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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06)04-030-(8)
　　当代技术实践的文化多样性表明，技术并非是个处于社会文化影响之外的单一封闭过程，而是一种沉浸在社会背景、经济结构、文化习俗以及美学爱好等文化因素中并被社会建构起来的现象。什么技术在什么时候出现，不能只根据先前和现存技术的发展来“科学地”推导，而必须综合分析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参与者等多种因素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发明某物只是意味着其给社会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社会才决定这种可能性是否值得实现”。①事实上，在技术活动多种可能性已得到确定的情况下，要决定哪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已不再是一种技术的选择，更多的是一种处于社会背景、利益群体冲突和协商中的文化选择，技术的变化是和社会结构变化携手并进的。于是，技术不再被看作是由自身决定的东西，而是“文化中的技术”，是“自然、世界和人的构造”，这也促使我们“从技术本质主义走向建构主义”。②
　　本文从技术发展所植根的文化因素入手，探讨技术文化选择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进而分析技术文化选择的动力、价值评价与创新文化生态，最终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包含着技术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复杂文化过程，并为创新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提供新视野和新方法。
　　一、技术是社会文化的产品：文化选择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追溯技术产生所植根的文化因素，可以看到，作为人的创造物，技术被天然地赋予了改善人的生存状况这一文化要求。一开始，技术的出现就面向着某种人类所设定或要求的目标，比如保暖、猎食、治病等，目的就在于增强人类对物质环境的适应和改造能力。事实上，从石器时代到信息时代，技术就一直是物质环境中被人类有意识地使用或为使用而改造过的那一部分，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类官能、体能延伸和扩充的重要部分。具体来说，这种文化要求又分为两个层次：
　　首先，排解人类生活中的苦难。人类的最初生存状态及其发展，始终面临着艰难而贫瘠的生存条件的挑战，这也迫使人类制造、使用工具，在适应自然、干预自然的过程中创造适于自身生存的环境。结果，创造和使用工具（如调节温度的工具、获取食物和水的工具、交通和交流的工具等）的技术活动，始终与人的自然生命相伴随。进入近代以来，人类从对永恒生命的追求和向往转向对现实生活世界的追求，从在神灵世界寻求灵魂的永生转向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寻找行善得救，在这一过程中，上述文化要求不断得到强化。与之相应，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理念为这种转化提供了一种哲学信念，即可以通过蕴含着丰富知识的技术来解脱人类在自然中的不自由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苦难，这种认知理性的确立与扩张，与欧洲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后形成的新教伦理、18世纪盛行的功利主义思想等结合在一起，为科学发展开辟道路，奠定基础，使科学处于强势的中轴地位，推动着人们在近代不断实现自然界的工具化进程。
　　这种排解人类苦难的文化诉求体现为技术发展所依赖的三种文化力量。即“依赖于功能和用途观，包括范式引导，功能解释和未来用户的想象”，“依赖于概念和工程的模式，它们来自于不同的学术、职业和组织文化，而且被刻写于技术设计之中”，“依赖于传统和机制，它们反映了特定的态度与该领域行为者之间的已有关系，而且它们稳定了使技术发展制度化的途径”③。这也意味着，技术的产生路径、设计方案和运行机制，始终离不开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这一基本文化要求。因此，任何技术都不可能脱离其所依赖的社会去单独发展，更不可能先在地有一个自身的逻辑，然后再独立地展开这一逻辑，并产生出其他技术，进而影响社会和改变社会。技术是人为的东西，人必然会影响他所制作的东西。所以，在技术的设计、制造、扩散、推进和规范过程中，不仅渗透着时代精神的灵魂，而且还内含着反映时代要求的人文关怀。随着文化的不断进化，人类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手段开发和利用自然，不断将自己的目的性赋予技术，强化着技术成为一种人的目的性存在的文化要求，从而使技术的生存意义和特征展现于其与社会生态相互作用的过程中。
　　其次，扩大人类自主选择权。技术对象的建造和生产以精心规划并自觉实施的活动为基础，人们期望技术发展服从人类的目的和控制，这样，技术的最初表现形式是构思，构思的结构以符号(图表和文字)或物化形式表现出来，结果便是发明，创新则是将发明发展为体系化的生产技术和产业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工具的价值只能寓于其目的之中，只有当人们关注工具的目的，把工具本身作为支援手段之时，它们的价值才能实现。相反，如果人们把工具本身作为观察对象，它们就不成其为工具了。这就好比网球拍的例子，如果忽略眼前的球场或球，转而关注球拍本身，那网球拍的妙用也就消失了”④。换言之，技术构思和技术发明都是人类对价值的一种追求，这种价值体现为人文价值（人是技术的目的）、生态价值（解除自然对人的困惑）和经济价值（体现技术现实作用），显现了人类自主干预能力不断扩大的进程。“这个过程不以个别的具体目标为转移，而是遵循自然选择法则，作为对改变了的生活条件的适应而发生的”。⑤
