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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少功小说创作的独特性在哪里?他为当代小说创作提供了哪些新的因素?这是我们在 阅读韩少功的小说时一直思考的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到目前为止，韩少功的小说文本 所呈现出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从艺术思维到小说语言，从人物形象到表现手法……，他 总是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个性，这种个性又是开放的，不断吸纳着世界文化范围内所出 现的文化与文学因素，使其个性变得更加丰富和具有活力。然而，在这变化中，我们也 分明看到了他的“不变”的轨迹——这就是从《西望茅草地》、《月兰》、《吴四老倌 》、《远方的树》、《回声》到《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史遗三录》 再到《马桥词典》所展现出的艺术世界始终与乡村民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在与民间的 对话中，不断地丰富着自己对民间的理解，呈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精神情怀的生成过程和 对艺术的不倦追求。
　　 一、揭露和疗救：对民间发出呐喊
　　文革结束，在痛定思痛、百废待兴的社会气氛中，韩少功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文学 重生的背景是反思文革所带来的精神创伤。韩少功作为知青一代作家，在文革后登上文 坛是带有鲜明的那代知识青年的血气方刚，阅读他这个时期的作品，很自然地看到知青 一代所具有的旺盛活力和不灭的信心，一股朝气蓬勃的重造一切的决心张扬在作品中。 正因为怀有这样的信心，韩少功很自然地以一个知青作家的身份加入了当时的创作主流 。他在这一时期怀着促进社会进步和完善的责任感，急于重新建立在文革中被摧垮的民 心，塑造出一个个优秀的带头人的形象，另一方面他也急于给那个经历创伤的社会以总 结性的发言，所以这个时期的创作多数还是带有反思文学的影子，然而在反思中却有他 体验到的农村的真实，他把这一点展现了出来。《吴四老倌》中的“吴党委”吴伟昌为 了达到一亩三百万蔸基本苗，违反农田耕作规律，硬让农民按他的要求重插秧苗，一种 好大喜功的心态其实是代表了那个时代很多领导干部的价值取向；农民也以自己的方式 表达自己的好恶，公社里用来宣传政策方针的喇叭的电线一次次被吴四老倌割断，他听 不惯那些不切实际的大话空话，“快莫讲了!天天割尾巴，割脑壳，‘割’得老子烟都 没得烧!老子听起心里躁!”①(注：韩少功《吴四老倌》，载短篇小说集《月兰》，广 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于是他把广播线作铁丝用来做了尿桶箍，农民天然的想 象力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致，吴四老倌用尿桶戏谑了那些大鸣大放，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表 达对于基层独断专行的不满和抵制，并使人真切触摸到了民间的脉搏和来自于民众的声 音。
　　韩少功在反思文革的同时表达了对农民的同情，但是他更多地是对农民身上不可避免 的劣根性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是从清醒的知识分子——历史的反省者角度出发的，韩 少功说：“我力图写出农民这个中华民族主体身上的种种弱点，揭示封建意识是如何在 贫穷、愚昧的土壤上得以生长并毒害人民的，揭示封建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如何对 立又如何统一的，追溯它们的社会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不再把个人‘神圣化’ 和‘理想化’之后，也不再把民族‘神圣化’和‘理想化’。这并不削弱我对民族的感 情，只是这里有赤子的感情，也有疗救者的感情。”②(注：韩少功《学步回顾》，载 短篇小说集《月兰》。)这种“揭示”集中在了《回声》中的根满身上。根满是那个时 代的典型农村青年，劣根满身，活脱脱一个60年代的阿Q，在历次运动中他都冲在了最 前头，虽然他经常在口中说：“毛主席说……”实际上他根本无法领会真正的阶级斗争 、真正的革命是什么，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发挥自己的政治热情，他的一切行为看似很 有目的，抓贼了，办“孙大圣”“革命组织”了……但实际上他的任何行为都是出于自 己偶然的、盲目的、无意识甚至“凑热闹”的动机。小说中，作者居高临下，嘲笑了根 满的一举一动，虽然他是作者目光的关注点，但是他始终没有走入作者心目中真正的中 心地位，作者更多的是逼示出他身上的愚昧无知，直到最后目送他因为“挑动指挥宗族 械斗”“唆使暴徒围攻革命干部”的罪名而走向断头台。
　　显然，韩少功自然地把自己当作一个伤痕累累的年代和伤痕累累的民众的疗救者，这 继承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虽然他们并没有鄙视来自民众的力量，依然相信 来自民间的巨大活力，但是他们更相信民间是一个需要启蒙的场所。在他眼里，民间主 要是指现实的、自在的民间空间，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是政治的、启蒙的立场，民间是 承担其社会改造使命的场所。政治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在韩少功这一时期的 作品中异常协调地切合在了一起，而且他把知识分子的先天政治热情寄予在上层的自上 而下的力量上，从而借此向民间发出了呐喊。
　　 二、寻找和倾诉：民间里有没有文化的根?
