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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的两面旗帜，揭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将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从器物层次、制度层次，推进到了文化层次。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运动并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直到今日它并未产生实际的结果，人们仍在继续着它未竞的事业。“科学与民主，人权与真理”，仍然是文化的当代主题。纵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启示，文化是现代化成败的因素之一，但并不是其决定性因素，经济因素是现代化建设的原动力，在后发型现代化国家里，政治因素具有重要特殊作用，而且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需要得到创造性转化。本文试就人们对文化层次现代化追求未获得实际效果的原因，从经济、政治、文化方面作以阐析，以期从中得到应得的启示和结论。
　　 一、走出“中国出路之争”的文化圈子，完成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观念转变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给辛亥革命失败后死气沉沉的中国思想界以巨大震动。在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下面，中国人开始从盲从愚昧中解放出来，民主、个性意识开始萌动。但新文化运动是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运动局限在少数知识分子圈子里和思想文化领域里，主要是发生在城市周围，而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和乡间，工农群众对此却无动于衷。
　　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国家，封建制度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年之久，1840年以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封建经济中占绝对优势。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随之给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因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情的原因，到五四运动，中国农村依然完整地保存着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封建宗法的生产关系，封建传统意识依然严重地束缚着广大农民的思想。这种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只能是封建宗法传统生息的温床，而不会成为科学、民主新思想滋长的土壤。农民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消极代表，不能代表他们自己，没有力量冲决各种束缚，使自己获得真正解放，他们只能靠别人，靠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来赐予他们阳光和雨露。造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孤军奋斗的悲剧结局，也就顺理成章了。当城市先进的知识青年为个人的自由奔走呐喊，同封建主义恶势力进行拼死搏斗的时候，在封建思想统治严密的农村，广大农民却一味麻木沉睡，为争得坐稳奴隶的地位而甘愿蒙受屈辱。
　　共产党的产生，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但即使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解放区，翻身农民得到了土地，获得了解放，这种解放只能是政治上的解放，农民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个性解放、经济解放，他们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土地上不能普遍生长出平等、自由、民主、科学的思想意识、他们仰仗的只是新政府为他们撑腰。就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人民做了主人，但随这而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自然经济越过了商品经济阶段，一跃进入产品经济阶段。实际的效果，它不是真正的产品经济，而进一步陷入了自然经济的泥潭中。人民没有获得自主经营的权利，就难以产生积极创新、自由发展的思想意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及其后继者，并未认识到经济根源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小农经济是最大障碍，他们从文化层次上来探讨中国的出路。当然较之过去是一大进步。洋务运动，人们对器物层次现代化的追求，并未使中国获得富裕、自强；戊戌变法，人们对制度层次现代化的追求，也未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坦途；辛亥革命，幻灭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迷梦。五四新文化运动，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推进到观念文化的层次，注意到了现代化更深层次的意义，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然而把中国问题归结为根本是一个文化问题，那就成问题了。不可否认，在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因素是重要的，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因素，它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在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军阀混战的民族危亡关头，五四知识分子们忧国忧民，积极寻求救国之路。他们身受西方学说的影响，改变了自己思想中传统的价值观念，现实中政治与社会的腐败，使他们对中国传统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在中国传统中，历代的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一种通过思想文化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传统。五四知识分子们在反传统中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传统。五四以来关于中国出路之争，长期都是围绕东西文化之争这个题目兜圈子，而很少涉及经济发展的问题。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长期以来都把注意力吸引到文化运动的方向上，自然就冲淡了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索，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对现代化的决定性作用认识不足。
　　经济因素是现代化建设的最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要加速现代化进程，首要的、关键的一步，在于重视经济、发展经济。五四新文化运动旨在中国彻底清除封建主义，但封建传统观念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却始终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直到今天，专政主义、等级观念、迷信思想，仍然顽固地不肯退出历史舞台，这与因袭了两千年的小农经济不无关系。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使五四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真正成为中国人的实践，就必须对自然经济，束缚中国现代化的落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加以彻底改造。
