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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率推动中国的高居民储蓄率
　　莫迪戈里安尼（F.Modigliani，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和斯隆管理学院教授，着名经济学家，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在当今世界经济受运行不畅和经济萧条双重困扰的时代，中国以始自1978年的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和持续的高经济增长而一枝独秀，经济的增长伴随着中国居民储蓄率的突增。近些年来，中国居民储蓄率上升之高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私人储蓄率却一降再降。以1993年为例，我们收集到的统计数据显示，尽管中国人均入水平一直在那些工业化国家之下，但中国的居民储蓄率高达27%左右，相当于日本在本世纪60年代所达到的水平。更令人吃惊的是，让我们回看二战之后中国居民储蓄的历史资料，我们将会发现，一向以“节俭”着称的中国人在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根本没有什么高的储蓄率，此期间的年平均居民储蓄率低于4%
　　中国在1953～1977年间，各年的居民储蓄率在0-7%之间徘徊，个别年份甚至是负数。而为什么到1978年以后，居民储蓄率突然增加，1978～1993年（我掌握的最新资料是到1993年）年平均储蓄率为17.6%，在1987年以后更是每年都在20%以上，连年递增？
　　也许很多人会赞同传统凯恩斯的“收入－消费、收入－储蓄”理论，认为中国人储蓄率上升是因为收入增加了，中国人有钱了、富了，所以储蓄多了。按照传统凯恩斯的理论，收入是消费和储蓄的函数，收入增加，消费也会随之增加，但边际消费倾向会递减，从而总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会增加，结果导致储蓄比率的上升。
　　但我并不这样认为。假如说人均收入高的国家居民储蓄率高，人均收入低的国家居民储蓄率低的话，那么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应该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居民储蓄率，但事实上这些高收入国家的居民储蓄率是大不相同的。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一直不高，而日本的居民储蓄率一直不低，可见与收入众寡没有必然联系。甚至在欧美等国，情形恰恰是，人们越是富裕，储蓄就越少：越是贫穷，储蓄就越高。但不管怎样，按照凯恩斯理论，高储蓄率的排行榜是怎么也轮不上中国的（中国的人均收入很低）。
　　也许还有人会认为，中国的居民储蓄率高有地域、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的因素，比如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都拥有较高的居民储蓄率，这可能跟这些国家所处的地域（都是亚洲国家）和所拥有的相似的文化、风俗等有关。我也不这样认为。首先，同样一个中国，在40年间（1953～1993年）的时间里，为什么储蓄率的差距如此之大？要知道，这40年间中国个人收入的增长率远远赶不上其居民储蓄率的增长幅度。这不能用文化习俗和区域概念来解释。其二，意大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拥有相当于日本一样高的居民储蓄率，而意大利和日本这两个国家，既不享有共同的文化风俗、历史背景，也不处于同一区域，但却拥有同样高的储蓄率。
　　在我看来，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近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率高了。储蓄率高的原因在于因为有高的经济增长率，而不是有高的收入。比较日本、新加坡、韩国等，他们的储蓄率高也是因为在那段时间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导致了高储蓄率。中国在1953～1977年居民储蓄率低正是因为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增长率很低，甚至负增长。
　　一个国家只有经常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才会有较高的居民储蓄率。这一结论可以用生命周期假设理论来得以论证，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同样如此。
　　　　　　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评述和中国经济前景的判断
　　瑟罗（L.C.Thurow，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前院长、着名国际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
　　经济崩溃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现象，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真正的大崩溃。人们早就知道环太平洋有一个经济大断层，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危机就来临了。
