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笔谈(续完)  民间文化保护、建设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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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3)03-0009-05
  目前,面对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元化,文化本土化的浪潮汹涌澎湃,声势浩大的中国民间文化保护与建设工作正在神州大地方兴未艾。这既是对时代潮流的一种回应,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生动体现。
  我们小时候唱少先队队歌,第一句话就是:“准备好了么?”我们现在要弘扬民族精神、发展民族文化,进行民间文化的保护与建设到底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我觉得,要完成这样一个大的历史使命,可能要做这样几种准备:一、关于思想的准备,这是观念性的、意识性的准备;二、关于人才的准备;三、关于资金的准备;四、关于技术手段的准备;五、关于市场的准备。这里,主要谈谈思想的准备。
  关于文化保护的思想准备,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是文化观念问题。到今天为止,人们对文化的定义已多种多样。有一位日本学者对文化的定义较简洁:“文化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这个定义比较明了,容易掌握,并一下子把文化推得非常广泛。但这句话对文化工作者、学者不一定很合适,因它不好做量化的、定性的把握。
  我们过去对文化的认识是什么?用汉字记载在文献里的东西是文化,十三经是文化,二十四史是文化,唐诗、宋词是文化,但是老百姓的语言、信仰、风俗一直都不是文化。文化人并不是指懂得怎么过节、怎么酿酒的人,而是指接受过学校教育的、掌握文字知识、而且是以吃这碗饭作为职业的人。这把文化理解得越来越窄,让文化越来越远离生活,远离民众,远离产业。那种学究式的、以“穷首皓发,索章摘句”来自充文化人的人,其实有的已经不再关心文化的存在,只关心学而优则仕,削尖脑袋去夺取权力和地位。我们有必要纠正过去对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重新把文化的一部分还原到生活当中,还原回与民众生存的质量有关的一种存在方式、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搞民间文化艺术就是要发现自己的个性,发现我们自己的天地,发现我们的空间。
  除了我们看惯了的泥人、面人、扇子、风筝、剪纸以外,是不是还有很多民间艺术不被我们当做民间艺术?过去,谁把斗蟋蟀当做正宗的民间文化?玩蟋蟀名虫,斗蟋蟀,人家认为你很俗气,其实,一点也不俗气。大俗的东西就是大雅,就看你把俗的东西认识到什么层次和你把它转化到什么层次。现在,中科院博士生导师吴继传先生的蟋蟀专业协会的工作,包括养蟋蟀及对蟋蟀罐子制作的物理性认识,如为什么南罐和北罐不一样呢?它们的湿度、它的土质有什么区别?前两天,有人在上海卖一个蟋蟀罐,卖了60万。这两天又爆出一个重大消息,一个罐子卖了120万。这个罐是明朝的,它既是个文物,还可以继续养蟋蟀。过去我们只抓不养,好的蟋蟀出现绝种;现在,吴继传先生专门研究蟋蟀繁殖的问题,人工繁殖以后放回大自然。目前,一只好的蟋蟀卖2万、3万,甚至5万、6万。自然科学和民俗并非无缘,关键看我们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用什么样的手段和眼光去认识它、装备它。关键是我们的出发点。
  我这里不由想起罗丹的一句话:生活里面不缺少美,关键是看我们有没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生活里不缺乏文化,为什么有人把酒文化玩大了?有人去玩瓜子?而有人抱了一辈子十三经也没抱出什么东西?我们要重新改变我们对文化的认识,改变我们的文化观念。
  50年的一切经验证明,中国每前进一步都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首先实现的是政治思想观念的解放。当时,我们要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人分三六九等、甚至与人斗其乐无穷等违背人性的、甚至违背大自然法则的僵化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改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党确立了思想解放的路线,整个国家为之一变。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经济思想方面的解放。我们过去的经济是计划经济,生产队长管全村的事。队长“越来越累”,天不亮就吹哨子,天黑了还在召开会议布置明天的工作,而社员“越来越懒”,天天学毛选也不管用。云南的苦聪族,在解放初期处在原始社会阶段,没吃没穿。解放后,人民政府请他们出来定居。“文化大革命”以后,包产到户了,没有人给他们计划经济了。原来有专门从汉族地区请来的生产队长给他们安排生活,包产到户了,哪有什么生产队长?没办法,走人吧,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但是,现在的森林和过去已经完全不一样。那时候的森林是丰富的,绿色底下覆盖着生命,覆盖着飞禽走兽,今天的森林被破坏得差不多了(包括西双版纳)。所以,只有从计划经济体制里面解放出来,才有生路可言。经济改革,就是要充分发挥国民的积极性,建立市场经济,实现中国经济的伟大变革。今天,民间的经济力量、活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国有企业。下岗的不是个体户,下岗的是国有企业职工。这次经济思想的变化,促进了我们国家经济的大繁荣、大发展。到去年,我们又成功实现和国际接轨。加入WTO后,我们可以成功地运用WTO来保护我们自己,并进入西方市场。