　　随着人类认识领域的扩充与科学理性精神在文化中的浸润，技术进步不但实现了人类驾驭和利用自然力方面的巨大飞跃，而且大大提高了人的自我控制能力，曾被视为不可施加影响的过程（如人的繁殖和生育）、无法克服的障碍（如人类遗传病等），现在，都可通过技术加以干预甚至支配了。事实上，现代基因技术的力量正在赋予人类改变自身的巨大能力，这也是人类自分裂原子以后所拥有的又一种强大能力。于是，“一个作为人类将拥有改变我们自己这个物种能力的时代，正展现在我们的面前”⑥。技术的发展也就超越了技术制造物和实际应用本身的直接目的，有了环境的、社会的和人文的后果，表现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文化因素渗入技术之中，形成了技术与社会的“无缝之网”。社会演变与技术发展的汇聚，创造了整个社会结构活动展现的新物质基础，同时也塑造、引导着技术本身的进化。
　　由此看来，技术存在与人的存在、技术本质与人的本质是相互整合的。像其他社会文化现象一样，技术发展作为一个整体，不能归因于个人的自觉抉择和定向活动，而是各种不同的甚至可能是相互冲突的意向互动的结果。人创造技术，技术是人的创造物，人的社会实践作为技术生产的内在根据，人的目的规定着技术的本质，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始终负载着人所赋予的价值，在强大的技术理性中体现着以创新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创新精神和知识文明，从而使技术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也成为我们生活环境和社会结构的一个组分。
　　这样，凝结为视野、范式、文化模式或指导性隐喻的社会文化取向所形成的主导习性和不同行为方式构成了技术文化选择的基础，最终使技术活动动态地体现了现实社会的社会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这些，都是技术植根于文化、依赖于文化的表现，并构成了技术文化选择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二、社会文化的多维需求：技术文化选择的动力
　　技术的发展，经历着从个别、分散到整体化、系统化的发展过程。这一动态过程，不仅有复杂的时序，还有着发明、革新、仿制、扩散、综合等多种内容。随着技术的不断积累，技术间组合产生新技术的可能性也在急剧增强，技术产物的数量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长。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将生物进化与技术发展相类比，强调技术的发展是个延续性过程，是个不断由周围环境来塑造的进化过程，“这种将先前认为无关联的东西联系起来的做法，是一连串的新技术发明和近代科学出现的必然结果”。⑦技术发展不是一种止步不前的自我重复，而是在各种因素诱使和推动下不断创新的过程。
　　具体来说，推动技术进化的动力主要有三：第一，技术系统的内在动力。即技术系统内部的层次结构和运行机制，以及技术内部的规范与技术实践矛盾。第二，技术进化的科学推力。即技术发明对于科学理论发展的依赖。第三，技术进化的需求拉力。需求是人类发展生产技术和工艺、变革技术系统的根本动机，也是技术结构高级化的根本动力。技术正是在上述三种动力的作用下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化和发展着。
　　在上述三种动力中，最重要是来自社会需求的动力。科技史表明，“社会一旦有了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⑧事实上，“发明是对社会需要做出的反应，发明是那些想要将其付诸实施的人所渴求的。虽然许多发明似乎并不是来自于任何先前存在的需要，但在其他的案例中社会需求确实导致了有方向性的研究或者指定投入的技术发展”。⑨作为技术发展最持久、最根本和最强大动力的社会需求，可以从纵横两方面来分析。
　　从纵向看，人类的需求是社会需求最主要和最直接的表现，这种需求也是一条长链。从其发展来看，人类的需求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表现为一条由物质或生理需求上升到精神或心理需求，由有形需求上升到无形需求的“需求链”。从根本上讲，旧的需求得到满足，又会出现新的需求，新旧需求的衔接与伸展，人类需求层次的提升与技术由基本物理运动经化学运动到生命和意识运动的发展规律相一致，并引导着技术发展，加速技术系统的进化。其中，作为个体用户的消费需求构成了长链中最基本的终端需求。如“中国人发明火药，主要的需求在精神层次，这就引导技术的发展着重开发火药在燃烧和爆炸时的色彩和声响效果；火药传入西欧后，主要的需求在物质层次，相应的技术的发展就走上了枪炮、炸药这样注重爆炸力的道路。由此可见消费需求对于技术发展的重要性”⑩。
　　这种需求对技术发展的动力作用是从根本意义上而非直接意义上来理解的。它具有三个特点，其一，减少物质资源消耗，有利于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其二，由物质需求上升到精神需求，为技术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伸展空间；其三，需求多样化引导、要求相应的技术商品和技术服务的多样化，从近现代的大批量、标准化、可替代，走向个性化与彼此兼容。基于消费要求，企业的生产有了发展生产技术和工艺以及变革整个技术系统的动机，并引导着技术所提供的产品由低层次发展到高层次。