　　在如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创作中韩少功的精神世界是很矛盾的，他既要歌颂，又要揭 露，既同情农民，又批判农民，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力量也透露出一丝犹疑，这种矛盾 心理在《月兰》中集中体现了出来，一九七九年发表的《月兰》表明韩少功对于文革现 实的思考已经更深了一步，认识到了事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不再以单一的政治视角去 看待问题。《月兰》中，“我”作为一个刚从中专毕业到机关参加工作的“小字辈”， 是怀着满腔热情奔赴农村的，农村也是敞开胸怀容纳了“我”，可实际上“我”并未真 正感受农村，“我”只有改造它的热情，却没有真正理解农民，“我”仅仅只是会下达 “禁止放猪和鸡鸭，保护绿肥草籽生长”③(注：韩少功《月兰》，载短篇小说集《月 兰》。)的命令，却不知道猪、鸡、鸭是农民生活的根本。农民的想法是再实在不过的 ，一切政治上强压下来的东西如果与农民的意愿发生矛盾的话，这种政治的意愿只是一 相情愿。农村妇女月兰迫于生活的重压，放鸡下了田，接下来的种种事件，写检讨的恐 吓，丈夫的打骂使得她不堪忍受选择了自杀，留下的儿子过继给了别人，“我”在内疚 中关心着这个孩子的成长。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不断地向读者展示农村妇女月兰善良美 好的心灵，“月兰是个好妹子。只说那年春插，队上牛乏了力睡在田里，她一气拿出十 几个鸡蛋、两斤甜酒把牛吃，还硬是不要钱”④(注：韩少功《月兰》，载短篇小说集 《月兰》。)……于是月兰的死亡更给了人们以极大的震撼。但是对于“我”作者也是 小心翼翼地突显“我”的明理和自我解剖意识，并没有以月兰的死来丑化“我”的行为 ，小说结尾处“这些意念使我奋发，叫我沉思，沉思那些我应该沉思的一切……”⑤( 注：韩少功《月兰》，载短篇小说集《月兰》。)或许恰恰表明了韩少功对知识分子自 身和民众关系的思考向更深一层迈进。他看到了“民间”自身所蕴含着的某种精神并不 能完全由政治来取代，“月兰”这个人物分明带来了韩少功思想上的某种变化，对于月 兰，他不仅是单纯的同情，还有对她身上美好一面的赞叹和惋惜。他意识到了在“政治 意识”之外还有一片精神的原野在震撼着他的灵魂。在《文学中的“二律背反”》一文 中，韩少功认为人们的生活内容不仅仅是政治，文学没有理由一律带上强烈的政治色彩 ，政治思想不是思想的全部，政治内容也不等于艺术形式。这种文学观念的变化，是否 正是由于民间文化形态所蕴含的丰富内容给了他深刻的启迪?这也就不难理解韩少功为 什么会主张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去寻找“文学的根”。寻根文学的产生离不开改革 开放的时代背景，离不开西方文化、文学对本土文化、文学带来的冲击，但“寻找”本 身也说明了在本土的文化世界里，蕴含着支撑作家精神世界的力量。韩少功敏锐地意识 到了这一点，向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寻找文学发展的新因素，成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 。这个时期的寻根作家在寻找文化之根的旗帜下，不约而同地寻到了偏远闭塞的边缘地 带，贾平凹的“商州”，李杭育的“葛川江”，扎西达娃的“青藏高原”，韩少功则寻 到了神秘的湘西。在他眼里，正是没有被所谓现代文明异化的地方仍然保有着民族文化 最本质最生动的部分，韩少功把传统文化的根基放置在了民间当中，传统文化更多地体 现在“民间”的世界中。
