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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E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83-(2002)06-0055-05
　　全国解放战争（又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推翻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进行的一次伟大的人民革命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807万余人，解放了除西藏、台湾、澎湖、马祖、金门、西沙、南沙等岛屿，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胜利，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给世界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更加成熟，全党高度团结，战争的指导者和实践者把握了战争和军队建设的基本规律，能够得心应手地指导战争和建设军队，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因此，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最为成熟、最为丰富、最为完善的时期。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引下，人民解放军完成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任务。
　　长期以来，党内、军内和史学界对解放战争的一些重大问题并没有大的争议，认识比较一致。然而，由于战争形势急遽多变，作战形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对个别事件和战役战斗的性质产生了不同的认识。现就解放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谈些看法。
　　　　一、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问题
　　这一问题，在史学界特别是第四野战军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长期以来传统的观点认为，从1945年9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多次指示中共中央东北局，要“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大力建立东北根据地。因此，这八个字是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工作方针，是一个战略问题。1960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一文的题注中曾写道：在国民党向东北大量运兵，并占领山海关、锦州等地的情况下，“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这个指示中，预见到东北斗争的艰苦性，及时作出了把东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方面，‘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便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在将来转入反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正确的方针，由以林彪同志为首的东北局有效地实施了。”1987年由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编纂、军事科学院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也写道：1946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东北我军从中长路沿线及大城市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东满、北满、西满的广大农村及中小城市建立巩固的基地”；1988年由中共中央党校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辽沈战役纪念馆合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辽沈决战》一书中收入的由韩先楚撰写的《东北战场与辽沈战役》一文中也说：从1946年“九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多次指示东北局‘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大力建立东北根据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和原东北局的主要领导人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中共中央从未给东北局发过“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如1988年10月《辽沈决战》书出版后，彭真同志就韩先楚撰写的《东北战场与辽沈战役》中的提法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当时东北局从未收到“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并报告了当时任中共党史领导小组组长的杨尚昆，后经杨尚昆同意，《辽沈决战》编审小组于1988年11月对韩先楚的提法作了更正，指出：“据查，中共中央当时并未对东北局作过这样的批示，这种提法不是事实”。1991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一文的题注中了删去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一提法。
　　笔者在长期研究解放战争史的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原始文电，没有发现当时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中有“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一指示，仅在1945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就东北问题给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中共代表团的电文中查到这一提法。原电是“彭林电，11月19日友方通知他们，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红军之处不准我与顽作战，要我们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彭林不答应，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但近两日情况如何尚不知。望你速探听中苏谈判结果电告。”从上述电文中可以看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主要是针对为使苏联红军顺利撤离东北回国而提出的，并不是为建立东北根据地给东北局的方针。
　　　　二、关于如何评价四平保卫战问题
　　从1946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向东北解放区发动进攻。东北民主联军于四五月间进行了四平保卫战，歼灭国民党军1万余人，自身也伤亡近万人。对这一战役的评价，早在1946年9月19日，即东北民主联军撤离四平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军委在致电东北局的电文中明确指出：“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但是，学术界特别是在原四野一部分老同志对这一战役作了基本否定的评价。他们认为，四平保卫战在战术上有某些成功，英勇的抗击了一个多月，但在战略上是失败的；四平保卫战是得不偿失；四平保卫战，过多的看重了一城一地的得失，与敌进行不利条件下的作战，在战略是失策的。
　　笔者认为，对一个战役的评价，不能简单地用敌我伤亡对比多少作标准，而应将这一战役放到当时的形势中去考察，应看战役本身在战争全局中所起的作用及对今后战局的影响。1946年1月，国共和谈取得重要成果，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在北平设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双方的军事冲突；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包括《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在内的五项协议。但在谈判中，国民党军借口东北例外，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东北已取得的政治、军事地位，调动大批军队进入东北，企图利用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凭借军事优势和美国援助，武力独占东北。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独占东北，但考虑到东北国共双方力量对比，东北民主联军一时难以全部控制东北，同时也估计到，苏联由于同美国及国民党政府有外交关系，将要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把苏军进驻的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移交给国民党政府的情况，提出了坚决击破国民党军的进攻，力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的合法地位，力争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
