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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有关这一划时代历史事件成因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一些看法似乎已成定论。但是随着近年来学术研究方法的更新、范围的拓展和讨论的深入，国内外学者对此课题的兴趣有增无已，不断有新的论着出现和新的观点提出。本文拟从讨论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中间普遍产生的平民意识入手，探讨这一普遍意识对于部分激进民主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发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产生的影响。
　　 一
　　平民意识也可以称作民众意识或大众意识，是指关注普通人民的社会地位、作用、权利的一种价值观念或心理趋向。
　　在重视民众这一点上，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平民意识与中国历史上某些时代知识分子的重民意识是一致的，而且从文化的传承上来说，平民意识与重民意识有一定的联系，它是对重民意识的继承和体认新的时代思想相结合的产物。然而，时代不同，思想依据有所变化，使得这两种意识在程度上，乃至于在本质上都不相同。
　　在古代中国，政治上的君主皇权统治被视为天经地义，道德上的纲常伦理学说被认做理所当然，人们无法超越社会现实和既成的价值观念。因此，“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一类的话，只不过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制度而已。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大多受到新式教育的洗礼，不再是科举制度造就的封建王朝的附庸。他们当中很多人继承了古代知识分子关心国事民瘼的传统，却又具有远非前辈可比的强烈的自立意识和批判意识。他们关心民众、重视民众，已完全不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而是为了提高民众地位，实现社会平等，乃至使民众真正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主人。这种意义的平民意识是与接受西方民主观念相联系的。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改良彻底失望转而倾向革命时，他们把西方民主理解为“一国主权平民操之，万般政务舆论决之，政治之主人则属一国之平民，政治之目的则在平民大多数之幸福，政治之策略则取平民之公意”的“平民政治”的实现[1]。这是五四时代平民意识的先声。不过，就一般情况而言，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还没有把目光真正投向人民大众。他们以为，推翻皇帝建立民国，便会实现“平民政治”。另一方面，他们或者以为普通民众缺乏知识和觉悟，或者认为民族面临危亡之局，重要的是提高民众的国家观念以便加强民族凝聚力。因而，在当时，“民”与“国”之间的关系，“民”的独立自主意识，“民”对“国”的义务的“国民”概念更受关注。这与五四时代“平民”一词广为流行，并且在通常情况下指的就是下层民众形成鲜明对照。其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民国建设的失败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教训。按孙中山的说法，这个教训就是没有把民国的根基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之上。孙中山和他的同志吸收了刚刚在瑞士和美国出现的直接民权思想，提出全民政治主张。这一主张的实质内容是，通过实施人民群众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直接民权”，实现全民参政的民主政治。它同通常理解的民主政治没有多少差别，但在这里却表现出注重人民群众的倾向。
　　其次，陈独秀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以某种程度地与政治疏离为特征。他们宣传人权、科学，旨在打破纲常名教、专制迷信，乃至旧有国家观念等等一切束缚人们心灵的“偶像”，使人的个性获得充分解放。这就同先前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为了强国救亡而强调的国民意识不同。此外，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同样对民国建设的失败刻骨铭心。他们渴望的“国民政治”、“惟民主义”，是摒弃“伟人大老”和政党运动的民主。与此相应，他们倡导文学革命，提出“国民文学”、“通俗文学”、“平民文学”口号；对于关注平民生活的认识抱以同情……这些反映了启蒙学者的平民意识。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五四运动前陈独秀等人的思想中存在着注重少数“优秀国民”和同情多数民众的矛盾。其中的激进人物最终摆脱这一矛盾，尚待社会思潮的发展和民众运动的推动。
　　再次，五四时代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在此之前，民主对于人们来说，只是一个政治名词，一种国家形态。而在五四时代人们的观念中，民主已经成为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教育、文学等诸多因素，或者说体现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价值原则。这种民主观念在政治上要求改造西方式的议会制度，实现民众以某种形式直接参政的“平民政府”、“平民自治”，不仅用以取代军阀、官僚、政客的专制，而且要避免资本家，乃至于避免“知识贵族”的专制；在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的权利等方面则要求实现全面平等。这就使民主一词带有了明显的平民的或大众的色彩[2]。
