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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关于认识论的介绍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将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简单地表达为用真理性的认识去指导实践的过程，忽略了人们用以指导实践的观念形式不仅仅是反映着客观事物本质与运动规律的种种真理性的认识，而且还包含了根据真理性认识形成并融入了主体价值目标的认识。恩格斯有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论述：“人只须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1页。）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新独立的殖民地国家，大多选择了一条以经济增长为主的发展道路。即实施了“传统发展战略”。它以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为发展核心，认为财富增加了，政治民主、文化发展、社会公正、教育进步等方面会随之自然而然地实现。然而，这种以追求财富总量为主的发展实践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社会繁荣，反而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生态的问题，迫使人们不得不对人类的实践活动本身作深层的反思。
　　一、人的价值目标与物的客观规定统一于社会实践中
　　人类的实践过程既是实现其价值追求的过程，也是把主观目的与客观规定相统一的过程。诚然，在人的实践中，对象的客观规定性作为外部条件规范和制约着主体的活动，但是，人对物的尺度的遵循并非如同动物那样只是本能地、消极地、被动地简单适应，而是基于人的自身需要、追求和目的，以其特定的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去能动地、创造性地改变客观的物，从而使物按照主体的内在尺度和价值取向发生变化。对此，马克思曾作过如下说明：“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在这里，显然不是外在的客观对象单方面地规定主体的认识，更不存在衡量主体认识的纯客观的尺度，恰恰相反，倒是主体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构筑了人的主观目的与物的外在尺度的有机统一。实践活动一方面肯定了主体价值目标的现实性，另一方面也肯定了对象的客观规定性。正是主体与客体、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基于实践的相互作用，生成了既符合人的价值目标又符合客观规定的社会历史过程。
　　人类如何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两部分的内容不可少，一是对主体需要的意识，二是对客体状况的认识。前者是评价，后者是理论。评价决定了人们应当从事什么样的活动（目的）。后者决定了人们应如何进行活动（手段）。手段是极其重要的，但实践活动中的价值目标与手段相比，目标则更为根本。每一历史时代都有这一时代的具有共同内容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的不同，人们对事物的评价方式也就不同，由此也就决定了人们实践中的价值目标和行为方式的不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必然会反映到人们的价值目标上。也只有价值目标的转换，才能引起人们关于各种事物和问题的思考方式、评价方式的变化，才能真正实践和完成社会的重大变革。因此，可以认为，实践活动中的价值目标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生活及其发展。
　　二、人类实践活动表明，不同价值目标会导致不同的实践方式
　　古代，人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主张人与自然的浑然一体。希腊人赋予自然以“灵魂”，相信天空星体的运动与人生在世的变迁，都受同一“灵魂”的支配。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更是崇尚天、地、人三者的统一。古代人虽然存在着对自然界的顶礼膜拜，但已朴素地认识到，包括天、地、人在内的自然界，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存在体系，人类只有融于其中，才能共存和受益。如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提倡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类相通、相类和统一。“物养互相长消”是生态法则，“苛得其养、无物不长；苛失其养，无物不消。”山林资源“不可胜用”，动物资源“不可胜食”，水资源要有节制、顺时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要因地制宜，不可乱垦滥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自觉、自然和现实的特征，典型地表现在对自然“无为”的观察态度和“格物致知”的内省，在科学传统上则表现为重整体、轻结构，重实用、轻理论。这些思想为现代人提供了深刻而美妙的生态智慧。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朴素的辩证法被形而上学所取代。“人是世界的主宰”的主张占据统治地位，形成了狭隘的“人类中心论”。培根认为：“知识就是力量”，由知识赋予人类的力量将是无所不能的，它鼓励人类为统治自然而寻找一条征服自然的途径。洛克则相信，“人类中心论”的出现，体现了人类认识的伟大成就。恩格斯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使得一个小孩在今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58页。）但在取得这些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唯意志论”和“环境虚无论”，人类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力量而成为生物界的霸主，不断向生态系统施加影响、压力，乃至破坏。这种“人类中心论”是狭隘的，其思想框架是主客观的两极化。它总把人看作世界的中心、自然的主宰，把自然变为对象，把自然中的万物看成是技术生产的原材料，人可以任意向自然索取。
　　十七世纪后，科技的长足发展及其在现实应用中的巨大成就，使它逐步“神化”。许多人相信，经济目标是至上的，科技是万能的。科学技术可以帮助人们解决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从而保证经济的无限增长，人类应永不停息地征服自然，驾驭自然，使自然服从和服务于人类的贪欲。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无论何时，人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同时，科技应用的合理化也需要较长的过程。因此，尽管人们创造、应用科学技术的初衷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但科技发展的效应却不可避免地是双重的。如今，我们都很容易和有理由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技术本身所产生的作用在威胁着我们的生存。