　　1946年2月上旬，国民党军开始沿北宁路向东北民主联军发动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在秀水河子和沙岭地区给进犯之敌以打击，迫使其暂时停止了进攻。3月，到达东北的国民党军已达24万人，并于13日乘苏联军队撤兵之机占领沈阳，接着兵分三路向南、向东、向北推进，企图首先占领辽东半岛，歼灭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尔后再集中主力进攻北满。21日，国民党军侵占抚顺、辽阳、铁岭等地。27日，在中共和谈代表的努力下，国、共、美三方代表在重庆签订了《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的协定》，并准备派遣4个小组到东北两军冲突现地，调处冲突。但国民党军为了在东北停战前抢占更多的地盘，使以后谈判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于3月下旬继续向东北民主联军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
　　根据上述情况，中共中央多次指示东北民主联军，要“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应“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春，哈尔滨及中东路”，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特别保卫北满”，“我军必须阻止蒋军于四平街以南，并给以严重打击，方有利于今后之谈判”，要“化四平为马德里”。
　　综上所述，四平保卫战是中共中央从全国的战略出发，为配合国共谈判，争取东北和平局面而作出的重大决策。此战，东北民主联军歼灭国民党军大量有生力量，使其无力继续组织向北满的大规模进攻，配合了东北的和平谈判。6月6日国共双方代表达成了东北停战协定，使东北赢得了四个月的和平时间，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进行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工作，整编军队，从而为东北解放战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正如中共中央1946年5月19日所指出的“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但此役中，东北民主联军也消耗了较大的有生力量，因此，中共中央在5月27日又指出：“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
　　　　三、关于如何评价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东北解放战争头九个月东北局的工作问题
　　1946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总结了东北一年来自卫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进一步讨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东北根据地建设和作战方针的指示，确定了今后的方针和任务。最后会议作出了《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历史上习惯称“七七决议”）。如何评价这个决议，涉及到如何评价东北局特别是东北局书记彭真在前九个月工作的问题，在这方面，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
　　史学界、一部分学者和原东北局、第四野战军的一些老同志认为，东北局特别是东北局书记彭真在前九个月的工作中是有错误的。他从来不承认东北敌强我弱，没有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留恋大城市，主张坚守大城市，不注重根据地的建设，使部队的建设和作战受到了影响。因此，“七七决议”对改变整个东北形势起到了决定作用，有如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那样重要，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长征的胜利和后来的红军；没有“七七决议”就没有后来的四野和东北的胜利。
　　史学界及原东北局、第四野战军的另一部分老同志则认为，东北局前九个月的工作完全是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的。彭真同志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改组后的东北局上报的“七七决议”，是针对6月以前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同志，里面有不少不符合实际的内容，所以毛泽东才对其作了重大原则性修改。说“七七决议”有如遵义会议那样重要，等于说以前东北局执行了错误路线，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笔者认为，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片面性，特别是第一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当时，中共中央总的指导思想是要争取东北，但由于国民党政府也企图独占东北，再加上苏军的存在，使得东北的形势变化多端，矛盾错综复杂。因此，在争取东北的前提下，中共中央对东北的方针也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从1945年9月至10月中旬，在八路军、新四军一部进入东北，而国民党军主力一时还无法到达东北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将部队分散配置，开辟工作，并加紧扩大、整编军队。据此，东北局以少数兵力调往北满、东满地区配合原抗联开辟工作外，以主力分布于以沈阳、安东、锦州为中心的南满、西满各地，从事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军队等工作。
　　10月中下旬开始，根据国民党军在秦皇岛登陆后，即沿北宁路向东北推进的情况，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立即改变分散配置的新部署，集中主力，守住东北大门，占领全东北。遵此，东北局立即集中主力进行了山海关保卫战，但未能击破国民党军的进攻。
　　11月中旬，国民党军相继进占山海关、锦州等地，并在美国的帮助下，继续向东北大量增兵，苏联政府也在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下，同意国民党政府空运部队“接收”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城市的要求，并强令东北人民自治军退出各大城市。根据上述形势，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从大城市及主要交通线退出，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据此，东北局将主力的3/4，以师（旅）为单位，有重点地分散于西满、北满、东满广大地区，执行剿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任务。至1945年底，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自治军在建立根据地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剿灭了大量的土匪，各省建立了民主政府，绝大多数的县也都建立了中共组织、政权组织和地方武装；在发动群众反奸清算的基础上，部分地区开始进行减租减息，城市和乡村分别成立了工会、农会以及青年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
　　1946年1月以后，随着国民党军大举向东北运兵和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要不惜重大牺牲，坚守四平，以配合东北的和平谈判，争取东北和平局面。东北局据此集中主力，进行了英勇的西平保卫战。
　　综上所述，东北头九个月，中共中央对东北的指导思想是争取东北，在工作方针上，既有全力控制大中城市和铁路干线，独占东北；又有集中主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争取东北的和平局面；还有分散发动群众，首先占领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简单把它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一种方针，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更何况，中共中央当时并没有给东北局发过“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当时的东北局是按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展开工作的，取得很大的成绩。当然，由于东北形势的复杂性，东北局主要领导没有及时将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困难向中共中央汇报，对中共中央的指示，没有结合东北的实际情况开展工作，发生过一些偏差，犯过一些错误，但并非是路线错误。中共中央对彭真在东北的工作是肯定的。彭真同志逝世后，中共中央在讣告中指出：“彭真同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在矛盾错综复杂、形势变化急剧的情况下，严肃执行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指示、命令，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迅速扩大部队，建立根据地，为以后取得更大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四、对1947年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战略行动性质的看法问题，究竟属战略进攻还是战略防御中的反攻？
