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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纵谈蒋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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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1910-1988）按照中国传统算法今年正好是其百年冥寿。一九八九年创立的蒋经国基金会也经历了二十年的历程。这位信仰过共产主义又为三民主义服务终生的人，这位继承了总统职位又开启了台湾民主进程的人，这位威权时代的掌权者又是最受台湾人民爱戴的领导者究竟是怎样的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怎样将中国学术普及到全球？本报记者采访了与蒋经国有过直接接触的着名学者许倬云，为读者展示一个学者眼中的蒋经国。
着名学者许倬云先生是蒋经国基金会的美洲办事处人文组召集人。二○○四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颁给许倬云“终身贡献奖”。许倬云表示，这个奖是属于蒋经国基金会的：“如果要颁奖给我，要说明这是因为许倬云主持基金会在美国的事务而得奖。”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许倬云就多次和蒋经国面谈，这段因缘促使二十年来许倬云乐于为蒋经国基金会服务。谈到台湾的政治人物时，许倬云说：“台湾人民评价几个总统：蒋经国八十多分，蒋介石六十分，李登辉四十分，陈水扁二十分。”
·属于被斯大林打击的托派
时代周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你回到台湾后，如何开始了解蒋经国的办事风格？
许倬云：我从美国一回台湾，老朋友胡佛、李亦园就找我，大家成立了思言社。这个社宗旨是替中国找一条路。我们第一次成立大会，来了二十多个人，都是中坚分子，是当时三十来岁的各大学教授。国民党一看慌了。第二次大会，一下进来四十多人，进来的都是国民党有关教授，我们是开放的团体，不能拒绝有意入会的人。好在我们没有不可告人的事。
我当时在台湾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总统府直属单位，凡是学术涉外事项，院长王世杰自己不愿办，就让我去办。六十年代时，蒋介石已经把权力交给儿子了，王世杰不愿意跟蒋介石谈话，也不愿意跟蒋经国谈话，他跟蒋介石闹翻了，又觉得蒋经国是小辈，不愿意屈尊见蒋经国。据道理就派我们总干事去办，当时总干事
是我的好朋友李亦园，王世杰说涉外事项不用李亦园管，由我来代表他。所以，我这个副研究员，去和“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打交道，怪不怪？后来蒋经国的位置逐步升高，我还是跟他打交道。这也有好处，后来特务单位攻讦我很厉害。特务报告都到蒋经国桌子上了，蒋经国说：“这个人我常常接触，他不是你们讲的那样。”
时代周报：在面对面的接触当中，你觉得蒋经国是什么样的人？
许倬云：老实讲，我佩服蒋经国。这个人在当时苏联的管辖之下，读了许多书，对苏联共产党的情况很清楚。但他是托派，属于被斯大林打击的对象。所以他被贬到西伯利亚的工厂里，从小工做起，做到副厂长。他太太是女工。他一个中国青年，在西伯利亚工厂里可以组织报纸，组织小集团。斯大林很气他，但不敢杀他，因为杀了他，会得罪蒋介石。后来，他回到中国，思想里还有不少社会主义的成分，自由民主思想是没有的，可是有为人民服务的观念。
蒋经国的生活非常平民化，人很聪明。他跟你讲话，两手交握，眼睛看着你，不插嘴，听了一段，问：“还有呢？”他有时候会反驳：“我不是这么想，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跟你讲吧……”他讲不同的意见反驳我，可他也听我的意见。除了公事之外，我跟他讨论的问题相当杂，他问我民主制度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民主的意义，自由的意义。关于民主、党外运动，我们也谈过。我解释，一个水坝，拼命往上筑高，坝堤一决，水一冲击，谁也受不了。坝降低，水流缓下来，松弛堤后面的压力，这个是好事情。
至于海峡两岸的事情，开放老兵探亲，是他自己的主意。这一招相当高明，一方面开放台湾内部的党禁，一方面跟大陆重新建立联系。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可是顽固分子跟特务一次一次上呈，请他同意抓人和阻挡，他一言不发，一字不批。
蒋经国跟我的几次谈话，在某种程度上增进了互相了解。蒋经国不大相信书本，我不能同意他的很多意见，他也不同意我的很多意见，能谈谈话已是很不错了。所以，我在他死了以后，愿意在蒋经国基金会服务，纪念这一位有弹性的人物。
·对“东厂”渐渐有了警觉
时代周报：台湾开放党禁，有什么样的社会背景？
