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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7）05—0099—04
　　最近三十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超过既往，取得了空前的成绩。古代文论研究的理念、方法，有了很大的丰富和发展。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古代文论研究队伍的壮大，文艺学家与古代文学专家分工合作，各扬所长，开启了新生面。
　　古代文论，作为一个研究方向或者学科分支，与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艺学，都有内在的深刻的关联。所以，古代文论的研究主体，也就有两类学者，两大学术群体。一类是站在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立场的，一类是站在文艺学学科立场的。相应地，也就有两种研究路径和研究范式、研究风格。我这里不完全是从研究者在大学里或者在科研院所里的行政归属来划分，不是从他们是在古代文学教研室，还是在文学理论教研室来划分，而是从他们各自的研究视角、各自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从他们的学术思路和学术习性来划分。这两种研究路径的区分，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现端倪，而在近三十年日渐分明。罗根泽早就提出，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态度主要有两种，一是要写出“事实的历史”，一是要创造“功利的历史”。前者是所谓纯粹的史家，就是以忠实地记述过去为目标；后者是要以古为鉴，找出根据，用以指导未来。前者重在“求真”，后者重在“求好”。[1]20—21 他所谓“事实的”、“求真的”文学批评史，约略近于我们所说的从古代文学立场对古代文论的研究；他所说的“功利的”、“求好的”文学批评史，约略近于我们所说的从文艺学立场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回顾八十年来的轨迹，不难看出，古代文论这一学科分支最先是由文学史家开创，而近三十年来，文艺学家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的声音逐渐变得比以前更加响亮。
　　陈钟凡、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代表了第一种路径。陈钟凡晚年在《自述》中说，二十年代初期，他出于对学衡派盲目复古的不满，主张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他是把撰写文学批评史作为整理国故的工作来做。郭绍虞1934年在其所着文学批评史的自序中说：“我屡次想尝试编着一部中国文学史”，觉得工作太过浩繁，“所以缩小范围，权且写这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我只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这个传统近三十年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复旦大学七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南开大学罗宗强主编的“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蔡钟翔等撰着的《中国文学理论史》，还有许许多多精彩丰硕的成果，不胜枚举。在文献的发掘考辨上，也有喜人的收获，被称为“孔子诗论”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等文献的发现、整理和阐释，就是显着的例证。
　　郭绍虞等前辈对文学批评史研究有开创之功，沾溉后辈，但是，他和他的同辈人的研究，不以高度的理论思辨性见长。他们发掘整理史料所依凭的文学观念，是在“五四”新潮中从西方引入的，理论界彼时还来不及充分消化。朱自清在《诗文评的发展》里指出，“若没有‘文学批评’这个新意念、新名词输入，若不是一般人已经能够郑重的接受这个新意念，目下还谈不到任何中国文学批评史的。”[2]544 以西方的文学观念梳理、阐释中国古人的论述，终究不免有许多的扞格、抵触。另一方面，搜罗和鉴别史料的工作，如何与中国本土的现代文学理论的建构同步，文艺学家对此持有与古典文学研究家不尽一样的看法。朱光潜1948年在《朱佩弦先生的〈诗言志辨〉》一文中说：“近三十年来中国学者很出了一些文学批评史的书籍。这些着述大半以时代为中心，把每时代的文艺主张和见解就散见于当时文献中的七拼八凑地集拢起来，作一个平铺的叙述……佩弦先生的《诗言志辨》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贡献，也就因为它替文学批评史指点出一个正当的路径和一个有成效的方法。”[3]493—498 那是什么样的路径和方法呢？朱自清是环绕古代文学理论的核心观念，环绕着古代文学理论的基本范畴和重要命题展开讨论，在中国诗论里抓住了“诗言志”、“比兴”等四大中心观念来纵横解剖，理清脉络。朱自清本人在《诗言志辨》的序言里说，他的方法是，“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他着重的是论，而不是史。虽然《诗言志辨》是一本专论而不是通论，虽然全书对所论并未充分展开，但它确实指点了新的路径。
　　这另外一种路径，我觉得，可以拿朱光潜、宗白华和王元化作为代表。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着作里以近现代西方理论为参照，重新阐释中国古代文论概念，他对中国与西方、古代与现代作了沟通①。宗白华呈现另一种学术风格，他说，西洋的美学理论与西洋的艺术相表里，研究中国古代美学，必须结合中国古代的工艺品、美术品，结合古代的诗歌和音乐。他还认为，历史的综合叙述固然重要，但问题的研究更可以“为将来中国美学原理系统化之初步”。这句话至今还值得我们仔细玩味。他以《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等论着，给我们作了极好的示范。② 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出版于1979年，可以看作从文艺学视角研究古代文论的一个里程碑。他在《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里说，他的旨趣“主要是通过《文心雕龙》这部古代文论去揭示文学的一般规律”；“释义企图从《文心雕龙》中选出那些至今尚有现实意义的有关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方面的问题来加以剖析”；“从中探讨中外相通，带有最根本、最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把它和我国传统文论进行比较和考辨，和后来更发展了的文论进行比较和考辨。③ 蒋孔阳在研究美学原理和西方美学史的同时，撰写了专着《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4] 以及《中国古代绘画中所表现的美学思想》、《孔子的美学思想》等论文，以他对西方美学的熟悉来指点中国古代美学的民族特色，往往能切中肯綮。钱钟书在《诗可以怨》里说，“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不知不觉中会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④ 他的出版于1979年的《管锥编》排列许多古今中外稀见的材料，目的都是提出一个个理论问题。他说，“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的现实意义。”⑤ 钱仲联曾经评论说，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给我们以科学研究我国古代文论的钥匙”。[5]376 这也可以用作对上述几位前辈文艺学学者的共同的评价。文艺学家的研究被古典文学专家所认同、首肯，打开了一条新路。许多晚一辈、晚两辈的文艺学家循此继进，造就了古代文论研究的新格局。我们只要哪怕是粗略地扫描三十年来文艺理论学界同行们的有关着述，就可以看出，在以现代目光阐释古代理论上，已经有了很多好的成果。如果这里列出相关专着、论文的题目，那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单子。更为可喜的是，文艺学的和古代文学的两种视角的研究相互借鉴、相互渗透、相互靠拢、相互融合，把实证性、严谨性与理论性、创新性结合，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的取向。