　　值得提出的是，五四时代颇有影响的杜威学说亦从广泛的含义解释民主，并且提出了一套试图适应建设民主社会要求的民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民主的社会应当为一切人提供均等的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应以社会生活为内容，从满足受教育者的兴趣出发，以培养发达的个性人格为目标[3]。这些说法得到当时中国许多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及其他知识分子的赞同。于是，带有否定民初流行的军国民教育思潮意味的平民主义教育或平民教育思潮蓬勃兴起，促进了平民意识的普遍化。
　　复次，清末民初以来各种社会思想不断被介绍到国内。尽管人们一时还搞不清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改良主义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却自然而然地把这些主义和平民联系到一起。朱执信在介绍《共产党宣言》、宋教仁在翻译《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时都把“无产阶级”译作“平民”[4]；中国社会党的宗旨有“普及平民教育”、“奖励劳动家、劳动者”的内容[5]；无政府主义者把社会分作劳动阶级和富贵阶级两部分，把强权看成是平民的仇敌，以自己的刊物为“平民之声”，号召将主义传播给“一般平民”，“由平民之自觉，以平民自己之实力”，实行“平民大革命”[6]。这类思想到“五四”前后愈来愈广泛地传播，同时又有泛劳动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主义等注重平民价值、平民生活的思潮流行，它们既是平民意识高涨的产物，又反过来成为推动知识分子平民意识不断高涨的重要因素。
　　最后，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给中国人带来时代潮流巨变的感觉；而波及全国数十个城市的五四运动则使人们看到了中国民众势力的崛起和民众力量的伟大。对此，有人说：“现在的世界潮流趋于平民的方向”[7]。有篇宣言写道：“世界潮流渐趋于劳动社会，所谓以‘平民全体的能力组织一强固之国家’一语，将由理想而演成事实，时势所趋，虽有大力，莫之能逆。”[8]伴随这类在当时较有普遍性的认识，平民或平民主义思潮大起，“平民”一词充斥报刊，成为极时髦的用语[9]。至此，对平民的关注已经成为多数知识分子共有的心理趋向。
　　应当指出，时人对平民的关注同对劳动者、劳工，以至于无产阶级的关注是一致的。“劳工神圣”这一响亮口号大抵是由无政府主义者首先提出来的。曾游学法国，同《新世纪》派无政府主义者关系密切的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前庆祝协约国胜利群众集会上所作的《劳工神圣》的演说，把士农工商都划入“劳工”范围。这里的劳工同他在别处所说的“平民”没有区别。关于“平民”，有人解释说，“官吏大商，以及知识分子中人等……一般心理假设之定义，皆不在内”[10]。这个“平民”又同《劳动者》、《劳动音》所说的与官吏、政客、军人、资本家、教士、警察等“寄生虫”相对立的“劳工”和“劳动者”[11]，以及陈独秀所说的由“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木匠、泥水匠、漆匠、铁工、车夫、水夫、成衣、理发匠、邮差、印刷排字工、佣工、听差、店铺的伙计、铁路上的茶房、小工，搬运夫”等组成的“无产劳动阶级”[12]没有多大区别。事实上，当时的平民在阶层含义上同“劳工”一样，都是指无产业、无金钱、甚至无知识的下层劳动人民。因此，很多人是把这两个名词混同使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工神圣”口号的流行，促进了平民意识的发展，或者说，它本身即是知识分子平民意识的表现。
　　由此可见，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平民意识主要是在对民主观念中的人民普遍平等的理解和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注重劳动者、无产者利益的认同的基础上发生的。就前者来说，普遍平等的民主观念既有对刚刚过去的历史反思的成分，又被认为是当时世界最新的潮流和发展的方向。这种可以称作平民民主的观念已不再是以先前西方民主政治为理想的民主或“平民政治”，它同人们理解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在追求普遍平等方面已没有不同。这样，平民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不但没有难以逾越的鸿沟，反而被平民意识联系起来。对于一般知识分子来说，无论倾向于这些思潮中的哪一种，都会产生平民意识；而一旦产生了强烈的平民意识，又会从这些思潮的任何一种当中找到可以认同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从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那里看到的思想庞杂又经常变动的原因之一。这也是当时一部分激进民主主义者追求民主的同时，又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之一。
　　 二
　　1920年5、6月间，陈独秀在上海和俄共远东局委派来华的维经斯基一起筹建共产党小组时，国民党人戴季陶、邵力子和与“研究系”关系较密切的张东荪等都曾受到邀请；而稍后在北京、广东等地中共党组织成立时，都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这一情况反映了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其他较为进步的党派或人物之间在思想上有着某些相投之处，那就是他们都对社会主义和平民大众予以关注。检视戴季陶、邵力子等主持的《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可以发现上面刊载了很多介绍社会主义，宣传劳工解放、妇女解放的文章。张东荪本来十分推崇“贤人政治”，就在两年半以前，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题为“贤人政治”的近3万字的长文，纵论贤人政治之长，平民主义、庸众主义之弊[13]。