　　从横向看，作为社会子系统的技术体系，不断与社会其他子系统（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发生着相互联系，在与社会相适应和选择过程中生成并发展着。文化需要与经济、政治、军事的需要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技术的发展。技术在满足实际和潜在需要的同时，也改变了这些需求并由此提供给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方向。因此，技术实践功能的实现，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完成的，而这种社会功能实现程度如何、效果怎样，不仅取决于技术自身特性，还与社会的自然、文化、政治和经济环境对技术的整合，社会舆论和法律规范对公众技术心理的调适密切相关。一方面，技术在社会区位的整合下满足和适应社会规范的要求；另一方面，对社会心理的调适，使公众对技术形成积极的社会态度，最后使技术在发展过程中被社会所接受，被社会所认同，成为与社会相容的技术。(11)技术进步的实现需要整合或嵌入于社会之中。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现代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作为与自然生殖相对应的过程，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成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生物医学技术最活跃的部分。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生育文化思想的影响。从文化上讲，“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的愿望是人类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印记，或至少是一个适当的愿望。“拥有孩子的愿望必定是人类最基本的本能之一，否认它会导致相当大的心理和社会困境”。“为了自身的缘故，想成为生父的愿望……可能是非理性的”。(12)而满足这些愿望的技术在伦理上是允许的。因为，使用制造孩子的技术与使世界适合人的目的是一致的。同时，不育或不孕症患者不仅承受着个人心理上的痛苦，还承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等方面的压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虽然对现代人的影响日益淡薄，但从生命完整性和圆满性角度来看，生殖是人类的本质行为，人类迄今都是在漫长进化中繁衍自身、生儿育女、延续生命。这既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所必须经历的过程，也成为自然赋予人类的一个重要标志，各种文化对这种功能的强调使繁衍后代能力受到各种文化思想的重视。没有孩子，以及没有孩子所带来的不快与不满，就转化为一种文化上对于生命不完善的看法。因此，只有当我们全面认识到了不育患者的心理焦虑和社会压力后，才能真正理解对人工生殖研究的迫切程度和人工生殖技术迅速发展的原因。目前，美国从事人工授精的医生超过了10万人，每年接受这种手术的妇女大约有17万人。接受人工授精的妇女中，成功产婴的比例为38%，也即每年有65000个人工授精婴儿问世，其中约有3万个婴儿是利用捐献者的精子受精诞生的。(13)利用技术来解决人类繁衍过程中大量存在的不孕和不育现象，成为人工生殖技术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动力，基于这一技术的发展，科学家实现了在基因水平上对胚胎的筛选，并推动了与之联系密切的干细胞研究以及治疗性克隆技术的发展。
　　可见，技术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发展，是基于已存社会文化和物质的重组。每个技术体系都是持续进化的，一些情况下，社会文化会加速技术体系的进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相反。社会中的现存技术是依据自然规律和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才得以形成的一个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技术系统。
　　三、技术的认同与社会接受：文化选择的价值评价
　　技术的文化选择，是由社会发展程度决定的一种主体行为，是社会文化与技术是否相容和相容程度的表现，也是处于某种具有独特社会特质、传统习俗和群体心理之社会文化的评价结果。“被选择的技术就是被选择者肯定的技术，是至少被选用者从某种程度加以肯定性评价的技术，而对技术肯定性或否定性评价反映了对技术的认同态度，也是社会是否选择某一技术的舆论和心理表现，在这个意义上，选择就是一种评价，评价也是一种选择”。(14)换言之，对于新技术之“更好”或者“更差”的评价，既涉及到对技术作为本体意义上一般价值（即技术自然属性所能带来的对人类的意义）的认识，也涉及到关于技术在社会制度中发挥作用的评价。不同文化造就了不同的技术文化形象，也折射着技术在不同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社会对技术的期待、要求等价值判断。
