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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一直在看《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感想很多。我要对写这本书的作家表示敬意，他能用几年时间写出这样的人和事，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良知的体现。
    关于这本书所写的人和事，我也不想多说了，因为这些年我们在这方面听到了太多的议论。我现在想说的是我们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可能还是要多听前辈学者的意见。在近百年来关于中国农村的研究中，最根本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还人为地制造了更多的麻烦。谁能说现在中国农村的问题仅仅是“三农”问题呢?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当时的教育部曾请过美国麻省农科大学校长白德斐来中国，想听听他对中国农业发展的意见。这个美国人非常负责，后来写了一份报告，名为《改进中国农业与农业教育意见书》，报告由中国几个当时留美的农学家傅焕光、邹秉文和过探先翻译成中文。这个报告在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诸多办法中，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提倡农民组织。二、乡村教育。白德斐专门对中国农业领袖的问题做了说明。他说：“希望中国有经验之领袖人才，共起而解决中国之各种复杂重要之农业问题，农业政治家确乎为今日中国必不可少之人才也。”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早期中国农业问题的专家，都特别强调政治制度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根本，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良性发展。
    董时进也是一位农业经济学家，他对中国农村的出路有过许多想法。董时进也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农学博士。创办中国农民党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抗战胜利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政党发展的高潮。在当时众多小党派中，中国农民党成立的时间较晚，1947年5月12日中国农民党在上海成立，董时进当选为主席。关于中国农民党的建党宗旨，董时进在成立宣言中专门作了解释：“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因此认为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关于中国农民党的性质，董时进曾一再声称是代表农民的政党。“党员当然最大部分是要向农民里面去征求”，“但绝不存自私的阶级观念”，由于大多数农民知识很低，政党必须由了解和同情农民的知识分子来领导。为了便于参政，“特别欢迎政治学家及一切贤能之士参加”。中国农民党主张改良，反对暴力。他们认为农民所受的剥削，主要的是政治的剥削。中国农民党更多地把精力放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身上，认为“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经济方面，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以谋求于同城市平衡发展，它反对土改政策，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封建地主剥削制度，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依靠政权和军队的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所以一方面它要求实行法制，惩处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张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进行改良，通过扶植自耕农经济来缓和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
    中国农民党在当时曾受到国民党的压迫，它的活动一度转为地下。1948年，新政协建立前，农民党也曾想谋求一个位置，但因为它的土地政策最后没有得到。1949年6月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北京约见董时进，批评了他在1948年公开发表的反对土地改革的文章，指出他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高潮时反对土改，是力图为地主阶级保存封建剥削制度，因而使农民党成了地主党，农民党的路线成了地主路线。并说明：农民党参加新政协是困难的，劝董不要搞农民党，仍以从事农业建设为好，希望他把技术介绍给人民政府，为农业建设服务。董时进最后表示，愿意推荐农业技术人员贡献技术；农民党可以宣布解散。1949年6月25日，中国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随后解散。虽然董时进不再参预政党活动，但他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思想却始终没有改变，具体说就是他认为不能人为变更当时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1950年，他还上书毛泽东，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
    董时进的这些看法，当时受到了严厉批评。他后来到了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回来过。作为一个学者，他早年的学术观点，对错都可以讨论，但作为中国早期受过完整训练的一位农业经济学家，他的意见可能还值得参考。我一边看陈桂棣的报告文学，一边总想起中国早期农业经济学家的意见，今天研究中国社会的人会比他们更聪明吗?我不敢这样说。
    
    
   社会科学报沪⑧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谢200420042003年第6期《当代》杂志发表了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耗时3年完成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一部以“三农问题”为题材的报告文学，成为新年伊始书市最热销的书籍之一，两位作家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气，向世人再现了当代中国乡村的严峻现实。它刺痛了中国知识界因长期对底层百姓生存状况的冷漠、忽视而被蒙蔽的良心，它使我们意识到：要对农民喊出一个回应，这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鲁迅/启示意义/独立人格/自我意识/牺牲精神我一边看陈桂棣的报告文学，一边总想起中国早期农业经济学家的意见，今天研究中国社会的人会比他们更聪明吗?杨昊成邱香凝
    本文系得到日本关西大学北冈正子教授之同意，根据北冈教授发表在《野草》第71号(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2003.2.1)之该论文及发表在《野草》第72号(2003.8.1)之订正与在这之后的亲笔补正翻译而成，译文由北冈教授亲自校正。  WANG Li-li
  Department of Chines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The three debates,which has mattered much in the Hu Feng incident,haveconstituted three key factors for ideological turns in literature of the1940s,therefore the Hu Feng incident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collisionbetween Hu Feng and ideological turns in literature.With ideological turnsin literature starting from the debate on“the issue of national style”inthe early 1940s,the debate on national style was,for the Left-wing literary　school in debate with Hu Feng,actually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and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s literary theory system,which differentiated Hu　Feng and his counterparts in the Left-wing literary school.Beginning fromthe anti-dogmatism movement co-sponsored by Hu Feng and the“gifted scholar　group”in Chongqing in the mid-1940s,sponsors of the“subjective”debate,who had intended to echo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had subconsciouslycollided with the movement due to their different academic and politicalideology.They have,subsequently,become the targets of the Chongqingrectification movement.The criticisms in Hong Kong in 1947 and 1948 had not　only publicized the criticism of Hu Feng by default in 1945 and 1946 butalso symbolized the call for remolding and standardizing the ideology ofliterary and artistic movements in line with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pattern acceptable in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The response by HuFeng in the article“On the Road for Realism”indicated the virtual futileappeal to him of ideology.陈晓明，男，1959年生，福建人。77级大学生，1987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留院工作多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学术委员会委员，院高评委委员等职。2003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先锋派文学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等。着有《表意的焦虑》等10多部着作，发表论文评论200多篇，200多万字；并发表英文论文多篇，主编编选丛书、文丛多种。曾获“华语传媒文学大奖-2002年度评论家奖” 作者：社会科学报沪⑧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谢200420042003年第6期《当代》杂志发表了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耗时3年完成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一部以“三农问题”为题材的报告文学，成为新年伊始书市最热销的书籍之一，两位作家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气，向世人再现了当代中国乡村的严峻现实。它刺痛了中国知识界因长期对底层百姓生存状况的冷漠、忽视而被蒙蔽的良心，它使我们意识到：要对农民喊出一个回应，这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鲁迅/启示意义/独立人格/自我意识/牺牲精神我一边看陈桂棣的报告文学，一边总想起中国早期农业经济学家的意见，今天研究中国社会的人会比他们更聪明吗?杨昊成

网载 2013-09-10 21: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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