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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党政变革的突破

一、刺蒋案的直接冲击

1970 年蒋经国任职行政院副部长期间，於 4 月 23 日到美国访问。此行的目 的是为了了解美国与中国大陸北京方面的外交进展是否影响台湾的中华民国政 府之利益。蒋经国与美国总统尼克森見了面，但是并没有获得实质上的保证。蒋 经国按照原订计画於 4 月 24 日到紐约，在花园广场旅馆的宴会听对东亚美国工 商协进会（East Asian-American Counci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发表演讲。^[1]但是就在进入饭店前，发生了枪击蒋经国的事件。根据当时保护蒋经国的随扈王 广生的回想：

十点多钟，台独聯盟陸续朝飯店人行道聚集，不断高喊口号，加入抗议游 行活动的人也渐渐增多。……座車直驶至石阶前停下，蒋经国下車慢慢走 上石阶，王广生、吴化鹏等随行安全人员跟在左右兩侧，美方兩名便衣警 察紧跟在後。

就在蒋经国即将走完台阶步入大厅旋转门之际，郑自财突然从侧旁石柱蹿 出，散发传单，很快被安全人员制止。这时，黄文雄突然自蒋经国左後侧 直冲上前，一边快速地从风衣内亮出手枪指着蒋经国，嘴里大声喊着：

「殺！」并准备扣下扳机。

美方的便衣警察沙德一个箭步冲向黄文雄，其他安全人员跟着拥上。「砰」 的一声，火星飞溅，子弹掠过蒋经国耳朵，射向旋转门。

黄文雄和警察扭打在一起，郑自财見狀立刻从右侧冲上來，王广生赶紧挡 住将他推开。现场一片混亂，黄文雄、郑自财兩人拳打脚踢仍试图反抗， 终不敌警方人多势众被制伏。

被压在地的黄文雄挣扎着，嘴里高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让我像一个台湾人一样站起來！）」这段话後來成了反国民党人士常引 用的豪语，也是当时站在旋转门後方，看着局面发展的蒋经国心中无法忘

记的一句话。^[2]

王广生认为，这件事情的发生，让蒋经国後半生不論是推动台湾的建设发展 或是本土民主化，都费尽心力，就是希望台湾人认同他。而在郑文勋的論文中亦 指出，1970 年的刺殺事件让蒋经国了解台湾人民的政治意識逐渐高涨，台湾也 随着世界潮流改变，已经到了该改革开放的时候了。^[3] 二、革新保台

除了刺殺事件的直接冲击，1971 年 10 月 25 日，中华民国在聯合国大会上， 迫於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案的情势，而自行宣布退出聯合国。国际政治体系纷纷 封殺中华民国，改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的主权，对此，国民党政府必须加 强对台湾地区的统治，并且获得更多台湾人民的支持。

台湾人民在经济发展让生活足以温饱、教育程度提升以及政治意識抬头影响 下，要求在政治面向上有更大的參与。^[4]亦即社经条件的提升，提供了民主化发 展的有利条件。何振盛更进一步指出，当时的台湾社会体系面对四个难题：

1.国家整合问题。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及省籍意識成为有心 人士争取政治、社会与经济资源的工具，这兩者都影响了国家的认同与 整合；

2.參与爆炸问题。中间阶层与个人对於政府功能扩大，而产生政治參与的 兴趣提高；

3.合法性问题。人民经济与物质需求获得满足後，对於社会与政治权益的 维护开始重视，中央级民意机关已不足以代表台湾民意，同时，法律本 身亦产生适法性的问题，被认为有改变的需求以适应台湾地区现代化的 生活，这足以影响政治体系的合法性；

4.行政贯彻问题。现代化引出了民间大批菁英份子的出现。而政府行政体 系的老化，让生活品质下降、交通与犯罪率等问题逐渐惡化，显示政府 的施政能力已经无法满足民众的需求。^[5]

蒋经国为了稳定民心和改革政府制度，开始进行政治上的革新。在 1972 年 6 月 8 日的行政院院会上，提出十点行政革新要项，要求全国各级行政人员一致 遵行，这十项指示是：

( 一)为节省国家财力，用諸於各项必要建设，各级政府除已经正式列入预 算者外，均应停止建筑办公房舍。  ( 二)各种公共工程之开工与完工，可以公告方式行之，不必举行任何典禮 仪式。

( 三)各级政府机关派员出国考察或參加国际性会议，必须事前有周详之计 划，其所派人员并以具有各類专长，精通外文为主要要求。

( 四)各级机关应不作不必要之视察，如确有其必要，则视察人员到达视察 地区不得接受任何招待，被视察之机关、学校、团体亦不得迎送，或 张贴标语，或召开欢迎会等，尤其不可指派学生參加欢迎欢送。

