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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义上的遗嘱可以指某人通过各种形式留存其身后的所有要求和期望，这类遗嘱通常又被称为遗愿，列宁无疑有着十分丰富的这类遗愿。本义上的遗嘱则是指某人生前专门通过书面或其他可信方式，针对其死后的某些与自己有着密切关联的事务，给予特定对象的具体操作性要求，这种遗嘱在遗嘱者生前对受嘱对象通常是保密的，在其死后则对受嘱者有特定的履行义务。本文这里所要探讨的是，列宁是否也给布尔什维克及其苏维埃政权留下了后一种意义上的“遗嘱”？对于这个问题，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一是认为，列宁晚年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注：1922年底到1923年初，列宁就党内关系机制改革问题、民族关系问题、计划委员会职权问题口授了一系列重要信件，在《列宁全集》中分别名为《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而实际上列宁原来的口授记录中没有区分列标题，只是在口授之初，列宁表明过一次信是给“代表大会”的，这些题目都是《列宁全集》的编辑们后来添加的。）应当被视为本义上的列宁的政治“遗嘱”，其论据是，列宁口授这些信时曾明确表示，这些信要“绝密”保存，在他“死后”由克鲁普斯卡娅“启封”。但是，该论说对于已被证实的列宁口授这些信的本意，并不是如苏联官方所称的是针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十三大，而是针对列宁生前就已经召开了的十二大，以及这些信的一部分确已被提交到十二大等事实却一直没有作出恰当的解释，使该论说存在明显的缺陷。另一种观点则是在前一论说“缺陷”上的推断：既然口授信是针对十二大的，十二大期间列宁又在世，那么这些信就不应该是什么“遗嘱”。虽然口授信的大部分内容的公开没有能在十二大上完成，有的被推迟至列宁逝世以后，但这只是使这些信成为列宁广泛遗愿的一部分，其与列宁在口授这些信前后表明的所有其他关于苏维埃政权未来的期望和要求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该论说对遗嘱论者所持的重要论据，即口授信的“死后”启封说，同样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只是简单地断言其不可信。本文试阐述笔者对该问题的一些认识理解。
　　　　　　一、“死后”启封说不容置疑
　　有关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死后”启封说证词确切地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沃洛季切娃1929年的证词。作为列宁当时身边的秘书之一和列宁口授信的最先记录者，她说列宁口授时曾指示在口授信信封上注明：“（这些信）只有弗·伊·列宁可以启封，而他死后只有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可以启封”，但沃氏认为“而他死后”几个字眼不吉利，所以就没有照实写上。（注：《列宁全集》第43卷第557页。）第二个证词是1964年正式公开的、 克鲁普斯卡娅在1924年5 月将列宁的口授信正式转交中央时所作的说明中讲到的：“弗拉基米尔（列宁）坚决希望，在他去世后，他的这些信能送达党的应届代表大会。”（注：《列宁全集》第43卷第558页。 ）第三个方面的证词来自列宁当时身边的另一个秘书福季耶娃。她也是列宁口授信的记录者，她在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回忆录中作出了与沃洛季切娃同样的说法。（注：福季耶娃：《列宁生活片断》童树德译，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178页。）
　　有学者认为沃氏1929年的说法有“极大可能”是杜撰的，理由是这时斯大林的权威已至高无上，沃氏这时的任何说法都不可能与斯大林相左，而斯大林早在1927年10月就已明确表示过列宁的口授信是给十三大的。其次，1924年5月克鲁普斯卡娅的证词是在1964年才公布的， 其间也经历了“漫长的斯大林时期”，故不可信。第三，关于福季耶娃的证词，只是沃氏说法的“援引”，自然不可信。总之，只要列宁的信是针对十二大的，就不可能是“遗嘱”。
　　笔者认为“死后”启封说是可信的。
