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时间长河。今天由昨天发展而来,未来是今天的延续。
知往鉴来。当我们满怀信心地迈向21世纪的时候,我们禁不住回首那段屈辱悲怆壮烈的中国近现代史,反思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现代化艰苦卓绝的追求。
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紧迫性和历史必然性。
一
复兴中华!这既是百年来多少志士仁人的共同心愿和不懈追求,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历史辩证法的客观规律。回顾中国近代史,让人耻辱,让人无奈,让人激愤,更让人警惕,让人奋起。一部中国近代史,即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耻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奋斗史。多少志士仁人为了挽救亡国灭种的命运,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殚精竭虑,前赴后继,流血牺牲,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一章章最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爱国主义的伟大史诗。
在20世纪振兴中华民族的努力中,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是三位贡献最为杰出的伟人。
孙中山为振兴中华奔走呼号,并亲手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经过长期的斗争实践,孙中山又明确提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即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力图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等各种问题,是19世纪之末、20世纪之初,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之前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一种最为合乎中国国情,也是最为完整的学说。如果说中国有一个“近代文化”的话,那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中国“近代文化”中最为优秀的代表。
在孙中山等革命先驱的组织领导下,中国资产阶级经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赶走了皇帝,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帝王统治,建立起中国历史第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政权——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的建立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政治保障。在辛亥革命之后的那些年里,中国的政治虽有许多的反复,但孙中山思考最多、最深的主要是怎样才能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怎样才能使中华民族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他生命的最重要关头,他留给我们一部醒世之作,即耗费他半生精力的力作——《建国方略》。
《建国方略》是孙中山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他在这部巨着中极为精辟地分析了民主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明确指出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向。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地论述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前进道路以及基本原则的着作,它虽然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制约并没有获得实现,但对后来者确实给予了许多重要的启迪。
但是,孙中山的理想并没有变成现实。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精辟地总结道:“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求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学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只是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之后,才在继承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基础上重新走上新的坦途。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我们完成了孙中山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还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立足于中国国情,排除“左”和右的各种干扰,正确分析和判断世界大势,系统总结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探索出中国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正确道路。
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达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状况,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现代化的顺利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不仅如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夺取政权之后,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更致力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从而形成远比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更为科学、更为系统的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学说,并最终凝聚为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在政治上提出了完善和推进民主化的方案,强调要充分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和个人崇拜的原则。
——在经济上提出了要以实现工业化为主要任务,全面推进经济建设的方针。明确提出了以工业化建设为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要改革和调整中国过于单一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制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步骤。
——在科学技术上,充分肯定了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文化上,提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在对待外国先进文明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要全面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明确表示过:“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他还特别强调:“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并指出:“抵制和批判外国资产阶级的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应该承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战略,较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更为全面、系统和科学。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确实取得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所不曾取得的重大进展,从而使中国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成功地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国际社会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中华民族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屈辱之后终于站起来了,中华民族终于再一次坦然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国内政治方面,民主化的进程一度获得相当程度的推进,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在经济上,中国在毛泽东领导的短短30年间,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实力比以往大大增强,一度呈现出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在科学技术方面,短短的30年更是进步巨大,“一星两弹”的成功不必说,即便是基础科学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总之,毛泽东的时代,尽管有许多失误和不足,但确实为中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的现代化理论明显地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前后阶段。在其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早期,他较多地注意到了中国的实际国情,所制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战略,也更多地适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但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的初步成功,毛泽东的头脑开始发热,他变得越来越不那么谦虚,越来越听不进不同意见,他开始过高地估计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于是使此后制定的一系列经济建设发展方针、发展战略不仅变化过快,而且呈现出逐渐忽视中国国情的趋向。
毛泽东的这种变化,就其主观而言,是急于求成,是希望中国在一夜之间实现共产主义,一步建立现代化的国家,其用意无疑是好的。但是,由于这种脱离中国基本国情、急于求成的思想倾向,必然导致一些原本正确的方针政策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地贯彻执行,甚或尚未被执行即已改变其原初本意。特别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两大阵营的“冷战”态势对毛泽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不能不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他担心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对中国的分化与瓦解,担心中国的红色政权改变颜色,因此在1957年之后,毛泽东时刻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确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理论。到了60年代中期,他亲手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中国共产党内的所谓“资产阶级代言人”,更使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所提出的原本正确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战略的实施不幸中断,中国国内遂陷入空前的混乱状态,中国的的现代化建设进程蒙受了严重的挫折。
