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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80(2000)11-0011-04
　　自20世纪晚期随着冷战告终，“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成为当今最时髦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全球化是件好事，我们可更加富有，可以过上更美好的日子，可以周游世界享受生活。但另外许多经济学家则持怀疑态度。他们指出，如果全球化真的那么好，那国际经济为什么如此混乱？”（注：见〔英国〕《焦点》月刊，2000年8月号文章，译文载《参考消息》，2000年8月23日第16版。）据此，参与国内外理论界和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议，本文就经济全球化的利弊简要地予以评价，并探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应采取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的正面和负面双重影响
　　经济全球化内在地具有正面和负面双重影响，这是客观事实的存在，无须置疑的。
　　就经济全球化的正面影响而论，最重要的可概括为：（注：参见：乌·贝克、哈贝马斯等着：《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9页，第207-208页。）
　　(1)经济全球化由于信息技术使空间距离极大的缩短，几乎在产地之间“天然的”竞争界限的地理距离已失去了意义，于是世界各地彼此都是潜在的竞争者，相互争夺正在变得短缺的资本投资和相应的劳动岗位，后两者通过纳税使民族国家和社会福利国家的政策得以实现。即是，经济全球化使一些国家变得更具有竞争力、更强生产力，更具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从而促成国家能富裕起来。
　　(2)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复杂的计算机程序，大有助于人们消除了不同资本市场的时间差。在跨国的生产网络方面，时间的全球化正在形成。“时间竞争”对能否在全球化的市场上取得成就起着关键作用。正是通过卫星通讯可以即时了解全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件，从因特网上可以获取大量信息和宝贵的知识，因此，商品、服务、资金、思想和信息的流通将比过去更加自由，这就给各国人民带来很大益处。
　　(3)全球化意味着新的经济增长，虽然在这期间存在着增长的风险，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也同样越来越富裕，至少国民财富在日益增长。这就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4)全球化为千百万人开辟了出乎意料的生活机遇，包括从前的所谓发展中国家在内。世界各国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拥有像今天这么多的选择机会。由于世界范围的国际分工，这就使每个民族和民族国家都在经济和技术的进步中得到自己应得的一份机会。正如马来西亚副总理阿卜杜拉·艾哈迈德·马达维所说的，“从80年代中期开始，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使我们的出口得以增长，结果是东亚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是前所未有的。”（注：见《参考消息》，2000年6月26日，第3版。）。
　　然而，尽管全球化意味着竞争两个字写得很大，竞争音调唱得最高，似乎竞争就是一切，竞争是能够造福于世界共同体所有国家的惟一价值，但事实胜于雄辩，过度竞争却无法对于以下最重要问题作出回答（这些问题如未解决，那就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注：参见里斯本小组着：《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未来》，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9页。）
　　(1)在民族国家内部和民族国家之间的社会一经济不平衡，以及世界广大地区的两极分化。大量资料已揭示：在过去十年中，世界最贫穷的五个国家的收入占全球收入的比例从2.3%降至1.4%。世界最富有的3个家族的财富总和比最不发达国家6亿人口的年收入还要多。在美国，10%的最富有者与最贫穷者之间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大的。特别是90年代中期，美国的贫富差距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大的。美国26.1%的财富集中在10%的最富有者手中，而10%的最贫穷者只占有1.7%的财富。（注：见《参考消息》，2000年，8月23日，第16版；8月31日，第3版。）
　　(2)对于全球生态系统的过度开发与破坏，例如，日益蔓延的荒漠化、对土地的侵蚀、动植物物种的灭绝、海洋与河流的污染等。其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把污染产业生产活动和污染技术利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便压低工资并迫使劳动者在恶劣条件下工作，这些正是明摆着的事实。
　　(3)权力集中在几乎不受任何监督控制的少数几个经济单位的手里，如跨国以及跨地区的公司企业、全球信息通讯网络等。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鲁滨逊说，现今，500家公司操纵着全球三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四分之三的全球贸易，12家公司不久将控制全球食品工业。因此，她担心，权力正从政治家手中转向董事会会议室。而且，国家权力受到全球和地区机构及其规则的限制。跨国经济网络突破了国界，强大的跨国公司以及代表各种信仰和利益的国际和地区非政府组织都在入侵本来应属一个国家的领地。国家权力的被迫缩小，这对于发展中世界的弱小国家尤其如此。（注：见《参考消息》，2000年6月26日，第3版。）。
