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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哲学与时代具有永恒的关联，当我们思考当代中国哲学的重建时，不能不关注到世纪之交这一时代特征。回顾20世纪及其留给我们的遗产，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生存处境等暴露无遗。因此，新哲学的重建首先是从对20世纪的反思开始，20世纪人的自我中心化倾向达到空前广泛而深刻的程度，寻求对话、克服哲学的异己化显得十分迫切，21世纪人类面临的使命向人们提出了重建哲学的要求，而回到自身则是世纪之交的人们对哲学的期望和深刻内容。
　　哲学与时代的互动
　　在与时代的关系中，哲学具有受动和能动两重性。哲学家的历史存在决定了他不可能站在历史之外来观照人类命运和社会发展。特定时代塑造了哲学家的“此在”性。时代不仅为哲学提供了反思对象，而且为其准备了思想史前提。作为一种反思，哲学总是从反思索的。就此而言，哲学不是游离于时代的玄思。面对世纪之交带来的时代嬗变，哲学必须作出自己的反应。这并非出于反思偏好，而是因为哲学担当着历史责任。摆脱那种与时代无涉的思辨游戏，从反思层面上真正感应时代脉搏，把握历史走向，乃是今日哲学义不容辞的使命。
　　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不是单向的、线性的，而是辩证的、互动的。哲学不仅有其受动性，而且具有能动性，哲学由以出发的初始条件，作为历史地给定的绝对前提，固然无法选择。但哲学的价值恰恰在于为人们重构和扬弃这一前提昭示出来的可能性，确立起终极参照。这正是哲学的超越性之所在。哲学总是根据自身所确立的理想境界来审视一切现存事物并重估它们的价值。它因此获得了批判本质。真正的哲学，总是充当时代的先声。马克思说得好：“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这一论断蕴含着哲学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着哲学的受动性与能动性的内在统一。一方面，作为时代精神孕育和升华的结果，哲学总是折射着时代精神的内涵，构成其内核；另一方面，时代精神又通过哲学的浓缩和积淀，成为突破具体时代维度限制的超越指向。这种辩证理解，为我们进行世纪之交的哲学思考提供了一种参照。
　　20世纪回眸：历史留给哲学的遗产
　　20世纪不是以往世纪的简单重复和延续，而是标志着世界历史的新阶段，因而有其独特的规定。20世纪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无不深刻影响并改变了整个历史进程和人类命运，从而使20世纪获得了不同于19世纪，也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世纪的时代特质。它们为世纪之交的哲学反思准备了丰富内容。在一定意义上，21世纪人类文化走向及其选择，正是基于这种反省并通过它被昭示出来。
　　1.新科技革命的勃兴
　　在20世纪，如果说科学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理解方式，那么技术革命则重构了人们的生存方式。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以及“老三论”和“新三论”的崛起，一方面向人们重新描绘了世界图景，使人的视野由宏观世界扩展到微观和宇观领域，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后者意义更深刻，更具革命性质。因为它标志着视角的转换，而不再限于知识的增殖。
　　认识的纯粹客观性和世界的绝对确定性，构成传统科学的两个基本信念。随着20世纪科学革命的兴起，这两个理想瓦解了。现代科学对传统科学两个基本信念的消解，充分凸显了理性的局限性。因为客观性和确定性一旦成为有条件的、相对的，理性方式的独断也就丧失了理由。20世纪科学革命与其说暴露了旧知识的不足，不如说显示了理性方式本身的深刻危机。科学理论由自负到自省的转变，即表明了这一点。
　　20世纪40年代以来出现的以微电子技术、原子能利用和空间开发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改变，表现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诸多层面。首先，它改变了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及其组合方式。其次，信息社会对人的交往方式的影响，导致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深刻改变。再次，新技术革命的社会后果也改变着人们的致思取向。
　　新技术革命对人的生存方式的重建，潜含着人类价值的危机。第一，新技术革命的社会后果强化了人的物化倾向，遮蔽了意义世界。它使人们面临的“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计算机将开始像人一样思维，而是人将开始像计算机那样思维”[1]，技术无论怎样发达，都无法提供给人们一种应然尺度。第二，新技术革命的社会后果还将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因为“信息社会由于其一系列的装备与人无关，将使人们脱离直接接触，因而有产生异化的危险”[2]。第三，技术后果潜在着使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转化为压抑人自身力量的可能。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福柯则说：“知识就是权力”。力量和权力在英文中恰好是一个词："Power"。由力量向权力的转变，意味着知识支配自然向知识统治人的过渡。专家治国论和技治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的泛滥，正是这种统治的反映。
