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创立了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在建国后得到了进一步应用与发展。虽然中间曾有过一段曲折，走过一段弯路，但仍无损于这条思想路线的光辉。特别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使这一思想路线又添新的光彩。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继承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深入地研究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建国后的应用与发展的过程，对于进一步认识国情、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自觉地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一
　　建国初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1〕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在实践中得到了贯彻， 而且在理论上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而丰富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涵。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运用实事求是这一真理领导我们继续前进。”〔2〕
　　七届二中全会运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实际出发，为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制定了正确的方针、路线。实际上，七届二中全会开始了两个转变，一个是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一个是由战争到经济建设的转变。这两个转变的思想，特别是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是中心任务的思想，成为建国初期的指导思想。全会要求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来确定工作任务。毛泽东指出：“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是不同的，党的工作任务也就必须有所区别。”〔3 〕不仅南方和北方不同，而且城市和城市、农村和农村也必须有所不同，这充分体现了革命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的统一。
　　七届二中全会以我国经济的基本状况为出发点，制定了建国初期各项经济政策。毛泽东指出：“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回答呢？我们认为应当这样地来回答。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4〕毛泽东提出的从中国国情出发来制定战略、 策略和政策的重要任务，是建国前后我党处理一切问题的准则和依据，对于纠正和防止“左”右倾向产生了重要作用。薄一波说：“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毛主席阐明了一系列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精辟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和党在革命胜利后所应采取的方针，既反左，又反右，处处闪耀着实事求是的唯物辩证法的光辉，为如何由农业国变工业国绘制了一幅清晰的蓝图。”〔5〕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充分认识到建国初期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任务的艰巨性，及时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任务和“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这些任务的提出，充分体现了我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是七届三中全会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毛泽东在报告中再次申明我们党团结资产阶级和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批评了党内一部分人的急躁冒进情绪，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6〕
　　从1950年到1952年，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在这些繁忙的运动中，党中央正确处理政治运动与生产建设的关系，始终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为中心任务。正因为如此，建国初期频繁的政治运动不仅没有影响生产活动反而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短短的三年内就顺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创造了在战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典范。
　　在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及时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问题。他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7〕这表明， 毛泽东已在开始思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了。“他认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需要采取逐渐推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政策，一步一步地向前过渡，即使社会主义因素一年一年地增加，争取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完成这一过渡。而不是等到10年到15年以后，才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向资产阶级全线进攻的突变。”〔8〕到1953年6月基本形成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内容。1953年12月形成了完整的表述。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把马克思、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同中国当时的实际相结合，在借鉴苏联的经验及总结中国的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不仅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而且反映了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曾指出：“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9〕
　　针对建国初期历次运动中出现的或“左”或右的现象，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提醒全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主观主义，防止犯“左”倾或右倾的错误。1953年1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10〕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是主观主义的重要表现，是党政干部脱离群众、“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工作忽左忽右的主要根源。克服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避免了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就能保证党的方针路线的贯彻执行。于是在1953年开展了一个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斗争。
　　毛泽东还在阐发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多次提醒全党要谨慎从事，防止急躁冒进，避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他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要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犯过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右的也有‘左’的。陈独秀、张国焘是右的，王明是先‘左’后右。延安整风的时候，集中反了教条主义，附带反了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主观主义。理论与实际不结合，革命就不能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主观主义，急躁冒进或保守，都是不按实际情况办事，都是主观主义。不反掉主观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不会成功。……希望不要用很长的时期，基本上把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反掉，努力使主观与客观相结合。”〔11〕1953年开展的“新三反”斗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使全党端正了思想路线，统一了认识，从而在胜利面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为全面贯彻实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打下了坚定的思想基础。
　　实际上，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都非常陌生。但是，我党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引，能够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苏联的经验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总之，在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正确的。只是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在对农业、手工业和个体商业改造上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这都是没有很好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造成的。当然，这些问题是不能与我们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的。
　　　　　　二
　　1956年，毛泽东和党中央认真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及时提出“以苏联为鉴戒”，开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探索。