　　1.技术的工具性评价。这种评价侧重于技术发展的物性效应（如经济效应、环境效果和政治影响等），关注技术能够提高企业、行业、社区和国家生产力水平和竞争能力的功能性特征。它建立在工业革命以来关于技术作用的肯定性认识基础上，认为技术是一种纯粹手段，是一种随时准备为其使用者目的服务的工具，与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和伦理观念并无关联。在这种评价中，技术被认为是“中性的”，没有自身的价值内涵。它将技术与技术的应用、技术与技术要实现的目的分离开来，产生了两种影响：一方面，这种工具性评价强调了技术本身具有自我强化机制，把技术的选择和积累视为技术过程的决定因素，认为技术本身无价值负荷，只是在技术的应用中，才带来所谓善、恶的道德后果。故技术发明与发展不应受到社会干预，科学家的研究只要遵循技术的自主发展规律即可，这也是“只要技术上能做到的就可以去做”思想的根源。这一观点在克隆技术的争论中，几乎成为赞成克隆人的主要理由。(15)
　　另一方面，这种工具中立性评价也构成了对技术普遍性认同。肯定这种普遍性，得出的一个重要推论就是，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和不同文明中利用最先进的技术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一种社会中有效的技术在另一种智慧中也同样有效。这也成为全球化过程中借助技术转移、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实现跨越发展战略的理念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物性评价标准，常常关注人们能直接感受到的技术效应，关注技术发展给社会物质文明和人类物质生存状态带来的利弊功害，从而对公众和决策者产生的影响最大。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及我国在1995年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等，都体现了在物性层面上对技术的肯定性评价。
　　2.技术的风险性评价。这种评价关注技术发展的风险后果（如伦理问题，安全问题和社会问题等）。它建立在关于技术本质属性的思考基础上，认为，现代技术具有“限定与强求的特点”，技术的本质属性是“限定自然、挑战自然，使之展现为一种被功能化、被预测和被统治的技术产品”(16)。这种强求与限定特点体现在技术从创意、构思到研究开发以至进入市场的制度化过程中。技术在使事物进入一种非自然状态的过程中，限定着人们接受技术的方式，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这种风险性评价形成了关于技术发展的审慎态度和两种决策模型。其一，“风险对风险”决策；其二，“风险对代价”决策。前者认为，任何选择都包含有某种或多种负面结果，究竟是避免这种负面结果还是去避免另一种负面结果，意味着技术发展必须在不同风险之中作出选择。现代技术的发展，在实用价值凸现与工具理性扩张的同时，人的价值和意义不断被遮蔽，它所导致的各种伦理风险引发了现代人在技术社会时代对于人文精神的关注，这也恰是20世纪末基因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所面临的决策困境。后者则力图通过肯定技术发展的收益来达到弥补技术风险的目的，这是一种隐含在意向、实际抉择或行为之中的决定，是在“合理”与“最优”之间保持一种张力的结果。因此，这种抉择应该是一个可接受的决定，而不仅仅是一种最优决定。
　　事实上，在决策过程中，尤其是在变化的、不确定的和动态的处境下，存在着大量非理性的、非规范性思维和决策。任何一个决策，不管多么均衡，绝不可能是一种与价值无关的中立活动，技术的形成与发展正是一个对技术和非技术因素的权衡取舍过程。这种评价向度，使人们看到了技术发展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巨大风险，推动社会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自觉控制有害技术。促使人们在开发技术之前就预先评估技术的社会文化价值及其正负作用，并不断在使用技术的过程中重新评估和加以调节。这也成为近年来技术伦理研究从理论层面走向政策层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3.技术的人文性评价。这种观点认为，技术在一定社会制度或社会条件下所起的作用及其所表现的价值，是技术“现实价值”及其现实价值的倾向性。作为人的创造物，技术负载着社会文化因素，它不是一种抽象的工具、社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或一种神秘的力量，而是在体现了技术判断同时也体现广泛社会价值以及那些设计和使用者利益的文化实践。如果脱离了技术形成和发展的人类背景，就无法全面理解技术发展及其与文化的互动关系。
　　近年来兴起的建构主义纲领就集中体现了这一价值评价观。他们强调技术本质的人工性、非决定性、多方向性，以及社会因素在技术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关注处于塑造技术的群体之中、之间的协商和再协商过程。这种价值评价的核心是，作为人工制品的技术并不仅仅是技术知识的产物和体现，也是社会知识、文化价值和美学观念等的产物和体现。因此，追问技术的意义成为技术活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利益不再是唯一的向度，不再只是提高生产率的手段，更是人的生存意义的张扬。按照这种评价，即使技术上可行，如果违背伦理道德、人性需求、人文精神等，就将受到限制，人的价值必须重于科学、技术或经济特性等任何考虑。