  第三次思想解放就是一种文化思想的解放。这次文化思想的解放,比政治思想的解放和经济思想的解放更深刻。它是触及灵魂的大变革。因为文化是我们灵魂的、价值观的、审美观的最本质的反映。文化要解决的就是中华民族的形象、自尊、自豪和生命的延续。而我们的经济、科技只是一种力量,而不是一种灵魂。文化观念的改变,必然带来我们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对文化本身重新的认识。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观念、文化思想大解放的时代。
  第二是文化主体性的问题。主体就是独立存在的、独立完成某种生命功能的结构体。它有自主性,有自己的尊严和存在价值。多年来,我们的文化主体长期受到冲击,长期受到破坏,长期不被承认。每次政治运动来了,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文化界,一次又一次。每次政治运动当中,倒霉的就是文化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文化变成一个邪恶的、倒霉的象征。不断冲击文化主体的结果,就变成中华民族想像力的空前枯萎,创造力的空前萎缩。
  今天,党中央把建设先进文化确立为“三个代表”中的一个内容,就是要重新确立在国家总体战略中文化的特殊性主体地位。我们翻一翻50年来的所有文件、所有着作,有多少像江泽民同志这样把文化作为一种主体、作为“三个代表”中的一个代表提出来的?没有过的!只要文化主体得不到确立,我们搞文化大省就不可能,我们要搞文化大区也不可能。因为不尊重知识分子,不尊重文化的主体性与尊严,必然导致文化一直被视做御用物,即某种特定阶段单纯帮助实现某种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的工具。
  文化和政治、经济有密切关系,但它还有自己主体的地位。文化离不开政治,也离不开经济,但在有这两种关系的前提下,文化还有它自己的主体性。长期以来,我们对文化人总是看不惯。文化人特别喜欢穿和别人不一样的衣服,留和别人不一样的头发,说与别人不一样的话,我们就觉得他与世不同,傲慢狷狂。这种对文化人生活个性、性格个性、文化个性的蔑视、不宽容,其根源来自于否认文化的主体性。大家都讲文化和艺术要创新。创新不能一个面孔。如果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是一样的东西,我们就没有个性了,我们就会是美国文化的载体。剪纸和泥人一样了,哪里还有什么剪纸和泥人?徐悲鸿的画和毕加索的画一样了,哪里还有什么徐悲鸿?艺术的特点之一就是个性化。要创造具有个性化的艺术,就必须有个性化的独创性的思维。这个个性化的思维和个性化的艺术是与一种具有个性化的主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不能盼着一个艺术家什么都“得、得、得”,什么都“好、好、好”,然后突然一鸣惊人,突然创造出非凡的伟大艺术作品。这是不可能的!张艺谋必然有张艺谋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才可能在国际影坛上频频露面。
  我们要尊重艺术与艺术家。只要艺术家遵守法律,遵守党纪,不危害国家安全,就要给他以自由的空间。要更好地尊重文化艺术的主体性,以充分发挥它的各种功能和各种可能。压抑状态下不会产生文化精品。
  第三是文化的本体性问题。文化有它自己的结构,有它自己的特点,有它自己的层次和规律。文化是纵横交错、分类复杂、层次丰富、特点鲜明、有规律可循、功能多样的结构体。仅就功能而言,它除了为政治服务、为经济服务,还有巨大的审美功能、认识功能。
  现在,很多政治家也在谈文化,也谈文化的重要,但一般都不是从文化的本体角度来重视文化,而是为了“政绩工程”。这是不行的。文化有它自己的主体。所以,我们在注重它为政治、经济服务的功能时,还要注重它审美的、教育的功能。当然,它的政治和经济的功能是首要的,每种文化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制度里。在一种文化里,有主流文化,也有反主流文化。近50年来,我们对待主流文化和反主流文化有很丰富的经验。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我们不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占领之类两极性的文化观很鲜明。但是,在这两者中间还有很多文化,它既不是社会主义的文化,也不是资本主义的文化。八月十五过中秋,苏轼有苏轼的感怀,郭沫若有郭沫若的浪漫,你说它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是封建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弄不清!