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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兰芳、周信芳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活动即将隆重举行，这次活动所以这样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受到文化主管部门及广大文艺界同志们的关切，我想不止是对这两位艺术大师的缅怀与崇敬，不止是对他们在我国戏曲事业上创建的不朽功绩的表彰，不止是促使我们努力对这一宝贵艺术遗产的继承与发扬；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一活动对我们今天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它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戏剧事业进一步发展。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样适用并指导着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戏剧文化。这种戏剧文化具有中国特色因为它是植根于中国社会土壤，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又根据时代潮流与戏剧规律有所发展与创新，它具有深厚的民族性，因而也更具有广泛的世界性。梅兰芳、周信芳之所以能独树一帜形成各有自己特色的艺术流派，为京剧艺术开创了新时期，就是因为他们自觉地刻苦地学习了传统戏曲艺术，深入传统戏曲又突破了传统戏曲，使老传统获得新生机，他们是京剧的一代宗师，又是传统戏曲　推陈出新的代表人物。周信芳在京剧改革中的事迹是戏剧界熟知的。我想在这里介绍一点作为革新家梅兰芳的某些史实。
　　一个忠诚的艺术家要忠实于自己的艺术必然忠实于自己艺术服务的对象—一观众、群众，和自己艺术产生的土壤——时代、社会。梅兰芳在他艺术发展的道路上，愈趋向成熟，愈明确地树立了自己的艺术观。１９１４年，他第二次去上海演出后，就开始了向既定目标的执着追求。他说：“上次打上海回去，就更深切了解了戏剧前途的趋势是跟着观众的需要和时代而变化的。我不愿意还是站在这个旧的圈子里不动，再受它的拘束，我要走向新的道路上去寻求发展。我也知道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可是我已下决心放手去做，它的成功与失败，就都不成为那时脑子里所要考虑的问题了。”用今天的话来说，梅兰芳下定决心不计成败去追求的目标，一是艺术的群众性，一是艺术的时代感。这就是他的艺术观。
　　梅兰芳艺术的群众性突出地表现在他时刻把艺术创作同观众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用他的话说，就是“借用观众鉴别精、粗、美、恶的言论，来增强自己的鉴别力。”由此出发，梅兰芳在艺术改革上的态度是大胆而慎重，从移步到换形。他改一句台词，总要注意新词与老词的统一性，以免新词与老词不协调；他改一段唱腔，总要考虑观众的欣赏习惯，以免把观众向来熟悉的好腔轻易改掉。他认为：“积累了许多次的修改，实际上已跟当年的老样子大不相同了。可是观众呢？在我逐步修改的过程中，无形地也就看习惯了。”他既是这样　尊重观众的欣赏习惯，尊重前人的艺术积累；又是这样要求自己在演出中不断改革、创新。戏剧演出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每次演出都应该是一次新创造，这样每次演出才具有艺术生命力。他在不断进取和改革的艺术实践中，对京剧艺术的表演、唱腔、化妆、服装、舞美等各个方面都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把京剧的美学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梅兰芳就是这样一位严格掌握京剧艺术规律，在不断总结经验中踏踏实实前进的革新家。
　　梅兰芳艺术创造中的时代感也是鲜明、突出的。我们可以从他不断更新的演出剧目中，感受到跳动的时代脉搏：《孽海波澜》中解放妇女的呼声；《宦海潮》对清末官场里黑暗的无情揭露，掀动着辛亥革命的民主波涛；《生死恨》中韩玉娘的悠悠恩怨；《抗金兵》中梁红玉的擂鼓奋进，卷动着国难当头、御侮杀敌的滚滚风云。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以６５岁的高龄，还演出了新剧目《穆桂英挂帅》，“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正是梅兰芳爱国主义炽热心声的倾吐。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梅兰芳艺术观中，是非爱憎是多么鲜明，爱国热忱是多么高涨，这也是梅兰芳得以敏锐地感受到时代脉搏的重要内因。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历史性的重要变革时期，新时代同样要求我们与时代相适应的新剧目，梅兰芳这种与时代一同前进，不断更新自己上演剧目的精神，不是对我们也很有启发吗？
　　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仅表现在梅兰芳的艺术观中，也表现在他的人生观中，我不想重复大家熟知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梅兰芳蓄须明志的故事。前些时读到梅绍武写的《梅兰芳在香港》一文，其中描写的这样一段经历，也是颇令人感动的：在日军占领香港时期，梅兰芳深居简出，避免侵略军的纠缠，但终究被日军发现。一天，一个叫黑木的日本便衣突然闯进了梅家，说日军司令要见梅兰芳，问何时有空，他陪梅兰芳一同去见。在那个年月里，被日军司令召见大多凶多吉少，何况梅兰芳已经决心不为日本侵略者演出，抱定这样的态度去见日军自然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此时梅兰芳毫无惧色，镇定自若，当即去卧室取衣帽，回答：“我现在就可以去。”当时，一位住在他家的客人追上去悄悄问他：“你怎么就能这样轻率地跟他去，难道一点不害怕吗？梅兰芳回答：“事已如此，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了，还怕什么？”这种不惧生死安危的坚定气概，可能是有些对梅兰芳平日待人谦恭和蔼的风度深刻印象人的所想象不到的，然而，并不矛盾，这两种不同的气质、风度统一在梅兰芳爱祖国爱人民的性格之中。爱国主义不是没有具体内容的，梅兰芳的爱国主度除了一般的内容而外，更重要的，在他心目中，祖国同他的艺术分不开，祖国的生活与艺术培养了他，他由衷地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把自己的生命熔铸在艺术之中，奉献给祖国和人民，在祖国和人民遭受危难的时候，面对侵略者的威胁利诱，表现出这种生死与共、大义凛然的正气是必然的。
　　在中国，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必然走向共产主义。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幸福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上海解放前夕，梅兰芳接受了地下党的意见，毅然选择了跟随共产党的道路。建国以来，在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指引下，戏曲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正如梅兰芳说的，他感到自己的艺术生命“找到了真正的归宿。”他说：“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从我切身体验中，体会到党的光荣、正确和伟大，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中国人民真正的翻身，更不会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伟大前途。”梅兰芳正是在这种朴实、真诚、坚定的信念鼓舞下，到工厂，到农村，到边疆，到前线去演出，全心全意以他的艺术为人民服务，满腔热情地为人民的戏剧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梅兰芳和周信芳的生活道路和艺术道路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社会主义戏剧事业的贡献，对戏剧艺术的不断追求、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是相同的。这种梅兰芳精神，这种周信芳精神，正是今天有志于振兴中国戏剧事业的同志们应该努力学习与发扬的，这也许是今天纪念梅兰芳、周信芳１００周年诞辰的现实意义之一。
　　
　　
　　
中国京剧京010-016,022-026J5戏剧、戏曲研究赵寻19951995 作者：中国京剧京010-016,022-026J5戏剧、戏曲研究赵寻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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