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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当前出版工作的形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１９７８年全国出书１２５００种，出版社１０５家，到１９９５年出书１０１３８１种，出版社达到５６３家；过去出版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大基地，而现在江苏、浙江、辽宁、山东、四川、广东等，都形成了新的出版基地，有很大的实力，出了很多好书。从出版社布局来说，更加趋于合理。我们出版了一大批优秀图书，比如说《中国大百科全书》，２万名学者和众多出版工作人员历时１６年，终于完成。它虽然只是一部书，但从出版角度来说，一个国家高质量的百科全书的出版，既是一个国家科学研究水平的体现，又是一个国家出版水平的体现，这两方面如果达不到相当的高度，百科全书不可能编撰和出版。《汉语大字典》的出版在中国出版史上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原因就是原来收汉字最多的字典不是使用汉字的中国人编的，而是日本编的《汉和字典》，后来又有我们的台湾同胞编的《中文大字典》。我们的《汉语大字典》的出版，超过了前两本书的质量，成为收汉字最多的字典，这里很有政治意义的。《汉语大词典》收词条３７万，是当前规模最巨大的汉语词典。还有我们自己编的中文版５０卷《列宁全集》，正在编的《马恩全集》，这标志着我们对马列着作的出版达到了新的水平。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中文版《列宁全集》是我们自己根据列宁着作的原文重新编辑；《马恩全集》也是把搜集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各种文字的底稿，由我们自己编辑。这两个版本意义重大。还有许多自然科学的着作，诸如《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工程控制论》、《中国土壤》、《泌尿外科》、《中国矿床》等等，都达到或超过了国际水平。谈这些情况，说明我们出版工作的进步。想想６０年代，外国出版代表团无论赠送我们多大部头的辞书工具书，我们所能回赠的只是一本《新华字典》，我们自嘲说“大国家，小字典”。今昔对比，真是天壤之别。我们年出书１０万种，如果从绝对数字看，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是值得高兴的，但是只要我们透过表面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就可以看出陷藏在大数字背后的问题。
　　第一，对出书总数的分析。日本年出版新书虽然只有４万种，但年再版书却高达２０万种，可供书目多达３０万种。德国年出版新书虽然只有５万种，但年再版书多达３０万种，可供书目达７０万种。再版书与可供书的多少，说明了图书质量和市场的供应能力，标志着出版业的总体水平。我国图书再版率１９９５年达到４１％，这是创记录的数字，但这个数字还包括教材在内，去掉教材所占有份额，恐怕只有３０％了，以１０万种计算，只有３万多种。我们的可供书恐怕也只有１０万余种。
　　第二，对生产要素与生产数量的分析。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５年，出版社由１０５家增加到５６３家，增长了４３６％；而反映生产实物量的总印张数不过从１３５亿印张增加到３１５．４１亿印张，增长１３４％；总印数从３７亿册增加到６２．６亿册，只增长６９％。生产要素的扩张远远大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粗放型增长的特征十分明显。
　　第三，从图书的平均印数来分析。１９８５年总共出版图书４与６０３种，总印数６２亿册，１９９５年总共出版图书１０１３８１种，总印数６３．２２亿册。１０年间，图书年出版品种增加了１倍多，而总印数基本持平，说明图书的平均印数下降了１倍多。
　　第四，从发行情况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各出版社对发行工作都十分重视，自办发行、参加书市、推销员直销，多种手段，不遗余力，而书并没有真正送到读者手中。我们年出书１０万种，可供书目１０多万种，一般县级书店平均备货不到３０００种，省会城市书店大门市，多的备货３万种，少的也就１－２万种，绝大多数图书并没有真正进入市场。
　　第五，从编辑队伍来分析。年出书１０万种，编辑不到２万人，不成比例。编辑培养不够。英国全国有１０多所高等院校设编辑专业，仍不能满足需要，还大力开展社内培训、假期培训以补充。我们只有两所大学有编辑专业，每年毕业人数有限。编辑队伍一是“先天不足”，缺少专业训练，靠实践摸索，口耳相传；二是“后天营养不良”，编辑整天忙于工作，培训不够，得不到及时充电，更新知识，时间一长，能力下降，思想麻木，接受新鲜事物迟钝，策划选题水平可想而知。
　　第六，从管理方法上分析。我们许多出版社的管理方法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如果说对全国出版改革大的思路，一家出版社很难作主，但在出版社内部，完全可以大胆进行改革。现在我们的出版社编辑人员应有皆有，编辑室的设置小而全，什么都想做，什么都做不来，“大锅饭”、平均分配，不称职的人调不走，需要的人进不来，明显带有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模式。
　　从以上六点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出版业整体水平还是不高的，我们的发展还主要靠出版社总数的增加，也就是靠规模的扩张，而日本、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主要靠再版书的增加，也就是靠内涵发展。我们的出版业生产要素的数量扩张远远超出生产效率提高的比率，客观上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路。在这样的产业基础上，出版工作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处理不当又会产生连锁反应。出版社增长过快，缺少合格的经营管理人才和编辑人才，致使图书的整体质量难以提高；不少出版社追逐经济效益，抢热门选题，造成品种重复，同样内容的图书几十种、上百种，而相当多的学术着作出版困难；在这种广种薄收、不顾质量的情况下，拜金主义抬头，买卖书号、非法出版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出版业健康有序地发展，严重地影响了图书的质量。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出版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和发展。
