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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初，明王朝衰落，东北女真族崛起。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后金国。努尔哈赤死后，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北伐蒙古、南征朝鲜，并于明崇须九年（1636）称帝，国号清，建元崇德，奠都盛京，与明朝遥相对峙。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缢死煤山，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叛明投清，于是清军铁骑奔突入关，逐鹿中原，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清军追击下瓦解。九月十九日，清宗室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劲骑，护送清幼生从盛京迁居北京。十月一日黎明，古老的皇城装点一新，大清门前冠盖如云，上午已时，皇极殿前鞭鸣三响，钟磐交鸣，韶和典乐徐徐奏起。丹墀下，文武百官伏跪成列，随着司礼的赞唱，山呼拜舞；殿前高台上，御座高峙，薰炉中吐出缕缕轻烟。年仅六岁的小皇帝福临，瞪着乌黑的眼睛，呆坐在显得过于宽大的御座上，东张西望――这是清王朝定鼎燕京的告天即位大典，清王朝统治中国二百五十年的历史，就从这里拉开帷幕。然而。这个乳臭未干的小皇帝，并不理解这高高御座和声声欢呼的含义，只有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头戴凤冠的青年妇女，脸色凝重，她就是小皇帝的母亲、清初杰出政治家孝庄文皇后。  
一、政治婚姻中的配角  
　　孝庄文皇后，一姓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之女，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二月出生，一十三岁时，由她哥哥吴克善护送到盛京，嫁给皇太极。清初满蒙联姻，是一项既定国策。皇太极时，蒙古族女子几乎垄断后宫，仅科尔沁贝勒寨桑一家，有封号的就有三位――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孝庄的姑妈）、宸妃博尔济吉特氏（孝庄之姐）及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孝庄从遥远的蒙古大草原来到盛京，给皇太极生下一男三女（儿子福临即后来的顺治皇帝），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时被封为永福官庄妃。尽管她后来成为清廷政坛主宰，但在皇太极生前，她在后宫的地位并不显赫。后宫统摄一切的是她姑妈，而感情世界里拥有皇太极的则是她姐姐宸妃。或许正是她在后宫的地位，促使她积极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崇德七年（1642）三月：清军俘获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皇太极大喜。洪承畴是明朝很有影响的封疆大员，收服他对于收揽汉族知识分子之心、瓦解明朝统治具有非常的意义。皇太极下令把洪押到盛京，派汉臣范文程等轮番劝说，洪承畴“延颈承刀。始终不屈”，为此皇太极颇费踌躇，食不甘味。孝庄看到这种状况，毛遂自荐，亲自去劝说。她扮作一个待女，身上藏了一壶人参汁，来到洪承畴的居处，温颜婉语，“以壶承其唇”，一口一口给他灌下人参汁，动之以情，喻之以理，经过数天的努力，终于说服洪承畴投到清军辕下。
　　由于孝庄经常留意参预清廷的政治活动，她的政治素质和才能得到了磨炼，很快脱颖而出。当重大政治事变突然发生的时候，这种才能就明显地显示出来了。  
二、看不见的红丝线  
　　崇德八年夏，清军大战松锦告捷后，国势大张，气象日上。皇太极踌躇满志，正擘划下一步战略，天不假年，八月九日在突发脑溢血，暴死于清宁宫。帝王暴卒，向来容易引起政治动乱。由于皇太极对皇位的继承问题没有留下遗嘱，在繁琐的丧仪背后，一场激烈的权力角逐正悄悄展开。
  