　　在这个寻根的过程中，他写出的《归去来》、《女女女》等作品都表现出对民间文化 形态的思考和认识，他试图在对东方文化的重铸中，寻找优势，这种优势在哪里?这种 思考显然使韩少功的小说具有了浓厚的理性色彩，贯穿着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 意识，但他的启蒙意识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在于他的价值取向 上的两重性：一方面要批判民间文化形态中的“糟粕”的一面，极力表现了湘西原始山 民的野蛮、蒙昧、互相杀戮，带有强烈的审丑色彩。正因为他已经把传统文化的根基放 置在了民间当中，所以对于民间文化形态中“糟粕”的批判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对传统 文化的批判。这种批判突出地表现在丙崽的身上。丙崽具有的象征意义似乎已经成为定 论，他几乎集中了民族的大多弱点、缺点，他丑陋、愚蠢，身世不明却又有着难以言说 的神秘力量，任何的外力似乎都无法使之灭亡，动摇他活在人们周围的生命力，作者对 此充满了忧虑，保持着对于民间落后性的清醒意识，那么文化的根在哪里呢?难道寻到 的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劣根”?另一方面韩少功又富有激情地寻找着支持民族的“根 ”，这就使得他的寻根小说在批判的同时又表现出对民间生存真相的探究的努力，正是 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韩少功对民间文化形态的审美意义和艺术精神给予了高度重视， 并把它纳入到自己生命的体验中，用各种方式(包括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方式)多方面地进 行展现，民间的各种“材料”进入到文本世界中，具有了浓郁的本土性特点，同时，也 就有了文本内容的复杂。《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蓝盖子》、《诱惑 》、《史遗三录》里都表现了民间文化形态的审美性一面，展示了一个闭塞、神秘、怪 诞、奇特的乡村世界，那些美妙的乡间歌谣源远流长，男女之间原始的欲望冲动自然真 实，韩少功寻找到了民间的自在状态，把久违的民风、民俗、民间气息通过传说、民歌 、巫术等方式艺术化地展现，从审美的角度肯定了民间文化形态的精神价值，正如他所 说的，“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地属于不规范之列。俚语，野史，传说，笑料 ，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更 多地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⑥(注：韩少功《文学的“根”》，载散文集《文学的 “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韩少功把散落在穷乡僻壤的各种民间生活 状态都一一捡拾了起来，朴素的地理风情、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构成了一幅民间世界的 美妙画卷，也透出了自己的生命与民间生命的血脉联系。《女女女》里描述民间对生殖 的崇拜，延伸出不孕妇女裸体在山岭上接南风、喝蜂窝和苍蝇熬出的汤汁等风俗；还有 篷船在船老板的控制下“镖滩”的惊险场面；《归去来》中乡民让我用高大的澡桶洗澡 ，大嫂还要不断地来添水；《史遗三录》中身怀绝技的杨猎户那墙上的铁铳，每当门外 有猎物出现，它就扑扑直跳……而《爸爸爸》中丙崽的弱智(也是文化的弱智?)是否也 表现出一种对无限生命力的寻找?这种复杂表明韩少功在接近民间并与之对话的过程中 ，充满了矛盾和游移，仅用“启蒙理性”显然难以解释他的文本中所表现出的丰富和复 杂，一旦把“传统文化”这一概念放置于丰富的民间文化生活中，是难以对美与丑、善 与恶作出简单的评判的，“根”是“劣根”，还是“优根”，也是无法说清楚的。就像 韩少功《归去来》中迷失了自己的回乡者，无法确立自己的身份。韩少功在更大的询问 中接近民间。我们也在更大的询问中走进《马桥词典》。
　　 三、发现和向往：与民间平等对话
　　顺着韩少功的创作轨迹读下来，《马桥词典》使人惊异地发现了作家看待世界的方式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马桥词典》是90年代文坛的重要收获，争议引发了更深入的思考 。韩少功用词条罗列来串联历史事件的方式，展现了一个叫做“马桥”的乡村世界的风 土人情，像丁德胜、常青山那样的领导楷模已经没有了，小说几乎没有鲜明的中心人物 ，小说成为完完全全的乡村生活的记录。