　　(4)工会权利将受到全球化的损害。今年5月，国际劳工组织负责人胡安·索马维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全球化的‘在激烈竞争的世界市场的生存原则’将对工会和结社自由以及集体谈判的权利产生消极影响。”全球化正在造成紧张局势和减少劳工的某些权利。由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流动的高度可能性和生产的国际化，这就大大减少了集体谈判的内容和影响，以吸引投资。在今年2月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非政府组织联合提交的一份报告说：“公司全球化导致劳动力朝不保夕，非正式行业中体弱多病的劳动者受到排斥，这种趋势正迅速蔓延”。（注：见《参考消息》，2000年5月28日，第3版；8月23日，第16版。）
　　由是可见，不是任何价值都是从竞争市场上得到的；传统的经济逻辑对于人与生态的若干方面是置之不理的；所谓的经济理性并不能指挥个人与集体生活的所有领域。要知道，自由市场的存在是使投资者赚钱并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国家需要或社会福利需要。根据系统论，一般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所以，用加总办法从个体寻找总体的本质，往往会造成误导，这意指微观变量之和并不等于宏观总量。例如，每个人都追求最快行车速度，总的结果就必然形成混乱满路道和车祸更横飞，因此实际上欲速则不达。又如不顾环境污染，企业只追求最大利润的实现，结果社会受害，经济难持续增长，失业增加，广大人民生活水平无法改善。
　　我看，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得好，“商人并不是被人们选出来搞社会福利的。如果真的是被选出来也是被希望获得回报和资本收益的股东选出来的。因此，认为自由市场制度会使政府受到规范，使该制度为国家利益或社会利益服务的想法是荒谬的。”（注：见《参考消息》，2000年7月3日，第3版。）更何况当今“全球机构被富裕和有权有势的人所控制，他们根据其既得利益来调整全球化的游戏规则，确定全球化的日程。面对所有这些情形，除了极少数勇往直前者，弱者变得更弱，穷人变得更穷”。（注：见《参考消息》，2000年6月26日，第3版。） 全球化在某些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
　　今年4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一年一度的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议上说道：“在全球化和新技术正给一部分人带来迄今为止无法想象的利益的同时，另一部分——据估计人数更多——却仍然享受不到这些利益”，过着极度贫穷、往往营养不良和疾病缠身的生活。（注：见《参考消息》，2000年4月20日。）。实际情况确是，世界上20%最富有的国家消费着86%的产品，而剩下的80%的人口却只消费14%。据联合国调查，有13亿生活在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人每天只有不到1个美元，8000万人完全不能享受医疗服务，8.4亿人营养不良。超过2.6亿的人不能上学。第三世界国家2.5万亿美元的外债是一个令人窒息的负担，消耗着25%的出口收入。另据拉美经委会统计，拉美有5亿人口。其中2.24亿为贫穷人口。在每10个工作岗位中，有7个是不稳定的。世界上最富有的三个人的财富超过48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可见，全球化富国受益，而南北方却日益悬殊。”（注：见《参考消息》，2000年4月14日，第2版。）
　　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不合理、不平等、不民主的，它给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贸易以及知识和技术准入等方面带来了负面影响，加剧了各国之间的贫富差距。而且，存在的国际经济规则大部分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制定的。虽然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如世界贸易组织的某些规则），但比例很小，有些规则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缺席的情况下制定的。某种产业发展规则（如信息技术产品协议和劳工标准等）甚至在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时候就被制定出来了，虽然，这是不公平的。此外，发达国家现正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技术和污染产业，这就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日益恶化。所以，要根本解决“全球化是谁的全球化”，那就必须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注：参见：《人民日报》，2000年4月14日，第7版；亓成章等：《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的乐园还是陷阱？》，《理论前沿》，2000年第1期。）
　　1999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起草的长达260页的《人文发展报告》中就认为有必要改写全球化的规则，使它们为人而不是为利润服务。报告说，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市场竞争可能是效率的最大保证，但不一定是平等的最大保证；”结果是那些从这个体系中得到好处的与那些“只是被动接受它的影响”的人之间“怪异而危险地两极分化。”报告还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这类重要的组织被大的富国所控制。而且，该报告估计，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一年的总收入约有1.6万亿美元，而英国的年经济产值只有1.28万亿美元。世界犯罪集团的经济实力可与跨国公司相匹敌。如今，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是毒品领域，其规模比汽车制造业还要大。这已暗示，犯罪集团成了电信业进步和边境开放的特别受益者。面临这些情况，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不得不呼吁，全球化规则亟待改变！（注：见《参考消息》，1999年7月15日，第6版。）2000年9月6日—8日将举行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其规模空前，有关全球化的问题将成为这次会议的最主要议题。对于这个议题，究竟真能解决什么？我们只好拭目以待！
