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经济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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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各门学科从不同角度探索同一客体世界,因而文理相通,现代科学也就发展成为知识体系。其中因子之一的经济学应随之协同发展。但长期以来,经济学研究对象限于生产关系,很少联系生产力,不联系人口与环境,空谈生产关系,自我切断了与科学体系中的网络,也就难以揭示经济运动的内在联系(规律性)。只有克服这些问题经济科学才能发展。
    经济科学与科学体系
  科学是人类在与环境进行物质交换过程中,逐步发现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理论结晶;是人类在历史过程中积累和升华的知识(精神劳动的产品)。由于客体环境是一个有机整体,各门学科则从不同角度探索和反映这一整体的各个部分的规律。近代科学就此分门别类地建立起来,科学的不断分化一直持续到现代。但现代科学的主要特点在于从整体上反映物质世界的规律性。因而科学本身不仅愈分愈细,愈来愈专门化,更重要的是由分化趋于综合,即整体化。也就是说,现代科学是人们系统认识物质世界各种运动规律及其表现形式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既有纵横的层次,又有纵横的交叉,形成一个网络系统。
  学科的纵向层次是从揭示物质运动基本规律的物理学,和揭示物质运动中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规律的数学开始的。然后是派生出来的化学(物理学研究分子运动成为化学);再次是生物学(化学研究有机高分子运动成为生物学)。再次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从立体上延伸,又产生天文学和地学。但层次并未到此终止,由于人既是自然的人,又是社会的人,自然界的运动延伸到人的产生,就进而延伸到人的社会运动。反映这个运动的科学也就由自然科学延伸到社会科学。这个延伸的交叉点是环境科学(生态学研究人类社会成为环境科学);接着是经济学(环境科学研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复归,也就进入了经济学);再次是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研究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便转向政治学和法学);然后是研究经济、政治更上层表现的文学;最后都集中表现为哲学。史学和数学一样,也贯穿各学科,不过,数学侧重于自然科学,史学侧重于社会科学。
  每一学科还有它横向层次,即每门科学都可以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这是从一般原理到特殊原理的层次。
  在这个科学体系中所有学科的研究对象虽各不相同,但从总体上讲,都是同一客体世界,它们网络相通,只是分工不同。就纵向脉络层次看,每一层次的学科都是从前面所有层次学科逐层演化而来,又演化为后面所有层次的学科。学科之间首先则是通过邻近的边缘学科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化学物理学,生物化学,经济生态学,经济法学等等。本世纪以来,正是由于边缘学科的发展,强化了学科的整体性。
  科学体系整体的发展,还表现在交叉科学和综合学科或学科群的发展。体系中每一学科不仅与邻近学科直接相联,而且在体系的网络中,与所有学科相通,它就不仅要与“近邻”相联,而且可与“远亲”相联。例如,生物学与地学结合成生态学,生态学与经济学结合成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等等。这些交叉学科的发展又逐步形成以某一学科为中心的综合学科或学科群。
  环境学科似可名之为综合学科。环境是以人为中心的地球环境,它分为三个层次:1.生命系统赖以生存的、具有阳光、大气、土地、水、简单化合物等因子的环境;2.在生存环境上活动的生命,并与生存环境复合为生态环境;3.从生命系统中“蜕变”出来的特殊动物——人,由人类的特殊社会活动所形成人类生产与生活的社会环境,并与生态环境复合为人工生态环境。在第一层次上,环境科学与物理学、化学交叉,特别与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交叉;在第二层次上,它又与生物学交叉;在第三层次上,则与人文科学,特别与经济学交叉。
  至于学科群,从每一学科内部分工来讲,都可由基础理论与其诸多应用学科而形成一个群体。例如,经济学与部门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交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货币银行学),与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经济统计学、会计学)……所形成的群体。再从学科之间交叉来讲,经济学既可通过环境科学与文理各科相联,更因为它在科学的纵向体系中,处于文理交接的中间地位,可以与各学科交叉起来。因此,随着科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也就促使经济学得以协同发展。
    经济学发展的思想障碍
  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就其总体来讲是客体世界。但每门学科又从不同角度探索客体世界某一方面的规律有着各自的特殊研究对象。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是个多年争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影响经济学的发展。争论的原因似由于未将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分开。争论的焦点则在“生产力是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大家知道,生产的物质内容是生产力,它的社会形式是生产关系。生产力是作为自然物的人(劳动力)与物(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是作为社会劳动者的人(劳动力的所有者)与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内容(生产力)决定形式(生产关系),形式又反作用于内容,二者辩证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不应抛弃内容只空谈形式,也不应注意内容时又忽视形式。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只限于生产关系,进而延伸到经济学对象也限于生产关系。由于在研究对象中抛弃生产力,经济学在上述科学体系中就切断了通往体系中各学科的网络,使自己处于孤立地位。经济学这样故步自封,束缚自己,也就难以发展。