　　努尔哈赤生前曾规定，他的继承人必须由满洲贵族公议，从八大议政贝勒中推选，八大贝勒“同心谋国”，其中以军功昭着的儿子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及侄子阿敏轮月执政，朝贺时兄弟四人并排南面坐――这是一种原始军事民主制的残余。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打破了这个框框，皇帝南面独坐，独操大权。唯其如此，皇帝的称号对于跻身于最高权力圈、很有可能得到它的人们来说，更加具有诱惑力。
　　暗中动作的双方很快明朗化：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三十四岁，跟随父亲南征北战，拥有父亲亲将的两黄旗和伯父代着镶红旗、堂叔济尔哈朗镶蓝旗的拥护和支持；努尔哈赤的十四子睿亲王多尔衮，三十二岁，雄才大略，曾西征河套察哈尔林丹汗残部，得元朝传国玺归献皇太极，迫降朝鲜，用兵把握分寸，颇合用武之道，很得皇太极倚重和信赖，继位的呼声很高，拥护者有英亲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锋和正、镶两白旗将领。
　　正、镶两黄旗将领盟誓，宁可死作一处，坚决要立皇子；而正、镶两白旗大臣誓死不立豪格，他们跪劝多尔表立即即位：“汝不即立，莫非畏两黄旗大臣乎？”“两黄旗大臣愿立皇子即位者，不过数人尔！我等亲戚咸愿王即大位也！”
　　串连、游说、盟舍、劝进，频繁的活动，导致了双方严重的对立。八月十四日，皇太极死后第五天，崇政殿诸王大会，彼此终于摊牌了！
　　这天大清早，两黄旗大臣盟誓大清门前，命令本旗巴牙喇（天子禁军）张弓戴甲，环立宫殿。会议开始之前，黄旗大臣悉尼就提出：“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会议一开始，年高辈尊的代善首先发言；“虎口（豪格）帝之长子，当承大统。”豪格见气氛如此，料大位必囊中物，欲擒故纵，起身逊谢说：“福小德薄，非所堪当。”说完离开会场。豪格一谦让，阿济格、多锋乘机劝多尔衮即位，年老的代善不愿得罪锐气方刚的多尔衮，态度骑墙地说：“睿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两黄旗大臣沉不住气了，佩剑而前，说：“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有人提出立代善，老头子不愿陷入旋涡，一说：“吾以帝兄，当时朝政，尚不预知，何可参于此议乎！”说完退场，阿济格也跟随而去。两黄旗大臣怒目相向，多铎默无一言，会议眼看陷于僵局。多尔衮发言：“虎口王即让而去，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仇）子。而年岁幼稚。八高（固）山军兵，否与右真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
　　这是二个折中方案，皇子嗣位，两黄旗天子亲兵的地位保持不变，因此两黄旗大臣不再坚持立豪格。转附多尔衮剑拔弩张的气氛顿时缓和。祭祖祷天、集体盟誓，六岁的小娃娃福临被扶上了皇帝宝座、改元顺治。
　　多尔衮对皇位早已垂涎，为什么关键时刻主动放弃？缺乏与家格抗衡的力量？未必。或许是多尔衮从大局出发，为避免内乱而作退让。但促成这一举动的，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孝庄的幕后活动。
　　作为爱新觉罗家族的一员，孝庄无疑是明白内乱会造成什么危害的，一要使双方的对立缓和，只有异中求同，一使双方的要求都得到部分满足――既要满足两黄旗大臣立皇子的要求，又要使多尔衮的权力欲望不致落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扶立幼主；当时年纪幼小的皇子有四五个，谁来占踞天子宝座？孝庄施展手腕。笼络多尔衮，使多尔表采纳了她的方案，把她儿子福临抱上了御座。
　　孝庄如何笼络多尔衮？官修的史书实录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私家着述也没有留下更多的记录。有的研究者认为孝庄向多尔衮献出了自己。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三、摄政王专政下  