总之,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二
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经过两年的徘徊,逐步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邓小平在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和严重失误的基础上,从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入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与回答。
——在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和根本任务上,邓小平认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并逐步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认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建设能够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因此,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上来。
——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邓小平创造性地判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发展规划和方针政策,都必须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问题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基本方向。反复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动力问题上,邓小平以改革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解放生产力的杠杆。十分明确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推动生产的发展;以教育为科学技术的基础,通过大办教育来培养大批的科学技术人才,加速提高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尽快缩短中国与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准的差距,增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
——在学习外国先进文明问题上,邓小平主张实行全面开放,学习和引进外国一切先进文明和管理手段,引进外国资本,为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科学技术和资本保障。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引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
——在经济体制问题上,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他明确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坚持以农业的进步和发展为整个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以实现工业化为经济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以快速、稳步、协调发展为经济建设的调控方针,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经济发展的中心。
——在政治上,邓小平提出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原则,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始终认为保持社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前提和必备环境。与此同时,他还反复强调,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积极推进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促进中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在文化上,邓小平始终认为应该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基本方针,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繁荣文化事业和提高人民文化素质的主要措施。
——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步骤上,邓小平提出以“三步走”的战略构想作为中国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和阶段。他反复强调要打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恶习,要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先发展起来,然后通过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
邓小平的中国现代化理论,反思和总结了中国几十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借鉴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观照了当今国际社会的基本发展趋势,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比较落后、资源相对比较贫乏、人民文化素质相对比较低下的国度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基本问题。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20年来,中国社会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综合国力获得空前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取得显着改善,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地位有了前所未有过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过去的20年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世界银行1997年9 月公布的《2020年的中国》统计:“在过去的15年中,中国经济增长了四倍多。在1978年1995年间,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以8 %的速度飞快增长,使2亿中国人告别了绝对贫困。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推动了中国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保持了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放开了许多货物和服务的市场,加强了工业内部的竞争,并引进了现代宏观经济管理。……尽管人们对地区差距的问题表示担心,但中国大陆的各省经济都适当地分享到了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虽然沿海各省的增长率较快,平均为9.7%,但非沿海各省也不差”。
邓小平不愧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他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深重灾难中走了出来,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他立足中国大地而又面向世界,正视国情现实又能放眼未来,高瞻远瞩地构思和设计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整套发展战略,为中华民族以更强大的力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规划了崭新的和切合中国实际及时代特点的宏伟蓝图。在他领导的20年里,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发展,每一个中国人都深以为自豪和骄傲。邓小平确实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是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
三
然而,在1997年,当香港正要回归祖国的前夕,邓小平却离开了我们。海内外关切的目光聚焦中国:邓小平身后的中国,将何去何从?在这又一重大历史关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坚持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这也是时代赋予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历史使命。
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回顾中国近百年历史,放眼世界大局和世界大势,立足中国现实国情,确立了中华民族跨世纪发展的方略,明确提出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十五大报告多次提到,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见十五大报告第3、39、 43、53页)
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的讲话中,江泽民满怀激情地进一步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构想和奋斗目标:“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那时,中国将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人民将达到现代化基础上的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的复兴”。江泽民满怀信心地表示:“我们必将胜利地到达现代化的光辉彼岸。”
在北大百年校庆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在回顾20世纪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21世纪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灿烂前景时,向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发出了迈向21世纪的进军号:“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同心同德,勇于开拓,向着新世纪前进,向着现代化的光辉目标前进,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进。”
在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回顾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史、展望新世纪发展前景,向全世界发出庄严宣告:“从本世纪中叶到下世纪中叶,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年的艰苦创业,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将以更加强劲的英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必将出现在世界的东方”。这宣示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复兴中华、强我中华的坚强决心和信心。