　　90年代的市场化进程，资本、经济、物欲、财富给予这个时代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在 作家眼里，金钱的力量造成了贫富的差距、精神资源的匮乏、人文精神的失落、知识分 子的边缘化……知识分子处于前所未有的惶惑之中。相比于韩少功早期强烈的“政治意 识”，在《马桥词典》中主流意识形态完全退到了幕后，成为小说的隐形存在，或者说 是被生活忽略的存在，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在马桥人这里已经看不到它无所不在的强大 威力，只剩下本义一个与上层保有关系的乡村干部，但是本义身上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民 间领袖所具有的民间话语权利，即它在马桥社会里统领人们的权利，但是这恰恰以一个 民间领袖的形式出现，具有了更多的民间色彩。这样一个民间世界显然与外部世界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能够看到政治意识形态对其生活的影响，但却有着自身的生活逻辑 和运作逻辑，韩少功在这里发现了什么呢?
　　《马桥词典》首先在语言上完全是一种摆脱了权利话语的民间语言，每一个词条所带 有的方言口语色彩使得你必须遵循它自身的读音、意义去理解它后面的故事，这已经在 一定程度上营造了这个民间世界的氛围，使作者和读者都置身于这种语言的海洋中。“ 嬲”字是作者用来指代发“nia”音的那个字，读音、字形在正规的汉语词典里都没有 ，但在马桥的词典里却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字，对于这个字可以发出阴平、阳平、上声、 去声四个音调，而每一个音又代表不同的意思，并直接与马桥的日常生活发生着联系， 具有不可替代性；“醒”和“觉”在马桥人的理解与普通话思维正好相反，苏醒是愚蠢 ，睡觉是聪明，这似乎体现了马桥人自己的判断；再比如“贱”，问你身体贱不贱竟然 是问身体好不好的意思。另外，“飘魂”、“企尸”、“走鬼亲”等词本身就带有很强 烈的民间传说色彩。但是马桥的语言绝不是盲目的、虚幻的，它带有马桥人生活的印迹 ，“乡气”、“神仙府”、“九袋”、“晕街”、“军头蚊”、“小哥”、“破脑”等 等，大量的词语只有置身马桥世界才能感受到它独特的涵义，而作者也最大限度地还原 了这生动的民间语言，让它鲜活地展现在小说中。这种民间语言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已 经被作者发现并认同。
　　其次，乡村生活隐秘的一面在小说中有了一次神话般的诠释，每一个词条如果分析都 是一次对马桥生活的领略，石臼的打架，三毛神奇的来历，盐早喷洒农药后获得的抗毒 性从而把咬伤自己的毒蛇毒死，本义他爹剩下半个脑袋还活了五年，走鬼亲……这些民 间世界的奇妙景象，铁香、万玉、梦婆、九袋爷、马鸣、志煌、希大杆子……这些民间 世界的精灵性人物，构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民间世界。韩少功说，“人本身是很神秘的 。人的神性是指一种无限性与永恒性。我想把瞬间与永恒、有限与无限做一种沟通。我 想重创一个世界。我写的虽然是回忆，但最能激动我的不是复制一个世界，而是创造建 构一个世界。”⑦(注：韩少功、李少君《关于＜马桥词典＞的谈话及其他》。)在这一点 上，《马桥词典》与张炜的《九月寓言》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都复活了一个生动的民间 世界。在《马桥词典》里我们不得不佩服那种民间活力的激发，它已经不同于丙崽的家 乡那种阴郁的神秘氛围，马桥已经成为一个马桥人自由自在生活的现实家园和精神家园 。他们在发歌中展现自己对爱情、亲情的理解，当你从字面上读到那些歌谣的时候，你 怎么能不感叹马桥人在歌声中所发泄出的原始生命力；铁香身上所无法压制的原始性欲 张扬而不讲任何道理；马疤子手下的兵因为抢了人家的东西被酷刑处死，行刑时“哼都 不哼一声。……马疤子手下的兵连贪财都贪得硬气”⑧(注：韩少功《马桥词典》，山 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整部小说字里行间都穿透出马桥人的一股旺盛的力量 ，不可遏制。