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政治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界定一切文化。对于既非主流文化、又非反主流的中性文化,我们一直没有有效对付它的、处理它的、尊重它的、解决它的办法。改革开放以来,民俗学开始恢复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又开始活跃起来了,我们的办法比过去多了不少。但是,到今天,我们也没有一个比较权威的理论和方法处理这些混合态的文化。在文化的本体论里,我们对于这样一种中间文化不太清楚。我们这个时代,思想的模糊性和学术的模糊性都很强,更应注意这个问题。
  第四是文化伦理观的问题。我们说,文化要本土化,文化是多元的,文化和文化之间是平等的。这谁都会说。但是,我们在生活里是不是平等地对待了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不是平等地对待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是不是平等地对待了弱势的文化、弱势的艺术群体?中华民族被列强侵略压迫一百多年,我们渴望在世界上作为平等的一种文化和他们对话。一百多年来,哪里存在什么文化的平等交流!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就是文化的单流。先是西欧的流过来,后是东欧的流过来,再后是美国的流过来,一直流到现在。我们的东西什么流过去了?如果有,那也很微弱,微乎其微。人家每天有几万种、几十万种信息、技术、产品、商品包围你。我们的文化很少有平等交流的机会。所以,我们渴望中华民族的文化与世界文化并驾齐驱,这是对的。我们到了唐人街就兴奋,我们听见了新加坡中小学生必须通读中国历史就高兴,我们知道瑞典人由国家拿出钱,让华人华侨的后代学中国的母语就有自豪感。中国的文化受瑞典尊重了,受美国尊重了,受新加坡尊重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完全应该为它而庆贺!但是,在我们国家,我们汉族是主体民族,少数民族只占8%。对这样一个将近亿人的少数民族的文化,我们是不是从心灵深处已经改变了帝国体制下的那种蔑视?是不是已经开始在真正尊重藏文化、彝文化、纳西文化、蒙古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呢?是不是把它当做中华文化当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在尊重它、爱护它呢?我们应该真正地从骨子里爱护我们多民族的文化。我们民族长盛不衰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土地广大、民族众多,我们的渔猎、游牧文化融合到农耕文化里面,我们的巴蜀文化也融合到中原文化里。蒙古族统治中国近百年,满族统治中国二百多年。这一过程促使各民族文化的杂交与更新,使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生机勃勃。
  应该感谢中华民族拥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多种民族构成的文化结构,是它造就了我们中国文化的空前活跃性。在有关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对那些非自治的民族,我们要像中央政府、汉族同胞重视我们一样尊重比我们更弱小的非自治民族。文化伦理在中国长期很缺乏,只要我被尊重,只要我被抬高,就忘了尊重别人,尊重比自己还弱小的人。为什么文人相轻?也是因为我们没有解决文化的伦理。我们文艺界之所以存在各种各样帮派、宗派,除了有复杂的利益原因外,还因为没有平等的竞争观、发展观、存在观,只能有你没我。这个时代是强强联合的时代,是互动互补的时代,是双赢和多赢的时代。独吞独食的年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有的人总是再小的蛋糕也要独吃,这种观念很严重。我们要换一种思维,共同把蛋糕做大,然后每个人都相互尊重、共同享用。一枝独秀的地方,迟早会发生问题。文化平等了,政治的平等和经济的平等就可以最后实现。解放以来,我们在政治上平等了,经济上平等了,但文化平等还要继续努力深化,让文化平等为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服务。
  中华民族的文化要发展好,就必须慎重考虑我们的文化伦理观,清理这方面的观念。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建设文化大市、文化大省、文化大国就会产生负面效益。我们在文化上应该更好地尊重别的学科、别的专业、别的民族、别的地区。如果全国各省、各地区大联合,强强联合,互相补充,互相推进,就离我们的文化大国、文化大省、文化大市不再遥远。