( 五)各部会首长以及全体行政人员，除參加政府所规定之正式宴会，以及 招待外宾所必需者外，一律不得设宴招待宾客，并谢绝应酬。

( 六)公教人员於婚丧喜庆，除有亲戚关系或有深交者外，不得濫发喜帖及 讣告。

( 七)各级行政人员一律不得进出夜总会、舞厅、歌厅、酒吧、酒家等场所， 各级主管应监督所属人员切实遵照办理，如有违反规定者，应从严处

分。

(八)各级首长主管均应谢绝各界剪彩、揭幕等之邀请。

( 九)各机关预算内所规定之加班费、出差费，除必要之加班出差外，不得 假借名目移作其他用途，但各级机关首长对各机关学校公教人员之福 利应妥善办理。

( 十)在日常处理公务方面，人人要能切实负责，自己能予解决之问题应即 自行解决，今日能予办完之事应即今日办完，不必召开的会议不开， 凡要开的会议事前必有充分准备，会後必有结果。不办不切实际、没 有效果，以及不必要之公文，凡属应该办的必须办得澈底，追踪到底。 向上级提供意見是每位工作人员之权利，接纳部属意見是每位主管的 义务。^[6]

另一方面，则是「本土化」政策。陈世岳认为「本土化」政策有兩种含义： 广义來說就是政策台湾化，以台湾为发展中心；另一种含义则是指人事台籍化， 党政的重要人事逐渐增加台籍人士的比例。^[7]而郑文勋则认为，蒋经国本身并没 有提出「本土化」这个概念，而是以重用「台籍青年才俊」为当时「革新保台」

中的一个口号。^[8]

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後，1972 年 5 月 29 日任命了新的内阁，从新内阁名单

中可以看出起用新人与增加台籍人士的想法。

表 2-13  蒋经国 1972 年任命新内阁名单

资料來源：《聯合报》，中华民国 61 年 5 月 30 日，版 1。 茅家琦，《蒋经国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变》，页 319-320。

内阁以及台湾省主席、台北市长共计二十四人，其中台籍人士占了八名，比 例为 30％，且年龄平均为 61.8 岁。对照前一届严家淦担任行政院长时的名单， 台籍人士仅 10％。因此可以看出來，蒋经国在主政後的重用台籍青年才俊之方 向。 再者，蒋经国亦积极地走访基层，有民粹派領袖的称号。^[9][10]他在行政院长任 内，走遍台湾地区 161 个乡镇村落，而在担任总统的前四年则下乡达 197 次，与 民众在一起的日子多达 155 天。^[11]甚至到过金门 123 次，在金门停留过 352 天。 而他也有所谓的十一位「民间友人」，表现出他深入民间，探访基层甘苦的形象。 这和他留学苏俄时，在农村、工厂的生活经验有关，即使这十一位友人可能是样 版代表，但是至少他和他父亲不同，勤於走访民间，展现亲民的一面。 三、中央民意代表增选与补选

中央民意机构的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代表的组成是经由国民党政府 在大陸时期举办的第一次中央民意代表机构选举而产生，來台後，为了保有对中 国大陸的主权，维护法统，便继续让第一届代表无限延长任期。但是到了 1960 年代，代表逐渐老化，辞职与死亡造成的出缺人數越來越多。而台湾籍代表所占 比例很少，以国民大会代表为例，1301 名中，仅 32 名为台湾籍人士，而这些台 湾籍代表也早已老化。因此，在人民逐渐要求政治权利以及台湾地方势力抬头的 情形下，中央级民意代表的增选与补选便成为不得不的措施。 陶涵写道：

一九六六年，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第四任总统，同时勉强通过蒋经国推 动的一项臨时条款修正案，允许办理中央民意代表补选，以反映台湾地区 人口成长的实际狀况。这次补选要在三年之後才举行，只有二十六名立法 委员的名额有待选举，亦即大约整体委员的五％。不过，国民党在蒋经国 的指导下，已经采取意义重大的小小第一步，要让占人口多數的台湾人在 中央民意机关有若干代表席次。¹⁵³

虽然这时的蒋经国仅是行政院副院长，但是他主导整个修正案的过程。这次 臨时条款的修正案最後通过的内容为：「总统为适应动员戡亂需要，得调整中央 政府之行政机构及人事机构，并对於依选举产生之中央公职人员，因人口增加或 因出缺，而能增选或补选之自由地区及光復地区，均得订颁办法实施之。」^[12]