　　虽然技术的社会评价侧重点不同，但都对技术采取了“接受它或放弃它”的态度，而坚持不同的立场却又导致了不同社会参与者、拥有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冲突，这时，在技术的文化选择中，通常会出现一种“协商”，即进行一种非强制性的各种意见合成，通过多学科交叉对技术的创新、可行性与可接受度展开研究分析，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平衡的评估规范框架程序，以在所涉及到的不同社会成员之间达成某种程度上的一致。在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时，进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最终，以强势集团的评价压倒弱势集团的评价，主导了技术的决策。
　　四、技术创新的社会网络：文化选择的生态
　　作为社会和自然的“共同显现”(coemergent)产物，技术的主体和客体是包括人类和非人类因素在内的“集合”或“混合”。“是主体，是因为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技术来认识的，而不是像建立在预先定义的人类—自然关系基础之上的旧的认识范式那样来直接认识的；是客体，因为我们所认识的东西是一种由人类、自然和技术这三个方面相互定义的复合体”。(17)这样，从参与者的视角和行为来看，在整个动态“创新之旅”(innovation journey)中，不同的人类参与者，包括个体、组织化群体、组织和国家，在行动时要受物质政治、文化条件等限制。同时，又是能动的力量和创造性力量，能通过文化塑造去重构社会物质环境，因此在创新之旅中，以参与者集合与相互关系、社会活动与过程、文化架构与社会制度的内生限制因素共同构成创新生态，并以其结构化过程推动技术的文化选择。
　　首先，这种社会文化网络为新的技术机会形成了保护性空间。创新之旅始于新技术机会的发现，即提出一个新概念、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等，包括从科学发现的原理中去寻找依据，构思可行的技术模型，设计和制造新产品，利用现有技术储备，改进与组合已发明的技术，将成熟技术转移到新领域或新地区去，等等。它的起点是新产品或者新工艺的设想，这时，它们充满着希望和不确定性，构成了技术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循环”(circle of uncertainties)。良好的文化导向、文化实践模式和制度建设，就成为克服这种不确定性循环的保护性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基于技术发展的复杂性而提出的协调技术发展理念，以及用边干边学和反复学习的文化实践模式来处理未知情形不确定性的经验活动，为丰富多样的技术选择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
　　其次，这种社会文化网络通过技术建制实现了良好的制度性安排。“技术创新是已有的复杂人与物和物与物之间网络联结的改善和新联结方式的创造，技术创新是在技术建制上发展的，技术建制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是技术创新成果不断建制化的积累，技术创新的效应只有在被建制化在已有的技术建制中才能发挥出来”。(18)这种技术建制，是技术与制度相互适应的产物。在现代社会中，它包括社会性技术建制和企业性技术建制。其作用在于，通过传递知识的方式、交流经验的行为准则等文化渠道把个体和群体的不同创新、不同能力通过社会网络整合起来，以提高技术的创新能力和水平。相反，只要社会网络存在着缺陷，运作不良，就会妨碍技术的自我持续增长。
　　再次，这种社会网络为成功实践技术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技术的发展并不因其产生而终结，而是在技术扩散和新技术发展的使用中持续进行的。其中，政治文化环境以及相关的科技政策、公共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地域（国家或地区）文化、民族特性等都是重要的因素。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硅谷的文化反思。“文艺复兴后所发生的全部事件中，对世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硅谷的技术”。(19)硅谷的成功不完全在技术，还在于硅谷所特有的人文生态环境和企业文化，后者体现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价值观和创新行动理念，产生的结果是“创意和发明在实践中产生，并很快在那些共同的实践者中传播”(20)。其他仿效硅谷的地区却难以取得同样的辉煌。硅谷持续的优势，就在于其整体环境，一个创新与创业建设的栖息地。
　　在文化的视野里，技术的选择被视为一种类似生物进化过程中环境对物种的选择过程。在技术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多种可能性，需要一定的选择机制来选择。而文化作为一种技术生存机会的控制性（生机控制性），反映的是某种文化对其成员的独立生存和发展的把握和引导程度。当一种创新生态呈现较高的文化生机控制性时，其技术创新优势也较易扩散到其社会文化结构功能层面之中，推动社会的发展。历史上几次科技中心转移与该国经济腾飞、竞争力量增强的密切关联就有力说明了这一点。
　　五、结语
　　总结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技术就其本质而言是技术体系与社会文化的共建。这一视角蕴涵的思想强调，人的社会实践是技术生产的内在工具，技术的本质与人的本质是互相整合的，从根本上讲，某项新技术、某个技术体系所体现的性质取决于各种社会参与者，取决于社会网络机制的影响。由此而要求我们超越“支持技术”或者“反对技术”的僵化态度，采纳文化多元观念分析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以避免简单的技术决定论和相对主义。
