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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丙中　1978年至1993年先后在湖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北京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1996年获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从1990年开始在湖北、辽宁、青海、广东、海南、内蒙古、黑龙江、西藏等省区做有关城乡关系、民族关系、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变迁的调查。已出版的着作和译着有《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反文化》等5本以及学术论文2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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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文化内部的急速分化已经造成文化领域阡陌纵横的局面，其内部差异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认知。我们可以根据渊源差异划分为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根据时代性质划分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根据价值体系和社会势力的差异则可以区分为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此外，按照群体差异划分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
　　以社会群体为依据划分中国文化的内部差异的三分法是进入九十年代后才流行起来的分析范式。这种三分法最初是在民间文化研究中形成的。有学者概括说，传统社会的中国文化有三个干流：它们是统治阶级的上层文化、市民的中层文化、底层的民间文化即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1〕长期以来，一般人文学科的学者习惯谈“文化”， 对文化背后的群体差异忽略不计，知识分子理所当然是文化的运作者，其他群体的文化显得无足轻重。九十年代的文化事实（民间文化的复兴、大众文化的崛起）使上述三分法成为普遍的范式，只是相应的概念调整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
　　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在现当代史上经过了大起大落的三次变化，并呈现为四个阶段。其一，尽管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是长期存在的，然而士大夫文化在公共领域占据着绝对优势。在传统社会，虽有民间文化一直在百姓中代代沿袭，形成于唐宋的市民文化在明清也颇为兴盛。但是，文化领域始终是士大夫的一统江山。虽然文化已经三分，可是，在文化权力上并非三足鼎立。其二，在近现代史上，精英文化的变化最为剧烈，其间完成了从士大夫文化向现代知识分子文化的转换，五四运动就是这一转换的社会仪式；市民文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民间文化一如既往地在桑间濮上和禾场祠堂流传。精英文化勉力维持着从士大夫手上继承下来的文化霸权。其三，在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运动根本改变了文化三分的局面。三分的群体文化被改造为一体的全民文化。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削弱群体之间的差异，建立普遍的“同志”关系；另一方面肃清思想文化上的异己（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毒素），通过接二连三的运动、无休无止的会议，加上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占领舞台，使全体人民在所有公共场所拥有共同的文化。文化的群体差异只停留在灵魂深处。事实上，“灵魂深处闹革命”并不成功，推进文化一体化的文化大革命一经否定，旧有的格局又逐渐恢复起来了。于是，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进入了我们目前面对的第四个阶段。