  第五是文化关系问题。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这50年谈了很多,很多方面也谈得很透。但有时也将它们简单地等同起来。文艺是什么?文艺是消灭敌人的、打击敌人的武器。在战争年代,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它是有道理的。在和平的年代还能沿用这个吗?在我们已经取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里,坚持它就成问题了。文化肯定要为政治服务,有为政治服务的一面,但它还有直接为政治和间接为政治服务、以及为政治以外的东西服务的另外一面和好几面。文化和经济的关系,常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似乎文化是一个苦力,文化为什么除了搭台就不能唱戏了?文化为什么不能当导演、不能当观众呢?为什么这么不受尊重?文化本身是在发挥其多种功能、产生多种作用的,只是我们在理论上没有总结出来。文化的各个关系要很好地清理,这是推进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理性过程。
  第六是文化主权的问题。在过去封闭起来搞经济建设的时候,文化的主权不突出。主权是存在的主体的权力。主体是文化的时候,就变成了文化主权。主体是妇女的时候,就变成了女权。这种文化主权有三个内涵:第一是创造发明权。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我们创造发明的,难道是别人发明创造的吗?第二是所有权。我们创造的东西归我们拥有。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我们的创造权和所有权分离了,我们的文物被大量巧取豪夺、明抢暗拿,这包括我们的敦煌文物等。第三是阐释权。对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最具阐释权,而且这种阐释最具有权威性。我们的文化主权曾丧失了不少。日本的茶道是我们创造、我们所拥有的,但让人家弄走了,然后打着东洋文化的招牌在国际上兜售。巴基斯坦在80年代就出了30卷《格萨尔》,变成了国际《格萨尔》研究中心。维吾尔族的纳瓦依是我们新疆维吾尔族的诗人,在中亚建了有关纪念馆和资料库,而我们就没有。要知道我们国家有34个民族跨国而居,我们如果不赶紧把他们的文化调查、收集、整理、保护起来,我们的文化主权就要部分丧失。
  越是开放的年代,边疆越会处在前沿。过去很多落后的边疆现在正在成为热闹的地方。在这种热闹的地方,我们放弃了文化关注,将会带来遗患无穷。文化主权要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去认识它。文化主权是由文化的主体性带来的。我们应该正确地处理好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主权的问题、本土的问题、整体的问题等,虽然和我们的木雕、泥塑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一旦我们的泥人要走到国外参加展览,就会产生这些问题。
  我们的民间文艺,已经不能满足于在山沟里、村落里自言自语、自娱自乐。我们必须共享全世界。用文化共享达到社会经济各种目的时代已经到来。它要求我们把文化观念、文化伦理、文化关系、文化主权考虑得深一些。中华民族21世纪的文化应该是一种平等参与世界竞争的、不对世界别的民族的文化造成威胁、蔑视和冲击的一种文化。但它必须是一种充满自尊、自爱、自信的文化,是一种以能说中国话为荣、以能写中国字为荣、以熟知中国民间艺术为荣的文化。
  现在,香港、北京地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全方位的中国民间文艺普及工作,而且是从幼儿园开始做起,从小学开始做起。目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也正在策划编纂中国民间文学的、民俗的、艺术的教材进入小学、中学、大学。如果有一天外国人像考托福一样考我们中国传统的、优秀的民间艺术来中国学习、工作,我们这个民族就有救了。现在,我们有些人恨不得忘掉汉语,甚至恨不得明天就成为日本人,明天就拿到美国的绿卡,成为一个非中国人的、非华人的那种美国人后裔。那种自卑是由于我们文化的自卑带来的。我们民族的自尊应该建立到文化的自尊里去。
  我们政府的领导人、文化部门的领导人,一定要站在更高的、国家与民族命运的角度来做文化建设这一工作,而不是为了一点钱,不是为了一点政绩。
  本刊责任编辑注:“中国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笔谈共五篇,本刊第10期转载前三篇,本期续完。
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开封1~15G0文化研究白庚胜20032003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北京 100026  白庚胜(1957-),男,云南丽江人,纳西族,文学博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国际萨满文化学会副主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长。 作者: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开封1~15G0文化研究白庚胜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1: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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