但五四运动后不久，他也开始宣传起平民主义、社会主义。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科学应当改变偏重于一部分人的方向，实现平民化，这就要求科学家摆脱资本家的束缚，和劳动者站到一起，为劳动者而发明创造，“用以增进劳动者的幸福”，促进平民主义、社会主义[14]。类似的情况还可以在彭一湖、胡适等人那里看到[15]，更不必说那些宣传平民教育、平民经济、平民文学的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所有这些说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平民意识带有极大的普遍性。可以说，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平民意识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提供了社会意识背景。然而，毕竟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个中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探讨。
　　其一，认同平民意识的知识分子大体上都承认理想的社会应是没有阶级、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但对于如何实现这种理想社会，则有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要实现平等，就必须推翻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地主等特权阶级，使全社会的人都成为平等之民，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起以平民为本位，以劳动为享受权利的必要条件的“平民社会”。另一些人虽然也对军阀、官僚、政客专权和资本家、地主剥削压迫穷人不满，但他们认为平等的实现不能以上层阶级屈就下层阶级作为条件，而应当由上层阶级“提携”下层平民。在他们看来，“三害”可以除掉，资本家、地主的剥削应当减轻，平民群众的经济生活水平、受教育的程度及参与政治管理的能力应当提高。
　　以上两种认识的不同之处在怎样看待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问题上表现得尤其突出。持前一种看法的人很多倾向于把知识分子也归入特权阶级之列。他们或者呼吁知识分子走入工人、农民、市民中间，与民众打成一片；或者认为知识私有和财产私有一样，是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不良“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少数人掌握的知识是靠着剥夺大多数劳动者的劳动而攫得的“赃物”，是“财产私有制下所生出来的罪恶”，因此应当把“废止知识私有制”看做是“废止财产私有制的第一步”[16]；或者提出应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古训改变为“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的观念[17]。持后一种看法的人则对普通民众缺乏知识、道德心和自觉心感到极大忧虑。他们或者担心没有知识的人民“莫名其妙”地模仿俄国式革命，组织平民政府，会使中国变成“生番的世界”[18]；或者认为如果不对“鄙弃劳动想吃轻巧饭的”国民劣根性加以彻底改造，就“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资格”，中国就只能是一个“强盗社会”[19]。因此，他们有的强调平民都要受教育，知识分子当然是教育平民的老师；有的重视由知识分子、领袖人物指导群众的文化运动[20]；有的强调“才性”与思想的重要，坚持知识分子的启蒙使命，反对所谓对主义的“盲从”[21]。
　　我们看到，那些主张由上层阶级以同情的心理与互助的精神“提携”下层平民的人和对民众的缺点多存疑虑，坚持知识的重要性和知识分子优越地位的人，对于发动下层人民革命大多表现出怀疑和反感，他们当然不可能从认同平民意识进而成为共产主义者。
　　其二，马克思主义对于五四时代的人们来说，不仅意味着一个平等社会的理想，尤其意味着以暴力流血的阶级斗争手段打烂旧世界，建立一个用当时一些人的话来说，叫做“平民独裁”或“劳动专政”的国家政权。这一点亦使许多认同平民意识的知识分子望而却步。如所周知，五四时代“互助论”十分盛行。《互助论》的作者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一样被称为“平民伟人”。但“互助论”认为人与其他生物一样，有着互助的，而非竞争的本性；人类社会因互助而发展，并非因竞争而发展，这一点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推动历史进步的学说适成对立。与此同时，宣扬阶级调和的社会民主主义观念也已在国内流行。社会民主主义打着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主张取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行阶级合作，采用和平的、渐进的方式，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类“互助”、“调和”观念比起“斗争”、“独裁”来，更符合潜意识中仍相当程度地保留着某些传统文化价值观念[22]，而在显意识中又对个性自由、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抱有好感的那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理。这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和提倡“平民经济”，热衷“合作主义”的人大多不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至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知识分子，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就已经形成了包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革命三期”等内容在内的较为系统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政权建设与社会管理的若干理论原则，融进了中国文化的一些价值观念。