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性威权到了尾巴

1972年，我进入《民主晚报》，这是一个很小的报纸，我的薪水一个月才1500台币。当时我已经是台湾最好的台湾大学的硕士，是第一个台大硕士毕业当记者的，算是学历最高的吧。我的专业跟植物化学有关，当新闻记者完全是不相干的，偶然进了媒体工作。

那个时候台湾还是一个蛮落后的社会。在媒体发展的初期，记者是没有地位的。报纸对低所得社会而言属于高消费品，销路因此不是挺多，它的生产规模小，加之新闻管制，不可能报道太多东西。所以无论从告知的效果，还是娱乐的效果讲，媒体都不是那么重要。

我在《民主晚报》的收入，在当时的台湾还是属于低等，不能活。所以没办法，我又去台湾省政府办的日报——《台湾新生报》里面兼职，不是正式职员。晚报是上午工作，中午就下班了，我再去日报。《新生报》是官方的报纸，那个时代公务人员系统的待遇还好，加上日报的销量在台湾总体比晚报好，虽然是兼差，但还是每月领3800块，两边收入加起来了就不错了。

那时候，整个政治环境的白色恐怖开始慢慢变淡。根据台湾的经验，由一个很严密的威权社会，变成柔软的威权，再由柔软的威权转变为开放，这个时间是很漫长的。

1972年，台湾的软性威权到了尾巴，尚未最终解体。当新闻记者不能乱报新闻，要老老实实，不可以在文章里面掺沙子，不可以指东骂西，不可以跟异议人物有太多接触……以免惹到麻烦。

我在《民主晚报》和《台湾新生报》跑政治新闻，那时，如果不是官方发布的政治新闻，报出来就会有麻烦。那个泛权威性，有很多很微妙的东西。

新闻记者都喜欢跑独家新闻，因为我在国民党里面当官的朋友还挺多的，所以他们有时会说：老王啊，弄一点新闻给你。诸如此类的，反正就是一些官方还不想发布的，甚至还是泄露了一点机密的消息。

我们小记者跑新闻，每天回去都要填稿单，报告我们今天跑了什么新闻。如果有政府机关没有发布的独家新闻，要特别注明。这种情况下，采访主任或主编一般会把我们找去，说这个新闻既然政府都没发，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发好了。那个时候《台湾新生报》这样的官方媒体中就有这样的麻烦。

安全室与黑资料

那个时代的报馆，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有安全室，专门管安全，看你是不是有忠贞的问题，匪谍的问题。任何一个单位都有的。在台湾，衙门里面的安全室，是人人都敬而远之的部门。他们也就是两三个人，到处串门，东打听西打听，然后记些资料，打小报告。

我就是在安全室有案底的。我跟《台湾新生报》的社长也算是朋友，我递了辞呈要去《中国时报》的时候，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当年一来这边兼职的时候，他就准备把我升成正式职员的（正式职员月入大概5000多块），但是安全室一直有意见。安全室的权威是比社长大的，他不让我升，我只好一直兼职在这干了大概三年。

我知道之前肯定有把柄落在安全室手里。在进新闻界之前我就有黑资料，我硕士读完，和一群学生搞团体，搞东搞西，被“调查局”抓到过。可是我们做的也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他们就说对我们宽大为怀，不办我们。这种事情在全世界的特务系统运作中都有，有个术语叫做“设局陷害”，也就是用一个莫须有的小事情把你套住，不办你，让你紧张，以后要跟他们合作。

我是很早就被设局陷害的。我在做新闻的时候，很长时间内，总是有“调查局”、“警备总部”打电话给我，约我去喝咖啡，“你跑新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啊。”

《台湾新生报》在台湾政治发展早期的时候，是一个案子蛮多的报纸。1949年国民党到台湾的时候，福建人占多数，财经界、农业界、媒体界有很多福建人。那个时候国民党一下子来到台湾，人很多，位子少，就斗来斗去，福建人在1950年代被斗得很惨。《台湾新生报》早年还出过一些福建籍名记者，其中好几个人后来都被判成匪谍罪了。所以报纸就成了惊弓之鸟。

那个时候台湾的媒体，没有一点关系是不可能办的。《民主晚报》是政府里面一个管财务的官员退休下来办的。《民主晚报》也没有什么立场，那时几乎所有媒体都必须根据上面的规则出报纸，还没有特别敢跟政府唱反调的。