　　一体的全民文化是以全民相当程度的同质性为前提的，又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近十多年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分化自然使中国文化又回到了三分的格局。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发展资源主要是社会主义革命前的文化遗产，其生长机制侧重于恢复；大众文化也借重早先的市民文化，但是，它的勃勃生机在于与国外文化和先进科技的接轨，其生长机制侧重于移植。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之交，三分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先是精英文化的主导地位被动摇，大众文化与之分庭抗礼，并旋即跃居优势地位。这种变化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文化领域出现了多个主导力量，不同的文化群体拥有不同的价值尺度和追求目标，它们通过互动（争夺国民）在公共领域重新分配话语权力从而在社会生活中重新确定各自的位置的过程愈加复杂。文化领域也因此变得愈加热闹。
　　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分享的文化。“精英”是指社会为其设置专门职业或特殊身份的人文知识分子，这里的文化也就限于他们的职业活动及其成果。文化有三大部分，即作为社会群体的世界观、信仰、伦理道德、审美意识、历史记忆等构成的人文生态，作为人际沟通和群体认同的象征符号系统以及在特定时期形成的社会心态和氛围，作为信息和知识等构成的科学技术。精英文化属于第一部分而直接牵涉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相对分开。精英文化并不等于知识分子阶层的文化。
　　精英文化在精神上与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一脉相承，承担着社会教化使命，发挥着价值范导功能，它得以如此的前提是在全社会确立一种普遍的信念：真理和道义尽在其中。传统社会的士人居“四民之首”，是经典和正统的解释者和传播者，从担当塾师到侍读侍讲，为百姓师，为帝王师；不仅用“道统”控驭“政统”，而且直接参与政权，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仕途上追求出将入相。十九世纪末，士大夫文化的社会权威趋于全面崩溃，现代知识分子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阶层，致力于传播、创造新文化，五四运动成为这一新文化的诞生仪式。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至此从士大夫文化转为知识分子文化，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精英文化。知识分子全面继承了士大夫的社会角色和身份，负责向全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享有解释历史、评议现实的职业特权，参与对于意识形态的注解和宣传，向民众灌输社会理想。国家、政党或抽象而言的社会通过他们垄断传播媒介，确立价值尺度和审美趣味的标准。总之，他们处于文化舞台的中心。
　　近些年的社会变化对精英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以精英文化为民族文化代表的人士痛心疾首地警告：我们离“文化沙漠”已为期不远！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之下，八十年代以来精英文化的繁荣景象正在一天天衰褪消失。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像魔法一样使得几十年形成的支撑精英文化的体制处于土崩瓦解状态：严肃的交响乐被轻音乐和摇滚乐所替代；国家一流的芭蕾舞剧院和歌剧院亏损严重甚至连生存都难以为继；艺术故事片的拷贝发行不出去，已经创下零拷贝的记录，电影厂不得不入时随俗赶时髦；学术着作和纯文学作品的征订数字使此类书籍难以出版，“出版难”已是知识分子公认的事实。文化热点已全面转移：打开电视，收视率最高的往往都是些通俗的轻喜剧和娱乐片；大街小巷充斥着灯红酒绿的歌厅舞厅；举国上下都在玩唱“卡拉OK”。可以说，精英文化陷入了根本危机。
　　八十年代末期以来，精英文化自身的品质和社会声望可谓一落千丈。有学者指出，精英文化大部分已滑向商品化、平面化和无主体化，由此已造成精英文化的思想贫血和精神萎缩，以及整体素质和水平的大幅度下降。〔2〕我们很难说，这就是低谷。精英文化急剧“沉沦”、 蜕变的种种表现大致可以概括为下述五个方面。
　　其一，在学术文化方面，一方面是学术着作难以出版，另一方面是粗制滥造的东西充斥书店和书摊，其结果是学术文化质量的大幅度跌落。有人甚至认为人文学术内在的生命力已经枯竭。其铁证是长期以来人文学术界一直提不出真正的问题。学术界经常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问题在大陆，提问在海外；现象在大陆，解释在海外。其实，海外传来的问题也好，解释也好，总的来说与中国的现实还是很隔膜。这些年知识界爆炒过多少“主义”和“‘后’主义”，像玩走马灯似的。它们大多是纸上谈兵，隔靴搔痒，自然也就成了过眼云烟。一些实际上肤浅平庸甚至明显不通的东西，只要是“舶来品”，就会有人捧场，根本显不出中国学者的独立精神。我们连问题都需要从外面输入，可见我们的思想是何等的贫乏，我们的研究是何等的不着边际！学术研究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不可能获得期盼的社会地位。