　　多尔衮对于皇位，实际上是非常向往的。由于他在诸王大会上首倡扶立福临，格局一成，便难以出尔反尔，推翻前议了。虽然他高踞摄政王之位，掌握大清军政大权，一人之下，方人之上，但毕竟没有畅其所愿，还是一种缺憾，因此，在激烈动荡的戎马生涯之余，他的精神世界便陷入一种，自相矛盾、懊悔愁苦自怨自责的痛苦之中。随着他功业的累进，他的权力欲愈益炽烈，到后来，这种象火一样烤炙着他的心的欲望，竟使他做出可笑的举动：偷用御用器皿、私造皇帝龙袍、对镜自赏等等。当年妨碍他获得皇位的豪格，在顺治元年（1644）就被罗织罪名，废为庶人，也禁至死，豪格的福晋被他收系王府，纳为新人。与他同居辅政王之位的济尔哈朗，尽管一开始就很知趣地退避三舍，拱手将权力支出，但终因附依过豪格的前怨夙恨，于顺治四年（ 1647）被罢职，第二年又降为郡王。多尔衮命史官按帝王之制为他撰写起居注，并营建规模超逾帝王的府第。大军调度、罚赏黜涉，一出己意，关内关外，只知有睿王一人。实际上，多尔衮掌握了一切权力。孝庄在多尔衮的步步进逼下，采取了隐忍、退让委曲求全的态度。她的方法是，不断给多尔衮戴高帽、加封号，不使多尔衮废帝自立。顺治元年十月，加封为叔父摄政王，旋又加封皇叔父摄政王。顺治四年，停止多尔衮御前跪拜。最后，大约在顺治四年年底，孝庄以太后的身份下嫁摄政王，福临称多尔衮为皇父，诸臣上疏称皇父摄政王。遇元旦或庆贺大礼，多尔衮与皇帝一起，接受文武百官跪拜。
　　太后下嫁摄政王一事，史学界尚有争议。有的小说家试图从爱情角度解释这桩婚姻，这恐怕有点理想主义。多尔表生活放纵，拘家格妻其妻，又擅娶朝鲜国王族女，一女不足其欲又娶一女，这是官书明载的事情。太后下嫁，迫于时势，有什么爱情可言，恐怕是大值推敲的。何况实际上，尽管孝庄退让一而再，再而三，最后屈身下嫁，多尔衮对皇位的觊觎丝毫没消退。有一次他还对人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福临即位后，诸臣多次提出给皇帝延师典学，多尔衮都置之不理，有意让福临荒于教育，做一个傻皇帝，致使福临十四岁亲政时，不识汉字，诸臣奏章，茫然不解。多尔衮对孝庄儿子如此，所谓“爱情”云云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出猎，死于喀喇城，被追尊为“诚敬义皇帝”，用皇帝丧仪。福临亲政，来到两月，即宣布多尔衮“谋篡大位”等种种罪状，削爵毁墓并撤去太庙牌位，籍没家产，多尔衮的党羽也受到清洗。在“倒多”过程中，济尔哈朗取而代之，成为一个新的权力集中点。孝庄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苗头，防微杜渐，让福临发布上谕，宣布一切章奏悉进皇帝亲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消除了可能产生的隐患。年少的皇帝在太后的安排下理政、读书，如饥似渴地吸收汉文化，在大胆使用汉官、整顿吏治等方面，开创了清初政治新局面。
四、家庭矛盾的涡流  
　　权力斗争刚告一段落，孝庄又陷入家庭矛盾的旋流。
　　如前所述，满蒙联姻，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位时定下的既定国策。大清帝国的建立，蒙古八旗也立下汗马之功，蒙古王公在清廷政治生活中，一直是一股倚为股肱的力量。为了确保这种关系代代相传，也为了保持自己家族的特殊地位，福临即位不久，孝庄就册立自己的侄女、蒙古科尔沁贝勒吴克善的女儿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顺治皇帝条政当年，就大礼成婚，正中宫之位。自古帝王婚姻，总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人的喜好与感情则是次要的。而福临恰恰缺乏这种胸怀，他更多以自己的好恶来对待这种关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聪明、漂亮，但喜欢奢侈，而且爱嫉妒。本来，作为一个贵族出身的女子，这些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福临却不能容忍，坚决要求废后另立。这个未成年的皇帝性格十分执拗，尽管大臣们屡次谏阻，仍然坚持己见，毫不退让。顺治十年（165）八月，孝庄见儿子实在没有回转余地，只好同意，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