　　在外债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的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长期维持巨额贸易逆差。贸易逆差必须通过借外债来弥补。一定时候，外债余额达到一定规模，贷款人觉得继续放贷的风险太大、收回贷款的可能性太小，信贷市场就会被关闭。最近经济崩溃的亚洲国家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印尼80亿美元、马来西亚40亿美元、泰国100亿美元、菲律宾40亿美元、韩国190亿美元。但在10年前，这些国家都有大量的贸易顺差。
　　从顺差变为逆差的原因，可以直接归结为中国大陆集中力量增加出口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的增长”政策。与东南亚相比，中国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更高，成本更低，本国产品还有一个大得多的内部市场。因此，中国抢走了其他亚州国家的出口生意，很快就有了4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为了替代现有中国生产的产品，这些国家必须迅速提高技术水平。但是，其中一些国家缺乏做到这一点所需的良好教育。
　　按金融报刊的说法，如果亚洲的金融市场更开放，更“透明”，危机就不会发生；而亚洲人却认为，如果他们的市场对外国更封闭些,危机就不会发生。这两种看法都错了。1982年墨西哥危机时，银行系统完全是由政府拥有和控制的；1994～1995年墨西哥再次发生危机时，银行系统已完全私有化了，金融市场的开放度也已很大。开放金融市场是好事，但不能保证避免经济崩溃；退回到加强政府控制的老路也并非良策。
　　一般化地指责亚洲国家愚蠢或管理不善，不足以解释经济崩溃的原因，更不能预测未来。相关的问题是，哪个政府善于收拾残局。大输家将是那些政府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国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政府行为都举足轻重。
　　日本作为亚洲最富裕的国家，在这次危机中应该组织有关行动，救助其邻国，这也是自救。最近经济崩溃的国家的贸易赤字总额为450亿美元，它们必须迅速消除赤字。而它们外贸帐户的平衡意味着其他国家要增加贸易赤字或减少盈余。拥有1000亿美元顺差的日本应允许其部分盈余转给其亚洲邻国，即它应当从这些国家购买更多的产品，这比它积极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行动要重要得多。但在12月的亚洲首脑会晤上，日本告诉其邻国，不要指望日本成为他们出口产品的市场。
　　关于亚洲经济崩溃的后果，如果只考虑最初对亚洲出口数额的下降，问题并不严重。与日本不同，其他亚洲国家很少进口欧洲和美国的产品，即使他们的进口减少一半，对欧洲和美国经济的影响也不大。大多数美国公司已经在这些国家建设了海外生产基地，产品主要返销美国。许多这类公司是向其亚洲的生产厂家出口零部件，然后其产品再出口到美国进行最终销售。而美国公司对亚洲的这类出口不会减少，且由于其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他们还会因亚洲危机而大发其财。由于日本也象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极力向外转嫁危机，结果使大家都盯着美国这一最容易渗入的发达市场。为了接受救助亚洲所必须的进口水平，美国将不得不忍受大批工人失业。IMF最近预测，即使不考虑日本的因素，美国仍有约100万工人将受到影响。若考虑日本出口增加的因素，影响面将更大。亚洲出口的狂潮在美国将产生巨大的政治压力，即要求本国限制进口。
　　如果每个面临经济滑坡的亚洲国家都想转嫁危机，他们将发现此路不通，因为邻国的成本更低；货币的一系列竞相贬值也注定要发生。为了获得相对于邻国的价格优势而降低币值已毫无作用，因为邻国货币贬值的幅度更大。为了达到预想的效果，货币还要进一步贬值。而竞相贬值正是1929年美国经济大崩溃转变为30年代大萧条的原因之一。
　　许多人肯定还会问，亚洲另一个大国——中国大陆的经济会不会崩溃？象东南亚一样，中国也曾经有过一个即将崩溃的过热的地产市场。从不动产的长期需求看，上海的租金与东南亚一样，价格高得离谱。而实际上，上海写字楼的1/3的房间是空着的，这样，房地产价格的暴跌几乎确定无疑。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为房地产过热推波助澜的资金，有多少来自象日本这样其银行系统处于崩溃边缘的国家。
　　金融市场上最忌讳的是别人对其状况大惊小怪，但熟悉中国的人对中国银行系统的困境并不感到吃惊。由于中国的银行是政府的银行，它们被迫大量贷款给亏损的国有大企业，中央政府支持这些企业是为了防止失业率的上升。没有人指望贷款能够偿还，因为在放贷时就知道是坏帐。由于所有的银行都是政府银行，所以坏帐问题是一个政府问题。政府会注入多少资金来维持其流动性呢？可能政府会无限制地注入资金并任其造成通货膨胀。地产价格暴跌会给中国的银行系统造成更多的问题，但不会改变根本问题的实质。
　　与出现贸易逆差的东南亚或韩国相反，中国有巨额的贸易顺差。它无须为进口融资。我们知道，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企业都没有大量的外汇贷款，并且中国还有1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由于人民币不是可兑换货币，所以，当投资者决定出清其持有的资产时，中国不承担将人民币兑换成外汇的义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会发生外汇危机。如果中国出口企业不再把钱汇回国内，同时进口企业害怕可能到来的本国货币的贬值而提前支付进口费用，那么，大量外汇就会迅速外流，此时即使进行货币管制也恐无济于事。
