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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6)04-0014-04
　　随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两国的国际地位获得空前提升。与此同时，中印两国的双边关系，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印成功，两国关系升级为“战略合作伙伴”。然而，我们对中印关系的研究，尚不能满足作为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两大文明古国互相发展国家关系的理论需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问题必须假以时日才能解决。今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抓住突出问题，加强对中印关系的深入研究。
　　一、必须用自己的语言研究中印关系
　　冷战已经结束多年，但是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对于中国和印度的学者来说，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这一思维的影响。不同的是，西方是冷战思维的发出者，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久而久之，在政治上我们是冷战思维的反对者，在思想上却常常成了冷战思维的受害者。
　　冷战思维完全是为西方政治服务的，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毫无可取之处。而且，这套思维完全是公式化的东西，对中印双边关系来讲，缺乏有效的针对性。但是，我们有时会自觉不自觉套用到中印关系研究中。例如印度历来有对中国不友好、持强硬态度的政治人物，我们常常会称其为“鹰派”。鹰派、鸽派，是典型的西方政治词汇，在冷战时期的西方论着中常常出现。然而，运用到东方，将其指称印度对中国不友好、持强硬立场政治人物，则因缺乏个性特征、流于公式化而缺乏针对性和准确性。
　　两千多年前，释迦牟尼在传播佛教时，弟子们在使用语言上产生困惑，他告诉弟子要用“自己的语言”(Sakāya niruttiyā)。[1]今天，我们研究中印关系，也需要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维，即用中国、印度的语言和思维，而不可生搬硬套西方话语。不然会不得要领，不能切中肯綮。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在印度家喻户晓。故事说，古代印度的十车王有四个儿子，罗摩、婆罗多和双胞胎罗什曼那、设睹卢祗那。后来，王后吉迦伊因受驼背使女挑唆，要求十车王传位于己出的婆罗多。罗摩为表示遵守父命，自我流放十四年。在流放路上，婆罗多率大队人马赶来请罗摩回京继位。罗什曼那误认为婆罗多赶来杀害他们，决心将婆罗多置于死地。但被罗摩坚决劝住了，并称赞了婆罗多一番。[2]这位罗什曼那忠勇可嘉，但冷静思考不足，是印度有名的文学形象。我认为，现代中印关系史中所谓印度的“鹰派”，称他们为“罗什曼那式的人物”更确切、更逼真。他们本人可能也容易接受。罗什曼那知错能改，是位有缺点的英雄。几十年间，印度不是有好几位所谓“鹰派”人物，后来都变成了中印友谊的重要推动者吗！他们就是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罗什曼那。罗什曼那们的缺点，主要是他们的角色造成的，即屁股指挥脑袋，职位决定思想。这类情况，各国都有。老的罗什曼那转换角色了，新的罗什曼那又产生了。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罗什曼那，而在罗摩。只要罗摩有定力，能够稳得住罗什曼那，事情就不会失控，就会有转机，坏事就会变成好事。
　　毛泽东和尼赫鲁的关系，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为何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蜜月期发展到六十年代的兵戎相见，一直是困扰中印两国和世界各国学者的难题。到目前为止，解答得最好的是谭中的《尼赫鲁：消失的毛泽东“新相知”》一文。他着重介绍、分析了尼赫鲁政治灵魂的三大元素，见地深刻。我认为，尼赫鲁作为现代印度的缔造者，非常像《罗摩衍那》中的罗摩(Rāma)，他英明仁慈，但有时耳朵软，不能力排众议，听到民间流言，两次将自己贞洁的妻子悉多流放，最后悉多不得不求助于大地母亲。罗易(Rāya)说尼赫鲁“缺乏独断独行的能力”[3]，和罗摩听到民间对悉多各种议论时的情况很相似，不能作出自己的正确决策。罗摩在处理和婆罗多的关系时，能够制止罗什曼那的冲动，而尼赫鲁在处理和毛泽东的新中国的关系时，酿成悲剧。在这里，不能完全责怪尼赫鲁。因为，罗摩劝阻、制止的是一个罗什曼那，而尼赫鲁当时面对的不是一个而是一大群罗什曼那式的人物。罗摩是伟大的，尼赫鲁是印度的现代罗摩，也是伟大的。对尼赫鲁性格上的弱点，我们应像谅解罗摩的弱点那样予以谅解。
　　以上，是我们的一种设想。以此为例，我们可以运用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来阐释中印双边关系中的各种问题。今年是着名的乒乓外交三十五周年，美国派出乒乓球队访华以为纪念。乒乓就是我们自己的语言，双方都能接受，收到意想不到的实效，成为现代中外关系史上的佳话与范例。中印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语言资源丰富，是发展中印友好关系的宝贵的历史财富。只要我们切换思路，摆脱实际存在的冷战思维的不良影响，就一定能开出中印友谊的新天。
