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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I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365 （2000）02—0057—09
　　所谓“实践美学”，简而言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为基础的中国当代美学思潮；稍详言之，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以社会实践（物质生产劳动为中心）为基点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中国当代美学形态和美学思潮。它肇始于50—60年代的中国美学大讨论；形成于80年代的中国“美学热”之中，90年代正处于不断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的沉思状态，有些早期代表人物已经悄然易帜，有些曾经信奉鼓吹者从营垒内部冲杀出击，但也有许多人正在孜孜不倦地进行实践美学的完善和深化的研究，形成了一些卓有建树的流派，如以蒋孔阳为代表的复旦大学学派，以刘纲纪为代表的武汉学派，以周来祥为代表的山东大学学派，以聂振斌、滕守尧为代表的北京学派等等，成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潮流中的主潮。当然，它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股要求超越实践美学的“后实践美学”思潮正在兴起，它包括超越美学、生命美学、体验美学（修辞论美学）、存在论美学等。应该说，这是美学发展的正常现象，也正酝酿着中国当代美学新热潮。因此，作为实践美学的拥护者和研究者，我想首先提醒大家注意，实践美学并不是一种“传统的”或“古典的”的美学形态，而是一种中国美学的真正当代形态（不仅是时间意义上），是超越传统的或古典的美学的开放体系。
　　　　　　一、如何评价实践美学？
　　所有主张应该超越实践美学的学者们，对于实践美学都是在肯定了某些方面以后作了根本性否定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讲，他们的部分肯定和根本否定都是不准确的。他们忘记了，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给了实践美学超越传统的或古典的美学的巨大潜力，尽管目前实践美学在许多具体环节上还有许多有待完善和深化的地方，但是，它在哲学基础上却是最具当代性和生命力的，足以超越传统和古典美学，也有能力融合中西美学，吸取当代各种美学的精华，形成一个不断自我组织的开放体系。因为实践美学，正如它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一样，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体系，它不是结束了真理，而是打开了通往真理的道路。列宁说得很好：“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注：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历史唯物主义》（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71页。）”恩格斯也说过：“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总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路）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注：《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恩列斯毛论历史唯物主义》（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45页。）因此，严格地说，实践美学正在不断的建构之中，还未到被“超越”的时候，而且，“后实践美学”中的任何一个建构体系的逻辑起点（杨春时的生存，潘知常的生命、王一川的体验、张弘的存在等）不仅都不如“实践”更具超越性和开放性，而且在与马克思主义同时代人那里，在克尔凯尔、海德格尔那里，在狄尔泰尔、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奥伊肯那里，在狄尔泰、伽达默尔那里，在萨特、哈贝马斯那里，都被不那么成功地演绎了一番，而并未能“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即使像后现代主义最激进的解构主义也不能完全颠覆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实践美学，却只能促使它们更广阔地吸取各种信息负熵，以不断地自我调节和自我组织，随着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发展，必然地改变自己的形式，开辟新的发展道路。
　　但是，主张“超越”实践美学的学者却看不到这个基本事实，在部分肯定和根本否定上都有失偏颇。
　　先看他们的部分肯定。