　　这一探索是从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开始的。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斗争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了解决经济建设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详细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写成了《论十大关系》这一光辉文献，形成了一整套与苏联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这标志着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毛泽东曾指出：“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12〕
　　《论十大关系》始终贯彻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13〕这与建国初期处处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态度显然大不一样了，而且对苏联的经验要采取有分析有批判的学习态度。毛泽东还重申了我们党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他指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但是，“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4〕《论十大关系》，不仅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而且打破了长期以来苏联老大哥独霸社会主义建设讲坛的沉闷局面，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挣脱出来。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个社会主义大国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发表意见，并公开评判社会主义老大哥的是非功过，这确实是难能可贵、振聋发聩。如果说，毛泽东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对苏联“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的挑战的话，那么，毛泽东关于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则是对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又一次挑战；如果说，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是对盛行于30年代的教条主义的一次批判的话，那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则是对盛行于50年代经济领域中教条主义的批判，揭开了我党历史上第二次反对教条主义斗争的序幕。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薄一波回忆说：“在建国初期，我们在许多方面学习苏联经验，虽然有必要，但毋庸讳言，在学习中有一定的教条主义，对斯大林存在一定的迷信。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错误之后，毛主席在许多方面批评了斯大林，这无疑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15〕
　　中共八大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和探索成果，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制定了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指出：“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我们这次大会的文件所规定的东西，所讲的东西，要尽可能符合和接近中国的实际。同时要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批评那些不符合实际的观点，批评这个主观主义，打击这个主观主义。这个任务，早几年我们就开始提出来了。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16〕毛泽东不仅把反对主观主义作为党的八大的一个重要任务，而且作为我们党的一个长期任务，百年大计，万年大计！他认为要克服和防止主观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这是毛泽东首次明确地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纳入了党的思想路线，对于保证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贯彻增加了监督检验功能。这是建国后对党的思想路线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的讲话成为大会的指导思想，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端正思想路线，成为八大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列举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指出：“针对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17〕新党章明确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各种问题，并且使它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发展。因此，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偏向。”〔18〕八大政治决议指出：“我们的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地完成，归根结底，是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也就是说，决定于党的领导能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19〕决议还指出，为了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克服党内干部的思想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我们党必须不断地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不断地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进行斗争；“必须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指导工作，把我们的一切工作放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少犯错误和不犯严重的错误”〔20〕。象这样，在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章中明确规定把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党的八大在党的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指导下，八大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党的八大精神鼓舞下，全国思想理论界学术空气异常活跃。一些专家学者，冲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束缚，提出了一些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价值的观点，引发了关于我国经济理论、人口理论问题上的大论争。1957年春天，我国学术思想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烈局面。这可以说是全党思想解放运动的继续。 如果加以正确引导，70年代末的全民思想解放运动可能会提前20年。
　　毛泽东积极支持思想理论界的学术讨论，他自己也在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理论问题。1957年2月， 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重大理论课题，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学说。这标志着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但是，建国后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使我们党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主观主义的作风也随之滋长起来。加之国内外特殊的环境，我们逐步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严重的估计。1957年反右斗争搞了扩大化，1958年经济建设上洋冒进。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违背了经济建设规律，使新生的社会主义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1961年，毛泽东和党中央重提调查研究，在党内印发《调查工作》，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努力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的作风。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的工作条例，使党的思想路线有些端正和恢复，对于克服经济困难，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起了重大作用。但是由于全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要理论问题没有搞清楚，而且主观地使用阶级斗争理论和方法解决社会主义问题，党内的民主制度遭到破坏，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越来越严重，没有能够，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之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故意干扰和破坏，使刚刚恢复的正确路线又遭到了更大的干扰和破坏，犯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
　　　　　　三
　　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形成了新的教条主义，延缓了拨乱反正的进程。所以，重新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问题又成为全党的首要任务。