　　2.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亘古以来出现的最深重的人为灾难。它的爆发，归根到底是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综合决定的产物。
　　“纳粹现象”同社会达尔文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表明，理性一旦陷入偏执和独断，就有可能被用来作为逃避道德责任的借口。人们很难想象像德意志这样一个富有思辨传统的民族竟会有那么多人在一夜之间狂热地认同希特勒。理性一经变成价值选择的充分根据，那么它所蕴含的客观必然性，就消解了人们的道德责任，从而堵塞了良知反省的通道。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法西斯分子一方面大规模地杀戮，另一方面又心安理得，未曾受到良知的谴责这一现象了。尽管在表面上纳粹运动是以非理性的狂热表现出来的，但在本质上恰恰是非理性冲动掩盖下的一种摆脱合理价值目标范导的理性选择。就此而言，两次大战的爆发本身乃是理性对价值的胜利。它再一次昭示人们，任何理性形式只要被无限地扩展到人类历史领域，就必然遮蔽道德责任这一价值领域，从而带来历史悲剧。
　　3.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及其实践探索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完成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转变，那么，20世纪上半叶，以列宁和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落后国家人民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向实践的历史性转变。这是20世纪带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综观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它正是在试错中曲折前进并逐步成熟起来的。
　　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方社会的建立，乃是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产物。这一历史选择主要是基于价值尺度作出的。在社会主义诉诸实践的过程中，如何使价值选择同理性视野内的历史进程相协调，在夺取政权的革命阶段就已被提出来了。它构成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始终的焦点问题。
　　进入建设时期，理性与价值的矛盾被暂时搁置起来，但却并未解决。由于缺乏整合理性与价值两种尺度的历史基础，结果导致两败俱伤：既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使人们对“乌托邦”式的追求产生了怀疑。“文化大革命”运动与“大跃进”存在着许多不可比的方面，但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大跃进”运动的重演。
　　综观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史，最深刻的教训乃是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空想论错误。其主要表现是以目标代替过程，追求超阶段的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以价值尺度取代理性尺度所致。之所以出现这种偏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跨越“卡夫丁峡谷”。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为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理性与价值的矛盾开辟了可能性。“中国特色”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前提，对它的确认体现着一种客观的理性态度；作为民族性特质而被提出，又体现着一种价值判断。就“社会主义”而言，作为一种历史运动，它是趋向于理想境界的现实过程，这是理性视野内的规定；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它带有终极参照的意义，这又是价值视野内的规定。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乃是此在状态下把理性与价值整合起来的现实选择。当然，如何在操作层面上真正实现理论可能性，尚待进一步探索。平等与效率、市场经济与道德、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历史进步与人的完善等一系列矛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而越来越尖锐。这些矛盾的彻底解决，最终有赖于理性和价值对立的历史扬弃。这将成为一切社会主义国家所共同面临的一个跨世纪课题。
　　4.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浪潮的涌动
　　广义地说，现代化实际上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传统内在地孕育了现代化这一文化后果。经济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哲学和文化精神的理性化和主体化，构成现代化的历史形式。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现代化潮流早已越出西方地域逐渐成为一种席卷全球的社会变革运动。进入20世纪，现代化运动又获得了新的特点。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在客观上无疑对后发展国家的社会发展具有“示范效应”。同时，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也使得发展中国家陷入被动和从属地位。