而所谓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选，系包含以下几种情形：1.因人口增加而应增加 者；2.因行政区划变动而应增加者；3.因行政区划调整增设的省市职业团体及妇 女团体应增加者；4.总统根据「臨时条款」增加的遴选代表。至於中央民意代表 补选，则是指「原由行政区域选出之国民大会代表，因故出缺而无人递补者，按 其出缺名额办理补选」，因此是指国民大会代表。

1969 年 3 月 27 日，蒋中正公布〈动员戡亂时期自由地区中央公职人员增选 补选办法〉，并确定於同年的 12 月 20 日为选举日期。而这次的选举共计要选出 国民大会代表 15 名，监委 2 名，立委 11 名。这些代表如同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 一样，受大法官会议解释约束，在第二届国民大会能够选出代表开会时，才结束 任期，不得改选。^[13]这次选举让党外候选人郭国基与黄信介进入立法院，成为了 立法院内真正的反对党人士。^[14]而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除了 1969 年，亦在 1972 年、1975 年、1980 年举办，逐渐让台湾人民參与中央层级的政治运作，反 映真正的民意。 四、培育人才

1975、1976 年间，李焕担任国民党组工会主任，对於国内人才培育有所担 忧，对蒋经国进言：「国家人才有断层的危机，老一辈的政治人才已日渐凋谢， 新的人才仍难接手，如不及早培植，将來会後继无人。」^[15]蒋经国采纳李焕的建 言，遂要求他研拟对策，培育优秀的中壮年人才。李焕当时身兼国民党革命实践 院的主任，於是决定办一个训練班，培养优秀的中生代人才。国家建设研究班（简 称国建班）就这样成立了。

国建班在 1976 年 2 月开始办理，总共只办了三期，李焕的理由是：「再继续 办下去，素质会每下愈况，不如暂停兩、三年後再续办。」^[16]因此选训的人员在 质不在量，每期仅有 28 名党、政、学界的精英人士上阳明山受训，三期下來总 共有 84 名中生代人才结训。身为第一期学员的施启扬，回忆国建班的特点有：

1.李焕担任班主任；

2.受训时间较长，共 12 周；

3.受训人员较少，每期 28 人；

4.学员年龄相近，约为 40 到 50 岁之间，例如学号 001 郭为藩（44 岁）、学 号 002 黄昆辉（45 岁）、学号 003 施启扬（46 岁），都只相差一岁。^[17]

表 2-14    国家建设班成员名单

资料來源：郑文勋，〈蒋经国与党政高层人事本土化（1970～1988）〉，桃园：国立中央大学歷史 研究所硕士論文，页 145。

其中台籍人士有 34 名，占了 40.48％。虽然与台湾地区的本省籍、外省籍人 口比例不相符，但是在以往党政高层官员绝对多數都是外省籍的时代，已经非常 难得。当时担任革命实践院副主任的李长贵回忆，当时李焕对他說过：「以後要 特别重视本省籍人才的培养，党的基础才能真正紮实。」^[18]而他同时注意到选训 名单上有蒋经国的字迹，因此判断人选都经过蒋经国的核可。

这批精英後來成为蒋经国的人才库，每当有人事更迭时都会对国建班成员加 以考虑。这批人也因此备受重视，被外界封予「八十四星宿」的称号。蒋经国对 这批人也是持续关注，有次李焕提起某位成员，便見到蒋经国拿起李焕交给他的 研究员简歷册翻阅，上面画满了红藍圈点，表示蒋经国自己也对这些人才有所评 价。^[19]

五、对付党内派系

蒋经国的用人哲学为：「特重品德操守，有六项绝对禁忌──贪污舞弊、官

商勾结、搞小组织、生活腐化、自我宣传、阿谀逢迎。一旦触犯了这些『天条』， 即便是亲信部属，蒋经国也会立刻断然处置。」^[20]而国民党在蒋经国成为主席之 後，蒋经国已经没有相抗衡的政治对手，但是对於一些党国大老的倚老卖老，有 时甚至对蒋经国的决策有意見，颇令其头疼。^[21][22]因此蒋经国在体制逐渐走上轨 道，派系人物逐渐凋零之时，将党政高层人事进行调动，让传统的派系势力不在 国民党内生根。^[23]同时也对潜在的小团体势力多加注意，例如李国鼎在 1969 年 由经济部长改任财政部长，便是蒋经国担心李国鼎长期在财经界培养形成的K.T 派势力。¹⁶⁵有論者谓，蒋经国「不喜欢有『派系』倾向的政治精英，而对『清清 白白』的政坛孤星特别青睐，这用人政策虽然似有违一般组织运作的常轨，却也 反映政治智慧的奥妙。」^[24]