　　首先，应该看到，1924年前后，克鲁普斯卡娅并未受到斯大林的限制，这表现在克氏的诸多言行中。如1923年3月6日列宁为她给斯大林的“绝交”信就是一个证明。在提交列宁口授信件的十三大上，克氏的发言也是以超派别的态度进行的，她针对当时托洛茨基一派在斗争中失败的情况讲道：“不要（他们）承认错误，只要（他们）声明愿意共同工作，这就够了。”（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262页。）甚至直到1926年7月， 克氏还在托季联盟的“十三人声明”上签了名，表现出对斯大林的独立性。所以设想这期间克氏会迎合斯大林的要求而杜撰“死后”说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实际的情况也正是，斯大林日后的绝对权威这时还处在形成阶段，党内关系的前景还没有完全明朗化，而且，斯大林如果真的能够“自由需要”，那么这些信被永远埋没才是最佳的，因为列宁的信显然对斯大林最为不利，信中所提及的中央领导成员中，只有“太粗暴”的斯大林被明确要求消减职权——离开总书记职位。至于1925年间，克氏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撰文声明不存在什么列宁“遗嘱”，其目的并不是要给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定性，而是出于维护党和国家利益实际斗争策略的需要，因为当时西方媒介对还属党内秘密文件的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以“列宁遗嘱”的名义对苏维埃政权进行了恶意的攻击。但是，即便如此，克氏在她的文章中也没有回避列宁这些信的“死后”说，她说列宁口授这些信的目的是“要帮助活着的同志沿着正确的轨道工作”。（注：《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16期第73页（转引自《列宁“遗嘱”考》）。）
　　其次，沃洛季切娃的证词虽然首次公布于1929年，与斯大林没有发生冲突，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不真实，因为这之前，斯大林，其实包括其他所有中央领导成员都已实际接受了“死后”的说法，至迟于1924 年5月从克鲁普斯卡娅那里。沃氏证词的真实性还在于她对历史的严肃态度，她在苏共二十大后将当时只有她知道的列宁给斯大林的“绝交”信的速记记录翻译出来，对历史进行了“纠正”。所以，如果“死后”说是1929年在斯大林的逼迫之下杜撰的，那么遵循上述精神，她也必然会作出纠正的。这种“纠正”在当时的苏联并不鲜见，对沃氏来说，作出这种“纠正”在当时不仅不会受到责备，反而会受到称赞。
　　第三，福季耶娃的证词出现于五六十年代，在这个时期她也没有必要去违背列宁而“维护”斯大林。应当看到，在列宁口授信件期间，克鲁普斯卡娅、福季耶娃和沃洛季切娃乃是共同组成了一处照料列宁生活和协助其完成口授记录的工作集体，列宁口授信的内容及信件保存处理的要求必然是三人所共知的，因此三人的说法自然就会一模一样，甚至在保证信件的真实性上她们之间还可以相互监督。
　　这样，有关列宁口授信的“死后”启封说，所有直接了解情况的三个人说法都一致，其间经历了斯大林集权前后的各个时期，并且三人都对列宁充满了尊敬和爱戴，都无明确证据说明她们的说法是受到了斯大林的逼迫，因此，怀疑她们会集体杜撰列宁的这一“历史”显然是轻率的。
　　而且，“死后”说与列宁当时身体状况的变化也是一致的。列宁在口授这些信之前长期患病，长期不能参与中央的具体领导工作，1922年5月动过一次手术，本指望能消除病根，却不料在12 月中旬病情再次复发，其严重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恰恰是在这病情最严重的时刻，列宁提出要口授信件，并表示要口授的都是令他寝食不安的“最重要的想法和考虑”，当遭到医生的强烈反对时，他甚至要拒绝治疗。可是，接下来口授的问题却是针对的还有3个多月才召开的党的十二大， 口授后的信件又不能立即提交中央十二大的会议筹备组，必须先由秘书处和克鲁普斯卡娅“绝密”保存。如此反常的举动，很显然，只能是出自于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担忧，列宁担心自己随时会遭遇不测，担心由此不便立即直接公开的一些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内关系及苏维埃政权建设前途的重要想法会留不下来。