　　但是，毋庸讳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文艺学界，以中国古代文论牵合西方近代、现代术语及观念，以古人作自己注脚的做法，也每常可以见到。对于这类论着，罗根泽曾经说过，“我们也无需以史看待”，它们不过是着者发表自己观点的一种方式罢了。罗根泽主张把两者结合，他说，“就是站在功利主义的史学家的立场，也必须‘求真’。‘求真’以后，才能进而‘求好’。”“为创立新学说而作史，其创立新学说既要根据旧学说，则对于旧学说，必先明了真相。否则根据的旧学说既不‘真’，创立的新学说也难‘好’。”这是我们应该记取的箴言。文艺学家研究古代文论，切忌脱离古人的文本和语境，阔大空疏、游谈无根、望文生义、牵人就己。
　　两种研究路径和范式，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一门学问的历史必然与我们对于它的概念密切地联系着。根据这概念就可以决定那些对它是最重要最适合目的的材料，并且根据事变对于这概念的关系就可以选择那必须记述的事实，以及把握这些事实的方式和处理这些事实的观点。”他的这部讲演录与一般的哲学史不同，应该说有着很浓厚的哲学理论着作的色彩。他本人很明确以立论为主和以史料为主的两种哲学史的区分，他说，“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哲学史的着述，在那里面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找得到，就是找不到我们所了解的哲学。”[6]4 同样，我们的古代文论研究着述，两大类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不同的研究者从古代文论的原始资料中各有自己想要寻找的东西，各自发掘出不尽相同的东西，各自有其合于自己目标的收获。两种路径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不宜作高下之分，也难以彼此替代。
　　九十年代以来，经济的全球化，作为发展中国家难以避免地出现文化借贷和文化入超，由此带来心理压力，使得张扬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和建立独立体系成为理论界关心的热门话题。1995年，季羡林提出，“我们中国的文艺理论不能跟着西方走……我们完全应当理直气壮地使用自己的术语，以此提示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7] 同年，许明不满地指出，多年来“古代文论只是作为一种历史性研究对象”，呼吁“建立起自己的话语系统”[8]。1996年曹顺庆发表《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9]，更尖锐地对前述意见加以发挥，引起强烈反响。特别需要提到的是，1996年10月在西安举行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这次讨论会是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创议和主持的，文艺学的专家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钱中文、童庆炳、杜书瀛、张少康、蔡钟翔、陈良运、畅广元、陆贵山、王元骧、党圣元、李春青、李衍柱、顾祖钊、蒲震元等文艺学者在那次会上发表了各自的见解，蒋述卓、劳承万、余虹、黄念然等文艺学者在会后对此作了很有创见的论述。十年过去，这次研讨会的话题仍然被人们反复谈论，无论是从文艺学视角研究古代文论的，还是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视角研究的，都对此作了热烈的回应。⑥
　　所谓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我以为，它有两方面的理论指向，一个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对待不同民族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如何对待中国文学理论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一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继承传统和开创一代新风貌的关系。这本是“五四”以来就遇到的问题，但在两个世纪之交格外尖锐化。一百年来，文学理论上有过多次曲折，出现过某些偏颇，既有一味崇洋媚外的，也有封闭排外的；既有复古守旧的，也有蔑视传统的。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冷静的全面的反思。把古代的理论资源转化为今天的精神财富，把外国的理论资源转化为中国理论的构成要素。在这两个方面，主要的都不在于词句、口号，而在于脚踏实地的工作。有的学者提到要思考“转化什么和怎样转化”，这当然是很有意义的；我觉得，更根本的，还是思考为了什么而去转化。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出求新声于异邦，目的是要唤醒国民。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问题的中国化，是为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寻找更广泛的资料前提。从康、梁到孙中山到毛泽东，他们是为了救亡，为了改变中国受欺凌受掠夺的地位，而或者托古改制，或化用古人术语、命题，或者到西方、到苏俄，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求救国之方。举例而言，“实事求是”原为《汉书》用语，清代学者段玉裁等人把实事求是提升为治学原则。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卢氏群书拾补序》中说：“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十七说：“四字是读书穷理之要”。朱鹤龄《愚庵小集》卷七《辑注杜工部集序》说：“今为剪其繁芜，正其谬乱，疏其晦塞，谘诹博闻，网罗秘卷，斯亦古人实事求是之指，学者所当津逮其中也。”胡适1928年在《致胡朴安》信稿里说：“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作。所谓实事求是是也。”[10]497 他用古希腊以来的“为科学而科学”和现代西方的实证主义，来诠解中国古代的“实事求是”。毛泽东则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给以发挥：“‘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一语，经两千年，其含义不断演化，乃至被改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原则。每一位诠释者既掌握深厚的传统资源，又有坚实的现实依据，都不是只在字句上做表面功夫。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早就提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费孝通晚年提出“文化自觉”的理念，“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他并且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来简要地概括他的主张。我们文学理论界许多人，正是不断关注世界文学潮流，也仰承本土美学的血脉，一步一步地前进。当然也还有许多的不足，有各种的困惑，需要在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文学的发展中思考，去作艰苦的探索。