　　其二，在政治文化方面，知识分子未能就建设公民文化做持久的努力，政治态度忽冷忽热，摇摆不定，一直没有新的建树。在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从强调精英意识开始觉悟到自己的独立性，高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民主与科学，积极从事文化启蒙，不遗余力地清算文化大革命的遗毒，有力地巩固了追求现代化的思想路线。精英文化以切实的社会功能使自己居于社会的中心位置，牵动着民众的情绪，在思想上发挥着带头作用。那种举国一心奔“四化”的大好形势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建设是分不开的。在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对政治文化普遍冷漠，疏离，对现实中的重大问题，或有意回避，或冷眼旁观，缺乏应有的关怀。这不是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应有的政治情怀。这显然有损于国家现代化所必需的政治凝聚力。知识分子远离政治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意味着自动放弃精英文化的中心地位。
　　第三，在哲理文化方面，功利化和实用性要求淡化了哲学应有的形而上品格。有学者指出，由于人文精神意识的逐渐淡薄乃至消失，使得智慧与真理的追求失去了内在的支撑和动力，使得终极关怀远不如现金关怀那么激动人心。社会上流行的是“性而上”和“星而上”。哲学的形而上品格主要体现在对人的命运、人的存在方式的终极关怀与思考。在社会和文化的急速变动中，原有的社会关系被打乱，在生活与存在中原先较为确定的位置动摇、变迁，随之出现的恐惧感、压抑感、危机感、失落感、空虚感，当代哲理文化理应以此作为课题，却因为实用化倾向，明显纠缠于实际生活领域的应用，而忽视了对人的终极性关怀。精神贫乏和思想混乱已成为一种时代病在全社会蔓延。五花八门的宗教和民间信仰趁虚而入，大有回归明清之势，真使人有“今夕何夕”之叹。
　　其四，在伦理文化方面，原先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体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被连根动摇，新的有效的道德价值观念与体系尚未形成，知识分子除了感叹世风日下之外无所作为。即使是在这样一种伦理观念混乱，道德失范的状况下，竭力推进伦理文化建设的也只是少数知识分子，更何况响应者寥寥，终究难成气候。如今知识分子的言论已经丧失八十年代的那种号召力和感染力，靠他们重建中国伦理文化大概是下个世纪的事了。有些重大问题也不是伦理本身能解决的，例如无孔不入的腐败现象，根子还在制度。
　　其五，在审美文化方面，精英文化对永恒持久的审美卓越性的追求一再受挫，在文艺界是庸俗作风和消费意识甚嚣尘上。美学理论的日益泛化、实用化、生活化已经淹没了精英文化固有的艺术精神和审美趣味。艺术文化的一部分由通俗化转为媚俗化或庸俗化，艺术欣赏转向纯粹的娱乐与消遣，等而下之的则追求感官的刺激与满足。不是审美，而是审美以外的商业价值成为艺术的最高标准；不是精英内部，而是市场或大众成为艺术的评判人。高雅的文学艺术由自律转为他律，它们保持自身特性（纯洁性）的自由度就非常狭小了。
　　导致精英文化的中心地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近几年变得不可一世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又被称为通俗文化、俗文化、流行文化、市民文化，还被一些人贬称为平庸文化、快餐文化。杭之界定说，大众文化指“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透过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等大众传播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这是一种合成的、加工的文化产品，其明显的特征是它主要是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因而它有着标准化和拟个性化的特色”。〔3 〕大众文化的社会凭借是商业霸权的建立和以都市为中心的消费社会的出现、大众传媒（如电影、电视、电台、报纸、杂志等）的发达。大众文化的特性可以概括为：通俗的（为广大群众设计的）、短暂的（短时间解答的）、可消费的（容易忘记的）、年轻的（面向青年的）、机智诙谐的、诡秘狡诈的、性感的、有刺激性和冒险性的。这些特性与其社会凭借相结合，大众文化对消费者来说是便宜的、便捷的即少花钱不费神的文化享受，对制作者来说是大批生产的大生意。因此，大众文化能够吸引大量的投资和大量的顾客，成为一种潜力无限、前途无量的产业。民众和金钱，现代社会最强大的两种力量，在此喜结良缘。其中无疑包含着“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潜台词。大众文化就这样借助商业霸权和社会多数建立自己的文化霸权。