　　看来中国经济不可能崩溃，但经济增长几乎肯定会放慢。
　　　　　　下一步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在于银行体制的改革
　　谢德化（E.S.Steinfeld，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
　　中国经济改革已进入关键性阶段。前些年，中国改革的成就是显着的。这些成就首先应归功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现在，城市改革，尤其是工业企业、国有企业的改革需要跟上。为此，10多年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曾为此作出过不懈的努力。从利改税、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到现代企业制度，公有制企业的全面改革正在逐步深入。但从目前效果来看，国有企业依然困难重重，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国有企业的困境使经济改革的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在产业结构、行业结构及产品结构等方面的调整仍未到位。地区经济结构的差异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企业内部的人事关系依然复杂，人事组织机制改革滞后。企业资金周转普遍困难。
　　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大的动作是资产重组，优化配置。其中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大量工人下岗，失业问题严重。这在国有企业相对集中的省市表现尤为突出，如东北三省、上海市等地区。据了解，上海市至今已有超过180万的工人下岗，某些行业如纺织业下岗人数和比重更高；东北地区的情形更为严重，因为东北地区比之上海市经济发展水平更低，因而下岗工人的状况更困难。大量失业工人必然造成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冲击，从而使一个本属小范围的经济领域的改革问题演化为大范围的政治稳定的问题。中国如果在近几年内不将失业问题解决好，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政局稳定的最大隐患，从而前十多年所取得的经济改革的成就很可能付诸东流。
　　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银行体制运行存在很大弊病。中国所有的银行就象所有的国有企业一样，都是国家的、政府的。所以，当一些国有企业运行状况不良时，国家出于某些方面原因的考虑，如社会稳定，减少失业等，仍然要求银行继续向企业贷款，银行明明知道贷出去的款收不回来，都是死帐，但还要贷，这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在美国是行不通的。在美国，银行是自己的，银行在贷款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企业的经营状况能否到时如期收回贷款，而中国则不同，银行和企业必须共同承担起社会稳定的责任。银行在贷款之初就知道它所贷出去的钱是收不回来的，每年的财务报表上，银行只是将贷款利息例行公事般地加在帐面上，企业对欠款的态度也是“千年不赖，万年不还”、“债多不愁”。另一方面，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务关系错综复杂，相互拖欠严重，许多企业包括一些名牌大企业在债务锁链中早就资不抵债，面临破产，却照样运行。国家为了扶持这类严重亏损的国有大企业，要求银行还要不断地向其追加贷款，使商业银行处境更加为难。最后，困难重重的银行不得不向他的大老板——中央政府讨价还价，政府再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来维持银行的正常营运，但根本问题未能解决。
　　另一方面，中国前几年经济快速增长之时，泡沫经济占有一定比重，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发展过快，相当不规范，致使经济发展貌似高速度，实则隐患重重。一旦经济速度放慢，某一环节运转发生问题，泡沫立即就会破产，而此间首当其冲的是银行，巨额贷款收不回来，经济面临新的危机。不久前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所以银行体系不改革，中国危机一触即发，类似美国1929～1933年的大危机、大萧条就会到来。这决非危言耸听，而是事态发展的必然。目前已可谓是“系千钧于一发”。
　　此外，众所周知，外资企业和大多出口生产企业在经营战略上总是唯利是图的。如果中国出口企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再把钱汇回国内，同时进口企业也因为担心可能引起的贷币贬值而提前支付进口费用，将外汇转移到国外，国内外汇就会流失，亏空，加之金融市场的发展不规范，很容易引发经济危机。
　　　　　　美国29个州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及对中国的启发
　　崔志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国际问题与中国问题专家）：