孙中山本人后来明确表示，他不同意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认为：“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民生主义“是社会的原动力，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在于冲突、斗争，而在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23]；革命不是要建立某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由全体国民建立“全民政治”的国家。孙中山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重要分歧，决定了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知识分子同样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
　　其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知识分子有着一些较为相近的，有利于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特点：
　　第一，他们大多生活在社会中下层，作为社会成员，他们与官僚、政客、军阀、名家的身份地位无缘；作为知识分子，他们之中几乎没什么人有如胡适、蒋梦麟、任鸿隽、陶行知等那样留学欧美，令人羡慕的履历[24]；作为旧制度的叛逆者，他们又与赫赫有名的革命领袖少有牵连。在社会动荡、新旧更迭时期，这种社会地位造就了他们思想情感中两种潜在的倾向：一是破坏现存秩序，而不是保存或修补它的倾向。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在文化问题上明确表示要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化，而不是改造旧文化以适应新时代；在政治问题上尽管他们也曾提出一些建议，但在根本上既不满意现存的政府、国会、军阀、政客，也不寄望于党人、名流的护法或制宪。他们对“国民政治”、“民彝政治”的探讨和宣传，体现的是对不同于现实的一种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所有这些，都是这一思想倾向的明显流露。二是易于接近民众的倾向。当他们一旦认识到下层民众受剥削压迫的不合理状况时，要求改变这种状况的愿望不只出于良心上道德上的正义感，而且往往也出于摆脱自身受歧视、受冷落的境遇的潜在意识。这使他们比较容易走离知识分子的立场，把自己视为民众利益的拥护者和代言人，甚至于民众的一员。这两种潜在思想倾向成为他们接受民众革命思想的有利条件。他们之中很多人一度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反强权主张，以及对俄国“劳农革命”表现出超于他人的热情，都同上述思想倾向有关。
　　第二，早期共产主义者是一个青年群体，他们当中最大的不过40余岁，多数则不到30岁。这一年龄上的特点不仅意味着他们在救国与改造社会的时代潮流中有着某种急切性格和接受新生事物的热望，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关于社会改造的方向、道路、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上大多没有形成比较固定的思想模式。如所周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并在苏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的产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一个实践、对比、鉴别、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固定的成形的思想体系的束缚，是形成中的共产主义者能够尽快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的便利条件之一。
　　第三，早期共产主义者大多有着社会科学型的知识结构。他们或因学业或因爱好，对文学、历史、伦理、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涉猎较多。这与他们在考虑救国和改造社会的方案时，更多地注重思想、政治、道德更新的作用互为因果。如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提出的“科学”口号，强调的是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科学的态度。以后，他又强调运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的意义[25]。这与同期中国科学社的任鸿隽等人把广义的科学解释为知识的类别系统，把天文、物理、生理、心理等狭义科学视为“普遍之所谓科学”的着眼点[26]明显不同；而《新青年》杂志以宣传文学、道德、思想革命求政治革新的主旨与《科学》杂志以普及科学知识，介绍研究方法，灌输科学精神以求“科学救国”的主旨也各异其趣，从而反映了共产主义者同科学救国派在改造中国道路选择上的不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注重思想、政治、道德作用的思维方式又常常与“根本解决”的意向相联系。从某种意义说，新文化运动是要从伦理、文化问题的“根本”，解决辛亥革命未能解决的问题，共产主义运动则是要从社会制度的“根本”，解决政治革命和文化启蒙运动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在由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转而成为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过程中，陈独秀、李大钊都曾明确表示赞成用“根本解决”的办法改造社会，这不是偶然的。可以说，这种思想倾向在一定意义上，不仅划清了他们与“科学救国”论者之间的界限，也划清了他们与“实业救国”论者、“教育救国”论者和致力于一点一滴解决社会各个具体问题的实验主义者之间的界限。