　　为了消除这一举动可能带来的消极政治影响，孝庄又选择蒙古科尔沁多罗贝勒之女博尔济锦氏进宫为妃。但福临对这位蒙古包里出来的漂亮姑娘同样不感兴趣，反而如痴如醉地恋上了同父异母弟博穆博果尔的福晋董鄂氏。董鄂氏隶属满洲正白旗，父亲鄂硕，任内大臣，封三等伯（位同一品）。董鄂氏不但通诗文，而且性格温顺，仪表端庄，举止言语，很有凤采。顺治十年应秀女之选（清制：满族女子到应聘之年必须造册上报内务府，三年一选以充实后宫或指配皇弟皇子）许配给皇太极末子博穆博果尔。博穆博果尔经常从军出征，董鄂氏出入宫苑侍候后妃，与福临相识并坠入情网。孝庄察觉了这一危险苗子，立即采取措施，宣布停止命妇入侍的旧例，以“严上下之体，杜绝嫌疑”，同时赶紧给儿子完婚，博尔济锦氏成为第二任皇后。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福临对董鄂氏的迷恋。为了获得更多接近董鄂氏的机会，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福临封博穆博果尔为和硕襄亲王，以示忧宠。后来博穆博果尔得悉其中内情，愤怒地训斥董鄂氏。这事被福临知道，他打了弟弟一耳光，博穆博果尔羞愤自杀――此事发生在顺治十三年（1656）七月。  
　　宫中发生了这种事情，传扬出去自然是不光彩的，孝庄悄悄地处理了这件事：博穆博果尔按亲王体例发丧，二十七天丧服期满，董鄂氏被接人宫中，封为贤妃，一个月后，又按儿子的意愿，晋封她为皇贵妃。
　　皇贵妃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皇后，不过福临对董鄂氏的感情，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认为董鄂氏有德有才，正是理想的皇后人选，因此准备二次废后。假如福临再度废后，改立董鄂氏，蒙古女人失去中宫主子之位，势必影响满家关系，倾动大清帝国的立国之基，孝庄毫不犹豫地对儿子的举动进行了抑制。结果，母子间出现隔阂，顺治皇帝甚至公然下令抠去太庙匾额上的蒙古文字，而那位生活在感情荒漠中的蒙古皇后，对于安排自己命运的同族婆婆并无丝毫感激，相反把不幸和怨恨，统统归集到太后身上，连太后病倒，也不去问候一声。对于这一切，孝庄都忍受了。宽容理解是她的原则。这种微妙紧张的母子婆媳关系维持了五六年，幸而她有多年的政治经验和坚毅的性格，清帝国的基业才不致因后宫的倾动而发生动摇。孝庄这种苦心，福临与皇后恐怕都不理解，倒是通达人情的董鄂氏能够体谅孝庄的苦衷，她主动周旋于皇后与皇帝之间，缓和调节双方矛盾，有时起到孝庄所难以达到的作用。唯其如此，孝庄有什么事总是找董鄂氏商量，有什么话总是找这个儿媳妇说，以至于到后来，婆婆对儿媳几乎到了不能离开的地步。
　　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董鄂氏产下一子，四个月后不幸夭折，丧子的悲伤使她郁郁成疾，宫廷矛盾的精神重负使她原来有病的身体更加虚损赢弱。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董鄂氏病故。皇帝遭此打击，精神颓落，恹恹无生趣，未出半年，患痘症而逝。
  
五、别出心裁的布库戏  
　　福临死前留下遗嘱，八岁的皇三予玄烨入继皇统，改元康熙。为了避兔摄政工专权的悲剧重演，皇帝有意撇开皇室亲王，安排了四位忠于皇室的满洲老臣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和鳌拜辅政。当时安徽有位叫周南的秀才千里迢迢赶到北京，请求皇太后垂帘听政，孝庄严词拒绝了，因为清建国之初曾总结历史上外戚干政导致亡国的教训，规定后妃不得临朝干政，孝庄当时虽有足够的声望与资历临朝，但此例一开，将来或许贻息后代。因此她坚持了大臣输政的体制，把朝政托付给四大臣，自己则倾力调教小孙子，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才能，以便他亲政后能担当起统御庞大帝国的重任。没有想到顺治所择非人，口是心非的鳌拜很快暴露出专横暴戾的本性，欺皇帝年幼无知，广植党羽，排斥异己，把揽朝政，俨然是摄政王再出。鳌拜出身戎伍，对于顺治朝吸收汉文化变更礼制的做法很不适应，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凡事都要循祖制、复旧章，并且公然打破顺治四年不再困地的禁令，借旗地交换之机，扩大圈地，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鳌拜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引起朝野上下的不满，但大部分人慑于鳌拜淫威，不敢作声。辅政大臣中，索尼年老畏缩，遏必隆软弱，依附鳌拜，唯一敢于与鳌拜顶着干的苏克萨哈资历浅，一直处于受压地位。