　　最后，我想提到，据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林克回忆，毛主席经常把六祖《坛经》带在身边，认为，慧能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林克说，这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不无相通之处。[11—12] 可见，我们的前人历来有对外来文化、外来理论吸收消化的气魄和能力，这正是我们所应当取法的。从大处着眼，从细处着手，我们可以在理论建构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收稿日期］2007—07—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与建构”（01BZW004）
　　注释：
　　① 例如《文艺心理学》以中国书法艺术为例来解释西方美学的“移情”，《谈美》以情感与意象的关系来解释“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② 此文发表于1979年，后收入《美学散步》第26—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文中说到研究古代美学，要关注新出土的文物中新鲜的古代艺术形象，“要特别注意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成果”，“从美学的角度对这些成果加以分析和研究”。
　　③ 参看《文心雕龙创作论》第68—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此处引文据《文心雕龙讲疏》第89—9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后者文字有若干改动，这些修改表明，作者对古代文论研究的目的与方法的认识，有发展、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明显地体现出理论建构意识强化的趋向。
　　④ 此文为1980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研讨会上的讲稿，随后在《文学评论》杂志发表，并收入《七缀集》第119—1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作者在文中说，“钟嵘和弗洛伊德可以对话”，中国古代的文学主张“诗可以怨”，“牵涉到更大的问题”，需要找出中西这类传统的“共同的心理和社会基础”。
　　⑤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欧洲汉学会二十四届年会会刊（1979年）《了解现代中国》罗马版第79页。转引自《钱钟书杨绦研究资料集》第378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⑥ 例如，《学术研究》1999年第一期发表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劳承万等“九人谈”，《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一期发表了陈伯海等五位学者的“在中国发现文论”专题笔谈。至于同一主题的单篇文章，更有很多。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武汉99～102J1文艺理论王先霈20082008
古代文论/学科视角/现代转换
　　ancient literature theory/subject angle/modern transformation
Scholars' Research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started by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While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lierature and art in recent thirty years have made more contributions to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They,by expounding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y,try to reveal the general rules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theoretic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 lierature.In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literature theory,scholars of literature and art should avoid breaking away from the ancient written articles and context and avoid likening western literature theories.The key to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literature theory should take explain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in the 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as its aim.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最早由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开创，近三十年来文艺学家在这个领域里声音日渐响亮，与古代文学专家的研究相互配合、相互渗透。文艺学家力图通过对古代文论的阐释，揭示文学艺术的一般规律，为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寻求思想资源。文艺学家研究古代文论，应力戒脱离古人的文本和语境，强人证己，力戒比附西方文论，游谈无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应停留在词语和口号，关键是从当代的文学实际出发，以解释、解决文学发展中的问题为目的。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武汉99～102J1文艺理论王先霈20082008
古代文论/学科视角/现代转换
　　ancient literature theory/subject angle/modern transformation

网载 2013-09-10 21:5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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