　　离家十多年、出走江西的本仁回到马桥，他的婆娘已经改嫁，“过了两天，他回江西 了。走那天下着小雨，他走在前面，他原来的婆娘跟在后面，相隔约十来步，大概是送 他一程。他们只有一把伞，拿在女人手里，却没有撑开，过一条沟的时候，他拉了女人 一把，很快又分隔十来步远，一前一后冒着霏霏雨雾往前走。”⑨(注：韩少功《马桥 词典》，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不讲“道义”的出走竟然没有引起婆娘丁点 的怨恨，关系和谐而又得体。可见，马桥有自己的行为准则。这个准则不是来自政治的 规定，虽然政治的规定不会消失于马桥，但是这种政治的规定给予马桥人生活造成的影 响只是约束，而不是成为他们行动的准则，不具有强大的标尺作用，人们只是在不违反 它的情况下选择着自己坚持的生活。当盐午因为“反动”的罪名被公安局抓走后，马桥 的男女老幼并不觉得这是一种耻辱，反而觉得这是一件有头有脸的事，在他们的眼里， 盐午是有资格反动的，倒是对于另外一个嫌疑犯他们认为根本不配和盐午一起被抓。而 对于外界所认可的不管是道德的还是文化的主张他们也保持自己的解释，根本不受影响 。例如他们禁忌结婚时女方还是处女，更喜欢女方挺着大肚子进门，因为由此证明的生 育能力是马桥人最看重的；再比如“科学”一词，本来的褒义色彩在马桥已经消失了， 只剩下“学懒”这一隐含意义与之相联系，他们竟然把“科学”和“学懒”画上了等号 。这就是他们的思维，这就是他们的方式。“在他们心中，马桥是一切的中心，其它都 是‘夷边’，‘文化大革命’、印度之那打仗，还有本义在专署养了两头马，都是‘夷 边’的事。”⑩(注：韩少功《马桥词典》，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我怀 疑他们从来有一种位居中心的感觉，有一种深藏内心的自大和自信。他们凭什么把这些 穷村寨以外的地方看作夷?”(11)(注：韩少功《马桥词典》，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 3月版。)当韩少功借助“我”发出这声疑问时，背后隐藏的是对于马桥人独立自信的民 间精神的感叹。
　　当然，韩少功也没有在小说中回避民间社会先天的“藏污纳垢”性，对于女性的漠视 和鄙视，宗族之间的械斗，男女之间混乱的性爱关系，对于等级决定的“话份”的肯定 和推崇，这些都是民间社会不可避免的。正因为作者正视这些所谓的“污垢”，才让我 们看到一个真实生动的民间，“在这些故事当中，流露着作者对普通劳动者的爱恋与对 于人生的肯定，即使到处仍有愚昧野蛮荒谬残忍隔膜也罢。韩书丝毫没有避开生活中那 令人痛苦的一面，但全书仍然洋溢着一种宽容和理解，一种明智的乐观”(12)(注：王 蒙《道是词典还是小说》，《读书》1997年第1期。)。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所谓我 们认为的“藏污纳垢”并不是简单地可以以真假、善恶、美丑的标准来界定的，从另外 的角度看，这些“污垢”可能恰恰是马桥人民间精神的体现，为械斗付出生命正是他们 为宗族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忘我的品质和勇敢的气节；男女之间混乱的性爱也使马桥充溢 着一种毫无顾忌的原始生命力；“话份”的确立是马桥人规范乡村秩序的自觉，也给予 马桥人向上追求的动力。这种“藏污纳垢”的复杂性体现了民间价值的复杂性，同时也 说明韩少功对民间建立起了一个开放的视野，走向了与民间的平等对话。
