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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人类的历史，总的来说是以生产力发展为主导的由无数复杂的历史动因交互作用而演进的历史。迄止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曾经无数次地表达了人类试图把握历史进程能动创造历史的愿望而终究只是愿望。只是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人类才开始按照自觉揭示的历史规律和所构造的未来蓝图来进行能动地创造历史的伟大尝试。从来没有一种理论，曾经象马克思主义这样被如此多的人信仰并转化为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大规模实践。在这场划时代的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自苏联共产党之后，承担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使命。
　　不管历史怎样推移，毛泽东等一代共产党人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所创造的奇迹将永远值得后人惊叹不已：究竟是什么力量，使这一代共产党人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铲除了沉积两千多年的封建污垢，洗刷了蒙受一百多年的民族耻辱，以几乎是原始的生存条件和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了侵略者和八百万武器精良的反动军队，在这片千疮百孔的土地上建立起人民政权，使得这灾难深重的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第一次站立起来的呢？答案是已经公认了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进和毛泽东等一代共产党人结合国情的创造性发挥。五年前有位日本学者的话曾给我以深刻的印象，他讲到日本1945年的战败与中国革命的成功，给了他们以强烈的震撼，觉得思想这东西确实有威力，因为中国共产党除了思想高，别的什么都不如；而“文革”以后，现在一代人不再迷信思想，觉得思想没有力量了[1]。那又是为什么，一种思想曾经使得广大群众、整个的阶级和全民族行动起来，并取得巨大成功，而在以后的历史中它又会变得如此苍白而导致重大失误的呢？无论是中国革命的成功还是后来的失误，都足以说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性，并值得重新思考它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活动间的相互关系以作出现实的选择。
　　一种主要依据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实所总结的理论，得以移植在东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度而获得成功，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游离于基础之上的相对独立性具有怎样一种可能性的天地，毛泽东等人所做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建，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和成功的，毛泽东思想正是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杰出贡献的结晶。本文无意探讨它的方方面面。这里只是想从它们间的主要“结合部”，寻找出一点后来历史变化的蛛丝马迹。这一代共产党人之所以从丰富无比的马克思主义中首先选择并一下子抓住了唯物史观其中又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学说[2]，正是由当时中国的现实所决定的，那就是救国救民的迫切需要。而这种唯物史观的运用，已不同于马克思的本意。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并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突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而恰恰是生产力十分低下、政治腐败、外敌入侵，使得民众不堪疾苦。换言之，当时民族与阶级矛盾的激化，其原因恰恰在于经济与上层建筑的同步落后加上外族的入侵，而不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间的矛盾、即相对先进的生产力与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矛盾的体现，象经典作家所论述的那样。一是从共产大同的理想目标获得鼓舞力量，一是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理论找到具体途径，其次当然还有革命的策略和哲学方法论等等，便是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汲取的丰富营养中最主要的得以号召民众取得胜利的东西。而这两者，在当时中国都还缺乏本来意义上的经济学基础。换言之，这种成功，直接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与国家学说的成功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成功。因为在中国，不是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无产阶级从马克思主义找到了（或者说是自觉了）自身的阶级意识，而是这种阶级意识作为一种替代物找到了它的物质力量，──以农民为主体的千百万劳苦大众。这就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意识形态与斗争现实的结合所在，和与基础的游离所在。我们从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便可看到，他的分析的着眼点主要就是作为分配结果的生活水平和所由决定的可能政治倾向，而不是处于社会生产结构中的地位和所由产生的意识。中国革命的成功说明了，意识形态与基础有其相对宽泛的适合天地，只要一个政党能找到国情与它的契合点，成功地把它们结合起来。这种游离就是普遍真理与局部现实的游离，它不一定完全符合现实，但现实总是能从它找到对应关系并通过现实化的过程而获得丰富性和生动特性；且由于现实的迫切需要并通过对它的改造，这种外来文化的突然介入与碰撞往往就会成为一种强烈的激活因素，而引起该系统的“热核反应”。但是它的不相适合的一面世界已经存在着了，只不过党的前期历史使命的需要所建起的相契合的一面把后者掩盖住了。这种游离的后果，要在这一历史使命完成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据党所确立的新的历史使命、路线方针与现实的契合程度而或者显示出来，或者渐渐地消失。
　　　二
