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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政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你的报告文学集《没有掌声的征途》，你的一些重要作品都被收集在其中了。读这本作品集，确使我有机会比较系统地了解你的创作，特别是能知道你对报告文学创作的某些看法，譬如在你的心目中，“报告文学更多地属于新闻范畴”；你还认为，“真实是报告文学的价值和魅力所在，所以我宁可在文学上留有遗憾，也不虚构任何情节。”这些都是我在你的《自序》中读到的。就我的感觉而言，这些观点不仅具有很高的探讨价值，而且极富“现实感”——当今的报告文学创作所要解决的，不就是这些牵涉到文体规范及创作品性、特别是“非虚构”之类的问题么？我觉得你的观点还有相当宽阔的发挥余地，譬如对“真实”这一文学领域经常使用的概念的理解；又如报告文学既然“更多地属于新闻范畴”，那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特别的文体，它与“文学”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再如，你所认为的“文学上留有遗憾”，究竟是怎样的“遗憾”或何种意义上的“遗憾”……你能不能就这些问题、并结合自己的创作，更深入地谈谈你的看法？
　　江宛柳：报告文学在我们国家，不论是机构设置、隶属关系，还是评奖以至群众团体，一直都是划归文学范畴，所以常被有的文学人拿来同纯文学比较，认为这类作品往往文学含量低，算作次一等的文学。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误会，报告文学与纯文学的创作，从创作本意到作品社会功能，都是两码事，不具有可比性。在我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这些年里，我从做文学编辑改行当新闻记者，有可能作了一点比较，发现报告文学写作方式更贴近我现在的本职工作。尽管它因为被界定为“文学”，没有真正列入我们的业务范围，但我从一开始写作报告文学采访时，被采访者就一律称我“记者”，人们很朴素地认为采访真人真事这是记者干的事，而作家则叫“体验生活”。“采访”和“体验”，显然有客观与主观之别。普利策就记者的职责说过这么一句话：“新闻记者作为站在国家这艘大船般桥上的*’望者，他要注意来往船只， 注视在地平线上出现的任何值得注意的小事，其首要职责就是收集信息。”报告文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信息传播，人们读报告文学作品，是想从中了解人类生活中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真实的人和事，而不以获取审美感受或寻求个人化的经验为主。从上个世纪初报告文学诞生以来，它就以最直接的方式接近读者，茨威格笔下人类第一次夺取南极的斗争、索尔兹伯里笔下中国红军的伟大长征，基希笔下生活中的卓别林……这些被人们普遍关注的信息的传达是纯文学不能替代的，人们从这种文体中向世界张开了眼睛。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信息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决定了报告文学比之纯文学更加发达。除此之外，报告文学还具备新闻的其它一些功能，例如引导舆论、鞭挞丑恶、伸张正义、讴歌光明、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等，虽然这些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纯文学也具备，但报告文学的一切功能都以真实可靠为前提，所以就更强大。有的研究者把报告文学归入新闻与文学之间的“边缘文体”，我认为它的实质还是“报告”，“文学”只是借助的手段，使它更好地起到深化、补充新闻快讯的“后新闻”效应。
　　正因为报告文学的这种新闻性质，所以它的彻头彻尾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很难想象人们能够接受假新闻，哪怕是其中掺了少许虚构，也会完全失去它的价值和魅力。我知道当今报告文学写作中，确有作品真假混用，我不明白，若是以图更理想的文学效果，那何不如就直接写小说呢？我采写过的坦克旅长邬援军、飞行员舰长柏耀平等，都是当代中国军队中极出色的人物，试想如果那都是虚构的产物，恐怕很难充填读者无尽想像力的空间，但正因为他们是现实中实实在在的真人，他们的经历和精神才给人以震撼。人们对真实的事物与虚构的事物在审美评价上标准完全不同，其实往往真实生活的魅力，是虚构难以替代的。茨威格在他的报告文学集《人类群星闪耀时》的序言中说：“我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加或者冲淡所发生的一切的内外真实性，因为在那些非常时刻历史本身已表现得十分完全，无须任何后来的帮手。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过它。”