　　潘知常说：“中国当代美学已经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它把实践原则引入认识论，为美学赋予以人类学本体论的基础，并且围绕着‘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然的人化’）这一基本的美学命题，在美学的诸多领域，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开拓。”（注：潘知常《实践美学的本体论之误》，《学术月刊》，1994年第12期，该文注释中明确指出：“因为中国当代美学的主流是实践美学，故本文的‘中国当代美学’主要指的是实践美学。”此段话亦见潘知常《反美学》，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231页，注84。 ）这种肯定的偏颇之处在于：第一，它仅仅指出实践原则的局部意义，而有意模糊了实践观点给哲学和美学带来的革命性变革。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否坚持“实践”的观点，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与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一切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这样写着：“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情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参见《马恩列斯毛论历史唯物主义》（上），第 261—263页、第285—291页，第200页。）这就是说，实践观点对于哲学和美学，并不仅仅是认识论的一条原则，或者本体论，某一个基本美学的命题、美学的诸多领域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开拓，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是自然观、历史观（世界观）整体上的革命。这种革命，把事物、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gegenstandliche］活动， 从而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超越了理解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对立；它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从而超越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超越社会与个人的对立；它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从而超越了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超越了现象与本质、现实与理想的二元对立；并且向历史和未来敞开了自身，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划时代的发现”，“改变自己的形式”（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恩列斯毛论历史唯物主义》（上），第41页。）。第二，这种肯定是以偏概全，以静代动，并未把握到实践美学的实质，因为它把“人类学本体论”当作实践美学的重要理论贡献。其实，人类学本体论不过是实践美学中李泽厚派的一个观点，并未成为实践美学的各派共识。而且，人类学本体论主要在80年代广为流传，但很快李泽厚本人就从心理本体、情感本体上来变更人类学本体论，充分暴露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修正和偏离。鉴于人类学本体论本身固有的这种不足，从其一诞生起就受到实践美学其他派别的委婉批评，刘纲纪多次指出他所主张的实践本体论与李泽厚的人类学本体论的区别（注：见刘纲纪《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2—113页。）。人类学本体论，不仅是个含糊不清的称谓，而且李泽厚在90年代以后的美学观点也已证明它已把社会本体论心理化、情感化了。以这种含糊不清且最终背离实践唯物主义的人类学本体论来概括实践美学的“空前的成就”，当然就是不准确的。即使人类学本体论最终不被首倡者心理化和情感化，也只能代表某一时期的主要观点，不能概括实践美学的根本本体论基础。如果站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如此总结，似乎还可以勉强说得过去，但是，潘知常在90年代中来进行总结，却不是实践本体论，而偏要把人类学本体论作为实践美学本体论基础的成就来评价。这就是既不准确，又有一定的用意的。我认为，这里的用意就在于，把脱胎于康德哲学的人类学本体论作为实践美学的本体论基础，从而进一步确定实践美学隶属于“传统美学”（或“古典美学”）的范畴，为他的生命美学“超越”传统美学作铺垫。在《反美学》中潘和常在批评实践美学的论述之前说：“作为传统美学的一种特殊形态，中国当代美学的‘显而易见的开端’同样是一种理性主义，在此基础上，它还形成了一种主体性原则的特殊形态：‘实践’原则。”（注：潘知常《反美学》，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209页。）这就是非常明白的了。