　　新中国的成立使党的历史使命从夺取政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及至前十七年总的来说）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是与之基本上相吻合的并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也同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理论。但与此同时，上述的一种“游离”的后果也开始显示出来并得到了发展，最后出现了“文革”。其症结所在还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如前所述，民主革命时期我们主要只是从经典作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体现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斗争关系的论述中灵活吸取了其斗争形式而实际上搁置了其经济学内涵，而在新政权建立以后（其中主要是六十年代以后），当实际上就整体而言阶级剥削与压迫消除之后，这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斗争的社会，却俨然被有意识地虚构完成了，从形式到经济学的内涵都得到了完整的填补塑造（譬如连农民的自留地也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们说资产阶级的局限就在于它不可能从一个非资产阶级的立场来观察社会，而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却曾从一个虚设的无产阶级意识出发来“观察”这个并不存在着典型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社会，在一段时间里在自身设造的意识形态的云遮雾罩里甚至丧失了自身的立足点。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是有其特殊的时代条件的，那就是“阶级对立简单化了”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在前资本主义阶段，人不自觉地处于不同的阶级状态，几乎就象植物生活于一定的自然状态下一样是自在的，其阶级成员的意识更多被动地受阶级地位影响（其中主要是“地位意识”[3]和由此带来的教养等等差别），而还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意识，即从这种意识出发能够意识到所有社会关系的经济基础。因为这之前，经济客观上还没有达到自为的阶段。这种阶级还“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直接既定的历史现实那里推论出来。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本身就构成了这种直接既定的历史现实。”[4]正是资本主义才把社会的一切方面都变成了其经济结构的现实，它迫使一切人都变成阶级的动物，“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在这个世界里，“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6]这种特殊的现实基础，对于意识形态产生了两种从表面看几乎是相悖的作用：一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意识，阶级获得了自觉；一是又为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天地，因为物质生活水准和总体生产力发展水平超过一定基线，阶级地位对个体意识的决定影响便要大大减弱，而现代化通讯和交通工具的发达与交往的频繁，也促使了这种相对独立性，譬如，马克思可以吸取全人类当代水准的所有文化遗产，可以从生产力与科学发展的最高水准获益，而马克思本人，却穷得不名一文。这两种作用相互交织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而有所倚侧变化。也许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这种两大阶级的简单对立是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中的一个短暂时期的特殊状况。而在本世纪中叶以后，这种阶级对立状况倒确实有所改变了，但在中国，却可以肯定，我们的民族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状况（除了上海等少数工业点有过相似性之外）；即便旧中国异常尖锐的阶级矛盾，总的来说也还是前资本主义式的；而在解放后就更不存在了。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采用一种游离于基础的意识形态经过改造使之适合于国情，取得了胜利；而在社会主义阶段却把这种意识形态与基础的关系理解得如此机械却又背离了国情，而这种“基础”本身又是虚设的，这种意识形态与历史活动的复杂的离即关系，难道不值得引起我们对现实的思考吗？
　　应该看到，建国后几十年来我们所精心营建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体系，就其合目的性而言，总的来说无疑有其合理的、值得肯定的一面。并且当革命成功，人民翻身解放，这种合目的性也毕竟具备一定的现实依据或者说获得了现实在一定程度上的允诺。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五十年代那串阳光灿烂、晴空万里、花香四溢的日子，政治意识形态与人们日常准则是如此融洽一致，人人都能在生活中自觉区分“无产阶级意识”与“非无产阶级意识”，万众一心地紧跟党和领袖，昂首阔步地向共产主义迈进，──我们有谁不怀着重重眷顾、赞叹留恋的呢？一个六万万人的民族，意识形态曾经达到如此纯净一致的地步，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正象“文革”时期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如此虚假，全民族都成了“皇帝的新衣”的看客与喝彩者，一方面则是人的丑恶心理的变态大暴露、互相仇恨和兽性的大爆发，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奇迹一样。但是除了党的政治路线的错误发展的原因和林彪四人帮的上台，有谁会相信，这两者之间在纯属精神方面会有某种联系吗？这种联系就在于，全社会都形成一种密而不漏的、过份单一的意识形态系统，违背了人的精神的多层次的丰富性与个别性的事实，和抑制了人的精神的多方面的需求，那么它就势必会受到潜意识的反抗和造成对后者的压抑而产生精神的扭曲，并最终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而且，人们越是心甘情愿地这样做，其后果就越严重。正象世界上最残酷的战争与杀戮恰恰都爆发和发生于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间一样。这种对人的精神事实的乖离，也就是对历史的乖离，因为人的精神就是千百万年历史的产物。何况，这种“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构造，毕竟还是缺乏了一些现实依据的。而当一种要求还不具备现实的依据，尽管它也许具备某些合理的合目的性，纵使千百次地表述了它，也还终不能转化为现实的过程，否则就将受到报复，正象马克思所曾认为的那样。