　　康熙（1667）六年，玄烨十四岁，按例亲政。但鳌拜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苏克萨哈因为受鳌拜压制，乘皇帝亲政之机，上奏辞职。请求去守先帝陵寝，“俾如线余息，得以生全”。实际上是向皇帝抗议鳌拜的专横。螫拜也清楚苏哈萨克的用意，他和同党一起，捏造苏哈萨克二十四条大罪，将苏拘捕入狱，要处以极刑。苏哈萨克从监狱里送出申诉，皇帝获悉，坚决不同意，鳖拜竟“攘臂帝前，强奏累日”，最后，将苏哈萨克处以绞刑，九族株连，家产没官。鳖拜的存在已成为皇帝权威的一个威胁，但鳌拜羽翼已成，措置稍有不当，可能就会激成巨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此时的孝庄对这些问题已有了相当经验。她悄悄关照性急的孙子，要他隐忍一切，同时不露痕迹地布置起来。也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皇宫里出现了一批少年，专门练布库（满语：摔跤），说是皇帝喜欢这种布库戏。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来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谁也没有多想什么。就在大家对宫廷布库戏习以为常的时候；康熙八年（1669）五月的一天，鳌拜进宫晋见，在路两旁要着玩的小孩突然一拥而上，七手八脚把他擒住了，等到螫拜缓过神来，纵有过人膂力，都已无济于事了。魔头落网，党羽流散，威胁皇权的鳌拜集团，就这样未动一刀一枪，连根拔除了。皇帝夺回了权力。  
六、祖孙情浓  
　　顺治皇帝临终时，原属意于次于福全，孝庄看中了玄烨，通过皇帝信赖的传教士汤若望说项，才改立玄烨，所以说玄烨是孝庄一手扶立的。
　　玄烨八岁即位，十岁时生母佟佳氏亡故，照看他的是祖母孝庄太皇太后，所以祖孙二人感情十分融洽。孝庄不但关心他的起居，而且对他的言语举动，都立下规矩，严格要求，稍有逾越，则严厉批评，不稍宽纵与假贷。在她的教导下。玄烨健康成长，一个未来杰出帝王的特质和寸具，在少年时代打下了根基。鳖拜集团铲除后，孝庄放手让玄烨理政，让他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又一再提醒他要谨慎用人、安勿忘危、勤修武备等。对于祖母的教诲玄烨非常尊重，重大事情无不先一征求意见，然后施行。在他们的携手努力下，清王朝从动乱走向稳定，经济从萧条走向繁荣，为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和边疆用兵等大规模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清王朝在康熙朝形成第一个黄金时代，其中包含了孝庄的一份功劳和心血。
　　孝庄生活俭朴，不事奢华，平定三藩时，把宫廷节省下的银两捐出犒赏出征士兵。每逢荒年歉岁，她总是把宫中积蓄拿出来赈济，全力配合、支持孙子的事业。她的表率行为，更使皇帝增加十二分敬意。康熙二十一年（1682）春，皇帝出巡盛京，沿途几乎每天派人驰书问候起居，报告自己行踪，并且把自己在河里捕抓的鲢鱼、鲫鱼脂封，派人送京给老祖母尝鲜；二十二年（1683）秋，康熙陪祖母巡幸五台山，一到上坡地方，皇帝每每下轿，亲自为祖母扶辇保护。孝庄与皇帝这种亲密和谐的关系，反映了她的为人，与二百年后同样经历三朝、对中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慈禧太后，是截然不同的。
　　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二月，孝庄太后病危，康熙皇帝昼夜不离左右，亲奉汤药，并亲自率领王公大臣步行到天坛，祈告上苍，请求折损自己生命，增延祖母寿数。康熙在颂读祝文时涕泪交颐，说：“忆自弱龄，早失估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同极之恩，毕生难报……若大算或穷，愿减臣龄，冀增太皇太后数年之寿。”然而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该月二十五日，孝庄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以七十五岁的高寿安然离开了人世。皇帝给祖母上了尊崇的谥号―一孝庄仁宣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根据她的遗愿，灵枢没有运往盛京与皇太极合葬，而是暂安在京东清东陵。  
七、葬不从夫原有讳  
