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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世人称袁世凯为：中国的拿破仑，中国的华盛顿，中国共和之父。民国初年，世人称袁世凯家族为“民国第一家”。很快，袁世凯成了窃国大盗、卖国贼……

　　2009年9月16日，从各地赶到河南项城的三十多位袁世凯后人，肃立在袁世凯童年住过的那栋楼前。这是民国以来，这个庞大家族的第一次聚会。袁世凯与他的一妻九妾生育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仅在天津，袁世凯的后人已达百人之多。这一次，我们将目光探寻到这个家族的深处，抵达更多的人，更多的命运。

　　袁世凯这个人

　　对袁世凯，人们有过许多称呼：袁项城，是借用他的祖籍地；袁宫保，是用清廷所赐“太子少保”衔，当上民国大总统之前，这是他最喜欢的称呼；大总统，从他53岁叫到56岁，但长子袁克定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提起父亲依旧称“先大总统”；洪宪帝，从1916年1月1日到3月22日，共83天；卖国贼、窃国大盗，从民国叫到新中国，出现在历史教科书里。

　　袁静雪（原名叔祯，袁世凯三女）印象中的父亲总是军人派头：黑呢制服，站或坐时，腰背挺直；平常少有笑容；生气时骂“混蛋”，气极了，“混蛋加三级”；待部下很客气，但他们都很怕他。有人夸张地说，袁世凯坐在那里，精光四射，像一只老虎。

　　在中南海的时候，袁世凯吃饭时要奏军乐。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道，每当军乐声起，总管太监张谦和的嘴就会因生气而变扁：“简直钟鸣鼎食，比皇上还神气！”

　　统领军人，对袁世凯来说，“比起做文章来，到底容易多了”。一次闲谈，张之洞问袁世凯练兵的秘诀，袁世凯说：“练兵事看似复杂，其实简单，主要是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从就吃刀。”

　　袁世凯待人接物，礼数周全，出手大方。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分别在京受到过袁世凯的隆重招待。袁世凯把自己所住的石大人胡同迎宾馆腾出来，让孙中山下榻，以示恭敬，把总统府搬到铁狮子胡同陆军部（今张自忠路3号）。孙中山曾经对人说：“袁世凯真能办事，气度也不凡；虽然习惯于玩权术使诈，但也是迫于时事，不得不这样。”他还细述了见面时的观感：“跟他刚一见面，他是至诚至真的样子；进一步谈，你会发现他话中有锋芒，眼光四射，一般人是窥探不到他的真心思的。我是心中存疑，所以也以一派城府相对。等到日后看他做的事情，全跟说的不一样。他真是一个魔力惑人的命世英雄啊！”

　　在官场

　　袁世凯早年亲近康有为，与之称兄道弟，是强学会中第一个捐银的人。甲午战败后，他内心深处是倾向变法维新的。他对于西法的了解，不在康有为之下。他上奏光绪帝的新政万言书充满了新鲜气息和要求变法的急迫，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

　　晚清时期，跟袁世凯关系最密切的要人有3个:李鸿章、荣禄、奕匡。

　　荣禄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据说驭袁有术。因他出面保全，小站时期的袁世凯才渡过了胡景桂弹劾案的危机，非但未受惩处，反而受到清廷嘉勉。从此，二人过从甚密。戊戌变法时，康梁及谭嗣同要袁世凯杀荣禄，是对二人的交情没有吃透。

　　袁世凯真正建立政治威信是庚子年间的义和团事件。当时华北大乱，山西乱、山东乱、京城也乱。袁世凯从小站兵营急赴济南到任山东巡抚，铁腕镇压，“清内匪以安民生，慎外交以敦睦谊”，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

　　李鸿章是最早用袁世凯的人，但他的资深幕僚张佩纶（张爱玲的祖父）对于袁世凯的看法前后变化很大，从早年的欣赏转变为日后的厌恶，认为李鸿章晚年昏聩，用错了人。在给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密信中，张称袁是“小人之有才者”。

　　处在龌龊官场中的袁世凯，所用之人，差异很大。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中的很多人，如唐绍仪、詹天佑、梁如浩、梁敦彦等，以及严修、胡景桂一类正人君子，都受到过他的重用。一些流品颇杂的人物，也被他收到麾下，如杨士琦、梁士诒、朱家宝、赵秉钧、凌福彭……而袁世凯自己，从朝鲜回国后攀结李莲英等人的丑行也已被日本学者揭开；即使在山东巡抚、直隶总督任上，他也是要每年进京“走动”的。

　　暗杀时代——

　　谁暗杀了宋教仁？

　　辛亥革命后，国内和国际舆论一致认为：中国当时的局面，只有袁世凯有资格、有能力出面收拾。这个能力，主要是指他拥有武装力量。

　　1912年2月16日下午3时15分，外务部大楼，两天前还不肯剪辫子的袁世凯兴致勃勃，让蔡廷干为他剃了个光头。两天里发生了许多大事：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电袁世凯：“民国大定，选举得人。”象征着旧时代的辫子可以革掉了。

　　1912年，中国多数爱国人士都接受一个观点：中国在政治上落后于西方，因此必须迎头赶上，应该有一个国会代表人民，有一个内阁主持行政。

　　同盟会领袖宋教仁深深专注于代议制民主的西方理想，他已经起草了一部临时宪法。1912年8月，他发动同盟会4个小党派联合组成新党——国民党。他搞过一次全国性选举，大约5%的人口有选举资格。宋教仁希望用立宪手段管理国会，“驾驭袁世凯”，把他变成傀儡。