　　杨春时对实践美学作了三点肯定：“首先，实践美学克服了传统唯心主义美学的直观性和片面的主观性。”“其次，实践美学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美学（包括‘自然派’美学）的直观性和片面的客观性。”“实践美学还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哲学的美学（包括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主客对立二元结构，以实践二元论取而代之，从而为解决美的主客体性问题铺平了道路，”（注：杨春时《生存与超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1页。）这些部分肯定， 同样是把实践美学的历史功绩和合理性仅仅有意地局限于传统美学的范围之内，意即指实践美学只是对传统的美学观点作了部分克服，“它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美学的局限，但仍然保留了古典美学的某种基本特征，尤其是古典美学的理性主义。”（注：杨春时《生存与超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1页。）
　　阎国忠说：“实践美学同样是立足主客体二分法来看待审美活动的，因此从根本上没有脱出古典美学的框架，但是它在许多方面又不免引起人们对古典美学的怀疑和对审美的现代意味的思考。它在美学上的贡献大致可以归纳如下：第一，它把美学探讨的中心从静态的美在何处，引向了动态的美是怎样发生发展的，从而大大推动了审美社会学的研究；第二，它把实践概念引进到美学，而实践概念是历史概念，这就使美学超离认识论成为可能；第三，它的理论指向直接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人的本质，人的尺度，人的创造力等，于是人本身成为美学的最大课题；第四，美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抽象的概念的争论，而与人的生产劳动、自然环境的观赏以及艺术创作活动等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第五，它引发了人们对研究马克思经典作家的美学着述，特别是马克思的经济学着述的兴趣，马克思主义美学脱离了带有旧的唯物主义色彩的阴影，形成了新的特有的概念。（注：阎国忠《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08页，第410页。）”这充分说明了，阎国忠对实践美学的肯定同样是在传统美学的范围之内作文章，而且也是仅以李泽厚作为整个实践美学的总体代表，而忽视了实践美学的根本成就在于造就了超越传统美学的开放体系，也看不到实践美学在90年代以来的发展，把实践美学锁定在60年代和80年代的静态点上，说“它本身虽然没有超出古典美学的范围，但是它却培育了超出古典美学的若干现代因素，从而为我国美学迅速地跨进到二十世纪及二十一世纪成为可能。所谓超越美学、生命美学、体验美学的提出，或许可以作为一种例证。”（注：阎国忠《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08页，第410页。）这就是说，作为古典形态的实践美学已经不可能超越古典美学本身，必然要被超越美学、生命美学、体验美学等“后实践美学”所超越、取代了。
　　这些部分的肯定，蕴含着潜在的否定。而他们的根本否定方面，则是直接、全面、根本地否定了实践美学。潘知常说：“中国当代美学的‘显而易见的开端’，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实践’原则和‘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然的人化’）这一美学命题是一种理性主义。”“‘目的论’的思维方式和‘人类中心论’的文化传统，同样构成了它的内在根据。”（注：潘知常《实践美学的本体论之误》，《学术月刊》，1994年第12期。亦见《反美学》，第209页。）
　　杨春时列举了实践美学的十大根源于理性主义的严重缺陷：“第一，实践美学残留着理性主义印记，把审美划入理性活动领域，从面忽略了审美的超越性特征。第二，实践美学具有现实化倾向，把审美划入现实活动领域，从而忽略了审美的超现实特征。第三，实践美学强调实践的物质性，因此，由物质实践出发来考察审美，就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审美的纯精神性。第四，实践美学强调实践的社会性，仅仅从社会活动角度考察审美，从而忽略了审美的个性化特征。第五，实践美学虽然从实践本体论出发，以对象取代实体范畴，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主客体对立的二元结构，从而为解决美的本质和主客观属性问题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在实践水平上主体与客体只能达到相对的统一，主客体的差异仍然存在，因此，并未彻底克服主客二分的二元结构。第六，在实践与审美关系上的决定论模式。第七，实践美学以实践为本体论范畴，本体被客观化、实体化，因而不能彻底克服片面的客观性和实体观念。第八，实践美学强调了实践的生产性、创造性，从实践范畴出发，就必然导致片面肯定审美的生产性、创造性，忽视审美的消费性、接受性。第九，实践美学以实践本体论为哲学基础，而缺乏解释学（即传统认识论）基础，因此其理论体系是不完备的。第十，实践美学由于实践范畴的局限，存在着以一般性取代特殊性的倾向，因而不能揭示审美的特殊本质。”（注：杨春时《生存与超越》，第153—158页。）
　　张弘说：“实践论美学的致命错误，即抹煞了审美活动（同样也可称为审美实践）和生产劳动等其他社会实践的根本区别。这样一来，实践论美学看似十分辩证，却恰好忘记了辩证法的精髓——对特殊性与差异性的把握。”“实践论美学恰恰在一系列的对立统一中，实际否定了美与审美的个别性。”“实践论美学的另一根本问题，是其理论出发点的内在矛盾。”“它在致力于调停主观客观、感性理性、必然自由等一系列矛盾与对立的同时，等于前提已默认了这些二元对立。这一点当然与它潜在的理论出发点有关。它所做的，不外是以新的中介为基点，来再度进行二元对立的综合。不同的只是，社会实践作为中介，代替了康德的的先天判断力、谢林的先验唯心直观，乃至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等等。而古典美学的二元论基座及格局，并未受到根本上的触动。尽管实践论美学标榜自己（不少人也这样认为）以实践一元论取代了传统的二元论，但从这点来看，判定实践论美学仍属于传统美学，并不为过。”（注：张弘《存在论美学：走向后实践美学的新视界》，《学术月刊》，1995年第8期。）