　　1947年7月，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举行鲁西南战役，8月挺进大别山；同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第9纵队和第38军在陈赓、谢富治率领下挺进豫西；9月，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陈毅、粟裕率领下挺进豫皖苏。如何看待这一战略行动的性质，究竟属战略进攻的范畴还是属战略防御的范畴，史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
　　史学界传统的观点认为，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战略行动，应属战略进攻的性质。当时，战争的形势已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已经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虽然敌人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仍在进行，但已受到重大挫折。敌强我弱的形势已有所改变，我军在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已超过国民党军。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我军已转入战略反攻或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依据整个战局的发展情况，抓住国民党军在南线战略布局上的致命弱点，以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挺进中原，以主力打到外线去，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的主要战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的战史着作，都持这种观点。
　　近年来，有些史学家对这一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一般来说，处于战略防御的一方在没有打破敌方的战略进攻并使之转入战略防御之前，是谈不上战略进攻的，因为战争双方不可能同时处于战略进攻的地位。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是在国民党军尚处于战略进攻时进行的，由于当时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解放区面积缩小，经济发生严重困难，解放军的后勤供应、兵员补充等方面存在许多困难，为了解决这些困难，中共中央才决定以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挺进中原，以一部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打破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因此，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是战略反攻而不是战略进攻，它依然是战略防御的范畴。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认为，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战略行动，是毛泽东依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摈弃了一般战略进攻的理论而作出的一项英明决策，它发展了战略进攻的理论，应该属战略进攻的范畴。当时，三路大路的战略行动，中共中央和各战略区都曾有大反攻的提法，随着战争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均对这一行动的性质作了重新评价，提出这是战略进攻。1947年9月1日，毛泽东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一文中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周恩来9月28日在陕北神泉堡对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干部战士所作的《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报告中也指出：“现在已进入大反攻时期”。到1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又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即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1948年1月11日，周恩来在西北高级干部扩大会议的所作的《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在深刻分析战争第二年开始后的形势后指出：“从去年的七月起，也就是革命战争第二年的开始，全国各战场都逐渐地无例外地进入了反攻，也就是全国新的战略进攻。”“第二个年头开始，无例外地打到外线，这说明我们已经进到全国新的进攻，而且现在已经站稳脚。可以肯定，战略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敌人处于被动，转入防御我们的进攻。”
　　　　五、关于渡江战役的性质问题，是属战略追击还是属战略决战？
　　1949年4月下旬至6月初，人民解放军举行了渡江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3万余人，解放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南昌等大中城市和东南、皖南、浙江大陆及江西、湖北、福建的一部的广大地区。如何看待这一战役的性质，史学界的基本观点是：渡江战役是在经过战略决战，国民党军的主力已丧失殆尽，已无法在战略上实施有效防御的能力，中国革命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局面已经基本确定的情况下进行的，已经不再具有决定国共两党战争胜负问题。因此这一战役应属战略追击的范畴。《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等一些军战史着作，均将这一战役列入战略追击阶段。
　　但在1989年4月在南京召开的纪念渡江战役胜利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渡江战役两方参战的兵力、作战区域、歼敌数都不亚于三大战役，并且国民党政府还没有完全撤离南京，经过渡江战役，国民党军才实施战略退却，人民解放军才转入战略追击。因此，这一战役应属战略决战的范畴。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过于强调了渡江战役的作战规模、歼敌数量等表面现象，没有全面分析整个战争形势，没有把握住战略决战概念的本质。战略决战，是敌对双方使用主力进行决定战争胜负的作战。而战略追击是对战略退却之敌的追击。渡江战役前，整个形势正如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指出的：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与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没有必要与国民党军进行决定战争胜负的战略决战了。也是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政府也看到了自己覆灭的命运已不可避免，在被迫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组织长江防线的同时，加紧进行了战略撤退，从1949年2月开始，国民党政府和海空军的大部分已逐步撤离南京、上海，其中大部撤向台湾，留在南京的只不过只有李宗仁等少数官员，解放军一渡江，李宗仁等也立即逃离南京。与此相反，三大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的主要精力已放到如何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上，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出了本年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决定，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全国胜利后的各项政策。随后，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进驻北平，进行建立新中国的准备工作。
　　再从渡江战役的进程看，4月20日晚人民解放军中集团发起战役后，仅半个多小时，就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21日，人民解放军东、西集团全线渡江后，国民党军即于22日部署全线退却，人民解放军转入全线追击，整个战役，除攻打上海外，人民解放军是在追击中进行的。至于解放上海的作战，虽然战斗激烈，但这也只是一种战役性决战，并非是战略决战。
　　综上所述，渡江战役是属战略追击的范畴。
军事历史京55～59K4中国现代史华国富20032003解放战争时期/学术研究/热点问题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一室主任 作者：军事历史京55～59K4中国现代史华国富20032003解放战争时期/学术研究/热点问题

网载 2013-09-10 21: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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