　　大众文化在本世纪的发展经历了从支流到合流再到主流的过程。在前半个世纪，大众文化的形成主要靠沿袭市民文学、发挥民间文化、移入外来通俗文艺和娱乐形式，吸收了许多知识分子，并在一些时期得到了精英文化的肯定和支持。新文化运动对平民文学的肯定，四十年代全国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化的讨论、解放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形成的路线都促使精英人物怀着高尚的目标帮助发展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精英文化乐于接纳、善意扶植的支流。在后半个世纪的前半段时期，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设定的渠道内合流了。文化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分歧当然就不存在了。这段时期结束后的开放政策使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又分道扬镳，此时国内外的社会条件都对大众文化的发展更有利。境外大众文化（港台、美国、日本）的实力已经相当雄厚，它们随着国内传播媒介的快速普及像洪水一样汹涌而来。国内热衷于仿制的人趋之若鹜，很快就学会制造流行和时髦了。在这一期间，大众文化的引进和发展一直受到精英文化品头论足式的批判，大众文化的制作人对精英人物的意见多有顾忌。等到进入九十年代，恰逢精英文化一蹶不振，大众文化趁虚而入，顺利地占据了主流文化的地位。
　　现在，大众文化开始堂而皇之地确立社会声望了。我们看到的表现之一是个中人自信他们的作为是顺应时代的事业。《废都》的作者贾平凹毅然从精英文化的队伍里反叛出去，颇能说明大众文化在其心中的地位。《中国工商时报》（1994年8月27 日）采访据说已发行近百万册的长篇小说《骚土》和《畸人》的作者老村，他说，畅销书是作家与商品生产的一个最有效的融通，因此畅销书可简单概括为制作之书。中国大陆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文化上的制作时代也已跟着来临。工业社会需要消闲与娱乐。当作家再也不是社会某种集团力量的代言人时，就变成社会的故事讲述人。影视界已成功地走在前面，文学界理当后起直追。表现之二是大众文化已经深入人心。“卡拉OK”空前普及，“JJ”之类的迪士科舞厅十分兴隆，玩得练达、地道的人无计其数。1995年驰名世界流行乐坛的老牌劲旅瑞典人—洛克塞特演唱组在首都体育馆演出，近三分之一的人大声跟唱，情景壮观。他们在欧美也不会有更好的知音。表现之三是从事大众文化的“大腕”、明星、名家获得很高的荣誉。对各种“星”的仰慕或爱恋已成世风，自不待言。近来精英文化的首席代表王蒙也开始肯定稳坐大众文化第一交椅的王朔（见《东方》1995.3“话说王蒙”），这是否标志着精英文化界尝试与大众文化界分享社会荣誉了？王朔对此大概只是一笑，但是，它却是大众文化近些年的辉煌实绩的一个标志。现在可以说，谁能制造流行，谁就能收获金钱和荣誉。
　　民间文化是一定群体内自发流传并习以为常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精神文化产品，它有下述属性：不记名，非职业的，也就没有谁能从中博取金钱和名誉；与特定情境相联系，不包含情境外的功能，就是为情境中的人及其活动的；其中的一些部分，尤其是风俗习惯、象征符号，是悠久的传统。民间文化又被称为民俗文化（都是指folk culture）、乡土文化（在中国，它是在乡土社会定型的）、口承文化（因为它主要是通过口头语言和人际交往传播的）。民间文化虽然也有新内容不断产生，但是，它在总体上是历史的产物，所以它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始终是被改造的对象。
　　民间文化在现代社会是受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左右的。它们对民间文化的态度是双重的，一面是吸收民间文化以丰富自己，一面是批评、冲击乃至消灭民间文化以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五四新文化运动肯定活生生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间文化以反对“僵死的贵族文学”、“到民间去”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口号。精英文化在这场运动中成为主导文化之后，越来越多地批判民间文化中迷信、丑陋的东西。三十年代全国流行的“民众教育运动”体现了知识分子改造民间文化的时代使命。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艺和五十年代的红旗歌谣是吸收、利用民间文化的，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六十年代开始又转而全面取缔民间文化。民间文化从七十年末意识形态松梆后开始潜滋暗长，在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解体后进入全面恢复时期。外界又待之以双重的态度：不断有严肃艺术家在民俗中挖掘民族深层的东西，音乐人也利用民间音乐制造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流行音乐，红火过的“西北风”、《纤夫的爱》都是类似的例子；外界同时又用“迷信”、“落后”、“愚昧”、“封建思想”等极端鄙视的字眼攻击民间文化。民间文化本是农民恢复起来自己享用的，现在学术界亟待弄清楚的是农民自己如何评价它们。