　　最后，“死后”说也确实反映到列宁口授信的内容表述上。列宁在信中讲到，党有分裂的危险，“在最近时期…，（党的）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象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注：《列宁全集》第43卷第338—339页。）这里列宁很明显是在思考其身后的党内关系前景。列宁在信中还讲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注：《列宁全集》第43卷第339页。）这也明显是“置身事外”的语气。且在某些语言表述上， 也与“遗言”精神相一致，列宁的直率异乎寻常，一些在以往工作中不便也不需要讲明的、但在自己身后却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央某些重要领导成员的个性缺点，这时都被列宁挑明了，列宁显然是指望，通过自己最后的这些不含隐晦的“提醒”，能促成自己身后的党内主要负责成员之间在个性上相互“谦让”，并接受全党的公开监督，从而有利于党的稳定团结。
　　由此可见，关于列宁口授信的“死后”启封说应是十分肯定的，其具有“遗嘱”的立意也应是无疑的。但是，还不能就此认定，列宁的这些口授信就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遗嘱”。
　　　　　　二、口授信最初的两重立意
　　以往，在论到列宁“遗嘱”时，我们一般只注意列宁给克鲁普斯卡娅的“启封”指示，而对于作为同一指示中的优先部分“只有弗·伊·列宁可以启封”，则轻率地归结为只是列宁对其口授信的一种保密强调，并无任何实践意义。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这个误解正是造成我们对列宁口授信性质长期认识不清的重要原因。我们已知，列宁口授信最直接针对的就是当时不久就要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所以，“死后”说的直接立意便也只会是为了应付列宁可能在十二大之前遇到的“不测”。而实际上，列宁还年轻，还在积极治疗，仍极有可能亲自参与十二大并主导那些业已在口授信中提出的诸多问题的“解决”， 甚至直到1923年3月6日，列宁都仍对自己能够参加十二大充满着信心， 他在写给原格鲁吉亚共和国领导人穆吉瓦尼的信中表示，要为他们准备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稿。（注：《列宁全集》第52卷第556页。）显然， 正是考虑到这一情况，列宁才作出了“只有列宁可以启封”的指示，意即这时信件在代表大会上的处理将是列宁自己的事。所以，“列宁启封”并非没有实践意义。
　　但是，“列宁启封”并不能理解为列宁将会在十二大上直接拆信宣读。既然列宁能亲自参与十二大，那么信件形式变显得多余，并且，无论是就苏维埃政权的政治生活常识，还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说，列宁不可能、也无必要把自己在大会上的行动公开变成是对自己的“后事安排”，因而那些当初只是为了应付不测情况，并包含了敏感的“遗嘱”特性的信件实际上已不会完全照直公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此后这些信也不必一定公开。我们显然不能想像，在列宁亲自参加了十二大后，甚至极有可能参加若干次代表大会后，列宁信中所提要求已被付诸实施，当列宁仍不幸早逝于克鲁普斯卡娅时，克氏仍有对这些信在随后的一届党代表大会上进行“启封”的意义。所以，所谓“列宁启封”其最实质的含意就是要保证这些只是为了应付不测情况的信件，在其形式不被需要，即列宁能在十二大上以直接的行动代替信件指示时，它的影响不要超出列宁个人以外。由此可见，“列宁启封”是列宁关于口授信的一个最主要的处理指示。正因为如此，列宁才会在这次口授行动后身体状况相对好转的情况下，又指出要另行准备关于民族联盟问题在十二大上的发言稿及论文。也才会作出如下行动：一方面把关于民族问题口授信的一份复印件寄给托洛茨基，要求他就信中观点在十二大上辩护，另一方面又要求托把信秘密寄回，而当时列宁身边还有四份复印件。这些都说明，在列宁的心目中，信件本身的公开与信中所列要求在十二大上的贯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所以，列宁口授信最初是包含了两重立意，既有可能成为“遗嘱”，也有可能被“隐没”，其最终的性质将视事态的发展而定。
　　　　　　三、口授信最后性质的“实现”
　　列宁为自己的口授信作了两手准备，便感到已十分周全，再没有作任何补充。然而，事态的实际发展却完全超出了列宁的意料。就在十二大召开前的40天，列宁的病情又一次严重恶化，并致使其长期处于中风失语状态，结果当十二大召开时，列宁实际上没有逝世——这使得克氏等人无法遵照列宁的“死后”指示提交信件，但也不能实现另一个目标——由列宁亲自主导大会并“消灭”信件。克鲁普斯卡娅和秘书们遇到了困难：提交吧，会违背列宁直接而明确的指示；不交吧，列宁的信又确有针对十二大的意图，尤其对其中一部分信件更是如此。