　　客观的不可能和主观上不情愿，使得20世纪现代化潮流出现了新特点：一是在发展模式和现代化途径上开始由一元向多元转变，线性模式受到怀疑。二是在对“发展”的理解上，开始由一维向多维过渡。发展不再被等同于增长，而是意味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进步。
　　5.全球性问题的出现
　　关于全球性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表述，但都涉及整个人类在当代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全球性问题在20世纪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存在方式的转变。首先，当代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与控制，已从宏观上危及到整个生态系统的有机平衡，从而引发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其次，全球一体化格局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层面上的确立，彻底改变了人类存在方式，使人们的一切活动及其后果获得了“世界历史”的意义。特别是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地球变成一个“小村庄”。因此，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危机已不再囿于地域、国家、民族的范围，而总是带有全球的性质。
　　如何解决全球性问题？未来学研究提出了乐观主义的和悲观主义的两种方案。乐观派从理性尺度出发，把拯救人类的希望唯一地寄托于理性，而拒斥价值尺度对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后果的有效范导。在哲学上，乐观派主张属于科学主义立场，认为走出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只能依靠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此相反，悲观派则立足于价值立场，认为科学理性不仅无法拯救人类，而且是目前人类危机的根源。要摆脱危机，只能终止发展。悲观派对理性丧失信心，带有明显的反智主义色彩，接近于人本主义和浪漫主义立场。乐观派和悲观派的对峙，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怎样在保持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避免文明的巨大代价？其实质仍然是如何协调理性运作同价值理想的冲突。
　　6.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互动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源于古代，兴盛于近代。但20世纪出现的东西方文化之间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全方位、多层面的双向互动，的确是一种独特景观。
　　西方文化在20世纪展开的越来越自觉的自我批判，触及到整个西方传统的基本预设。西方文化危机的日益暴露，使西方人开始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东方。英国学者李约瑟指出：“人类将如何来对待科学与技术的潘多拉盒子？我再一次要说，按照东方见解行事”[3]。80年代末，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上，人们达成的共识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4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倾慕，不能完全被归结为“欣赏古董”的心态，它有其更现实的历史文化内涵。由此决定了一切认真选择东方文化作为自我反思参照的西方人之真诚与郑重。
　　近代以降，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开始了沿着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层面依次展开的接纳和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乃是西学东渐的最伟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新的历史基础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文化选择。中国现代化目标的确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都意味着对理性精神的肯定。中国文化需要理性精神的洗礼，技术社会将构成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目标，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共识。这一切都表明，西方文化不仅成为中国文化自我审视的参照，而且变成中国文化得以重建的外部支持。
　　中西文化在这种互参互动中各自发现自身的不足，并试图援引对方来拯救自己。但是，20世纪的这种文化互动无论对东方还是对西方来说，主要还是置换性的而不是整合性的。因此，体现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理性与价值的裂痕，尚未通过这种互动得到真正的弥合。