　　民间文化的恢复由于不可能通过现代传媒进行广泛的交流，其内容和程度因人因地而异，可谓五花八门。实际上，民间文化是活的文化，经过较长时期的销声匿迹之后，农民不可能沿用旧方式系统地恢复起来。广大农村主要依靠自发的努力恢复旧时代的文化来填补文化空白，这是民族莫大的悲哀！农民本来就难以适应时代的变化，现在却被迫在精神文化上回归过去，由此造成的文化矛盾将长期制约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农村文化的危机无疑是最为深重的。改造民间文化以建设新型的农村文化，应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战略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三大群体文化在本世纪都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还处于位置大调整的震动之中。这种震荡主要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位移。由于思想观念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文化制作和传播过程的商业化和市场化，占据公共领域中心的文化不再是精英们教化大众或自我表现的工具，而只是文化大众消遣娱乐的精神商品。民间文化则一如既往地处于社会的边缘和时代前沿的反面。民间文化的问题是最严重的，其主体所遭受的文化冲击也是最剧烈的。可是，他们先天的不足使问题无法成为公共领域的热点（像逻辑上所应该的那样）。精英文化的位移毕竟直接影响的是知识分子，自然成为他们不断讨论的热点。
　　当精英文化的中心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精英群体相当激动，利用自己所控制的舆论对流行文化大加挞伐。可是，当中心地位无可挽回地失去的时候，精英群体反而冷静下来了。近年来，许多学者着文肯定变化的历史合理性。有人说，今日知识分子之边缘化，是幸事而非灾难。这个胜利的条件是：“主流社会已进入技术官僚体制，因此知识分子不必也不可能拥有传统社会的士大夫政治权力；主流社会已进入社会意识形态淡化时期，知识分子不必也不能再扮演革命家或社会精神领袖；主流社会已进入经济自动运转的体制，因此不需要知识分子来做齿轮或螺丝钉，或歌颂物质生产。知识分子个人的雄心，应是在文化批判的深度下功夫，在同行圈中比能力争短长”。〔4〕有人说， 过去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精英的中心地位是以御用化为代价而取得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出路是走向独立，而不是重返中心。〔5〕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精英文化的失落并不完全等于全部知识分子的失落。人文知识精英依靠政权用意识形态主导社会的时代结束了，但是，知识分子的整体地位并没有动摇。科学技术专家仍是受尊敬的权威，社会科学家也在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对社会和经济的实际运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看，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已经变得没有那么尖锐了。两者其实都是出自知识分子的文化，只不过前者是自律的（依据知识分子圈内的审美标准评判），注重经典意识导引下的独创性和首创性；后者是他律的（依据普通人的接受性来评判，因为作品本来就是为知识分子圈外的社会多数制作的），注重商业价值的实现。如前所述，这种变化是商业社会的必然结果，同时，与作为社会分层的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分化也是一致的。社会多元化自然造成文化多元化。群体文化分化的症结或痼疾并不在此，而在于农村民间文化的出路，在于农村、农民、农业的现代化的文化依托。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问题极为严重，反而没有受到媒介的重视。这种学术上的不公正亟待我们努力弥补。
　　注释：
　　〔1〕　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 第3页。
　　〔2〕　朱立元：《精英文化的困顿》，载《上海文化》1994 年第三期。
　　〔3〕　杭之：《一苇集》，三联书店（北京）1991年，第141页。
　　〔4〕　赵毅衡：《走向边缘》，载《读书》1994年第一期。
　　〔5〕　陶东风：《中心与边缘的位移》，载《东方》1994 年第四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林之满＊
　　
　　
　　
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08-113C4社会学高丙中19961996 作者：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08-113C4社会学高丙中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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