最后，显然是在两难中，她们才决定首先向代表大会提交了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这一方面是因为这部分信最迫切需要提交给党和政府，当时中央对民族联盟问题的实际处理方法正与列宁的思想有着严重的差距；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部分信件没有明确的“遗嘱”语言，列宁又曾表示过要把它整理成论文公开发表，且把信寄给过托洛茨基要求他在十二大上为之辩护，使克氏等人有了首先单独提交这部分信件的“充分”依据。从而这部分信件也就变成了通常性质的列宁的政治信文，其余信件则都没提交十二大。十二大后，由于被秘存的信件仍存在两种“处理”的可能性，因而也就继续保持了最初的含义。同年6月初， 在列宁病情稍有好转的情况下，克鲁普斯卡娅又“根据列宁的委托”，在布尔什维克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夕提交了有关计划委员会问题的信件，这部分信件是最少涉及个人特点评论及“遗嘱”特性的，自然，这部分信件也在列宁身前变成了通常的政治信文。此后，剩下来交的信件已主要是关于党内关系机制及领导成员个人评价的部分了，这部分信件最为敏感，具有很明显的“遗嘱”特性，列宁始终没有改变自己原先的“处理”指示，直等到他逝世以后的十三大上，这些信才由克鲁普斯卡娅正式公开，由此，这部分信件才最终变为真实意义上的列宁的政治“遗嘱”。
　　所以，关于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真实性质，既不能笼统地视之为“遗嘱”，也不能简单地将其当做一般的政治信文，应看到其性质是经历了一个由不确定到确定的过程，且各部分信件最后“实现”的性质也不一样，一部分成了真正的“遗嘱”，一部分则成为常规的政治信文。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列宁的心目中，口授信提交给党代表大会与送给某些作为个人的中央委员、甚至是中央委员会都是有严格区别的。只要回忆一下不久前的党内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上的争论，对此我们就会一目了然。当时，列宁虽然已经把自己的意见提交到中央讨论，但由于担心得不到应有的赞成，所以他在写给当时与他持一致观点的托洛茨基的信中多次这样写道：“（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一旦我们失败，我们就应将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注：《列宁全集》第 52 卷第548页。）“万一我们的决定（在中央全会上）通不过…， （我们就）要求将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注：《列宁全集》第52卷第550页。）“如果这个问题在这次中央全会中被撤销，那么我想，还是应该…要求把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注：《列宁全集》第52卷第550页。 ）可见，列宁指定自己的口授信是给党代表大会，并对中央暂时保密，显然也不是随意的，而是经过精心考虑，是非常认真严格的。列宁显然也是担心当时的中央委员多数不一定会赞同自己口授的意见，担心过早公开自己的口授信可能会增加自己口授目标实现的困难，是希望由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党代表大会来确保自己的口授意见被正确对待处理。所以，只有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大会上的公布与否才能够决定列宁这些特殊口授信的最终性质。
　　笔者认为，澄清列宁口授信“遗嘱”性质意义重要，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实问题，而且通过它也反映出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关系的真实状况，反映出列宁希望自己的口授意见被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采纳的强烈愿望，它包含了革命导师弥留之际的革命良心和智慧。
　　
　　
　　
历史教学问题沪30～32,26A1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王祖奇20002000 作者：历史教学问题沪30～32,26A1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王祖奇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5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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