　　邓小平同志在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率先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阐述了正确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1977 年4月10日，他又给党中央写信，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21〕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这实质上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思想体系，而不是所有的言论，这同“两个凡是”形成鲜明的对照。同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邓小平在会上再次阐述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问题，他运用大量事实，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批判了“四人帮”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引用毛泽东同志的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的罪行。此后，他开始着手在军队、教育等领域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从实践上否定了“两个凡是”。
　　1978年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肯定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一科学论断，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解放了思想，为重新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同志直接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反复论述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必要性， 重新恢复了我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1978年6月， 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22〕他批评了有些人歪曲和片面领会毛泽东思想的教条主义错误，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23〕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论述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24〕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他关于恢复和确立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被全会所采纳。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重新确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在实事求是路线的指导下，从各个方面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拨乱反正，科学地阐述了许多从实践中提出的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在此基础上，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功过，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二”大，高度赞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功绩，肯定了全党在重新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方面的努力，并第一次把这条思想路线完整地写入了新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25〕为全党长期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了依据和保证。
　　在重新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做出了突出贡献。在重新确立的党的思想路线中，有三点发展：一是，全面系统，文字表述更加完整。在毛泽东同志创立这条思想路线时，由于侧重点不同，表述也不尽一致。重新确立的党的思想路线则总结了我党的历史经验，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完整地进行了表述，并写入了党章。二是，把解放思想作为我党思想路线的一个新的特点。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特征。但是，只有实事求是还不够全面，还必须加之以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就不能打破思想僵化的局面，就不能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就谈不上实事求是的问题。所以，邓小平同志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总是把解放思想放在首位，同时指出解放思想又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准则，指出解放思想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三是，把实践标准纳入了党的思想路线。虽然毛泽东在创立思想路线时是以实践作为理论基础和最终判断标准的，并在实际中曾坚持过这个标准，但没有明确地在思想路线中提出，所以在贯彻中容易忽视，为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可乘之机。把实践标准纳入思想路线，提出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既防止了思想僵化，又防止滑向主观主义，同时又对实事求是增加了检验功能，指出了发展方向。这样，党的思想路线就更加全面了。
　　思想路线的解决，不仅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更是个重要的实践问题，最终判断思想路线正确与否的标志不是看理论而是看实践。邓小平同志特别注意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应用问题。他不仅自己在探索与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处处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办事，而且还经常提醒全党同志要时刻牢记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1992年初，他在着名的南巡讲话中强调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26〕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继承了我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把它作为学习贯彻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和任务，用以指导当前的工作和实践。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而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27〕江泽民同志还进一步阐述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他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统一的。 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我们的认识要随着历史的前进、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深化不断提高。全党同志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28〕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中国领导权新老交替的平稳过渡，中共十四大的召开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贯彻，保证了中央方针路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正确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的思想法宝。
　　建国以来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和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告诉我们：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不仅制定方针政策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且贯彻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也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否则，即便有好的方针政策也未必能收到好的效果；思想路线的解决绝不是一劳永逸的事，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解决才行，不仅要从理论上解决，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实践上解决，只有把它变为实践才算彻底地解决。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是我党长期不变的历史任务。＊
　　注：
　　〔1〕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第11页。
　　〔2〕〔21〕〔22〕〔23〕〔24〕《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122、36、108～109、109、131页。
　　〔3〕〔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29、1430页。
　　〔5〕〔8〕〔12〕〔15〕《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6、215、471、493页。
　　〔6〕〔7〕〔11〕〔13〕〔14〕〔16〕《毛泽东选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65、95、285、286、297页。
　　〔9 〕〔1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 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301、9页。
　　〔17〕《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人民出版社1989年5 月版，第203页。
　　〔18〕〔19〕〔20〕《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2月版，第821、819、820页。
　　〔25〕《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82页。
　　〔27〕《求是》1992年第21期，第18页。
　　〔28〕《求是》1993年第22期，第6页。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济南94-100K4中国现代史刘培平/王桂琴19961996 作者：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济南94-100K4中国现代史刘培平/王桂琴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56:52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