　　《马桥词典》中的每一个词条都可以咀嚼，而且意犹未尽，每一个词条的背后都跳动 着民间世界土地的脉搏，当我们面对词条和词条蕴涵的人、情、物时，可以清晰地感受 到最接近大地的生命喘息，这本“词典”已经浑然一体，互相应和，我们真的担心任何 单个词条的分析会遗漏马桥民间世界最精华的部分。《马桥词典》的变化是令人瞩目的 ，视角是知识分子的，立场却有了民间的色彩。在整个文本中没有再如《回声》中对民 间生活的改造心态，审视民间的目光变得温和可亲，也没有了寻根文学的强烈的知识分 子寻找文化之根的目的性。知识分子的精神在这里获得了另一种存在方式，换句话说， 民间的生命作为审美的对象，使知识分子意识到了仅仅在“观念”中的自语是远远无法 和实际的社会发生交往和沟通的。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韩少功的创作所呈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回归民间的情怀，但 是所表现在作品中的是始终未变的作为一个知识青年的乡村记忆，为什么同样是对生活 过的乡村的生活的反观，却会呈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呢?从批判到对话。其实任何一个作 家在创作中都无法彻底摆脱他所生活过的土地，韩少功也是如此，当他作为一个知识青 年在农村时是希望以自己青年的政治热情来改造乡村的，但韩少功作为知识分子的清醒 意识使他并没有一味地陷入与乡村格格不入的境界，他始终寻找与乡村民间的最佳契合 点，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形成开放的视野，把民间纳入了自己的创作中，而这个过程 又是与20年社会的变迁以及文学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自己的创作在 更深远更广阔的天地里扩展，所以他也有意识地开拓写作空间，而民间能够提供给他丰 富的写作资源，给予他一个拓展写作空间的途径，一个情感的栖息地。《马桥词典》就 这样诞生了。
　　韩少功三个时期的创作不管与“民间”呈现为何种关系，但一直没有远离民间，他一 直在找寻一个与民间对话的最好角度。我们也清晰地看到在他所有的创作中一直没有隐 去的一个人物，就是韩少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其中的审视目光，即使在《马桥词典》 中，他也时常站出来引证历史，解释词条背后的文化内涵。韩少功正是抱有一个宽阔的 胸怀和清醒的思考意识，在与民间的不断对话中，发现了民间的意义所在，并认识到这 种意义的珍贵性。这是韩少功的可贵之处。但是正因为这种强大的知识分子理性精神使 得韩少功更倾向于抽象出民间世界的意义所在，这种抽象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把民间宽 厚、粗糙、随心所欲的嚣张——这些最实在、最可爱的沙粒过滤掉了，观念形态的生活 相对于民间的本真世界而言，其内在的活力总是要受到某种限制的。所以我们不知道韩 少功在“马桥”之后将会走向何方。我们也不知道民间在韩少功今后的创作中又会呈现 出何种形态。但在韩少功与周围世界的对话意义的变化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知识分 子的心路历史和一个艺术精灵的不倦寻找，他给当代文坛已经带来的或正要带来的艺术 世界都会引起人们深切的关注和思考。
　　
　　
　　
钟山LL南京192～19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光东/李雪林20022002王光东，男，1961年生，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李雪林，女，上海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 作者：钟山LL南京192～19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光东/李雪林20022002

网载 2013-09-10 21: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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