显然,江泽民所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是时代赋予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历史使命,是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清醒共识,也是极富第三代领导集体个性特色的纲领性口号。这一响亮口号充分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秉承了一百多年来为振兴中华贡献智慧乃至流血牺牲的无数志士仁人的梦想和夙愿。这一响亮口号必将进一步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鼓舞中国人民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实现中国的富强、民主和文明而努力奋斗。
为了实现这一纲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站在历史和时代的交汇点上,确立和制定了一系列战略方针和政策。
首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强调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正式写入党章,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现代化的伟大旗帜。因此,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就使中华民族的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有了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
二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系统总结了中共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以来的理论成果和新鲜经验,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最大的国情,科学地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方针和基本纲领,回答了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文化,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政策有了最为坚实、科学的依据,同时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政治上更加成熟,完全具有高瞻远瞩地认识大局、把握大局和驾驭大局的领导能力。
三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化建设所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深刻地剖析了带有全局性的十二个重大关系,认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是总揽全局的关键。江泽民指出,“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因此,我们要善于统揽全局,精心谋划,从整体上把握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内在关系,做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做到在政治上和社会的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这表明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体系,有了深刻的认识和全面的把握。
四是,在经济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上,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从主要依据增加投入、铺摊子、追求数量的外延式发展,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内涵式发展轨道上来。提出要从法制建设、政策实施、规划制定等多方面采取综合配套措施,切实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与此同时,江泽民又从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上,提出了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要把科技进步和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两个根本性转变”和“两个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反映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理性地选择了根据时代发展和中国国情所选择的发展观,是中国发展经济、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民族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
五是,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和基本框架,并对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作出战略部署,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主要是南方谈话的有关论述进行了理论上的阐发,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十五大报告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了许多新的理论突破,提出了许多新的战略举措。比如:“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这些理论上的新观点,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涵义和特征的新概括,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新总结。它为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也为解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
六是,在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明确提出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和体现。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从而把我国政治生活中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这三个要素和环节统一起来,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重要发展。十五大报告还根据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总目标,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部署。
七是,在文化建设问题上,江泽民深刻阐明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纲领,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收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江泽民同志还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这就为全党重视文化建设提供了全新的角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使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江泽民同志还特别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始终重视物质文明的发展,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同时,我们必须始终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也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决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认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八是,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提出切实加强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提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把反腐败提到严重的政治斗争的高度,并进一步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十五大报告指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明确提出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即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要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要从严治党,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在党的建设中,干部队伍建设是核心。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时代的要求、形势的发展和干部队伍的实际情况出发,鲜明地提出要建设一支适应跨世纪战略任务需要的,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要求中高级领导干部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指出能不能建设这样的一支干部队伍,能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由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来掌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问题,直接关系到党的兴衰存亡。
在新的形势下,如何使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经受住执政、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江泽民指出,能不能切实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关系到能不能保持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能不能继续保持和发展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因而成为党的建设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的高度,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
此外,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还在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政治体制改革、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外交关系和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表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体系有了更多更深刻的认识。
四
历史的比较和现实的分析表明,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时代发展的紧迫要求。
中华民族在21世纪必将实现伟大复兴一个最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思想保证是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并把它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