　　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提倡禁欲苦行的新教伦理曾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但新教伦理毕竟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精神，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其影响力日益弱化。“当新教伦理被资本阶级社会抛弃之后，剩下的便只有享乐主义了。”（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美国、丹尼尔·贝尔着，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第67～68页。）当享乐成为人生的唯一旨趣或最高目标时，人类最需要的，最有意义的活动，便是经济活动。所以，享乐主义自然而然地衍生出了西方文化中的经济主义。经济主义把发展视为走向工业化社会或技术社会的过程，是物质财富积累或经济增长的过程。它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实质上都是经济行为，同时，由于大众福利对经济增长的绝对依赖，而科技的进步又能保证经济的增长，因此．经济的无限增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以实现的。无止境的贪欲推动着享乐主义者们永不知足地追求利润，贪婪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当然不可避免地造成对自然、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它不仅使人类陷入了精神困境，而且正导致人类的生存危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经济主义早已不限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各国、各民族利益的差异和对立，使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竞争态势：任何一个国家如果理智地节制本国经济的发展以保护全球生态环境，这个国家就有可能在竞争中败北，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因此，在不可扼制的全球性经济、科技竞争的洪流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恶化也就在所难免了。
　　狭隘的“人类中心论”，经济主义的发展观及科技万能论，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在实践中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反主体效应。这些日益严重的代价，实质上反映了人类自身的存在方式及实践方式的危机。如何从这些危机中解脱出来？我认为，实现实践活动中价值目标的转换是关键。
　　三、转变价值目标，更新实践模式
　　（一）从“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到“人与自然和睦共处”
　　首先，在观念上要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正确位置。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宝贵的，同样，人的价值是一切价值中的最高价值。应当说：“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和本质。但事实上，人们往往对此作狭隘的理解，导致“人类至上论”，即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和主宰者，可以任意用人的力量对自然进行宰割。一些国家刚刚走上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便已成为公害之国，这些都说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们的认识存在误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和人类社会是一种超越自然性质的特殊存在，但这种存在并非自然之外的存在，而是自然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实的部分，一种采取社会历史形式运动着的自然存在。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看，自然为人类提供了所必需的一切物质和能源，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所以自然是人类及其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永恒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从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看，人的活动不能超越自然界所能接受的限度，不能违背自然界的规律。这些年来，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但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而且直接危害人类的健康和生存。这一无情的现实启迪人们：必须谨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再也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不能将自然当成纯粹的“劳动对象”和“资源对象”，大自然更是人类的无机身体，人类赖于生存的唯一家园。
　　其次，在实践模式上，实现从“不顾自然的人类发展”转变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反映与被反映、改造与被改造），人是主动的方面。由于人类价值目标的设定和活动方式的偏差，使得人们对自然的改造表面上取得主体正面效应，在本质上往往不抵自然反主体的负面效应，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解决问题的出路，关键在于人自身的革命，转变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用理性道德眼光同等地看待人与自然。既肯定人与自然的同一性，又充分认可人在自然面前的积极能动作用，明智而适度地对待自然；既肯定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对自然的改造，又要求将这种改造活动保持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在具体实践活动中，要求将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相和谐，将经济再生产与自然有生产相和谐，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和谐，将“人化自然”与“未人化自然”相和谐，实现在保持自然资源质量和持续供应能力的前提下经济持续发展，在不超越自然环境系统的涵容能力和更新能力前提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