　　与此同时，当我们将技术的产生与演化视为一个与社会文化要素整合的过程后，技术发展过程就被描述为一个充满矛盾的文化过程，它要求在满足社会群体的多重价值需求的同时必须兼顾其效益，兼顾其各种体系性因素。于是，通过分析社会需求如何影响特定技术的发展路径，社会价值取向如何影响了不同社会的技术发展道路，以及社会文化环境如何影响技术发展，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将技术活动与市场组织机制、社会组成结构和文化背景结合起来，才能理解和把握技术发展的本质。
　　最后，这种基于文化选择的技术分析，也为创新技术政策带来挑战。它要求技术创新政策应更多地关注技术创新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创新目的的多样性与多向性、创新作用空间的具体性与历史性，通过创新网络的建设，实现文化观念、创新制度、技术活动与人的有机结合。
　　收稿日期：2006-05-12
　　注释：
　　①Ron Westrum,Technology and Society,the Shaping of People and Things.Wadsworth Inc.,1991,p107.
　　②远航：《技术的价值负荷过程》，《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12期。
　　③［德］W.拉莫特：《技术的文化塑造与技术多样性的政治学》，《世界哲学》2005年第4期。
　　④［英］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3页。
　　⑤［德］拉普：《技术哲学导论》，辽宁出版社，1986年，第108页。
　　⑥Lee M.Sliver,Remaking Eden.How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Cloning Will Transform the American Family.New York:Avon.1998,p13.
　　⑦［美］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5页。
　　⑨Ron Westrum,Technologies and Society,the Shaping of People and Things.Wadsworth,Inc.,1991,p108.
　　⑩吕乃基：《论消费及其演化对技术发展的影响》，《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4期。
　　(11)陈凡：《技术社会化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页。
　　(12)［加拿大］苏珊·雪雯(Susan Sherwin)：《女性主义伦理学与体外受精》，见www.chinaethics.org.
　　(13)［美］安德鲁·金柏利：《克隆》，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98页。
　　(14)肖峰：《技术发展的社会形成》，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6页。
　　(15)例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与生态、进化生物学系的西尔弗(Lee Silver)教授就认为：“在一个对个人自由价值倍加推崇的社会里，我们很难找到限制进行有关生殖遗传学研究的合理基础。”见Lee Sliver,Remaking Eden,Cloning and Beyond in a New Brave World.New York:Avon.1997,p9.
　　(16)高亮华：《密涅瓦的猫头鹰飞起来——评〈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2期。
　　(17)［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18)韩永进：《技术建制和建制化问题研究的一种新思路》，《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4期。
　　(19)金吾伦：《迎接知识社会的到来》，《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20)李钟文等：《硅谷优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30～37G0文化研究张春美20072007
技术/文化选择/创新
当代技术实践的文化多样性表明，技术并非是个处于社会文化影响之外的单一封闭过程，而是一个沉浸在社会背景、经济结构、文化习俗以及美学爱好等文化因素中并被社会建构起来的现象。本文从技术发展所植根的文化因素入手，探讨技术文化选择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进而分析技术文化选择的动力、价值评价与创新文化生态，最终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包含着技术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复杂文化过程，并为创新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提供新的视野和方法。
作者：上海行政学院学报30～37G0文化研究张春美20072007
技术/文化选择/创新

网载 2013-09-10 21:5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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