标志，往往作为一组文件保存。但是宣统帝退位后中国要实行共和，因此不能再有皇帝“登基”，同时，虽然诏书宣布“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但毕竟还未正式选举。这样，在既没有皇帝也没有总统的情况下，袁世凯便在第二天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的名义，发了三通“政府令”。一通致京外各衙门：大小文武官员在新官制未定以前，要照旧供职；一通致军警：继续执行旧军纪警章，全力维护社会秩序；一通致京内各部院衙门：原各部院正副大臣改称正副首领。

清帝的退位诏，与其他两道懿旨和1912年2月3日授权袁世凯和南京临时政府谈判的诏书合称《逊清四诏》，后被内阁中书张朝墉收藏。张殁后，由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购得，1975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现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原件向全国公布之前，按照清朝档案管理制度，内阁大臣又将三道懿旨和第二天袁世凯颁发的政府令都作为最重要的上谕档案，全部抄录进《上谕档》，永久保存。这些《上谕档》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对照退位诏的原件和抄录件，除抄录件没有加盖印章和袁世凯签名被简写成“袁”外，其他内容无任何不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文后11位大臣的签名中，绍英、唐景崇、王士珍和沈家本的签名下均注有一“假”字，意指内阁会议当天4人请假。

二在“退位诏书”中，清廷称：“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指，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诏书内容文优言简，读之感到清廷通情达理，顾全大局，退位完全是为国为民。其实不然。和历朝皇帝“退位诏书”一样，其一，清帝“退位诏书”亦是出自大臣之手（系由张謇幕僚杨廷栋捉刀，张謇润色，袁世凯改定）；其二，内容虽冠冕堂皇，也只是说给天下人听的，退位实属万不得已之举。

清朝自1644年入关到宣统帝即位，已历十朝十帝。顺治帝福临即位时曾昭告天下，愿国祚永久，世世和天下臣民“共享泰宁”。但是，经过260多年的统治，到了宣统帝溥仪手里，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清朝已不是刚入关时的清朝，更不是盛世的清朝。究疾之源，清朝从乾隆中叶起，便一步步地走了下坡路：吏治和军队日益腐败，财政日趋紧张，各地农民起义接连不断。正在清朝统治江河日下之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迅猛发展。鸦片战争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之后，中国逐渐丧失了独立自主地位，随后的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不论清朝是败还是胜，最后都以签订屈辱的条约而结束。其间清廷虽也曾想要振作图强，出现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但是既不能改变封建专制，也未能富国强兵。

清廷在长期执政中，不仅丧失了国土，亏空了财政，更丧失了民心。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之后，全国要求实行立宪、速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高，从宣统元年（1909年）开始，各省谘议局相继成立。清廷虽不得已成立“责任内阁”，但只是一种姿态，成立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皇族内阁”，这更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和舆论谴责。不久，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之火迅速燃烧，各省纷纷宣告独立。在清帝退位之前，已有17个省宣布独立，占全国省份的2/3，他们实际已经脱离了清朝统治。1911年12月4日，南方各省共和联合大会召开，决定从速在南京组建临时中央政府，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民国政府诞生。

如果说光绪时期清朝政府还有个空架子，而到宣统继位时，连这个空架子也支撑不起来了。不仅内忧外患，财力枯竭，而且内无可用之良相，外无可御敌之将才。

一是没有强有力的军队。清朝入关，靠的是勇猛善战的八旗军，这支军队入关后逐渐丧失了战斗力。咸丰朝后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湘军和淮军，在甲午之战中也未能抵御住日本的侵略，所以清朝末年便有了北洋新军。但这支新军用来镇压全国革命力量却远远不足，这也是袁世凯同意与临时政府和谈的主要原因。

二是没有可以信赖的将帅。最可指望的新军，军权掌握在袁世凯手里。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曾命满洲正白旗出身的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抵抗革命军，但荫昌对袁世凯一手操练起来的北洋军队根本指挥不动。商议再三，最后只好请载沣最不喜欢且已被罢免的袁世凯再度出山。这是清朝灭亡前最无奈的人事选择，军政大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是战是和，全由他说了算。这时的清廷，等于已经交了权，清朝灭亡，只在早晚间。