　　严峻的挑战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对出版业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不努力提高质量和效益，就难以胜其重任。
　　２．从出版社来说，出版业面向市场以后，如果不走内涵发展的道路，不努力提高质量和效益，就缺少竞争能力，难以生存和发展。
　　３．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出版物市场将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世界出版物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出版物不但要走向世界，不但要和世界上名牌出版公司竞争，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在国内市场上同外国的出版公司一比高下。
　　面临这三大挑战，我们如何加大改革力度，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体现出版工作自身发展规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体制，迫在眉睫，不容怠慢。
　　 二、深化改革，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促进出版工作繁荣
　　１．制订战略。一方面是严峻的形势，一方面是艰巨的任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出版工作提出的要求。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１９９３年署党组提出了“推动整个出版业的发展从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的思路，这个思路的核心是提高出版业的质量和效益。以“阶段性转移”这个醒目的、令人深思的口号，把发展战略摆在每个人的面前。正在这时，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提出的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思想，给中国出版业指明了方向。第一个根本性转变是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指生产关系的转变，是改革战略，是“体制转轨”。第二个根本性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指生产力发展的途径、方式的重大调整，是发展战略，也可以说是“增长转型”。体制转轨与增长转型相辅相成，给我们国家的改革展示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前景，也为我们的出版改革指明了方向、途径和办法。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思想，深化了我们对出版改革的认识，坚定了我们执行阶段性转移的信心。因为阶段性转移强调的是优质高产、控制数量和规模，它和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一致的，而阶段性转移的完成必将促进出版业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出版工作实现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是什么呢？核心就是出版物质量的提高。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条：从图书的数量来说，国家、读者需要的图书基本得以满足，教学、科研、创作达到出版水平的成果基本得以出版；从图书的结构来说，基本达到结构优化，各个方面规模合理；从劳动与资本投入来说，用最少的投放，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多的成品；从增长的途径来说，将从主要依靠规模的扩大、生产要素的增加转为对现有生产基础进行改造、扩建、兼并和联合，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科技进步对出版业发展的贡献度。
　　经过两年多的实践，阶段性转移的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具体表现为两组数字，即两减两增。“两减”是图书品种总量１９９５年比１９９４年下降２．４％，新书品种下降１５．２％；“两增”是重版率达到４１．６％，比１９９４年增长１０个百分点，总印数增长５．２％，达到６３．２２亿册。“两减”，说明对规模的控制有了起色，“两增”则标志着出版业质量的提高。这个成果尽管还是初步的，但毕竟是经过十几年规模数量飞速增长第一次得到控制，令人高兴。
　　２．转变观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需要重新认识，重新估价。第一个大的变化，就是经济体制的转变给我们带来的思考。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改变了按照人为设计的计划发展的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许许多多新问题，给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事新闻出版管理工作的新闻出版署，担子更重，工作更复杂。因此，随着经济体制转变，人的观念也需要改变。跟上这个变化，我们才能了解读者想什么，社会需要什么，才能根据变化的新情况，策划选题，出好书。
　　第二个变化是经营方式的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走高效、优质、低耗的路，过去那种“大拨轰”、“大锅饭”不行了。由于技术进步，高科技的迅速发展，机器跟不上，没人买；人跟不上，被淘汰；国家跟不上，被打败。在这种形势下面，还是“人海战术”，还是扩大规模，盲目上项目，铺摊子，必然落后，被淘汰。
　　第三，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人们的观念在变化。在这方面少年儿童的表现最明显。比如，现在的孩子对《高玉宝》一书的内容就不理解。周扒皮为什么学鸡叫，用闹钟不就行了吗？长工为什么一定给周扒皮干活？吃不饱饭，吃肯德基、麦当劳嘛！围绕这些变化，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我们应该正确地认识这些变化，并通过出版物给人们以正确的导向。这也要求我们转变观念，制定好选题。