　　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流动的短期银行存款和其他短期证券已超过7.2万亿至10万亿美元，每天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国际游资多达1万亿美元。而且金融炒家们还可以通过突然巨额贷款和其他投机手段，将投机资本放大5-10倍。在全球外汇市场上，每天有1万亿美元以上交易额，但其中只有15%代表着实际的资本流通和商品贸易，其余85%都用于短期套利。因此，我们需要为全球金融体系建立一种类似于布雷顿森林协议那样的新制度，以便遏制全世界范围内以极快速度进行的投机。
　　根据199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的决定，于1945年12月27日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尽管对于帮助那些收支差额存在问题的国家，从而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起过一定作用，可是自1973年以来，这个基金组织就没有什么实在的用处了。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受到七个方面的批评：(1)该组织仅仅是负责管理市场的自由运行，而在它考虑发展问题时，它发挥的是与世界银行同样的作用，因此，它应该与世界银行合并。(2)该组织就像国际投资者一样，可能会鼓动有些国家采取一些冒险的举动。(3)当一些国家遇到难题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的时候，该组织总是不加区别地在世界各地把同样的一些解决办法强加于人，而且它提供的帮助始终是有“附加条件”的。(4)在金融危机爆发情况下，最先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采取的紧缩疗法之害的最贫因的那些国家和那部分居民，因为对账目的整顿往往意味着将不再对生活必需品给予补贴，而且几乎总会（在最初一段时间内）导致物价大幅度上涨。(5)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干预的条件是强加于人的，而不是与受干预国协商来进行的。(6)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谁出了钱，谁就有权决定游戏的规则”。例如，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提供的资金占18%，因此，它就拥有约五分之一的否决权，而在该组织采取每一个重要措施时，美国还拥有几乎完全的否决权。(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在危机爆发后才进行干预的，因而为时过晚，其时采取的任何疗法都会给这些国家带来痛苦。（注：见《参考消息》，2000年5月24日，第4版。），可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已是势在必行了。
　　今年5月刚上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勒也承认：“虽然没有必要彻底改造这个组织，但是想维持其影响力，改革是必要的”。他表示，他愿意考虑对资本的流入采取一些限制措施，因为这种流动可能会起破坏作用。他说：“在对短期资本流入实行管制，以使之符合一国对资本的吸收潜力问题上，我会当机立断的”。他提出，另外一项重要改革将是在基金组织的管理方面给予亚洲更大的发言权。（注：见《参考消息》，2000年4月1日，第4版。）
　　早在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便建议实行所谓“托宾税”，即对全球外汇市场上所有汇兑交易中强制征收至少0.5%的汇率税。这样的税收对长期投资不会造成损失，产生对效益的影响，而对极短期的纯粹以投机为目的的行为则有强大的威慑作用。而且由于有了这种相当大的税收收入，这就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维护某些筹资项目，如医疗保健、公民劳动、养老保险等。
　　另外，由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怀普洛西(Charls Wyplosz)提出这样解决方案，即强制要求银行在以本国货币向非常住人口提供货款时，按一定比例建立无收益的必需准备金。典型的投机行为（借入受冲击的货币并在货币贬值前将其卖掉，再以贬值后的货币来偿还）因此显然花费更大，因而风险更大。这样，受保护的货币就能够避免对所有常住居民不加区别都造成影响的利率上涨。
　　以上两个措施，其想法都是在国际金融业的运行中设置一些障碍，目的在于恢复经济政策的运行空间。这类措施的功效都取决于其实施的普遍性。这就重新提出了加强国际合作手段的问题，或更进一步迈向全球经济超国家调节的问题。（注：雅克·阿达着：《经济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62页；乌·贝克、哈贝马斯等着：《全球化与政治》，第20页。）
　　我们应采取的对策
　　1998年3月，江泽民同志已指出：“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问题的关键是要辩证地看待这种‘全球化’趋势，既要看到它的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不利的一面。这对于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注：《人民日报》，1998年3月10日。）
　　我们如何遵照江泽民同志的指示，必需参与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去？
　　首先，我们需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联系我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谨记邓小平同志的教导：“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4页。）所以，全球化对我国经济更快地发展将带来机遇。我们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我们要积极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还要努力谋求国际经济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长远发展，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开拓国际市场。