　　通过以上对20世纪重大历史事件的简单回顾和分析，可以发现，当代人类面临的种种矛盾、难题乃至危机，以其特有的历史形式典型而尖锐的触及到了人类生存处境的本根处，把人的存在所蕴含的悖论暴露无遗。它充分表明，人类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世纪之交的人们必须作出自己的历史性抉择。
　　面向21世纪：哲学的现实批判
　　马克思当年曾就“哲学的实现”提出了“一个双刃的要求”：“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4]，这是时代精神的变迁使然，是哲学与时代关系的特定历史情景造就的内在需要。处在21世纪前夜的哲学，恰恰面临着这样一种“双刃”的使命。
　　1.时代征候及其哲学反思
　　当代人类所面对的最根本问题在于人的自我中心化倾向和文明的分裂与失衡。其后果是意义的危机。
　　人的真正确立，有赖于自我中心化及其扬弃。自我中心化所导致的“我向性”，乃是人的自明前提。但它只有通过异己规定对人的外在约束和限制来扬弃自身，人才能从自在世界中提升出来。在早期人类的历史生成中，这一扬弃已经形式地实现了，但其实质的完成，却是人类有待实现的使命。在其种意义上，后者乃是前者的一种重演和投射，且更为重要也更为艰巨。因为文化的进化使人的自我中心化变成一种弥漫于文化方式背后的潜意识，从而增加了反省它的难度。
　　人的自我中心化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这样两个维度表现出来。在20世纪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嬗变中，人的自我中心化倾向达到了空前广泛而深刻的程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我中心化乃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宿命。这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有表现。中国人不仅具有地理意义上的“中央之国”的观念，而且有着价值意义上的自尊，即所谓“天朝上国”。作为西方文化重要背景之一的犹太教，就把犹太人说成是耶和华的“特选子民”。基督教形成之后，“欧洲人已经把自己看作为上帝的选民”[5]。近代以来，欧洲兴起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以及二次大战中种族主义的泛滥，在本质上仍然是自我中心化的表现。18世纪末，英国同中国发生贸易接触时，在双方各自观念层面上，乃是“世上最强大的国家”面对“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性结局。因为“两国关系破裂引起了悲剧性的连锁反应：两个民族的对抗；中国的崩溃；19世纪英国在东南亚的统治；20世纪西方与第三世界间因仇恨引起的误解”[6]。问题在于，客观后果何以是“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语），而不是相反？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类自我中心化主要通过市场化和工业化来实现向自然界扩张的。市场化为它提供动机，工业化则为其准备了手段。结果使当代人类的生存处境日益恶化。
　　基于人的二重化而确立起来的理性与价值的悖反及其所带来的文明分裂与失衡，在20世纪表现得尤为突出。其特点是，在经济、政治、文化诸层面出现了公平与效率、经济与伦理、历史进步与道德完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传统与现代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分裂、冲突、碰撞、失衡。理性与价值的分裂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在当代主要已不再是肉体的，而是精神的，即人的意义世界的埋葬。
　　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社会生活的世俗化，通过市场经济的社会化而变得空前深刻与广泛。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市场经济实际地拒斥并消解着道德赖以存在的现实前提。1986年底，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征询当代16位世界着名思想家的看法后，归纳出21世纪人类议事日程，其中之一即是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的崩溃这一全球性现象。道德状况的恶化同世界范围的市场化之间无疑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人的命运的不确定性，使得永生观念必然被及时行乐的世纪末情绪所取代。而“丧失永生的思想，就意味着文化的衰败和死亡”。同样，市场经济也妨碍人的“积极自由”。市场经济的交换行为，使人们必须按照外在尺度来塑造自己。利益动机也弱化了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意志的自由。因此，如果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有自由的话，也只能是那种受制于外在他律的消极自由。“上帝已死”也使得“神的存在”成为不可能。世俗化趋势给“我们这个时代造就了大批没有任何信仰的人”[7]。西方宗教传统的危机正是道德危机的前提和表征。陀斯妥耶夫斯基说：“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情都将是容许的”。萨特也认为：“上帝不存在是一个极端尴尬的事情，因为随着上帝的消失，一切能在理性天堂内找到价值的可能性都消失了。”[8]。如果撇开宗教外观，“上帝已死”所透露出来的价值终极观照之遮蔽及其引发的消极道德后果，不是非常明显吗？