　　摧毁这种顽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只能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反映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上，则表现为每个人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享有平等的权利，不允许任何人享有特权。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全国掀起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商品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平等和民主的意识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最广泛的影响，开始转变为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90年代，我们党又审时度势，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形式，是现代社会的动力机制。它在物质利益规律、价值规律、竞争规律等共同作用下，运用公平和效率的原则，使资源在市场经济中得到最优化配置，以利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民主、平等、个性、科学意识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土壤，在人们意识中不自觉扎下了根。假若说专制、独裁、官官相护、腐败等封建意识在目前仍有市场的话，其他原因暂且不论，最根本的还在于发展市场经济不够，还需大力发展，经济因素是决定一切的最本质根源。
　　 二、建立起达到社会整合的权力机构，使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得到普遍体认
　　中国属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所进行的是对外部刺激、挑战作出的被动回应的超越型的现代化，不能象早发型现代化国家那样自发从容地进行，必须依靠国家组织和强有力的干预。政治的因素，特别是国家权力机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五四启蒙运动没有看到中国现代化的经济根源，这是它的一大遗憾，但它在旧的权力结构崩溃后，使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得到升腾，同时又存在着权力结构的二律背反。
　　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以文化为中轴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架构下，传统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的价值体系相辅相成。权力的存在和与文化水乳交融的价值体系的存在唇齿相依。一旦支持它的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受到质疑，这种权力结构距分崩离析也就为期不远了。
　　自1840年起，中国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传统权力结构受到外部世界的猛烈冲击。中国人有要求高度政治统一的历史传统，中国也一直是一个高度整合的中央集权国家，行政效率很高，如对其加以有效的转化，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强有力的推动力量。然而腐败的清政府并未进行这种转化，对外国的入侵表现出一种惊人的麻木和迟钝，未能作出有力的反应，坐失良机，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并一步步将自己推向崩溃的边缘，最终全部瓦解，带给中国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政治混乱。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变则兴，不变则亡”的变法维新运动，都不同程度地抨击了旧政治价值合理性，初步提出新政治价值合理性。传统权力结构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并被1911年辛亥革命所彻底摧毁，以至失去了在同一形式下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中国这个大国面临重建权力结构的历史任务。首先要解决其价值合理性问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人追求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形成风暴。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实质上就是西方民主主义价值。五四启蒙思想家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全面反传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抨击。这场风暴有力地冲撞了旧政治价值合理性，但却没有完成对新事物的普遍体认。旧政治价值合理性作为一种心理积淀和生存方式，顽固地存在着。它赖以存在的狭隘的自然经济依然盛行，人们没有找到一种摧毁它的物质力量，大多数人还生活在传统的氛围之中，被重重包围。
　　追求新政治价值合理性的风暴为权力结构重建设立了一个二律背反，以新政治价值合理性为核心的权力结构需要工具合理性的挖掘来确定自身，而工具合理性的挖掘在价值合理性没有被充分体认之前又无法展开，或者说没有意义。
　　中国近现代史就是这样一部被扭曲、断裂的历史，由于时代的需要，中国不得不走上一条脱离常规、动荡反复的道路。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迫使思想家们无暇旁顾，而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去。在民族危亡的压迫下，不仅工具合理性，而且价值合理性都被搁置一边，救亡是第一位的、首要的，启蒙是第二位的、次要的，启蒙是为救亡服务的，甚至于为了救亡而不惜牺牲启蒙任务。救亡压倒启蒙。同时，中国社会20年代末的战争，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中国人都忙于内部斗争和反侵略战争，全国政治整合长期没有完成，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只是停留在抽象的价值层面，它始终没有被牢固地确立下来。
　　五四新文化运动追求新政治价值合理性的风暴，动摇了旧权力结构，但并未使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得到普遍体认，而进一步进行工具合理性的研究和挖掘。自辛亥革命后，中国没有形成一个达到社会整合的权力结构，这个超大社会失去一体化的治理系统，陷入了长期的不稳定和无序状态。这种不稳定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需要权力结构具备以下4项条件：（1）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有助于力量的协调和资源的征用以支持现代化进程；（2 ）高度专权化和专门化的制度的发展，为政治作用的稳定扩大做好准备；（3 ）行政体制中的中央、行省和地方三级的结合能为有效率的政治管理做出重要的贡献；（4）具备一支干练而谙熟规章制度的行政官员。 近代以来以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顶点的新政治价值合理性风暴，不可能使旧权力结构演化成这样的结构，它本身也没有力量促成这样一种符合要求的新的权力结构。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落后的大国，在通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权力结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五四所提出的新政治价值合理性是合乎历史发展的，然而中国社会蕴含着阻碍它变为现实运作的种种机制。这自然是因为它的政治路线问题。1978年以后，经济改革普遍展开，政治体制改革也随之兴起，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总有种种因素阻碍强有力中央政府以及专权化、专门化制度的建立，特别是各种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使那样一支干练的行政官员队伍没有形成。现在的中国中央政府虽然可以说是有力的，但离罗兹罗曼所提出的条件还相差一定距离。企盼我们的政府在这方面加大力度，使一个领导中国现代化加快、顺利进行的权力结构早日展现在人们面前。