　　1913年3月20日夜，年方31岁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枪击身亡。6天后，国民党人在长沙的追悼会上称袁世凯是“绝大之凶犯”。

　　宋教仁案破得很快，3天里水落石出，牵连出袁世凯政府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内阁总理赵秉钧。但在庭审之前，凶手嫌疑人武士英突然暴毙在特别法庭的监狱里，几位涉案犯或下落不明，或逃到租界，人证都消失了。一时间，《民立报》、《民权报》上满是国民党人的讨袁檄文。一年后，赵总理被神秘地毒死，继任者是段祺瑞。

　　近年来，海外学者对这桩公案提出不少新证，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对破案出了大力的青帮大头目、国民党元老陈其美颇有嫌疑。陈其美最后也是在上海被暗杀的。

　　而上海东华大学廖大伟教授则从民初帮会与革命党交恶、与社会关系紧张的视角，重新阐释这一血案：应桂馨是中华国民共进会（1912年7月由青帮、洪帮、公口等帮会联合发起，成立于上海）会长，在社会转型中角色与地位与革命党形成落差，因而产生报复心理；宋教仁在国民党内的实际地位和未来政治角色，决定了他不幸被选为报复对象。

　　称帝闹剧

　　1912年10月6日，宣武门大选会场被三四千“公民团”团团包围，另有正式军队荷枪实弹，往来梭巡。在众议院会场，国民党、进步党及各小党派议员共到759人，需投票3次，检点人数、发票、投票、唱票，每次约需4小时，至少要两三天才行。

　　洪帮首领张尧卿率领的这支“公民团”，本色是流氓。他们代表“民意”警告每位议员：不选出袁大总统，不准出场。进步党议员籍忠寅、田应璜、张汉、廖宗北、彭邦栋等一干瘾君子烟瘾发作，涕泪满面，哈欠连天，然“公民”无情，决不通融。烟徒们抓耳挠腮，捶胸顿足，扯发撕衣，出足洋相。后来，他们在会场里乱窜，到处寻找国民党议员，又是拱手，又是敬礼，苦苦哀求，让他们放弃自己的意愿，赶快选出大总统，好早早散会。

　　进步党本部送来两担面包点心，说是拥护袁总统的议员们用的，送进去了；国民党本部也送来食物，送不进去，“公民”们破口大骂“饿死活该”，国民党议员惨遭挨饿。

　　第3次计票时，天已经黑了，议员们不得不在袁世凯和黎元洪之间做出选择，袁终于得票过半。主席汤化龙大声宣告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掌声稀稀拉拉——国民党议员不鼓掌；进步党中老者、病者、饥饿者、发烟瘾者，疲极无力，也不愿意鼓掌。会场外，“公民团”听说选举完毕，领了报酬一哄而散。

　　4天后，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身穿陆海军大元帅钴蓝色礼服，头戴叠羽帽，乘着八抬彩轿，出现在故宫太和殿前。

　　即位当天，护国军内乱再起；第54天，袁世凯宣布推迟登基。四面楚歌的皇帝当到第80天，袁世凯不得不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撤销帝制的文告。国号、年号、国旗都定了，龙袍、龙椅也做好了，还没来得及登基，朝代便告终结。

　　阎锡山在回忆录里细致分析过当时鼓动袁世凯称帝的5种人：一是长子袁克定太想通过立太子而承大统；二是清廷的旧官僚，意在封公封候；三是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好复辟；四是副总统黎元洪的羽翼，意在陷袁于不义，使黎能够继任总统；五是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使之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它们在中国的利益。

　　阎锡山对拥帝派朋友说过：“你们这是要把大总统往炉火里推。”

　　被遮蔽的功绩

　　袁世凯从1903年起在中国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了6个师的新军，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他先后雇佣了德国、日本的教官，并且办了步、炮、骑、工兵，甚至设立了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北洋系军事人才济济，至少有5个先后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总理。

　　人们不太知道的是，袁世凯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巡警制度的人。

　　直隶总督任上，袁世凯推行新政的主要成绩是支持创办实业、发展商业，地点主要在天津。1900年以前，天津民族资本企业不过四五家，袁世凯重用周学熙，创办直隶工艺总局，几年后发展到一边办厂，一边办相关学堂，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实业中心，其中机器造纸、织造、电灯、自来水、烟草企业，特别是年产水泥20万桶的启新洋灰公司，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创办的各式新式学堂不下几十所，除了小学、中学、大学，还包括专科、技术、师范、医学、政治、军事等多种学堂。

　　1905年，他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他出面筹钱，资金很快到位，进口的钢轨、枕木、机器、器材还都免了税；他任命当年的“留美幼童”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办路务。两年后，袁世凯奏请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此外，新易铁路、中国和比利时合资建成的芦汉铁路，都有袁世凯的功劳。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在“节制资本”思想的影响下，反对保护私有财产，而北京临时政府提出“保护私产”、“经营自由”。财产私有，主要表现在“土地私有”，当时大批旗人变相出卖土地，许多封建官地和公田转到私人手里。

　　现在公认，民国初年有一个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期”。一方面，它是“一战”造成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袁世凯的近代化意识和对外开放，“黄金期”不可能形成。（未完待续）

　　（下期请阅读，袁世凯其人和他的后代——袁家后人在袁寨。）

　　摘自《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 2010-07-18 09: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