　　第四，共产主义者大多有着重视理想与实践统一的心理倾向，李大钊的主义与问题结合论和恽代英的“实践道德”[27]说，是这种倾向的典型表述。他们既不同于贬低理想价值，夸大经验作用的人，也不同于以文化空谈博取名利的人。他们把实现救国救民的目标看得高于一切，并为此去从事启蒙宣传、示威运动、社会讲演、工读实验……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寻找现实的途径，在实践的过程中检验、选择理想的工具，这是他们之中多数人走过的道路。
　　以上几个方面或许不能概括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全部特点，当然，也不能不考虑到个别人投身革命的偶然性因素，但这些分析可以为我们的讨论提供某种必要的参考。就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来说，由于时代提供了较大的思想自由的氛围，他们本身又有着追求自由和实现自我的价值取向，每个人尽可以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或热衷于教育，或投身于实业，或醉心于科学、学术，或从事革命运动……一些人也可能由于某种社会关系或思想原因追随三民主义，服膺实验主义，或者为北洋政府及地方势力献计献策。总而言之，当时具备上述特点的知识分子或革命者尚不是很多。因此，虽然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普遍产生了平民意识，但决心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初却只是他们之中的一小部分。
　　 三
　　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到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平民意识的高涨与中国共产主义思想派别形成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当承认，俄国十月革命的确是导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历史上任何引发重大后果的事件都不是孤立地发生作用。在中国人接到十月革命信息前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罢工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德国、匈牙利等国的革命，战后的民主浪潮，以及各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新思潮都对人们发生着影响。推翻强权压迫，实现真正平等，人民大众成为社会的主人，这是新时代的社会潮流。十月革命加深了人们对这一潮流的认识，它的意义和价值也正是在对这一世界潮流的理解中凸现出来。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时人的心目中，俄国革命所代表的“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趋向，就是下层民众受关注、求解放，社会要消灭阶级压迫，实现真正平等的趋向。这种判断还可以由人们对十月革命的性质的理解中得到证明。从理论上说，十月革命是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的革命，但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并非从严格的“无产阶级”的意义理解它。恰如我们在大量材料中见到的那样，人们更多的是在“民众”、“平民”、“庶民”、“劳农”的意义上来理解十月革命。这正和他们当中许多人不是从严格的产业无产阶级，而是从下层民众即“平民”的意义来理解“无产阶级”一样。这一现象反映了平民意识与一部分知识分子倾向十月革命，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
　　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同时也是他们抛弃民主主义，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这是以往多数研究者所认同的看法，实际上的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民主，作为近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从西方引入的观念，它在西方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即有着理论上和形式上不完全相同的表现，加上人们在理解、选择上的主观因素，使它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也成为不确定的和发展的概念。如前所述，辛亥革命前后，人们多从政体形式上理解民主，因而革命者追求的共和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某种国家形式的模仿。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宣传的“人权”固然可以说是前此“民权”、“共和”认识的深化，但这种文化意义的深入，尚未改变对民主政治意义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宣传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只是为实现真正共和民主创造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发生了由政治意义向社会意义的转化，经济平等、社会地位平等成为民主的新内容。这种意义的民主同平民意识的高涨相伴随，为向共产主义思想发展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理解民主的新角度。