　　在中国现代化的狂飚突进中，人们并未深入反省西方现代化之路及其教训，而是把它当作自明的、无需批判、清算的公理前提。这就很难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经过十年文革的沉沦，人们终于告别“乌托邦”，从责任、使命、义务、理想的重负下解脱出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崛起，人们更倾注于自己的物质利益、权利、享受和现实生存。据80年代末的一项调查，对“如果拥有的钱财足以保证你的生活，你是否想不工作而纵情玩乐”的问题，中国的抽样数中大约有70%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9]。理想主义的式微、英雄主义的没落，带来的将是“物质巨人、精神侏儒”的畸型人格和病态社会。这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摒弃价值理想，消解意义世界，忘却终极关怀，人们不仅将丧失自省和批判能力，而且会在找到物质上的栖息之所后，丢失自己的精神家园，沦为心灵上无家可归的游子。“真实”的过剩与“理想”的缺如，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征候。看来，问题只能是：如何在抛弃“乌托邦”的同时，把理想主义从过去的误区中剥离并拯救出来？
　　理性的扩张在20世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它使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伽达默尔指出：“20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一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转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熟的标志，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10]。因此，“我们的悲剧在于，我们20世纪的世界观不知不觉地慢慢从理性思维的立场，滑向精神贫乏而又缺乏感情的思想立场，心灵极度空虚，最终变成了生硬的纯理性主义和极端形式化的技治主义思想”[11]。理性在社会生活诸层面的日益独断化，遮蔽了人的价值世界，从而导致了理性与价值关系的严重失衡。
　　2.时代新趋势：对话与整合
　　尽管存在种种症结、问题和危机，但我们这个时代还是大有希望的，关键在于如何采取行动。当代人类实践及其观念也孕育着走出危机的可能性。随着21世纪的迫近，这一点已日益显露出来。“对话”关系的出现，就是新世纪的曙光。
　　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的存在方式，“对话”在20世纪人们的现实活动层面上已初露端倪。这里所谓“对话”是广义的，它超出了那种作为人与人之间语言交际的狭隘含义，被作为人类与自然、社会和历史相沟通的生存方式，从而带有人类学本体论意义。对话关系不仅消解并超越了抽象普遍性对人的统治，使普遍—特殊结构向整体—部分结构转变，而且还消解并扬弃了人的自我中心化结构，使人的存在获得了开放性和创造性（对话者参与了意义的生成）。同时，它还使得不同视野的整合成为可能。对话双方的独立地位和独特视界，决定了二者之间的平等性和互斥性。他们有可能通过互斥所形成的张力来限制各自的自我中心化扩张，打破抽象普遍性的垄断和支配。这种互斥性恰恰蕴含着整合的要求。对话双方地位的平等为整合提供了可能。因为地位不平衡只能导致文化霸权的出现。只有双方彼此都同时拥有发言权，才有可能把各自的视野整合起来。双方视野的独立，则使整合成为必要。视野的独立意味着一方不能被还原和归结为另一方。这种不可替代的关系，决定着两种视野的互补性。总之，对话过程实际上乃是两种尺度的相互矫正和耦合。其结果是消解自我中心化结构及其所带来的独断化，并在此基础上，使两种视野在互参行为中自觉意识到各自的局限性从而容忍对方的存在并融为有机整体。因此，对话关系的出现，预示着人类的一种更加健全的存在方式的崛起。
　　主体际性(intersubjectivity)问题在当代哲学中的凸现，乃是对话关系历史地确立在反思层面上的一种征兆，因而带有深刻的象征意味。诚如有人所说：“从笛卡儿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绞尽脑汁解释，主体是怎样认识客体的。但是直到20世纪，哲学家才开始提出这个更难以理解的问题：一个主体是怎样完全与正是作为另一个主体的另一个主体相接触的。”[12]现代哲学实现的“语言学转向”、哲学解释学的“理解”本体论化、视界主义(Perspectivism)的兴盛，以及不同哲学对“交往”范畴的高度重视等等，归根到底都不外是对话关系的形上学反省。
　　西方哲学对自身传统的反叛，昭示着以自我中心化为内核、以抽象普遍性为特征的理性主义的式微。被称作“后现代之父”的尼采提出“上帝已死”的口号，意味着人格化的“逻各斯”的终结。海德格尔推崇“此在”，恢复了人的存在的历史性，消解了越超具体性的抽象本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则以其特有的颠覆性和破坏性，直捣西方文化的大本营，摧毁“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这为人们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两个维度上展开对话，提供了哲学保障。如果说，人与自然关系的嬗变转迹表现为受虐施虐平等，那么在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人的心态则经历了自卑自负自省。这提供了一种契机，即人类有可能超越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奴关系模式，走向一种共生并存的新型对话关系。