　　近十多年来印度学者对两国关系进行了新的评价，如德里大学东亚研究系副教授谈玉妮(Ravni Thakur)认为，印度对华态度可分四派。第一派认为中国是对印度安全的主要威胁。“这种观点在印度安全战略部门与军队中占统治地位，是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诞生，至今没有安睡的婴儿。”“可喜的是持着这一观点的人不多，只是军方和安全战略研究的某些人。”第二派主张走中间路线，在大学和外交官中占多数。这一派知道中印之间存在问题的难度，但主张“尽可能在所有能够合作的领域中开展中印双边合作。”他们是印度的主流派。第三派是“文明派”，这一派认为“两国关系可以恢复到历史时期那种和平共处、相辅相成的程度，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中印之间的永恒友谊。”第四派是左翼集团及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对中国亲善”，“在所有领域和层次都不对中国进行批判。”
　　从上述谈玉妮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用的是自己的语言，没有西方冷战思维的影响。如果中印学者都能用自己的语言进行对话，建立一种学者间的对话机制，对于增进两国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二、要深入研究印度的深层精神文化
　　德里大学谈玉妮认为：中印之间呈现非对称形势，即中国在印度人心中的分量比印度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要重得多。对印度来说，中国是头等重要的国家，在某些方面甚至比美国、俄国更重要。对中国来说，印度的重要性却不是第一位的，甚至不是第二或第三位。因此，要中国战略观察家客观地了解印度是很难的，必须设身处地把自己摆在印度的地位才能做到。[3](P25)我相信，谈玉妮的观点有相当的代表性。要真正了解印度，除了设身处地之外，我们还必经深入研究印度的深层精神文化。
　　世界文明，真正称得上博大精深的只有中国和印度。而我们中国的印度研究专家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停留在技术或数据的分析上，对印度的精神文化缺乏深入研究。我们对“博大”可能有一定的了解．知道印度是一个“一应俱全、无所不有”的国家，对“精深”就少有人真正体悟了。所以，《今日印度》的封四上总是用启功体印着“不可思议的印度”。为何不可思议？是因为对印度的深层精神文化了解不足，把握不准。
　　我们做战略研究的，总是忙于应付任务，于是“短平快”成了我们的作风，拿出来的常常是急就章。其实，真正伟大的战略家都研究精神文化，并从它的高端哲学切入。《道德经》号称五千精妙，毛泽东认为是一部兵书。毛泽东的这个见解引起了智者的重视，因为他本人不但是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而且是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道德经》讲的是大战略，战略大到极处，便成了“道”，成了哲学，讲的是“守中”、“为无为”、“不争”，“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实际上和印度《摩诃婆罗多》昭示的一样，都是非战思想。不管中国的战略家还是印度的战略家，都应该好好研读《道德经》这部最伟大、最精深的战略学经典。
　　中印同为东方文明古国，但文化风格迥异。就中国战略家而言，对印度文化的灵魂、即决定印度民族性格的核心因素，应该有深刻了解。同时，对中印民族思维中的若干重大差异，也应有充分的认识。这样，就需要研究中印的哲学、美学、宗教和文学。“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印度文化的根本特征是“梵我一如”(Brahmātmaikyam)，二者具有深刻的内涵，需要我们去体味和理解。可以说一句狠话，如果对“天人合一”和“梵我一如”这两个中印文化的核心概念毫无认识，是一定搞不好中印关系研究的。
　　另外，对印度的审美观念、神话思维、口述传统、分立思想等等，我们中国学者需要特别关注。不然，以中国文化的视角去观察就很难理解。
　　中国艺术追求“神似”，即“不似而似”；印度艺术追求“似而不似”，即自然与精神的和谐。印度人自古生活在想像世界中，天马行空，世界上最大的数字，都是印度人发明的。在《摩诃婆罗多》里一仗后的尸体达1,660,044,165具。梵天神宫里的一天等于世上1555.2亿天。《五灯会元》说：“弥勒于一时中，成就五百亿天子。”印度在十九世纪进入现代文明之前，几乎所有的典籍都是口耳相传，文本极为罕见，被称为“漂浮的文明”。在印度人的精神世界中，一切都是相对分立的：天神——妖魔，正义——邪恶，天堂——地狱。印度语言的构词法，在数词、形容词或名词前加一个前缀a（非、不、无、少），就变成了一个意义正相反的词。在这种思维中，特别容易产生反对派。在佛教诞生的年代，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互相视作外道，佛教说有“九十六外道”，耆那教则认为有“三百六十三见”，可见思想极度活跃。凡此种种，都对印度文化及现代印度人的思维产生深刻影。向，我们不能不研究。
　　三、提速关注中印关系前沿热点问题