　　中国政府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少疑虑。一些人认为，“市场经济”前面的形容词“社会主义”，只是出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约束而不得不加上去的。按照这种观点，“市场经济”只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才得以存在；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在理论上成立的，也不会带来实践上的好效果。
　　正当东欧、俄国和中国的一批“新精英”阶层和他们在知识界的代言人们将“私有制”奉为新“圣经”的时候，美国的公司法却发生了向相反方向的深刻变革。从1980年代末至今，美国已有29个州（即超过半数的州）修改了公司法。新的公司法要求公司经理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服务，而不仅为股东服务。换言之，股东只是“利益相关者”中的一部分，而劳动者、债权人和社区则为另一部分“利益相关者”。公司法的这一重大变革，突破了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私有制逻辑（即股东是“所有者”，经理只为所有者服务），成为美国近年政治、经济舞台上最有意义的事件。
　　中国有一部分学者颇受斯大林“历史发展必然阶段论”的思想方式的影响。即使他们主观上反对斯大林，但往往不能避免“必然阶段论”的思维方式。例如，前些年颇流行的“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课“之论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现在，不难想象，有人会说：“美国公司法的变革是美国高度发达阶段的产物，中国还是要按部就班地学习美国以前的私有制”。对此我只能说，我们既不能照搬美国的过去，也不能照搬美国的现在；但我们应该密切注意西方理论和实践上的变化，以此作为中国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借鉴。
　　“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都是西方经济学家所钟爱的原则，而此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同样“市场竞争”和“私有制”之间也是有矛盾的。初看起来，“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孪生兄弟”已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根深蒂固的看法，岂有“市场竞争”与“私有制”相矛盾之理？
　　但是，法律史学和法理学的新研究却表明，“市场竞争”的确是和绝对的私人生产资料所有制相冲突的。体现这种冲突的法律案例多得不胜枚举。哈佛大学法学院霍尔维茨(M.Horwitz)教授，在其经典性着作《美国法律的转变》中，就列举了大量“市场竞争”和“私有制”相冲突的法律案例。
　　例如，1837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了后来极为着名的“查尔斯河建桥案(Charles River Bridge Case)”。查尔斯河位于波士顿，一家公司得到麻省政府特许权已建了一座桥，但另一家公司随后又建了一座桥；于是前者起诉后者侵犯了财产权。因为财产权包括收益权和控制权；后者与前者竞争，减少了前者的收入，故构成对前者财产权的侵犯。所幸，最高法院驳回了起诉，认为前者将财产权绝对化，实际上是主张不合理的“封建性权利”。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非强调绝对私人产权呢？如果我们承认相对私有制，市场竞争与私有制的矛盾不就不复存在了吗？然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相对私有制”将取消“私有制”这一概念的独立的理论价值。“私有制”这一概念如果被“相对化”，马上就产生谁来决定“相对度”的问题；而“私有制”原本的吸引力，则在于一旦找出“所有者”，并于财产控制权和收益权的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一吸引力的大前提是“私有制”必须“绝对化”，否则找出“所有者”之后，“控制权”和“收益权”的一切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揭示市场竞争与私有制的矛盾，有力地从理论上支持了公司法的变革。这首先是因为，即使我们硬要把“股东”叫做“所有者”，由于私有财产权的相对性，我们也还是不能自动从“所有权”推导出安排谁掌握控制权、收益权的方法；其次，由于恶意收购仅使股东一方得利，损坏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人力与货币资本，因而必使公司的生产力下降，使之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为了坚持“市场经济”对“绝对私有制”的优先性，有必要变革公司法，使经理不只为股东一方服务，而为公司全体“利益相关者”服务，从而促进公司生产的长期发展。
　　美国29个州的变革，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很重要的启发作用。首先，它有助于我国经济学者打破对私有制的迷信，增强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的信心；第二，关于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概念，直接有助于国家体制改革部门正在着手组织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