  争论是从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点开始的。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马克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第8页)[①]在恩格斯校订的英文版中,这句话英译文是:In this work I have to examine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and th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correoponding to thatmode(即: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的条件)。这里,生产形式指的是生产关系;生产条件指的是生产的物质内容,即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生产的客体条件是生产资料,主体条件是劳动力)。因此,简单地说,《资本论》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和它相关的生产力。
  这样理解,不管在用语上是否符合原文,但它符合《资本论》的内容。因此,不应只注意生产关系,而要密切结合生产力的状况,即要把生产的形式和内容密切结合起来。
  这样理解还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观点相吻合。在这本书的第二篇第一章中,恩格斯是这么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恩格斯对什么是生产和交换的条件,也作了简单的说明。他说:“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野蛮人的弓和箭、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交换往来,到千匹马力的蒸汽机,到纺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显然,这里讲的弓和箭、石刀,蒸汽机到纺织机,铁路等等都是就生产力来讲的。
  但是,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却这么说:“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制度。”
  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限于生产关系,且将生产力完全排除在外,导致我国实际工作中,脱离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在生产关系方面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急于过渡等问题;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所谓“唯生产力论”进行大批判。从50年代到70年代,几乎是卅年跨度,科学的经济学很难得到发展。
  经济学如果突破生产关系的界限,向着生产力延伸,它就还会延伸到作为生产力的源泉的环境和人口(这点下面还将叙述)。但是,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说:“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它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快得不可比拟。”又说:“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的发展有影响,它促进或者延缓社会的发展,但是它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可能是决定的影响。因为人口的增长本身并不能说明为什么某种社会制度恰恰被一定的新制度所代替。”斯大林这些话虽不无道理,但在理论上不符社会发展规律,在实践上又导致人们忽视人口、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就理论方面来说,社会发展规律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或者说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对此,斯大林正确地指出:“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是各种生产方式在许多世纪过程中依次更迭的历史,是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史。”这里,“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现在的问题是:既然社会主义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的原因,那末,对社会生产力有着决定作用的、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源泉的地理环境与人口,为什么对社会发展反而没有决定性影响呢?
  就实践来讲,历史上楼兰古国曾是林草丰茂,由于人口增加,林草被毁,水源减少,蒸发量又远远超过降雨量,一旦土地沙化,整个国家成为沙丘,人口也流失了,什么生产关系都难以发展。再说,斯大林逝世后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人口爆炸,发展中国家的地理环境,以及依附于地理环境的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发展中国家也就难以发展。我国近年来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仍苦于人口与环境问题。由于人口过剩,环境难以承载。或毁林开荒以增耕地;生态系统支柱削弱了,水土反而流失了。或兴办劳动力密集型、技术低下的企业,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转化为大量三废污染环境,等等。我国已将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列为两项基本国策。这个问题也引起世界人民普遍注意,由联合国倡导的人口、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呼声,受到各国的响应。经济学面对这样重大现实问题,必将有所反映。