国民党内的隐性集团分化，除了台籍人士外，还分成兩条路线，一条是海外 归国学人的开明「洋务派」，另一条路线是因为党外运动造成政治紧张气氛升高 而受到党内保守派支持的「政战系统」。前者以关中、陈履安、孙震等人为中心， 後者则以王昇为中心发展。但是王昇在接掌「劉少康办公室」之後，趁着蒋经国 身体狀况不佳，每周三的中常会提案需经劉少康办公室同意，俨然形成小中常 会。^[25]当 1983 年王昇应美国之邀访问时，党内反王派的黄少谷、马纪壮向蒋经 国直谏，蒋经国也深知美国邀请王昇访问背後代表认定王昇将成为蒋经国接班人 的意义，因此在王昇返国後，将他调为巴拉圭大使。政战系统至此失势。

党内派系的形成加强了蒋经国加速进行党内人事更迭的决心。1984 年 2 月 14 日，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二中全会，蒋经国大幅提拔青年才俊进入中央常会， 使国民党内权力核心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政治观察家分析这个权力安排，有几项 特色：

1.技术官僚出身的财经人士成为中常会的主流，这批学有专长的专家崛起， 反映出国民党朝向「技术统治」努力的方向。

2.本省籍中央常委人數由九人增到十二人，加上蒋经国先生提名李登辉为副 总统候选人，反映出执政党体认「本土化」政策有助於国际形象与国内整 合。

3.军事系统出身的中央常委比例下降，特别是前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昇的去 职，反映保守势力在党内受到节制，相对的，政治制度化的程度提高。

4.代表中央民意机关的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以及代表省市议会的议 会領袖，被提名进入中央常会，反映民意代表的政治力量扩大。

5.中央常会大量吸收五十岁左右的政治精英，显示党中央体认到全力继承的 问题，而开始为政治接班预作准备。^[26]

至此，国民党权力核心，变成了金字塔型，即是以蒋经国为唯一的权力分配者類 型。

蒋经国虽然极力防止党内派系的形成，但是在王昇失势後，仍有蒋彦士结合 了洋务派与台籍技术官僚，成为国民党内的主流派。1985 年 1 月底，台北爆发 了「十信」淘空弊案，导致当时社会大众人心惶惶，发生挤兑的风波。蒋彦士因 为身为中央党部秘书长时，提名了十信理事主席蔡辰洲担任立法委员，因此被视 为应该负起责任而下台。 六、推动政治革新

蒋经国在歷经江南案的纷纷扰扰与党外势力的不断刺激之下，在 1986 年 3 月 29 日的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决意进行六项政治革新。^[27]4 月 9 日，新的 中常会首次会议上，决定十二人小组：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谷正纲、黄少 谷、俞国华、倪文亚、袁守谦、沈昌焕、李焕、邱创焕、吴伯雄，由严家淦担任 召集人。研议的六大议题是：充实中央民意代表；地方自治法制化；国家安全法 令；民间社团组织制度；社会风气与治安；党的中心任务。其中第三、四项就是 指解除戒严与开放党禁。^[28]1986 年 10 月 29 日，蒋经国在中常会上特别强调：

为了要參考各国实施宪政以及各国政党运作的经验，经国建议我们应派若 干学有专长、具有经验的同志，到美国、日本、英国、西德等国去作一次 考察。这些国家实施民主宪政已经多年，各方面的成就很多，我们要吸收 国外的经验和优点，以供拟案的參考。希即迅与有关单位接洽，做好这项

工作，愈快愈好！^[29]

蒋经国的改革之心急切，但是依然按部就班去作，这为後來的解严与解除党禁、 报禁提供基础。1987 年 7 月 1 日，蒋经国任命李焕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 他希望李焕能够在他身体不佳，即将无法領导国民党时，协助完成他的理念。蒋 经国在李焕就任四天後，說出他想实现的三个愿望：

第一、国民党要改革。他指出，目前有很多民众和党员对国民党有许多不 满，执政党假如不求进步，将产生很大的危机。第二、政治要民主。台湾 戒严已有四十年了，逐渐造成人民的反感，因此「民主」这条道路一定要 走。第三、国家要统一。兩岸分隔四十多年，现在台湾已有条件与力量促

进国家统一。^[30]

蒋经国担心自己的身体无法支撑至完成政治改革，李焕深感责任之重大。在 蒋经国的指示与李焕於党、政的积极努力下，1987 年 7 月 15 日，蒋经国宣布台 湾地区解除戒严令，接着宣布 1988 年开放党禁及报禁。台湾政治与社会走到了 新的位置。

葉集凯 2013-08-28 16: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