三是没有能支撑大局的良相，孤儿寡母的朝廷，内心没有主见。隆裕太后既没有孝庄太后的能力，也没有慈禧太后的手段，她是没有主见的太后；摄政王载沣则既不如辅佐顺治帝的多尔衮，也不如辅佐同治帝的奕，他是一个软弱的摄政王；首揆总理内阁大臣庆亲王奕匡则既贪且庸，多年来与袁世凯一唱一和，看到岌岌可危的局势，不仅没有积极帮扶，反而在最危急关头接连提出辞职请求；最坚定的亲贵少壮派人物良弼，在清帝颁布退位诏书半个月前的1月26日，被革命党人炸毙，其他宗社党成员被吓破了胆，纷纷逃出京城，此后清廷里连个敢说硬话的人也没有了。

四是没有充裕的财政后援。多年的战争赔款掏空了国库，尤其是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清朝财政遭到空前浩劫，仅庚子赔款总额就高达白银4.5亿两，不算利息，每年就需筹款2200余万两，占清朝财政总收入的1/4强。所以到清朝后期，清政府财政连年入不敷出，到辛亥革命爆发时，财政赤字已高达近7000万两。所以，当有人提出反对清帝退位时，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强有力的反驳理由就是：军费不足开支一个月！

五是没有了外交上的支持。外国人支持清政府，只是为了能攫取更大利益，在看到清朝已经不保的情况下，就把扶植目标转到了袁世凯身上。住在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做出了“保障袁世凯的地位并给以便宜行事机会”的承诺。当袁透露出要与革命党和谈时，英国公使朱尔典立即出面为他搭桥。同时，为了给未来的共和国打开一条外交上的生路，孙中山在回国途中，也曾专门赴英与四国银行团会谈，磋商停止给清廷借款事宜。孙中山的活动，也促使了西方各国不再对清廷予以支持。

三在清廷无力抗拒革命浪潮的情况下，袁世凯怀揣阴谋，运用军事压力和政治欺骗的两面手法，用革命党压清帝退位，又用清廷的存在迫使革命党让出中央政权。在得到孙中山“如果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的明确表示后，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上奏隆裕太后，言称：为清室及满人计，当以清帝退位为上策。随后，又由他的心腹出面威胁清廷：现在退位尚有优待条件，再不退位连优待条件也没有了。

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万般无奈之下，清廷于2月1日决定退位，2月4日由袁世凯与革命党商讨退位优待条件，2月10日，优待条件得到隆裕太后认可。其主要内容为：清帝仍保留皇帝尊号，仍暂住宫廷之内，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照常留用，民国每年拨给皇室费用400万元；皇室的私产，由民国特别保护；皇室的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此外还规定，皇族的王公世爵照旧保留，并免服兵役。由此看，清帝退位并非如诏书所说，全是为国为民，除出于无奈外，更多的是为自己。

1912年2月12日，是清朝皇帝退位的日子。这一天，除隆裕太后代表宣统帝发了三道懿旨外，其最高办事机构——内阁，还以宣统帝名义批复了20件大臣奏折，下发了9道日常公务上谕。但是，这一天，只是清廷最后一天行使权力的日子。“退位诏书”的颁布，标志着清朝的覆亡，也标志着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这一天，又是成千上万革命志士浴血奋战换来的日子，仅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就在海外流亡奋斗了17年。今天，在我们总结清朝兴亡的经验教训之时、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应该回味这一天，也应该认真解读一下清帝的这篇“退位诏书”。

作者简介

邹爱莲，国家档案局巡视员、研究馆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相关学术成果有《清代金榜——通向紫禁城之路》、《清代的文书档案》（合着）、《御笔诏令说清史》（合着）、《中葡关系档案史料汇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等。

综合 2022-01-09 19: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