　　中国有条件和潜力，在“经济民主化”上比美国做得更好。实际上，我们常说的，在企业经营中，必须“兼顾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就是“利益相关者”概念的体现。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中，中国学者不局限于对“现代企业制度”一刀切式的理解，已经做出了一些具有重大价值的理论创新。
　　　　　　中国应以发展出口导向型私营经济为主
　　萨缪尔森（P.A.Samuelson，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着名经济学家，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我知道，中国目前大量的企业是公有制经济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主要角色。但是，中国要走市场化取向的经济道路，必须扩大私营企业的比重。中国近一二十年来，私营企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恐怕发展还不够，私营企业的总数、规模、比例等还是较少、较低的。
　　要大力发展私营企业（或者说私有经济），但发展的渠道应多元化。现在中国出现了一批高科技、高智能型的私营企业，这是好事；但私营企业不能只往高科技道路上走，政府应引导私营企业朝以吸收社会劳动力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发展，高科技、高资本投入的企业吸收劳动力较少，对于中国大量存在的劳动力剩余现象不起很大的作用。而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侧重于发展出口加工导向型的生产企业。目前中国的出口产品生产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现在美国商店里有许多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据说大多是国有企业生产的。私营企业也要拓展出口渠道，生产出口加工产品。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是韩国和台湾等一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他们依靠发展出口加工企业、走出口导向型经济道路而成功地使国内经济取得了增长。韩国在20多年前私营出口企业的力量也很薄弱，但通过20年的发展，私营企业的力量就很强大了。反之，前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变革过程中，由于没有大量的私营企业吸收失业人口，是导致此后经济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
　　要考虑发展私营经济的另一条理由是，由于目前中国国有企业运行状况不良，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冲击很大，企业向银行贷款，银行明知贷款很可能变成死帐，但由于银行是国家的，企业是国家的，银行有义务或不得不向国有企业贷款。银行到期收不回本金和利息，银行的再运行、再贷款的钱从哪里来？怎么办？在美国，银行是私人的，最后银行只能破产倒闭。但在中国，银行也是国有的，是中央政府管的，政府只能靠印钞票来维持银行的正常营运。钞票发行过多，必然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使职工名义货币（名义工资）增长率上升，但实际工资增长率大打折扣，即使是经济高速增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职工及居民的实际受益会降低和减少。而如果企业是私人的，银行在贷款时就会考虑到企业的偿还能力和资产运营质量，从而向一些运营良好的私营企业贷款，减少了银行自身的风险，对国家和财政是有益的，从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是积极的。
　　此外，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是十分相关的。中国人口面临两大困难，一是劳动力人口大量过剩，失业人口多；二是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低，贫困化现象仍很严重。所以，中国经济学家们应充分重视并致力于研究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包括总人口数、农村人口数、城市人口数、城市劳动力在国有企业中的比重等等，还包括劳动力的受教育情况，成年人口中中学毕业生的比例、大学生的比例以及大学如何合理收取学费，以使贫困家庭也能负担得起高等教育费用的问题。
　　总而言之，不能忽视私营经济在吸收失业人口方面的作用与影响，中国应以发展出口加工生产型的私营企业为主。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沪50～55F10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沈开艳19981998 作者：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沪50～55F10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沈开艳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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