　　据史书记载，孝庄之所以没有与皇太极合葬，是因为她病危时，曾对康熙皇帝说：“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孝庄死后，梓官（即棺材〕仅在宫中停放十七天，尊溢旋上旋停，在整个康熙朝一直没有启用；梓宫暂安（下葬前安放某处叫“暂安”）奉殿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直到雍正三年才匆匆动工营建陵寝，而陵工仓促，不到一年就草草修就。
　　有的研究者认为，孝庄遗嘱中“不忍”云云，不过是一种托词，其实是因为下嫁多尔衮，无颜于黄泉下复见本夫；也有人认为，遗嘱本身可能是一种宫廷精心设计的伪词，为下一步丧葬处置作铺垫，这里又涉及到“太后下嫁”问题，由于下嫁问题与孝庄的政治生涯密切相关，影响很大，所以有必要作一番叙述。
　　“太后下嫁摄政王”问题，是清史研究中一大疑案，至今史学界尚有争议。在民间，这个说法流传甚广，但见诸文字者，是清末刊行的明朝遗臣张煌言《苍水诗集》，其中《建夷宫词》有一首影射太后下嫁，诗文是这样写的：
 
　　上寿筋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慈宁宫是皇太后的居处，春官指礼部官员。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慈宁宫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昨天礼部呈进了预先拟定的礼仪格式，因为正遇上太后结婚典礼。《苍水诗集）｝一出，“太后下嫁”一事仿佛得到了证实。张煌言作诗时间大概是顺治六、七年间，当时清宫的太后有两位，一位是正宫孝端文皇后，当时年近五十，不可能嫁给三十多岁的多尔衮，另一位就是福临的母亲孝庄文皇后，她小于多尔衮两岁，因此诗中所指的太后下嫁，只能是孝庄。然而这毕竟还只是一种推测，因为诗歌吟咏，是不能作为史证的。清亡后，民国教育部清理礼部档案，发现存档的历科殿试策文中有“皇父摄政王”字样，与“皇上”同格抬写；后来清理大库红本（皇帝御批之件〕档案，发现顺治四年之后内外奏疏亦多称“皇父”，与蒋良骐《东华录》顺治五年诏封皇叔父为皇父摄政王、顺治八年追论多尔衮罪状诏中“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等语正相照映，加上孝庄死后不与皇太极合葬，而是独葬关内，所以许多人认为，太后下嫁一事大致可作定论。
　　着名清史学家孟森却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张煌言对清廷怀有成见，其诗不能作为史实根据，帝后分葬在清代不乏其例。如真有其事，当时私人着述里应该有所反映，清末民初有大量的前清私家着述印行问世，除了张煌言的诗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印证“太后”下嫁摄政工的史料，因而下嫁云云，是“敌国”（指南明政权）之传闻而已。
　　但也有人认为此事发生．的可能性极大。朝鲜李朝实录中有一段文字涉及“皇父”，很可玩味：“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潮鲜国王）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一事，与皇帝一体云。’郑太和曰：‘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上曰：‘然则二帝矣！’”清廷使臣答朝鲜官员金自点那句话，含糊其辞，闪闪烁烁，正可说明其中有难言之隐，朝鲜大臣郑太和已看出其中委曲，指出多尔衮已作了太上皇，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多尔衮已经当了皇帝的父亲，这跟说太后下嫁摄政王是一个意思。
　　多尔衮死时，追谥为“诚敬义皇帝”，用皇帝丧仪，神位附太庙（祭祖之地），这种待遇，除了皇帝本人，只有以旁支入继大统的皇帝的生父才配享用，如果作为皇叔或者辅政大臣，多尔衮是难以企及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孝庄下嫁多尔衮是很有可能的。相信随着新史料的发现，这个历史疑案迟早会真相大自。

网载 2013-09-10 21: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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