　　其次，就具体问题而论，我们参与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目前需要采取的对策主要是：
　　(1)我们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标志我国开始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由于我国外贸出口结构仍以初级产品和一般性制成品为主，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低，所以需要积极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贯彻“以质取胜”和“科技兴贸”战略，进一步扩大机电产品出口，加快纺织、服装、轻工等传统出口商品的升级换代，增加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努力调整种植业、畜牧业品种和品质结构，积极扩大农产品出口。同时，更加快外贸主体多元化进程，逐步放宽、取消外贸经营权的限制，让更多的企业参与扩大出口。还应鼓励国内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到国外境外投资办厂，承包工程项目，开展加工贸易，或者合作开发资源。我们必须优化进口商品结构，增加国内急需的关键设备、技术和重要原材料的进口。并要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认真学习，切实消化，努力创新技术。我们也还应处理好开放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对于具有潜在优势和长期可望提高效率的产业，我们仍需加以适当保护，引导和扶持其尽快成长起来，参与国际竞争。
　　(2)至1999年底，我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41812个，全国实际引资额已达3078.51亿美元，合同外资金额6137.62亿美元。（注《人民日报》，2000年2月2日。）1993年起，我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第一引资大国，1995年起，一直是全球第二引资大国，仅次于美国引用外资数额。因此，我们要抓住机遇，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鼓励外商投资农业、基础设施、环保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分阶段开放外国电信部门，既开放其服务范围，又开放对电信企业的外国直接投资。积极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鼓励他们投资研究、开发和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特别是为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引进外资应多向该地区倾斜，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创建更宽松的投资环境。
　　(3)至1998年底，在华外资银行代表处达173家，其资产已达到342亿美元，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透露，今后将取消外资银行设立的地域限制，把外资银行设立业务经营机制的地域，从现在的23个城市和海南省扩大到所有中心城市，并继续完善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有关规定。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方签署的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中，在银行业开放方面（保险业开放方面从略），中国已承诺在五年内使美国银行获得充分的市场准入。在准入后两年，外国银行将可以与中国企业进行人民币业务往来。在准入后五年，外国银行将可以与中国居民进行人民币业务往来。”在五年内，地理限制和顾客限制都将撤销。在准入后，非金融业金融公司可提供汽车融资。中国将允许少数的外国人拥有的合资公司以中国公司的同样条件从事基金管理。随着中国公司的业务规模扩充，外国合资债券公司也将可享受同等的业务扩充。少数的合资公司将被允许承购国内证券发行，承购并交易以外币命名的证券（债券和普通股）。（注：参见马ｊùｎ＠①《中国的金融开放与国家利益》，《经济活页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5期，第16-18页。）
　　由上可见，我国金融对外开放正在有序地迈步前进。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和金融市场监管体系不够健全，目前我们只能实行经常项目完全开放，而资本项目不完全开放，或长期资本开放，短期资本不开放。这是我们谨慎从事金融开放，提高警惕性，防范金融风险所必需的对策措施。
　　斯蒂格利茨正确指出：“全球化具有大量的好处，但是，证据或者理论所表明‘非理性繁荣’可能导致出现没有正当理由的政策立场，（诸如）在各国做好准备之前，全部放宽资产账户的限制”。（注：见《参考消息》，1999年6月6日。）所以，我们必须继续推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金融制度、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增强抗风险能力，审时度势，把握好金融开放的力度，完善好金融监管的法规，有计划、有步骤地最终实现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
　　当然，我们急需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改革进程，建立适应国际竞争需要的经营管理体制，特别是要直接采用最先进的金融技术和业务管理经验，加快我国银行业电子化建设进程。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金融体系的效率，吸引更多的全球资本并更有效地配置这些资本。