　　３．设计规划。在设计和执行“八五规划”时，我们有不少体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起到了示范和导向的作用。规划中重点是什么，规划中选题的结构如何，以及数量多少，规模的大小，都会起到导向和示范作用。二是国家制定重点图书规划，带动了各级图书规划的制定。图书“八五规划”的制定，结果是出版社有社的规划，省有省的规划，最后是国家的规划。这就形成了抓重点图书的网络，形成了全国上下追求重点、追求精品的氛围，一定会促进整个出版事业的繁荣。三是确实出了一批好书，列入国家规划的图书出版后普遍反映很好，很多获奖图书，都是“八五规划”中的项目，这些图书的出版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八五规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国家制定的第一个综合性规划。既然是第一个，在制定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就会有许多遗憾。比如，很多出版社在申报选题时追求规模、数量，产生攀比现象。计划确定后，又没有条件完成，不得不中途下马；再如，对普及读物重视不够，对国家计划认识上有片面性，认为国家规划，就得是大部头，几十卷、几百万字；制定的方法上，主要依靠自下而上，缺少自上而下的环节。这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我们的认识以及经验不足造成的。
　　制定“九五规划”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根本指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指导思想要体现在选题的重点上。“九五规划”的重点是加强、深化、拓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图书；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各种重要问题研究的图书；优秀的通俗普及读物，特别是优秀的科普读物；优秀的文艺作品和少儿图书。
　　其次，“九五规划”要有时代感。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本世纪末和２１世纪初的奋斗目标作出了比较科学、完整的概括，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我们制定“九五规划”应该面向２１世纪，把目光定位在２１世纪。在未来的十几年内，我国人民的生活将由温饱进入小康；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技术竞争更加激烈；经济增长方式将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际关系中竞争与合作、矛盾与协调、斗争与妥协将更加错综复杂。在这种大的背景下面，我们应该更加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要用符合社会发展、时代需要的新观念，努力把我们的图书同这样一个时代结合起来，与当代思想结合起来，与现代科学的进步结合起来。
　　第三，我们的图书要努力做到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的高度统一。好书不是书架上的摆设，不是库房里卖不出去的存货，好书要有人买、有人看。为此，我们要大胆开拓，努力创新，写别人没有写过的内容，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形式，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用千变万化的出版物和始终如一的价值取向，反映今天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第四，要处理好“雄心壮志”与“量体裁衣”的关系，反对“广种薄收”，主张“精耕细作”。数量并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出版社出版水平的最重要标志。数量与质量，规模与效益，要有合理的比例。在安排计划时，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量体裁衣，扎扎实实地实现规模数量向优质高效的转移。
　　第五，在制定规划的方式上采取“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原则。“自上而下”方面的选题，要尽量征求科研、高校方面的意见，要把国民经济与社会各界的重大科研规划与“九五规划”衔接起来，充分反映社会各界的研究成果，努力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自上而下”这一块要能更鲜明地体现导向作用。
　　４．建设队伍。抓出版繁荣，必须有一支优秀的队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最为关键的。从策划选题、编辑加工、印制发行，到修订再版，没有一个环节不是靠人去完成的，只有优秀的队伍才能作出优秀的成绩。队伍分两个层次，一是出版社的领导班子，一是出版社的编辑队伍，两支队伍的关键是领导班子。领导班子的同志要讲政治，懂业务，联系群众，勤政廉政；要团结协作，共同为事业奋斗。“要出精品书，先有精品人”，这是为精神产品生产广为证实了的至理名言。
　　我们应该明确一个道理，那就是编辑与作者不同。作者有创作的自由，但编辑是代表党和政府掌握出版权力的人，出版社是党和国家的文化宣传舆论阵地，编辑和出版社必须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决定弃取，有把关的责任。现在的问题多出在两个方面，要么“不把关”，要么“把不住关”。“不把关”，因为把关人在思想认识上或潜意识中与错误思想一致或默契，他把关的标准是非颠倒：“把不住关”，这方面的同志多半因为思想理论水平和业务知识所限，根本就发现不了问题，把不住关。
　　有鉴于此，我们一定要加强编辑队伍建设，对即将从事出版工作的同志采取持证上岗制，有合格证，才可以作编辑。对已上岗的老同志，要进行岗位培训，补课、充电和加油。
　　 （作者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
　　
　　
　　
新闻出版天地南昌4-8Z1出版工作、图书评介杨牧之19971997 作者：新闻出版天地南昌4-8Z1出版工作、图书评介杨牧之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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