尽管这在实践上尚有相当距离，但在反思层次上它无疑已逐渐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生命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的兴起，表明人的自然生命和自然环境不再仅仅是理性视野的对象，同时成为价值视野审视的领域。它一方面呈显了理性尺度的固有局限性，从而消解其独断化；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理性与价值走向整合的基本趋势。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度上，对话方式主要表现在“世界历史”所造就的当代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普遍交往之中。英国历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提出“全球的历史观”，以此来取代“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在新历史观看来，“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力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13]文化人类学由进化论向相对论的转变，史学思潮中欧洲中心主义的没落，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出现，发展研究中依附理论的建立，以至最近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提出，都直接间接地与不同民族、国家、地区之间广泛的对话关系的逐渐确立内在相关。
　　在文化的多元互补格局中，寻求理性与价值的整合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当代人类文化的冲突和碰撞，为不同文化系统实现自我意识提供了契机。因为作为一种互参行为，冲突的每一方都既能找到理解对方的先在结构，也能找到理解自身的中介。在这种对话关系中，彼此既相互限制，又相互补充。每一方都既消解自我中心化倾向，又不放弃自己的独特话语，从而使互补整合关系的确立成为现实的可能。体现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历史进步与道德完善等一系列两极对立关系中的理性与价值两种根本尺度，通过对话而实现整合，这正是21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最迫切要求，也是未来的希望所在。因为摆脱20世纪的历史遗产带来的种种问题，将有赖于这种整合的真正实现。
　　3.哲学的困境：异己化
　　20世纪哲学本身的危机，使哲学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发挥应有的功能。这一危机主要在于以非哲学的方式谈论哲学，从而使其游离于固有的内在尺度，按照种种外在的尺度来塑造和建构自身。
　　造成哲学异己化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从外在方面看，对哲学的实用主义期待，是扭曲哲学存在方式的重要原因。就对实证的和经验的视野的超越而言，哲学是拒斥实用层面的。这正是哲学的形而上学意味所在，因此，“哲学烤不出面包”。黑格尔说：“就此而言，哲学是一间隔离的圣所，而它的祭司建立一种必须远离俗世的孤立神职，其职务则在确保获取真理……实用的东西并不是哲学所关心的。”如果说，自由乃是哲学的绝对前提，那么它应当首先是指心灵的自由，即那种真正摆脱一切外在尺度束缚，“没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虑，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恩格斯语）的心灵状态。在一定意义上，哲学愈远离直观经验，就愈具有现实性和历史感。相反，它愈切近现实事物的表面，则愈疏远时代精神和历史真实。
　　从内在方面看，哲学也陷入了自我迷失。哲学的实证化倾向乃是这种偏执的代表。这种倾向的出现，固然有其种种外部的诱因，但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哲学的自我把握失当所致。实证化倾向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把哲学引向歧途：在内容上拒斥形而上学，使哲学变成一种在视野和预设上都混同于科学的东西，从而遮蔽了自己的本性。在形式方面，则追求表达上的清楚明白，试图用科学语言来谈论哲学问题，结果遗忘了“为了正确地讨论内容实质起见，双方均必须进入哲学的领域”[14]，在经验的意上谈论哲学，无论这种“哲学”怎样繁荣、怎样被重视，对于真正的哲学来说，都是一种不幸。种种所谓“应用哲学”，尽管其初衷是为了拯救哲学，但仍未走出这一误区。
　　哲学的重建：回到自身
　　时代的发展呼唤着哲学的复兴。21世纪人类面临的使命向人们提出了重建哲学的要求。这种重建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哲学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精神的变迁重新构筑；二是选择哲学恰当的存在方式，从而使哲学摆脱异己化状态，真正向自身回归。
　　第一，哲学必须担当起时代赋予它的历史使命，在形而上学层面上把理性与价值内在地整合起来，从而为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提供终极参照，发挥自身的应有功能。理性与价值在经验的意义上是无法整合的。因为整合的基础仅仅隐藏于人的存在本身。只有哲学才能把人的存在当作反思的对象。因此，作为人类文化基因和内核，哲学通过反思人的存在来实现其整合文化的基本功能。