邓小平理论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中国之所以发生翻来覆去的变化,就是因为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这是我们党从历史和现实之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现代化的光辉旗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和科学指南。只有在实践中坚持和创造地运用邓小平理论,探索和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新情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最深刻的根源和巨大动力来自于中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对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目标的追求。人民群众对个人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实现全民族的伟大复兴自觉和谐地统一起来了。
21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使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我们对以前的那种干法和思想观念的错误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世界先进文化有了更多的认识。中国人民已从以前那种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观和脱离生活、脱离人民的那种做法的误区中走了出来,深切地认识到现代化和民族的振兴与自身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立足自己的行动和追求,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已成为中国人民不可阻挡的意志。这是一种历史主体“觉醒了的追求”。正是在人民群众对自身利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得以实现。
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是,2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21世纪的大发展和民族复兴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经验支持。
21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是中国现代化全面展开的过程。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已经和正在暴露。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问题,我们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付出了代价,也取得了教训和经验。这对于充分地深刻地认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规律体系,增强现代化建设的自觉性和科学性,克服盲目性和偏差,增强驾驭大局的能力,无疑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
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也具备了相当雄厚的物质基础。
经过21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1993年至199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11%,是同期国际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之一。199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各国中的排位已由1991年的第10位上升到第7位。 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在1980年的基础上提前翻了两番,1999年已突破1 万亿美元。我国的粮食、棉花、煤炭、钢铁、电力、石油等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前列,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3600多亿美元,已经跻身于世界贸易大国的行列。20年来,我国的科技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了显着改善。20年来,2亿多中国人告别了绝对贫困。 更为有利的是,拥有12亿人口的国内大市场,使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发展的空间。另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正在形成,经济发展的体制条件正趋向成熟,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大发展十分有利的基础条件。
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也是当今世界大势和时代发展的紧迫要求。
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特别是世界经济全球化、集团化、区域化趋势加剧。这样的世界大势,对于中华民族来讲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中华民族必须以实际行动,在抓住机遇,回应挑战中,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这一世界大势和世界格局的有利因素可使我国在比较长的和平时期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发达国家看好中国的广阔市场和经济发展前景,提供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的可能性。另外,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我国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在某些科技和产业领域实现跃迁式发展。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状况和当今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的势头相比,我国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在以高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中,我国仍处于弱势。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增强,经济上的摩擦可能增加。一些西方大国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甚至意图制造一系列障碍,遏制中国的发展。
人类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代,当前已进入了信息时代,科学技术已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基石,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持续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知识的创新,知识的传播和应用已成为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取之不竭的资源和动力,人类即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和人才的竞争。科技的发展,知识的创新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创新是一个民族不断进步的灵魂。如果不能创新,不去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发展起来,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创新,根本的一条就是要靠教育,靠人才。因此,培养同时代潮流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大批人才,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前景的百年大计。否则,中华民族就会一落千丈,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就会再次面临落后挨打的局面。不进则退。世界大势、外部环境迫切地要求中华民族不能再丧失机遇,而必须抓住机遇、回应挑战、发展自己。
中华民族是一个文明古国,直至十八世纪末以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后由于封建专制统治固守“华夏中心”主义,闭关自守,盲目自大,中国逐渐走向衰弱。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正在进行工业革命,向工业文明前进。等到鸦片战争一较量,衰弱与强大、落后与先进的矛盾就充分暴露出来了。但是,此时想赶也一下赶不上了,从此,处于挨打受凌的局面,开始了近代中国悲惨的命运。
19世纪是中华民族走向衰落的世纪。中华民族是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圆明园的熊熊烈火中步入20世纪的。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华民族对贫穷落后、对备受欺凌挨打的命运的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富国强民、对中华民族的振兴的追求一刻也没有泯灭过。中国现代化的火炬,振兴中华民族的接力棒已历史性地传递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手上。“第三代”是中国现代化道路和中华民族振兴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个跨世纪的中央领导集体。“第三代”以深沉的历史感和清醒的使命意识全力担负起时代赋予他们的重任,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重要的战略,坚持以邓小平理论指导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同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探索、回答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出现的新的重大问题和新的矛盾,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在实践上取得了新的突破。中国人民正满怀豪情地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有力的领导下阔步迈向21世纪,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勇前进。
历史昭示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屈的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是一个勤劳智慧的民族。在即将迈进21世纪的前夜,我的耳中经常响起《黄河大合唱》那不屈不挠、气势磅礴的旋律。《黄河大合唱》是中华民族精神最为生动、形象的象征,它记录的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的意志和性格,中华民族的永恒精神。在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它必将更有力地昭示和鼓励中国人民凝聚一切力量和智慧,朝着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目标,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马克思主义研究京10~20D1社会主义研究赵剑英20002000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作者:马克思主义研究京10~20D1社会主义研究赵剑英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