台湾在很长的一个时段里，特务系统比较厉害，而且特务系统是直接进到印刷厂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都是检字工人根据手写的稿子检字。假设是特务系统派的工人，他就会把稿子影印一份，送给特务机关。特务机关根据笔迹就会知道是谁写的，躲都躲不起来的。最先的时候，大家是用匿名写，发现不行，笔迹会被认出来，后来就在把稿子交给一个杂志时讲明，这个稿子要重抄一份，再去检字。每个人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几乎天天都换笔名的。我在《民主晚报》时开始给外报写评论，都用笔名发表，我自己不知道有几十个、几百个笔名，搞不清楚了。

我第一次用南方朔这个笔名，是在1970年代末，在《夏潮》杂志上发表《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后堡垒：<大学杂志>阶段的量底分析》。那篇文章好几万字，很有学术味道。文章发表的时候，大学杂志已经关闭了。很多人还在猜那篇文章是谁写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特务机关都不知道。过了好多年才被别人讲出来，所以没有给我惹什么麻烦。

《大学杂志》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开始有的，我是杂志108个社委之一，正好是108条好汉。校园读书人办个杂志，上面会容忍一段时间，等杂志开始有影响力了，他们就会注意你。媒体管制也是看影响力的，报纸、周刊是最重要的，当然有电视以后，电视影响变得最大了，政府就开始注意电视。月刊没有那么重要。《大学杂志》是月刊，管制就松一些。

《大学杂志》在我去《民主晚报》不久就被查封了。它最先的时候是很有校园特性的一个杂志，谈些风花雪月、西方思想和社会变化，对新闻管制者来说无所谓。后来杂志的成员变了，开始关心本地新闻，谈论本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比如它关心台湾农村贫穷问题、政治不民主问题，以及“中央民意代表”不改选的问题。这就碰到忌讳了，踩到了政府的痛处。真正有影响力就是在转变之后，早期时没有引起那么大的注意。所以我们谈论《大学杂志》一般都是谈它的后期，

那个时候我是记者，很忙，有参与一点点，不是那么核心。后来杂志被查禁了，大家也没有什么办法。那个时候台湾软性威权刚刚开始要瓦解，风气还是蛮紧的。坦白说，可以办个杂志作出气孔，已经可以偷着笑了。杂志被禁了后，在时事圈算是个大新闻，大家骂成一团，但被禁了也就禁了。

松动是一个过程

1977年中坜事件时，我刚刚进《中国时报》。中坜事件是一个暴动，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台湾的大事情，但当时报纸都没有新闻报道，过了好多天，大概一、两个礼拜，《联合报》才敢登出来，大概是事情已经过了，加上他们跟上面有一定的沟通，所以才开始报道。我所在的《中国时报》一直都没有报道这个事件。

1970年末到1980年代，整个社会的发展比较松动。媒体的经营者，也比较会去争取，他们都去跟高层讲话，说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嘛，可以登之类的。高层的沟通是很重要的。整个社会的演变，高层的沟通，这两个因素使《中国时报》言论尺度会比较宽松。那个时候只要不替反对派宣传，有什么事件发生，是允许报道的。

我的角色比较独特一点，之前搞反对派的人长期是我的好朋友，我常常跟他们来往，还写文章支持他们。这些特务系统都知道，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是没事被盯得很紧的一个人。在“高雄事件”（美丽岛事件）之前，台湾政治情况已经开始很敏感了，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很紧张的，国民党里面所谓的打手派的人也都出来了，和党外势力的矛盾已经很尖锐了——那个时候除了执政的国民党外还没有其他政党，反对者我们叫做“党外”。

那个时候媒体有一定程度的小小空间，但是不能帮党外势力宣传。上面的人跟《中国时报》老板讲，王杏庆不好好跑新闻，每天跟那些人搞东搞西。老板也不好随便开除我，就把我冷冻，让我不要跑政治新闻，改个角度，在报馆做改稿副主任，改一些小记者写的没什么水准的东西，坐冷板凳。当新闻记者坐冷板凳是很生气的一个事情，这明摆着叫我走路嘛。我就辞职，去了台湾高雄的《台湾时报》。因为是地方的一个小报纸，管制比较松一点。

“美丽岛事件”是媒体的大事件。事件发生以后，包括打警察什么的，媒体都有登的。这个事情是国际关注的焦点，那个时候不公开审判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全世界都在看，所以媒体要全面据实的报道。庭审时每个人的讲话都是全笔录的，全场下来就是好多万字啊。所以每个报馆都是派一组人去，这个小时你来笔录，那个小时他来笔录。我也参与其中。