李大钊较早提出这样的看法：“我们要求Democracy，不是单求一没有君主的国体就算了事，必要把那受屈枉的个性，都解放了，把那逞强的势力，都摧除了，把那不正当的制度，都改正了，一步一步的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社会主义，就是Democracy的一个进程”[28]；“战后世界上新起的那劳工问题，也是Democracy的表现。”[29]“妇女解放与Democracy很有关系。有了妇女解放，真正的Democracy才能实现。”[30]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同时把民主和布尔什维主义两者都认作时代的“旗帜”[31]，并认为民主与社会主义具有同样的精神，即二者“均由平民而起”[32]。由此可知，“平民”的精神，亦即主张平民大众翻身解放是李大钊在对新的民主和布尔什维主义及社会主义的观察思考中抓住的被他认为极有价值的东西之一。在李大钊之后，陈独秀和谭平山也相继对民主有了新的看法。谭平山认为：“现代的民治主义，是拿人间生活去做基础和做出发点的”，因此它具有“反对资本的托拉斯……要求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解放”和摆脱“社会上产业上政治上一切人间生活”的压迫掠夺的“特质”[33]。陈独秀更明确指出：“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34]这类对民主的理解已经完全同建立西方式民主国家的思路相脱离，接近或者形成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民主观念，而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选择联系起来了。它对于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应当承认，除李大钊以外的其他早期共产党人在接受了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截然对立的国家观念之后，确实抛弃了民主主义。这同陈独秀等倾向于从选择工具的角度看待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关[35]。但须看到，这时他们抛弃的是作为一种概念即特指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民主主义，它和上述形成中的共产主义者理解的民主已不相同。后者包含的社会平等、民众解放的内容仍旧而且一直是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在后来中共明确了共产党人首先应当进行民主革命，并为之努力奋斗的过程中，瞿秋白、毛泽东等先后提出了平民或大众民主的见解[36]。这同他们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感受到的平民倾向的民主观念的影响不无关系。
　　李大钊等人对民主一词所作的新的解释，充分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强烈关注民众的地位和价值这一事实，而对平民的关注则进一步深化了形成中的共产主义者对民与国关系的认识，从而为他们展示了新的行为目标。
　　民与国作为一对政治范畴，各自的内容与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从戊戌到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和革命者长期思索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不同政治目标的选择。鉴于清末民初以来“军国民”思想的盛行和北洋政府利用“国家”之名压制民主、涂炭百姓，以及国际上军国主义的国家挑起大战、给人民带来灾难的事实，陈独秀、李大钊等曾就此问题作过深刻反思，得出国家乃是一种偶像的结论[37]。这个结论既否定了把国家作为最高价值目标的观点，因而带有思想启蒙意义，也批判了军阀、官僚、政客及各派政治势力把国会、政府当做争权夺利工具的行为，而带有政治意义。但对国家实质的这一认识并未导致陈独秀等人对国家的否定。于是我们看到：他们一方面猛烈抨击专制制度，另一方面又对当时国家的政治、法律、外交等问题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38]。这就使他们陷入了某种矛盾的选择之中。而平民价值的发现和民主观念的转变，则为他们提供了打破原有矛盾的思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应是人民大众成为政治的、社会的、生活的主人。自由，应是他们摆脱压迫获得解放的自由；平等，应是“泯除一切阶级，都使他们化为平民”[39]的平等；一切思想、运动、制度，只有体现出民众的价值才具有意义。正是这类认识促使李大钊等人从新的出发点谈政治，得出以建立“劳动阶级的国家”为奋斗目标的结论。它当然也促进了形成中的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
　　马克思主义强调，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被压迫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推翻腐朽反动的压迫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要力量。它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压迫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铲除剥削、压迫，实现真正的普遍的平等自由。因此，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理所当然地把它看成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求解放的理论，从而也就是中国众多的平民劳动者求解放的理论。李大钊论述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时写道：唯物史观是应人类认识史上重视各种科学综合联系的新倾向而发生的。