　　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和印度的学者对两国关系中的前沿热点问题的敏感性常常不够，即往往不能在第一时间里抓住或回应两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动向、新观点、新理论。这个问题，尤其要引起我们中国学者重视。这里，我想结合印度经济学家G·K·契特以及J·兰密施的若干新观点，来谈谈我的看法。
　　契特教授是印度着名经济学家之一，曾任尼赫鲁大学校长，现任印度总理经济顾问。他长期对中印两国的经济进行比较研究，在印度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2005年10月，应深圳大学章必功校长之邀来访，期间参观了珠江三角洲，在深大作了两场报告，一场题为《以乐观主义和审慎态度观照印度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一场题为《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审视中国经济发展的改革经验》。两个报告内容互为呼应，中心思想是中印将在21世纪比翼齐飞。契特教授的观点，一反许多印度人的常态，对中国经济抱非常乐观态度，对印度经济抱谨慎乐观态度。他的学术态度是一贯的，并非一时应景。我认为，他的观点与理论，应该引起我们的经济学家的关注。
　　兰密施是又一位印度主流派经济学家。2005年他将近年来发表的20篇文章集成一册，以《Making Sense Chindia: reflections on China and India》的书名出版。全书分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他指出印度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1962年的边境冲突事件上。他认为42年过去了，人们应该忘却过去，从头开始。他非常赞同邓小平的“搁置争议，发展优先”的看法。他认为，信任和务实是前进的关键。第二部分讲中印经济关系，兰密施认为中印是世界贸易的领头羊，应摒弃前嫌，互相信任，建立友谊，和平共处，进行更紧密的经济合作。第三部分，他对中国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评述，不时与印度的情况进行参照比较。应该说，书中洋溢着许多新见解。
　　此书还有一个巨大的创意，将China和India合成一个新词Chindia。这让人想起1924年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梁启超给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竺震旦”。谭中教授认为，Chindia这个新词是“中印合璧”之意。他在为此书中文版写的《跋》中写道：“如果兰密施的书早出一年，我就会把‘中印合璧’译成Chindia而不是Sino-indic ratna了。”他对Chindia的中文翻译反复考虑，最后认为“只有‘中印大同’才是Chindia的最好的中文符号。”
　　我认为，Chindia这个全新符号的出现，是中印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谭云山毕生从事中印友好事业，创造了“中印学”一词。他的哲嗣谭中继承父业，用半个世纪的研究，在新着《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中，用五章的篇幅写“中印合璧”，就是不能将其创造性地译成Chindia而心有憾意。不过，他又说，Chindia这个词，由一位印度学者创造出来比中国人创造更有意义。印度通谭中的这句话颇有深意。Chindia这个符号，具有极为深刻、丰富的内涵，它出现在中印崛起的21世纪，决不是偶然的。它所昭示的、蕴涵的、象征的内容，随中印两国的发展强大而显得越来越丰富和深刻。
　　按照谈玉妮的观点，兰密施是印度中间路线派的主将之一。这一派特别强调发展中印贸易与经济合作，使两国的发展能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纵观兰密施的着作，谈玉妮的这个评价是言之有据的。我们中国学者应该对兰密施作出自己的回应。温家宝总理在出席中印建交55周年纪念活动时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政策。发展中印友好合作，是中国的既定国策。”[3](P25)执行既定国策，对我们学者而言要从实际出发，用自己的语言和思维，创造性地搞好中印研究。
　　收稿日期：2006-06-15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4～17D6中国外交郁龙余20062006
中印/关系研究/三大问题
中印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与此同时，中印关系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加强研究中印关系应注意三大问题：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用西方的语言；克服“短平快”作风，深入研究印度深层精神文化；以高度的学术敏感，提速关注前沿热点问题。
作者：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4～17D6中国外交郁龙余20062006
中印/关系研究/三大问题

网载 2013-09-10 21: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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