等到“高雄事件”发生后，情况改善了，《中国时报》的老板又叫我回去。1970年代末，新闻环境开始有些变化了。因为那个年代经济开始慢慢起飞，报纸广告就多了，记者们的待遇也就好了。战后出生的、学历比较不错的人，也开始进入新闻界了。1970年代到1980年代，是台湾新闻的扩张期。报纸发展比较快，基本到了1980年的时候，《中国时报》、《联合报》两大报，每天都能卖到一百万份。那个时候有一句俗语：办报纸跟办印钞厂一模一样。我去《中国时报》时，收入就是每月一万块了。在“高雄事件”之后，台湾才开始有环保运动的报道。很多话题，民权运动、环保运动都是外国人搞起来之后，台湾才跟着搞起来，跟着别人走。

开始变成党外的一员

回《中国时报》以后，我就开始做专栏主任。我在《中国时报》是二进二出。因为无论怎么讲，我都是有案底的。大概在1985年的时候，台湾的政治比较动荡，蒋经国的身体不好，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右派和自由派又斗得很厉害。有一阵子右派比较强，媒体又开始紧起来，压力就会转到《中国时报》老板这里。我当时是副总编辑，感觉自己受到限制，不爽快，就走掉了，开始变成党外的一员。

离开《中国时报》，我去了党外杂志《前进月刊》，它的前身是《前进周刊》。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新闻特性的刊物，专业性强一点，不是乱骂人的。在那个时代，非主流的党外媒体非常发达，有一堆周刊。这中间，《前进周刊》是最好的。很多新闻界的人都匿名在里面写稿。《前进周刊》后来被禁了，就改出月刊了。我去时，那个单位没有几个人，我当总主笔。

我在《前进月刊》呆了一年多。我在《前进周刊》经常被约请喝咖啡。也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反正写文章的人，文章写出来了，还有什么可以讲的呢。而且没有什么大秘密嘛。只是要应付他们，打哈哈。

在《前进月刊》的时候，1986年夏天，《前进月刊》领导风潮，率先在台湾搞街头群众运动。所以他们说南方朔是台湾群众运动老祖父（笑）。那次党外人士林正杰要坐牢，我们就根据坐牢这个题目诱发一场群众运动。这基本上是台湾第一次和平的群众运动。之前的美丽岛事件和中坜事件不是群众运动，那叫暴动。街头都闹翻天了，但之后也没事啊，那些人胆子才大起来，赶着在1986年9月28号宣布组党，这次群众运动也是一个促进因素。

开放报禁后

然后媒体就开始要解严了。民进党组党后，国民党才开始正式宣布开放党禁，开放报禁，解除戒严。搞政治的都搞政治去了，我们不搞政治的一堆人就开始办《新新闻》周刊。

我只能说我对政治没什么兴趣，本质上还是一个知识分子，还是媒体人。那个时候台湾需要客观公正、有一点批判性的公共媒体，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兴趣，我们的本业。党外杂志等于是造反的杂志，《新新闻》和党外杂志不同，是专业性的新闻杂志，都是资深媒体人在做。

因为我的个性不喜欢管人，我就只管自己的笔，管自己读书。《新新闻》创刊以后，我就专任总主笔。接触西方的新闻界，就会有很多感触。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些很重要的记者会上，看到很多欧美的白头发记者，台湾没有，都是些二三十岁的记者。记者应该是越老越值钱，怎么变成越老越不值钱了呢？如果你没有经过几十年累积，你怎么写政治新闻啊？有鉴于台湾这种现象很难改变，改善不了，所以我改变角色，开始走学问的路线。我自己觉得新闻这个行业不是我的终极行业，那个时候不再抛头露面，开始读书，写一些评论，理论性的东西，写写文化。开始转型。

《新新闻》的创刊是在1987年2月，民进党组党之后，解除报禁之前。即使在解除报禁以前，在台湾要申请杂志也是很容易的，都会准的，只是事后如果违规了，很容易被查禁。它是事后审查制，很严格的，出了一点纰漏，马上就禁掉。曾经有人出了一大本资料档，搜集台湾到底禁了多少杂志，很多。

《新新闻》一直办了很多年都没有被禁过一期。《新新闻》的人都很有点知名度，不是马马虎虎、乱七八糟的人，在整个台湾社会的评价都是不错的，你凭什么禁人家？

从《新新闻》创刊到解除报禁，还有一段时间，它基本上是解除报禁之前这段时间台湾最重要的媒体。解除报禁之后，台湾杂志开始无所禁忌，后来《新新闻》的功能就慢慢地被取代了。