许倬云：蒋介石统治时期是白色恐怖时代。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白色恐怖还没结束。另一方面，民主的呼声从不断绝，像《自由中国》一直在倡导民主自由。到了七十年代，台湾经济逐渐好转，可依旧是管制经济与自由经济并存。中央研究院的五个院士劝告政府，不实行自由经济的话就没有发展的可能。那时候是管制汇率，两个汇率，一个是官价，一个是牌价。待遇也不平等，公务人员和学生有配给的粮食，一般百姓却必须按市价买粮。经过五个院士的劝导，蒋介石接受了。经济立竿见影，立刻好转了。
当年提出改革的口号是废止万年国会。不能有国民选举的代表，哪能算是国会？我也曾经写文章谈论：国家的寿命跟人的寿命不是旗鼓相当的。人寿有限，国祚无疆，怎么能让国命依附在人的寿命上面呢？
这种情形，必须要改变。
时代周报：蒋经国在开放党禁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许倬云：蒋介石晚年不管事情，由蒋经国来管。蒋经国慢慢就放松了压制。可是，动乱却应声而起。美丽岛事件的动乱，规模跟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间大陆的学生运动不能比，可是草根性很强。我们也呼吁政府，应该放手，开放政权，争取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民党当局也认为只要社会稳定，许多要求都可商量解决。
在蒋经国生病时，成立了一个代号“刘少康办公室”的机构，就由王升带头，不单是查民间叛乱，也意在夺取权力。不到半年，蒋经国警觉了，这不就是“东厂”吗？于是，蒋经国废除了“刘少康办公室”，把王升外放到乌拉圭做大使，不让他呆在台湾。这个转折，使特务的力量一下子垮下去了。
台湾海外留学生很多，保钓运动号称保护国土，实际上向左转。不少台湾留美的学生，都参加过钓鱼台运动，尤其外省籍的学生更多。这些声音传回台湾去，逼得国民政府手忙脚乱。学生们爱国，国民党不能不爱国，手忙脚乱之余，也给了当地族群斗争内外呼应的机会，逼迫政府改革开放。
时代周报：在开放报禁方面，蒋经国时代又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许倬云：当时，舆论不用政府培养，他们单单靠商业广告，就够过日子了。《中国时报》余纪忠与《联合报》王惕吾不是一无所用的老板。
两家报纸的篇幅有限。经济起飞，需要多一点市场和经济的消息，报纸立刻就起来了。而且他们言论的尺度宽，敢冒险，开始接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稿件。他们跟当年《大公报》一样，从小骂大帮忙开始，到大批大骂。台湾几家报纸大了，政府不能不让他们存在。第一步是开放副刊，第二步是开放社会新闻的篇幅，然后到没有限制。当时大家对台湾的民主开放非常期待，非常兴奋。我怀念那个时代。
这两家报纸太强大了，把台湾《中央日报》也挤出了市场。这么一来，国民党就把《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两家老板邀请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做“中常委”，让他们在里面有发言权。
·对他最好纪念是办基金会
时代周报：在台湾办一个学术基金会的想法，是怎么酝酿而来的？
许倬云：一九八三年，行政院长孙运璇跟我谈台湾该做的事，我就跟他建议：现在台湾慢慢经费宽裕了，应该回馈世界。我们应该办一个学术基金会，使得海外和中国的学术界可以连接在一起，有合作，有交流。他同意了。
一九八四年夏天，我们开院士会议，蒋经国就约我个别谈话，了解这个情况，我就解释给他听：这个事情跟政治脱钩的，不能跟你们的外交工作配合在一起，让纯粹的学术界自己交流。他同意了，就交代秘书：这个事情你们记住要怎么办。当时，他的秘书是宋楚瑜。
时代周报：蒋经国基金会是如何运作的？
许倬云：一九八七年蒋经国死了，他们在讨论该怎么纪念他。教育部长李焕经手这个事情，他说：纪念蒋经国最好的办法不是建纪念馆，不是建大学，不是建雕像，应该是他自己同意的事情—办大规模的国际学术基金会。这就成了“蒋经国基金会”。一个亿的美元，由民间捐了一半，政府给了一半，这钱就做母金，成立了基金会，董事长是李国鼎，执行长是李亦园。这件事情一九八八年开始运作。
我做美国的召集人，海外董事的代表。基金会的组织、章程、运作方式，基本上都是我和李亦园先生磋商出来的，到现在我们磋商的办法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到了第三年，工作从美国延伸到欧洲，也延伸到太平洋地区，此外还有岛内一小部分的运作。
二○○九年，蒋经国基金会庆祝二十周年纪念，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大厅里，展览我们的成果：我们资助研究的书、文章或者田野报告。
还举行一次讨论会，很多重要人物聚集在一起。我预测二十一世纪人类价值的界定要改变，中国学术研究应该融合中国文化的要素，参与到未来世界文明的铸造工作中去。
许倬云 2011-06-19 22: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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