它克服了以往研究历史时仅重狭义的政治，不重社会全体，仅重少数英雄伟人，不重人民大众的弊病。因此，它“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而是对于“包含着全体人民，并他们获得生活的利便，与他们的制度和理想”的“社会进化的研究”[40]。这里虽然不是直接谈政治与社会问题，引出的却是政治的结论：“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既这样的重大，而与人生上所被的影响，又这样的要紧，我们不可不明白它的真意义，用以得一种新人生的了解。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41]很明显，这里用的不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时代”，而是“世界平民的时代”，这样就在观念中把中国的“平民”和世界的无产阶级联系了起来。从而，马克思“揭破了资本主义的不公”和“罪恶”的剩余价值学说，便在中国揭露地主、资本家的剥削时具有了同样的意义；世界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最后的阶级斗争”便和中国下层民众反压迫、求解放的斗争联系了起来；而“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至社会主义”，那么，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从某种意义说，李大钊的这一思路正代表了中国共产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最初思考。
　　毫无疑问，对平民的价值的发现，也使共产主义者找到了改造社会的强大物质力量。
　　“社会改造”的观念，就其产生的原因来说，是辛亥革命政治改造未成功的体验和20世纪俄国式社会革命代替18世纪法国式政治革命的认识的综合；就其内容来看，它包括了改造教育，发展实业，调查和解决诸如劳工、妇女生活问题及社会人口问题、普通人识字问题，以及改变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等多层次取向。如果把新文化运动也看做广义的社会改造（针对政治改造而言的社会文化改造）的话，那么，形成中的共产主义者的认识就经历了从注重社会文化改造以求改造政治，到寻求社会制度改造（包含政治改造），再到从革命意义的政治改造入手，以求得社会制度改变的过程。这样看来，“社会改造”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便不只是一时的口号，而是反映着他们对国家独立富强、社会安定公正、人民自由幸福目标的追求和实现这一目标途径的选择。
　　如所周知，陈独秀等人在从事新文化启蒙运动之时注重的是国民性格、心理和民族文化的改造。与此同时，毛泽东和恽代英也分别把思想改造和道德改造视为救国的第一要务。毛泽东1917年8月写道：中国土地广大，社会复杂且历史悠久，这给开通民智带来困难。因此，应当先有人改造哲学、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人的思想，此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42]。恽代英在同一年写道：社会扰攘源于阶级界限的存在，而阶级界限存在的根因在于学说谬误和“一般人道德心之太薄弱”，“故解决之根本办法，在发明真理，培植民德”[43]。毛泽东和恽代英的看法同陈独秀的思路十分接近。一方面，他们都把人民视为政治改造的要素，即没有国民的自觉自动、“天下之心”的动、民德的普遍提高，民主共和便只是一块招牌。另一方面，人民又被视为社会进步的惰性因素，即民众的愚昧无知、道德水平低下，没有自治和参政能力，恰是专制势力得以横行的原因。新文化的启蒙就是围绕这一思路展开的。这里，启蒙是为了国民发生“伦理的觉悟”、思想的变换、道德心的改造。启蒙者是知识分子，被启蒙者是国民、民众。社会文化改造的主动力是知识分子，民众则是改造的对象。不仅如此，注重思想、道德、心理，意味着对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强调。这通常导致重视社会教育、指导，从而，即使在社会制度的改造中，知识分子或少数杰出人物仍将被认做主动力量，而民众仍可能被视为惰性因素。
　　五四运动的发生展示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同时，平民意识的高涨亦改变了形成中的共产主义者的立场。陈独秀在提出“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口号的同时，开始把诉诸对象从知识分子“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毛泽东从倡学救世的圣贤立场“走”入民间，提出以民众大联合作为改造社会的“根本的一个方法”[44]；恽代英亦发现从前以“悲天悯民态度……自救愤世玩世之失”，不如“求善处于不圆满人群之理”[45]；进而又意识到：“应该可以信平民的能力，应该可以信由社会活动中改造社会的可能”[46]；“被经济生活压迫得最厉害的群众……是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军队。”[47]显然，在这些认识里，民众已不再是社会进步的惰性力量和文化改造的对象，而是改造社会的动力了。
　　改造社会需要依靠民众的力量；民众力量的发挥需要联合、组织、指导。从某种意义说，中国共产党就是应这种需要产生的。李大钊写道：“改革的事业，亦断非一手一足之力。自然还要靠着民众的势力，那么没有团体的训练，民众势力又从哪里表现呢？……所以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48]这是早期共产党人将平民的价值与社会改造、建立共产党联系起来考虑的明证。
历史研究京54-67K4中国现代史朱志敏19971997作者朱志敏，1953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法律与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作者：历史研究京54-67K4中国现代史朱志敏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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