媒体解严是大势所趋，管制慢慢放松是时代变化的风向。1984年“江南案”的发生，让右派——所谓的强力镇压派出了这么大的纰漏，发言权就变弱了。在国民党内右派和自由派，再简单一点说就是王升派与李焕派的斗争中，王升派就开始靠边站了，台湾社会就走向开放。那个时候也是蒋经国身体很差很差的时候。事实上，根据他们后来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蒋经国那个时候已经考虑开放党禁、报禁及“中央民意代表”全面选举了。

1988年1月，台湾解除报禁，当然影响很大了，非常非常大。台湾以前的报纸，是限张的，只有三张。因为张数很少，而广告很多，所以就把字缩到好小好小，一份报纸甚至可以排27栏，正常大概是21栏，这样可以多装些新闻内容及广告。因为报纸影响力很大，还不是随便申请的。解除报禁，限张也就解除，牌照限制也解除了。

因为报纸是资本密集性产业，没有很多钱办不成的，所以也不会一下子出来很多很多报纸。但报纸版面可以无限的扩张了，所以新闻量就增大很多，记者因此也需要很多。所以台湾开放报禁之后，就进入了我们所谓的台湾新闻界的黄金时代，报纸的竞争就激烈化了，广告和记者薪水也增加了，新闻界开始进入了一个需求导向的扩张阶段。那个时候台湾新闻界的资深记者一个月拿到八万、十万台币都蛮正常的。在台湾算是高收入了。所以台湾的大学考试，新闻系排名快速飙升，因为就业机会好嘛。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大概1990年代末经济开始不景气时。

媒体越来越娱乐化了

解除报禁后，媒体几乎没受什么审查，松了很多。有些时候，新闻自由简直是到了离谱的地步。国民党内斗的时候，台湾选举的时候，是媒体最离谱的时候，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没人管。

目前台湾的新闻界，当政治一有竞争行为，立刻大幅宽松，一稳定下来，就开始紧缩。比如说，民进党当政的初期，新闻界是比较宽松的，陈水扁权威一建立起来之后，他的那套意识形态很强的时候，新闻界就不自由，你一批评他，他就说你唱衰台湾、不爱台湾了，搞久了你就不敢写了。后来他弄了一堆贪污案，被人家骂得缩头了，新闻就又自由了。

台湾从党外杂志开始到现在，都有一批胡说八道的人。包括现在政治脱口秀栏目中的一些政治名嘴，一天到晚都胡说八道。在西方，媒体有很强的纪律性。你只要造谣，人家马上说我们法庭上见。台湾人比较马虎，不是很喜欢用法律来解决问题，大家都稀里糊涂，所以就产生了一堆恶搞的人，造谣生事，语不惊人死不休。我觉得是有很多原因的。台湾媒体的很多事情是无法无天的。

这跟政府长期以来的无能有关系，政府管不了这些，随便你们搞，只要不搞出人命来。最典型的，台湾现在有好几百家地下电台，只有台湾才有这种情况，全世界再自由的国家都没有。电台的频道都是公共频道，需要申请，缴税，不可能买一个发报机就弄出一个电台来。不合法，也不合基本公平原则，不合专业规矩。但是以前在国民党时代，就不敢取缔，试过几次，闹出群众纠纷，就不管了。国民党时代留下一大堆地下电台的尾巴。民进党上台后，因为地下电台基本是帮助他们说话，所以民进党也不管。

需要强调一点，我觉得应该比较辨证的看待戒严时期和解严时期的媒体。不要老是绕着戒严、白色恐怖跑。这种单一史观解释，把媒体更大的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都忘掉了。戒严时期，我在当记者的时候，媒体有一批人很努力，在台湾的行政合理化、公共政策的完善和民怨的解除等方面，做了很多贡献，现在大家都疏忽掉了。那时，只要你言之合理，谈政府都市计划、环保和财税政策的不对，政府也愿意改。这对社会的进步贡献是更重要的，是最基本的。假设一个社会不进步，也不可能民主，假设政府不改革，老百姓没有经济发展，也不可能会有后来的民主化。我们怎么都忘记了呢？！

比如说，今天在台湾基层组织很健全，如果你来台湾，我一定鼓励你去看看区公所，台湾最基层的组织。老百姓来这办个图章证明、身份证之类，表格一申请，在旁边站着，过一下马上就拿到了，一点都不哆嗦。以前，对不起，两天以后过来拿，要跑两趟以上。

媒体在戒严时期对台湾做了很多贡献。解禁后反而糟糕了很多，媒体越来越娱乐化了，在公共政策上没进步，反而退步。因为讨论公共政策不媚俗，不哗众取宠，基本上是就事论事，不怎么好玩。现在出了一个事情之后，你骂他，他骂你，争不出一个结果出来。以前那个时代不是，以前是谈专业的。

（陈刚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