　　 三、创造出文化的“奇理斯玛权威”，形成有生机的中国文化传统
　　社会学研究表明，在社会中存在着“奇理斯玛权威”现象。“奇理斯玛”本意是“神圣的天赋，来自早期基督教的词汇，最初指的是得有神助的人物。麦克斯·韦伯用它来界定权威。他指的“奇理斯玛权威”是个人魅力权威之意，后来被引申不仅指具有创造性的人物的特殊素质，而且指能与最神圣——产生“秩序”的——泉源相接受的行为、角色、制度、符号以及实际物体。“奇理斯玛”赋予社会以中心或中心价值体系，是符号秩序的中心，是信仰和价值的中心，它统治着社会。我们好多人虽不能明确说出这一点，但能感觉到有这样一个不能化约的中心。现代社会学对“奇理斯玛权威”作了深入研究。研究表明，真正的个人自由与“奇理斯玛权威”密不可分。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总要有所根据，如果社会的文化中没有强有力的“奇理斯玛权威”起着示范作用，那么许多人的内心势必非常空虚、贫乏。而“奇理斯玛权威”在社会中出现与发挥作用，有赖于一个有生机的系统，僵化的传统和激烈的反传统都妨碍着“奇理斯玛权威”的产生。
　　我们不妨对中西近代启蒙运动加以比较。欧洲的古希腊、罗马，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特别是古希腊的民主制，抛弃尘世的宗教信仰文化，与现代文化联系紧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没有完全抛弃传统，而是以复兴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的旗帜，以弘扬古代文化中的民主、人道精神为主要内容。这种精神尽管在欧洲中世纪封建教会的黑暗统治下被窒息，然而作为一种文化遗传基因，一种民族潜意识或集体意识，早已深深积淀在欧洲人民的心灵深处，因而一经启蒙，便引发了广大人民的响应和共鸣，并在反封建和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得到发扬光大。这种文化变迁呈现一种连续性、稳定性，是对传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而不是传统的断裂。在社会上很快形成“奇理斯玛权威”，促进了生产的科学化、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的五四知识分子们总的倾向却是全面的反传统。他们把所厌恶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符号以及传统社会中的一切制度设施，都与传统中的基本思想建立了必然的因果联系。因此，不打倒传统则已，要打倒传统，就非把它全盘打倒不可。当然这种反传统对于批判传统“吃人”的封建礼教，启发人们的民主、科学意识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而这种全面反传统的倾向使他们企图割断实际上根本无法割断的文化传统，结果只能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境。一个企图全盘否定历史传统的民族，就会失去借以吸取其他民族先进文化，迎接光明未来的基础，因而也会使“现在”处于无序状态，从而使历史沉渣泛滥成灾。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而是全面的反传统，不能造成中国社会“奇理斯玛权威”所需要的有机系统，自由、民主、法制、科学，100年来未产生实际效果，那就可想而知了。
　　梁漱溟是一位具有强烈反思意识于理论家与实践家为一身的学者，难能可贵地发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一弱点。他曾说，新派所倡导的总不外乎陈仲甫先生所谓“塞恩斯”与“德谟克拉西”和胡适之先生所谓“批判的精神”，这我们都赞成。但他觉得若只这样都没给人以根本人生态度，枝节的做法，未免不切，各种新的思想潮流和改革纲领纷至沓来，却总是在笔头口头转来转去，总没有什么实际干涉，真的影响出来，只有踏实地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精神下的种种学术思潮而有个结果；否则，他敢说新文化是没有结果的。梁漱溟一直在谋求使实际价值和他规定的价值统一起来。他暗示，只有依靠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内心牢牢地树立了人生态度，改良才能获得成功，行动才能达到有效，“一个人必确定了他的人生才得往前走动”。在改良能成功地完成之前，一定要有建立在牢固基础上的群众性感情的信仰。梁漱溟所说的“人生态度”与“奇理斯玛权威”极为相似。现代化是必须与精神的重建与复兴相伴随的。由于中国缺乏这一基本的先决条件，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未产生真正结果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地反传统与后来毛泽东坚持的激烈反传统的“文化革命”思想密切联系，他曾以此作为改造中国人本性的方法，这一点与五四运动非常相象。任何激烈的反传统对中国都是没有好处的。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只是灾难。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奇理斯玛权威”所代表的有生机的传统，只会形成思想的浮泛和行动的混乱，而不会产生真正的个人自由。
　　中国文化要创造出“奇斯玛权威”，形成有生机的传统，就需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即把中国传统中符合时代需要的符号和价值系统加以挖掘和改造，成为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钱不值，假若不是如此，中国封建社会何以保持千年之久。儒家文化与古希腊罗马文化一样，其中也有人道主义与民主思想萌芽，完全可以批判地继承，发扬光大。儒家的奠基者孔、孟的思想具有浓厚的向往原始平等、自由、民主、博爱的思想，是原始社会后期尧、舜所创立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政治局面。他们的民主意味着领导者、管理者由人民选举产生，尊重民意，人民拥有对不称职渎职官员实行罢免、废黜的权利，言论自由，保护人民议政、评政权利，不压制不同政见，实行舆论自由政策等。这些都是我们完全可以批判继承，将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西方的民主思想联系起来进行整合，形成中国有生机的传统。
　　我们应当相信，在这场世界规模的文化交流与竞争当中，凡是我们民族文化确有的长处，绝不会丧失，只会发扬光大。而那些一经与外来文化接触就如泥菩萨过河一样的东西，断然不是民族文化中值得珍惜的东西。全盘否定传统即不能说明现在，也会失去未来。强调民族性，将是世界未来文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文化，只有将其创造性转化，才有利于形成强大的“奇理斯玛权威”，中国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随着70年代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序幕的拉开，中国现代化建设步入了正规。但不难看出，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国面临着同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的难题，专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迷信活动到处盛行，法制时而被践踏。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仍是我们前进的目标。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起强有力的权力机构，进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形成文化的“奇理斯玛权威”乃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责任编辑 宋建国）
　　
　　
　　
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济南111-114K4中国现代史刘芳19971997 作者：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济南111-114K4中国现代史刘芳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5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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