    时代要求发展经济科学
  当今时代面临着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却又困扰于人口爆炸,资源滥用,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时代要求经济科学在研究生产的社会形式同时,还研究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力)并延伸到社会生产力的源泉(环境、人口、科学技术)。这样才能科学地说明基本国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使各级领导干部不是口头上而是真正地贯彻基本国策,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地、持续地发展。
  试问,哪一项经济活动与环境、人口、科学技术无关?例如,现在全国上下注意保农业,省长抓米袋子,市长抓菜篮子。这是不是就能抓好农业呢?那还要看各级干部怎样理解农业。农业是培育生物的产业,它首先是广义的农业(林、农、牧、渔业)。它的发展必须首先遵循生态经济规律、保护生态环境。因此,农业经济应发展为生态农业经济。但是,人们讲的农业仅是狭义的农业(不包括林业的种植业),米袋子、菜篮子都属狭义农业的结果。这就发生林业与农业(狭义农业,以下同)之间的关系问题。
  人们常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其实这样说法是不确切的。科学地讲,应该是“能够提供剩余劳动的农业劳动生产力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能够保护和发展森林的林业则是农业的基础。过去,排的次序是农、林、牧、副、渔已经有问题。现在更加扭曲,在农村,工副业反而跃居首位,林业一再衰退到末位,成为工副、农、渔、牧、林。应该科学地扭转为林、农、牧、渔、副。山区尤应理顺这一顺序,才能保护生态环境,才能发展农、牧、渔业,并在这基础上发展工副业。
  再说农村工副业,它主要为了安排农村过剩人口,它的技术构成一般比较低下,原材料得不到充分利用,三废就特别严重。一个厂可以污染附近一条河、一大片农田,几十个厂可以污染一条淮河。在生产关系上似是“以工补农”,在生产力上则是以工害农。当然,有些乡镇工业是好的,但这还是少数。
  再说农业自身的问题。农业劳动生产力是由作为生态环境各因子特别是土壤的自然力、劳动力、科技力三者结合的生产力。前面说过,土壤的自然力要靠森林来保护,还要防止化学污染。即使如此,土地还要规模经营,才能发挥这种自然力。但是,一旦规模经营,就要求农业劳动者量少质高,并要求相应高度的农业科学技术。可是,这些年来所经历的过程,恰恰相反。我国合作化过程中一些“左”的错误主要来自生产关系,土地规模经营也被一道抛弃了。包产到户将土地细分,小块小块分户经营,初期固然调动了小农经济的积极性,但不能持久,因为农业的自然生产力从而与之结合的农业社会劳动生产力并未提高,不能为社会提供丰富的剩余产品。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是与农村人口过剩有关。我国12亿人口10亿在农村,如果土地规模经营,农村1亿人口就足够了。那些污染环境的落后企业也不必办了。那样,农业科技人员不仅不会流失,而且会大大兴旺起来。但这过剩的几亿人口怎么办?还是从遏制它的扩大再生产(每年净增1500万)入手,同时科学地安排这几亿人口?或是舍本逐末,不狠限人口出生,仍以牺牲环境、破坏社会生产力为代价来安排过剩人口?
  难道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部门经济学都不应研究这些重大的经济问题吗?不过,为了避免在研究对象问题上作不必要的争论,可否将一般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延伸到生产力,并联系环境、人口、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学虽限于生产关系,但也要联系生产力以及生产力的源泉;各部门经济学也都应该如此;还要建立环境经济学、人口经济学、科学技术经济学等等。这就使经济学得以发展。
  经济学还要与研究上层建筑的学科相交叉,使自己获得进一步发展。例如,经济法学、文化经济学等等。这些交叉学科也应联系到深层的物质内容——环境。例如,文学中的诗词多以自然景观寓意。从寓意讲,有些是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关系;从自然景观讲,从中往往可以看出环境的状态与变迁。因此,经济学的研究者还应该培育自己的文学知识。例如,复旦大学曾经内迁重庆嘉陵江边,那时仍是“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唐·李商隐)。可是,这半个世纪却因流域森林被毁,江水早已由碧变黄了。
    经济科学在探索经济规律中发展
  原则不是科学的出发点。任何科学的目的都是为了揭示所研究对象的规律。经济学只有在揭示经济规律时才成科学,才能够发展。我们的经济学,50年代多以斯大林观点为出发点,60—70年代多以毛泽东观点为出发点。“毛泽东同志是位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办事。”(《邓小平文选》第116页)如果不是探索规律阐述规律,而是将最高指示文饰为理论,经济学就失去其科学性,不仅谈不上发展,而且遗害于实际经济工作。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我们的发展目标,“从何处着手呢?就要尊重社会经济规律”(同上书第117页)。这就要求经济学科学地阐述社会经济规律。这也要求经济理论工作者具有科学态度和理论勇气,才有助于经济科学的发展。
  
  
  
复旦学报(社科版)沪007-011F11理论经济学张薰华19951995 作者:复旦学报(社科版)沪007-011F11理论经济学张薰华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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