　　（二）从经济主义到三个文明（物质、精神、生态）的协调发展
　　实际证明：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果，都不甚乐观，出现了“经济与发展负相关”、“有增长无发展”的悖逆现象：贫富悬殊、失业增加、忽视公平等等。这迫使人们反思“经济主义”的科学性。社会的发展是个集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稳定、贫困的消除、平等的促进、政治的民主、文明的提高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进步于一体的整体性概念，不能归结为单纯的经济增长。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是违背辩证法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则建立在系统科学的认识方法之上，用辩证的思维方式看世界。这种发展观要求人们既注重当前的发展，又要协调永续发展；既要经济的发展，又要相应的社会、文化、科技的全面发展；既要人和社会的发展，又要自然环境的相应发展。将宇宙、地球与人类社会，把社会经济与科技文化，把物质领域、精神领域与自然生态领域，都置于一个动态的系统中，综合地进行思考与把握，寻求最佳的发展道路。
　　过去，我们常说物质文明的发展是精神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如今，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生态环境的文明是其他文明发展的自然基础。如今，在理论研究领域，已派生出了“生态发展”、“生态价值”、“共生性价值”等概念，其严谨性、科学性还有待讨论，但它们在哲学的价值观念方面大大拓展了人的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眼界，导示了文明发展的新思路。从中国的情况看，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一切有效的经济手段创造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打下物质基础。然而，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国民综合素质的竞争，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同时，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权力市场化、社会运行无序化、生态环境恶化、以及普通劳动者相对贫困化等，与经济主义的价值目标有密切的关系。现代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影响经济发展的相关因素中，社会因素已占70%以上。所以，在认识上，要实现由经济工作单打一的观念向经济工作与社会发展事业相关性、互动性的观念转变，由经济主义向三个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转变；在实践中，把局部效益和整体效益、近期效应和长远效应有机地结合起来。邓小平对此有精辟的论述：“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0页。）
　　（三）科学技术从“工具理性”到“工具与价值相结合”
　　科学技术的工具作用几乎表现于人类的一切领域，它作为历史的有力杠杆和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奠定基础，同时也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利器。传统的实践观受科技决定论的影响，认为借助于万能的科学可以自然而然地把人类送进幸福的理想王国。然而，科学技术寻求的是“合规律性”，能够给人类提供的是工具合理性，却难以提供价值的合理性。因此，科学技术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既可能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福祉，也可能给人类造成无法控制的灾难。特别是在阶级分化的社会里，人是有阶级性、民族性，有善恶之分的，各个不同主体之间大量存在信仰、利益及需要的冲突。有人为了达到其丑恶的目的，不惜以科技的手段去实现之。如何防止和消除科学技术在应用中的负面效应？这是人类主体必须正视和急须解决的问题。打破科学主义的教条，保持哲学和人文学科的相对独立性，既尊重现代科技提供的工具合理性，又对其价值合理性作不懈的反思和追求，这也许是确保科技的合理发展和利用的正确途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表明了科学技术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巨大价值。它作为生产力的一个智能要素，构成了生产力不可缺少、日益重要的部分，无论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劳动资料的创造与更新、劳动对象的拓展，还是生产管理的现代化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此外，科学技术作为文化活动的成果，也是精神生产中的核心要素，科学家们产生出来的一系列新观念、新知识，构成了人类精神产品的典范；新的方法带动了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思维能力的增强。科学活动中形成的科学精神，更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所以，市场经济建设中，绝不能使科学技术单纯地成为一种工具（手段）。若将科技简单地推向市场，科技必然会完全沦为商品，科研活动成了某种交易。正在西方国家泛滥的“科学的市场经济综合症”以及由此造成的科学技术与人文文化的分裂，我们应引以为鉴。
　　“可持续发展”是个全球性的战略，各国、各地区的具体实践基础不同，选择、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突破口各有差异，但价值目标由传统转向现代是共同的、必要的。当前中国的发展重点是经济建设，切实走好“三步走”战略，而重新调整价值目标，更新实践模式，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广西社会科学南宁48～51B1哲学原理黄再萍20002000PP黄再萍　广西广播电视大学 作者：广西社会科学南宁48～51B1哲学原理黄再萍20002000PP

网载 2013-09-10 21: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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