　　马尔库塞在他的《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分析了现代发达工业社会各阶级与阶层的生活、行为方式的同化与一体化趋向，因而形成了失去对抗与批判因素的单向度状。殊不知我们以前的意识形态倒真正是一种“单向度”的文化，缺乏批判与互补的因素，即使达到完全虚假的地步也被认为是唯一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单向度”趋向是经济运动的现实所造成的，而我们则是纯粹意识形态的自封闭系统，人生活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迷雾里就象生活在现实里一样感到真实。这里也有“批判”，但那是全民族同仇敌忾地对着风车作战，象唐.吉诃特一样，不停地互换着角色，用着同样的词句和同样的逻辑。只要我们重新翻阅一下“文革”期间的任何几张宣传品，我们能不对我们曾非常逼真地生活在这样的语义环境里这一事实感到惊奇吗？这一事实提供了意识形态可以虚假到何种程度，并能够迷惑人至于何种程度的最生动的说明。同时可见个体处于整个社会意识环境的强大影响之下显得多么无能为力和盲目，人适应于这种社会意识氛围，就象鱼只能适应水才能生存一样。而只有少数杰出的人物，能始终保持其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思考。从这样的历史背景来理解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思想解放运动，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便益可见出其难能可贵和意义不凡了。党以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的历史性转折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第一次彻底扫荡了弥漫在这块国土上这么多年的虚假意识形态的迷雾，使得全党重新认清了历史和现状，重新回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上来，重新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目标，并为建立开放的、吐纳有序的意识形态系统和社会主义改革开辟了可能的道路。
　　　三
　　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昌明、思想解放、务实求新、物质和精神文明都得到了最大发展的时期。但是，仍应看到，前一个时代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其虚假意识的迷雾被驱散而完全消失，而仍在人们潜在的心理结构上留下了久拂难平的刻痕[7]。前些年来未间断的左右震荡，都只不过是这种心理结构思维模式以不同的内容在不同程度上作了新的表现、或者是出于对前一个时代逆反的病态表现罢了。
　　“文革”当然是一个过于特殊的时代，问题是，恩格斯所一再提到的“虚假意识”[8]，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具有普遍性呢？“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9]且一经产生就会和原有的思维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但为什么这种制造“虚假意识”的过程是“不被意识”的呢？除了恩格斯所提及的物质力量的限制，不正还有这种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原因吗？任何一种心理结构，都是过去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制成品”，因此，当他接纳思维的现实的和精神的材料进行“生产”的时候，就已然把它们按自己的模式改变了，甚至，在接收的时候，就已作了相应的取舍了，这就是发生认识的过程。这过程他必然是不知道的，否则，他就不是这样的心理结构了。从这意义上说，任何一种已被确定为是真理的意识形态，也都必然包含着“虚假”的成份，除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嘲笑过的人不吃饭就会饿死，巴黎在法国，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之类的“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之外。同时，任何一种已被历史证明过的真理，被另一些人所接受理解的时候，也就必然的作了相应的改造而有可能掺杂进“虚假”的成份也就不足为怪了。这过程同样是“不被意识”的。当人们口口声声地、甚至千真万确地相信自己在坚持某种真理的时候，却已然与其真谛相去甚远也就同样不足为怪了。
　　造成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的一个更大原因，即历史发展总体水平的局限，这种局限，就象人的一切属性都归根到底被自然界所默默地规定一样而显得合情合理、“不被意识”。每一时代的统治阶级都编造过他们的社会秩序永世长存的神话，并迫使别的阶级、甚至别的民族也接受这种神话，但是历史终究使这些神话都一一破产了。同样，每一时代的思想家都制定过历史如此这般发展的路线，但是历史终究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这些路线。应该承认，历史的发展确实呈现了某种规律性，就象唯物史观所揭示的那样。但是我们过去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历史按其“规律”发展与我们对这“规律”的认识，其实是反方向的，因而是有区别的。历史的发展是不可逆的，而人们的认识却是逆向的，即只能是从历史过程的结果开始追寻其之所以导致这结果的来龙去脉，哪怕似乎从程序上是从古至今，而实际上也还是从现代结果出发的。这种认识的“成品”，就是所谓历史规律。其实，马克思就已经指出过这种认识的特性：“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面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0]那么，这两者实际上有着什么差别呢？抛开这种逆向建立的因果链条已作了怎样简单化、理想化甚至可能是曲解的安排不说，也抛开必定还有许多许多未被意识的因素已被不知不觉地舍弃了，我们仍不难理解，虽然任何一个结果都能寻找出其所由产生的原因，但是从这些原因出发，仍未必能推导出同样的结果。原因与结果的可逆关系，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那就是只有当其原因对结果而言既是其充分条件、又是其必要条件的时候，它们才是可逆的。而这样的因果关系，无论在人类社会中还是在自然界中，都是少见的，除了“黑夜降临了，因为太阳下山了”之类显而易见的现象之外。而在极为复杂的历史发展动因中，很少有绝对意义上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更绝对不存在什么孤立的充分必要条件了。