　　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深刻启示。从根本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是我们时代精神的精化。人们今天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如何创造性地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存在是二重化的：一方面，作为肉体存在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必须不断地与外部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以维持其生命过程。而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唯一有效手段是理性方式。另一方面，作为精神存在物，人又是超自然的，他具有自己的内在尺度，并通过自我意识自觉把握这一尺度，建构起一自足的意义世界。这表现为人的价值存在方式。因此，理性与价值的二律背反植根于人的生存悖论之中。这正是当代人类文化危机的深刻性所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只有理性和价值的整合，才构成人的存在的充分表征。任何囿于价值或理性而确立起来的单向度的人或历史，都属于偏离自身本质的异化状态。这一分析充分凸显了理性与价值的片面性，从而给出各自的界限，为使二者相互限约、避免理性的僭妄和价值的虚幻提供了可能。套用康德的话就是：不受价值范导的理性是盲的；离开理性支持的价值是空的。因此，必须把理性置于价值尺度的约束之下，使之在“可以然之域”运作；同时必须把价值理想诉诸于理性视野内的现实历史活动，使之得以落实。唯其如此，才能既避免完全囿于事实判断的实用主义，又避免完全囿于应然判断的“乌托邦”。这样，人们才有可能辩证地扬弃和历史地超越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外在对立和机械割裂，真正确立起健全的态度。
　　第二，哲学的存在作为一个社会学事实，必须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以便按照自身固有的尺度塑造并发展自己，克服以往的异己化状态。首先，应当破除“哲学无用论”。哲学源自于人们的形而上学冲动，它内在地植根于人的固有本性之中。因而哲学只能被遮蔽，但无法被抛弃。在此意义上，哲学永远不可能终结，只要人类尚存。人们可以拒绝某种哲学，但却无法拒绝一切哲学。“哲学无用论”不是来自一种非哲学的偏见，就是哲学自身的放弃责任，即一种逃避。前者主要表现为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常识、世俗观念等外在尺度对哲学价值的掩盖。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哲学家对外部压力的一种消极屈从和妥协。无论何种原因，都不利于哲学的正常发展。其次，应当消解“哲学万能论”的偏执。如果说，今天哲学面临着边缘化命运，那么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以往哲学的全能主义存在方式。在与经济、政治、科学等一切文化形态的互动中，哲学往往过分夸大自身的作用和功能，以至于取代非哲学尺度和视野，陷入了一种越俎代庖式的境地。哲学对政治的僭越，无疑是“乌托邦”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哲学对科学的僭越，则妨碍了科学自身的发展。哲学借助对非哲学领域的取代而产生的虚妄的繁荣，其代价便是因人们丧失信任而出现的哲学萧条。在一定意义上，“哲学无用论”恰恰是对“哲学万能论”的一种惩罚，尽管这种惩罚本身并不具有学理上的正当性。只有摆脱上述两种极端状态，哲学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从而回到自身。这是处在世纪之交的人们着眼于21世纪对哲学的深切期待。
　　（作者：何中华，山东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责任编辑：斯为）
　　注释：
　　[1][2]潘培新等编：《信息社会与新技术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281、301页。
　　[3]《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341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9页。
　　[5]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4页。
　　[6]〔法〕A·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页。
　　[7]〔德〕雅斯培尔斯：《当代的精神处境》，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40页。
　　[8]〔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9]参见〔日〕千石保：《日本的“新人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10]〔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3页。
　　[11]〔俄〕西姆金：《道德圈的诞生》，载《哲学译丛》1992年第6期，第30页。
　　[12]〔美〕T·欧文斯：《现象学和主体间性》，载《哲学译丛》，1986年第2期，第57页。
　　[13]《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
　　[14]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页。
　　
　　
　　
学术月刊沪10-18B1哲学原理何中华19951995 作者：学术月刊沪10-18B1哲学原理何中华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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