　　(4)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因此，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积极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特别是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支持并稳定一支精干的高水平科研队伍和各类学科领头人，实为当务之急。可是近些年来，一些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按其学习成绩等级排列，却出现一流毕业生出国，二流毕业生到外资企业，三流毕业生留在大陆搞社会主义的现象。而且青年学子、教师或研究人员出国留学、进修者最后返回国内的比重却占低水平。据统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共达40多万，学成归国者仅约33%。（注：见《参考消息》，2000年8月29日，第七版。）
　　另据统计，我国的劳动队伍有12%是文盲，35%仅受过小学教育，只有3.5%受过大专教育。在每年入学的同批学生中，只有6%最终升入大专学府。（注：《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第171页。）据粗略估计，我国从事研究和开发的科学家只有50万名，而美国和日本则分别有100万和80万名。（注：见《人民日报》，2000年6月22日，第七版。）有关专家预测，实现今后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和实施西部大开发，高级人才缺口将超过两千万。（注：见《人民日报》，2000年4月14日，第4版。）
　　以上引述的这些现象确应注意和反思。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我们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切切实实地贯彻落实。我们既要努力提高国民素质，又须积极培养出大批各类人才，这是保证科教兴国战略顺利实施的基础和关键。我们必须切实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的人才竞争激励机制，疏通人才流动的合理渠道，消除人才浪费现象。对优秀人才的收入分配制度必需进行大力改革和完善，要采取特殊措施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还要实行有效的政策，鼓励和吸引出国留学人员以及在国外的优秀人才回国工作。与此同时，也应克服“土博士不如洋博士”的片面观点，并纠正人才选用上的性别歧视。特别是需要去掉现今社会上流行的“年过四十万事休，五十黄土埋半截，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餐”等陈旧过时的观念，而应重新审视老龄人才的价值，充分利用老龄人才资源，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余热。（注：参看《重新审视老龄人才的价值》一文，载《人民日报》，2000年4月14日，第4版。）
　　最后，我引用如下一段重要言论作为本文的结束语。“美国和西方其它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它们控制的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和国际‘游戏规则’推行以新自由主义和贸易自由化为旗号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极力巩固和扩大它们在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领域中的优势地位。它们还采用各种形式和手段，通过召开研讨会、设立基金会、开展合作研究、进行培训等途径，对我们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宣扬西方的政治观念、价值观念和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妄图在潜移默化中搞乱我国干部、群众的思想。所有这些，都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构成了严峻挑战，对我们在全党、全国人民中保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提出了严峻挑战”。（注：转引自《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4期，第2页。）诚哉斯言，愿多深思，醒悟头脑！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王加君
《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福州11～14F8世界经济学胡代光20012001本文认为经济全球化内在地具有正面和负面双重影响，在现行不合理、不平等、不民主的国际经济秩序下，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经济、贸易以及知识和技术准入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参与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我们应采取相应对策。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秩序/WTO/科教兴国胡代光(1999-)，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详见本刊2000年第1期“名家论坛”。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作者：《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福州11～14F8世界经济学胡代光20012001本文认为经济全球化内在地具有正面和负面双重影响，在现行不合理、不平等、不民主的国际经济秩序下，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经济、贸易以及知识和技术准入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参与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我们应采取相应对策。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秩序/WTO/科教兴国

网载 2013-09-10 21: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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