　　阎国忠则说：“实践美学的根本问题是试图以实践（物质实践）解释所有的审美现象。而审美从根本上说却不属于或不完全属于实践的问题。实践美学应该和能够告诉人们的是，作为审美的客体，包括自然的、社会的、艺术作品中的，是从哪里来的；人作为审美的主体是怎样生成的；人何以能够通过生产劳动创造出审美客体，又何以能够从他所创造的审美客体中获得一种愉快。但是，美学所要追索的问题主要不是这些，而是美是什么；审美如何成为可能；在美感的一刹那中，审美主体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美感的快慰是什么性质的，它与快感有什么不同；审美活动与认识活动、道德活动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等等。所以，实践美学并非本真意义上的美学，充其量只是对美学的有关问题作出了历史的和社会学的解释，或者更深一层说，是为美学提供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注：阎国忠《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08页，第410页。）
　　从以上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对实践美学进行根本否定的主要观点来看，它们都是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误读、误释、误解的基础上，给实践美学贴上了“传统的”（“古典的”）标签，然后就轻易地加以了根本否定、消解。它们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实践美学正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基础的超越性和开放性，而成为一种超越传统美学的开放体系。当然，它们也可以从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学出发，认为一切阅读都是误读，一切解释都是以我的“先见”为基础的误释，一切理解都是文本的视界与我的视界的“视界融合”的误解，那么，我们的对话就成了“后实践美学”的霸权主义的话语的独白。因此，我们希望，对于实践美学的评价仍然应该具有客观的基础——回到马克思，回到实践美学的发展中的理论。
　　具体说来，对于实践美学的评价应该从马克思关于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规定和论述出发，并根据实践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有关着述，在实践美学从60年代，经过80年代直到90年代的具体发展中来考察实践美学的是非功过。然而遗憾的是，从以上所列举的几位学者关于否定实践美学的论点来看，他们评价实践美学是从一个前定的框架出发，把种种标签往否定对象上硬贴。在他们看来，理性主义、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的“二元论”，目的的论思维，人类中心论，强调审美的现实性、物质基础、社会性、客观性等等就是“传统美学”（“古典美学”），然后从实践美学的初期代表人物的着述中引出某些可以见出以上这些“传统的（古典的）”美学的特征的例句，甚至根据自己的任意解释，抓住一点，不顾及实践美学及其各位主要不同时期代表人物的整体，就宣布“实践美学仍然停留于古典阶段”。（注：杨春时《再论超越实践美学》，《生存与超越》，第107页。）
　　这里我们暂且不论实践美学是否是理性主义、二元论、目的论、人类中心论这类标签所能框住的对象，只想先提一点疑问：是否论及或强调了理性，就一定是理性主义？是否从一系列相对的因素（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必然与自由……）出发来论述问题，就一定是二元论？是否论述了人的审美活动与人的目的或合目的性有关就一定是目的论？是否从人的实践出发论述审美和美（艺术）与人密切相关就一定是人类中心论？是否只有一边倒地突出审美的纯精神性、个人性（个体性、个性性）、非理性、精神的超越性、精神的自由性等才称得上是“现代的”美学，才是唯一正确的美学？是否只有从生存、生命、存在、体验等含糊不清的抽象的东西出发才能构建出“现代的”，“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美学？恐怕在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超越美学、生命美学、存在美学、体验美学等等也都不过是“古典的”，“传统的”美学，但是，这些“后实践美学”又无法挤进“后现代”的行列，因为在“后实践美学”的主张者看来，中国的文艺（理应包括更滞后的美学）至今还停留在“近代的”水平上，所以“后实践美学”应该给自己贴什么样的标签也就大可怀疑了。
　　因引，要正确、全面地评价实践美学，还是应该多做事实的分析，少贴各种标签。