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过这种“思辨地颠”的做法：“好象后一个时期历史乃是前一个时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象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引起法国革命。……其实，以往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明的东西，无非是从后来历史中得出的抽象，无非是从生前历史对后来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11]而人们常犯的错误就是把对历史的逆向认识的这种抽象误作为不可逆的规律本身，并以此强加于同样是不可逆的、同时是未知的未来历史的进程，继而让新的现实来迁就这种抽象的东西而阻碍了历史的真正进程。历史的发展，诚如恩格斯所说，是“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12]而这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在每一次偶然的交错中，都会改变其力的方向和产生对角线的伸缩，并继续参与组合反应。如果充分估计了这种情况，还会有人认为历史的每一步都能准确预见才怪了。所以恩格斯才认为，“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13]从上面的论述可见，经典作家的唯物史观从来没有把历史规律理解成线性的单向性的因果链（而恰恰相反，正是恩格斯最早批判了这头“拉普拉斯妖怪”），而通过其完整的表述（尤其是晚年的补充），更接近于把它理解成四维空间的不断反应变化的编织体的运动。而生产力发展的所谓“规定”，只是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的一种相当宽泛的限定，就象大自然对于其千姿百态的生命现象的允诺与限定一样。我们说这只是一种限定的可能性，而不是决定的必然结果，恰恰是尊重了历史规律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客观性，而过份强调“决定”，恰恰是以主观臆想代替客观历史进程的简单化表现。
　　因此，历史的发展必然有着多种可能性的途径，这一点已经从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参差得到了生动的说明。如前述过去的历史大抵还只是一种被动演进的“自然史”，而“规律”，只是这种并非最好的现实性的逆向追溯。那么，承认过去“规律”的合理性，也就意味着承认历史的不合理性也就是其合理性；承认未来历史也必须按这“规律”演进，也就意味着历史永远得遵从这种不合理性“倒退”。历史规律，“仅仅是在产生这些规律、反过来又受这些规律支配的历史环境的框架内，这些规律才起作用。”[14]这种历史环境的框架之于未来历史的发展，就象经典物理学的时空框架之于现代物理学的笼盖一样。任何对未来历史的科学预见，都只能是在现行历史发展所给定的条件中、从这些条件所呈现的“规律”中对其本应有的合理发展的揭示。也就是说，其合理发展的先定条件，仍然是这不合理的历史现状本身。这种预见，只能是不合理现状中的相对合理性而已，而不是历史发展的丰富可能性中的更大合理性。随着这些历史条件的改变，这种合理预见的局限性便会呈现出来。可是，这种从过去历史的条件中推导而出的科学预见，无疑是人类所能作出的最为合理的预见了，如果人们不是在凭空构造乌托邦的话。由此可见，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的永恒历史局限就在于：人们只能从已知现实去预见未来，然而这未来却并不完全包含在已知现实中，无论从可能性还是现实性说都如此；而当人们抛开已知现实，即抛开这局限性的同时，也就把仅有的事实根据也抛弃了，这种预见就更只是空中楼阁而显得虚假了。
　　我们之所以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就在于第一，它更全面、更中肯、更辩证地把握住了过去历史发展的本质性因素；第二，它只是以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开辟了不断认识历史规律的更广阔的可能性道路而不在于一劳永逸地描画出了一条唯一不变的路线和途径；第三，正是在这基础上它指出了人类希望并能够使自身的社会变得更为合理、公正、幸福的伟大憧憬及其实现的可能性。但是这一伟大憧憬具体实现的途径，却并不完全包含在过去的历史中，而只能在未知的发展中去开辟。这两者间的巨大的空白，只能由每一时代的人们自己去发现填补，并进行随机的调节，而永恒地接近这一伟大憧憬。历史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样呈必然性因素逐渐削弱、偶然性因素不断起作用的势态，和道路扇形展开的势态，这也就是逐渐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势态──正象恩格斯指出的：“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15]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注：
　　[1]伊藤虎丸于1985年9月20日在杭州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45页。
　　[3][4]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
　　[5][6]《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251页。
　　[7]关于那个时代对人们潜在心理与思维模式的影响,拙作《从徐志摩研究检讨当代的思维模式》、《对文学现状的一个非文学的历史考察》等文曾作过一些探讨的尝试。
　　[8][9]参见《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7.14）》、《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1页、250页。
　　[10]《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92页。
　　[11]《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12]《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9.21～22）》，同上书第4卷第47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4页。
　　[1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49页。
　　[15]《反社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
　　
　　
　　
浙江学刊杭州62-66B1哲学原理王晓华19951995 作者：浙江学刊杭州62-66B1哲学原理王晓华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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