　　至于说实践美学“是为美学提供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这种观点不仅不能否定实践美学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应该说正是由于实践美学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引入了美学，才使得世界美学和中国美学产生了革命性变革，由传统美学转向现代美学，不断超越德国古典美学为主要代表的传统美学，向未来的发展敞开了更为宽广的道路，尽管由于时代和历史使命的要求，目前实践美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历史的和社会学的层面，但是90年代以来，实践美学的主要代表正在为完善和发展实践美学体系进行着艰苦的努力，而且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只要去看看蒋孔阳的《美学新论》，刘纲纪的《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周来祥的《再论美是和谐》等着作即可发现实践美学不仅在审美社会学方面，而且在审美心理学、艺术美学（心理学美学、艺术哲学）等方面都有了许多新的研究和拓展。再说，从多视角、多文化、全方位的观点来看，所谓“本真意义上的美学”本身就是一个可疑的概念。按照我的观点，美学是以艺术为中心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科学。它应该研究审美主体、审美客体和审美创造，并且围绕着艺术这个中心来进行研究。那么，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文艺学的、各门自然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都可以运用到美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之中去。因此，如果一定要定一个美学的“本真意义”，关键就在于要集中研究审美关系或者说以艺术为中心研究审美关系。不然的话，用一句美学界的时髦的话来说，那就是，美学至今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还处在前科学甚至潜科学的阶段，岂独实践美学还不是“本真意义上的美学”？或者还可以说，正是实践美学运用了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才可能使美学超越“前科学”和“潜科学”成为“本真意义上的美学”，正如历史唯物主义使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成为真正的科学那样。
　　收稿日期：1999—12—08
云梦学刊岳阳57～65B7美学张玉能20002000本文认为，90年代在中国热闹一时的要求超越实践美学的种种观点，对于实践美学未能作出公允全面的评价，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误读、误释、误解的基础上，给实践美学贴上了“传统的”（古典的）标签，而不知实践美学正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基础的超越性和开放性，而成为一种超越传统美学的开放体系，而且正在开辟着更加广阔的通向美学奥秘的道路。实践美学/超越传统美学/开放体系/实践/实践的自由/审美关系　　practical aesthetics/surpass/opening system余三定　　　　　　PRACTICAL　 AESTHETICS:　AN　 OPENING　 SYSTEM　　SURPASSINGTRADITIONAL AESTHETICS　　Zhang YunengBy　criticising　the　main　viewpoing　of　 Post - practicalAesthetics,the author asserts that practical aesthetics is　anopening system that has surpassed the　traditional　aesthetics.Therefore,practical aesthetics has shown its strong vitality.张玉能，男，1943年8月生，江苏南京人。1987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博士生导师，中华美学学会理事，湖北省美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社联委员，从事美学原理、西方美学、审美心理学的科研和教学。主要着作有：专着《美学要义》、《审美王国探秘——席勒美学论稿》、《西方文论思潮》、教材《美学理论》，参编蒋孔阳主编《西方美学通史（七卷本）》第四、五卷，译着《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与美学文集》、《席勒散文选》、《德国古典美学》。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政编码：430079 作者：云梦学刊岳阳57～65B7美学张玉能20002000本文认为，90年代在中国热闹一时的要求超越实践美学的种种观点，对于实践美学未能作出公允全面的评价，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误读、误释、误解的基础上，给实践美学贴上了“传统的”（古典的）标签，而不知实践美学正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基础的超越性和开放性，而成为一种超越传统美学的开放体系，而且正在开辟着更加广阔的通向美学奥秘的道路。实践美学/超越传统美学/开放体系/实践/实践的自由/审美关系　　practical aesthetics/surpass/opening system余三定

网载 2013-09-10 21:5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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