　　为了这种真实性，我坚持以第一手资料为报告文学的写作素材，我很重视感性的东西，这也因为我关注的是现实题材，又以写人物为主，我的工作就是将自己要写的人物弄懂。很多时候也能得到一些现成的材料，但这些材料一般只是提供了事件的线索和时间、地点、名称、术语等等，借此顶多能勾勒一种单线条的白描，并不能对所写人物的内在思想、情感历程、性格和行为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文化素养等有所了解，而我以为这些都是真实地再现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不可缺少的，这也是报告文学之所以被定义为“文学”的关键所在。关于“遗憾”，也是来源于此。有时即使采访很充分，写作中也会觉得缺少什么，比如写飞行员舰长柏耀平，我主观上希望他遇到过某些挫折，这样他的故事就会跌宕起伏，人物就会显得更丰厚，就更富文学的审美价值，但实际生活中他的确没有什么挫折，他实在是很顺利很幸运，我无法给他编上去什么挫折，我想这在人们用文学眼光审视时，就会感到一种遗憾。当然，从根本上看或许还是我剖析生活、选取题材、调动素材的功力和水平欠缺的问题。也有很多时候，生活本身的精彩却能超出你的想象，比如写坦克旅长邬援军当团长时，到法场去看一个曾经在他团里当过兵的死刑犯，这一段情节颇有戏剧性，就有朋友对我说这个情节肯定是我编的，我告诉他我从来不“编”，任何情节甚至细节。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一定认为精彩的故事只能出自于虚构？不过这也使我很高兴，这说明生活本身的精彩让我撞上了。
　　周政保补述：报告文学作为特别的文体，它与“文学”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江宛柳的理解是中肯可靠的。她认为报告文学的“实质”还是“报告”，“‘文学’只是借助的手段”。如果我们乐意细细比较，那报告文学创作与诸如小说之类的文学创作之间的差别，是很容易发现的——最显着的差别，当然在于报告文学创作的“非虚构”，或者说，它是一种不自由的创作。而这里所说的创作性，也就决定了整个报告文学创作的自我限定及那种独立的完成过程，即便是作品的社会功能，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也显得很不相同。对此，江宛柳基于自己的写作体会及职业感受，做出了极具理论价值的阐释。特别是在今天，报告文学的长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旺盛，但对于文体观念的理解与把握，也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混乱——此情此景，若不对报告文学创作本身的一些问题做出及时的梳理与澄清，那不仅会影响到未来的局面，而且可能在良莠不辨的混乱中掩盖了真正的优秀作品的光芒。
　　在我看来，报告文学就是报告文学：它既不属于新闻的领域，也很难加入文学家族，其独立性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大可不必把报告文学看做是文学的一种形态，也不能以文学的原则或审美要求来衡估与判断报告文学的创作。譬如说，关于“真实性”的概念，我便很不赞成在报告文学领域运用，因为它容易产生歧义——实际上，文学领域的“真实性”与报告文学创作所必须执守的“非虚构”原则，是很不相同的两个概念：“非虚构”必须依赖于扎实确凿的采访调查，甚至在必要时还得依赖可靠的或经过考证的文献材料，而文学创作中的“真实性”却不必如此，或者说，文学的“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依仗作家的生活体验及想像力兑现的——它本身就是一种虚构的结果；所谓“真实性”，也只是感觉上的“真实性”，而不是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所造就的那种与实际生活过程相吻合的“真实性”。这也是我之所以要特别强调“非虚构”，并把这一品性置于报告文学创作首要位置的重要原因。
　　至于报告文学创作的“文学性”——这一说法进入报告文学领域，其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它至少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提醒了我们：因为报告文学不是文学或主要不是文学形态的缘故，所以才特别需要提出“文学性”的问题——譬如在小说界或诗界，就不存在“文学性”的问题，或者说，因了它们是小说或诗的缘故，“文学性”便是一种无须强调的品性。但报告文学创作则不然：“文学”仅仅是一种被利用的手段，而且又是一种容易失控的手段，一种可能在无意中蹂躏报告文学本色的手段——诸如“合理想象”、“合理夸张”，甚至“移花接木”之类的叙述方式的泛滥，便是为了“文学性”而损害报告文学特质的常见现象。所以在我看来，“文学性”之于报告文学创作，是一种不宜过分强调的说法。实际上，“文学性”不仅不是报告文学创作中处于第一位的特性，也不是刻意追求的特性。如果说，文学的手段可以深化报告文学的表达，那也必须以“非虚构”为前提——不言而喻，这个前提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或必然是经由扎实确凿的采访调查获得的：一切生动的人与事，一切富有魅力的思情，一切充满了戏剧性的细节或情节，只能深藏于生活前沿的过程之中，就看我们能不能发现。
　　周政保：你的创作专心而又专一，“军事题材”已成为你驰骋感受力的一块土地，而且就深化这一领域的创作迈出了自己的步子。但从军事题材报告文学创作的整体状态来看，如何深化的问题，恰恰是最值得我们思考的。在我看来，军人的生活必然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处在动荡漂流的大变革时代，军人的生活决不可能如一湖清波那般宁静安详……我们在理论上都承认，军人的生活也一样充满矛盾，其中有痛苦、有忧虑、有焦灼、有各式各样的碰撞或冲突，甚至还有那种与军人品性格格不入的自私卑俗，但我无抵牾“讴歌”的意思，我只是认为，讴歌类型的创作应该意识到为什么要“讴歌”的问题，以及如何实现“讴歌”主旨的问题。不言而喻，其中也就涉及到了怎样以“非虚构”的方式再现一个人物的课题。你的《没有掌声的征途》写了一位坦克旅长，正是这位旅长在瞻望将来时意识到，“寂寞的征途上还会有许多更艰难的答卷等待他去完成”，可见，征途从来不是平坦的。这，也是我读《没有掌声的征途》的真实感受。在我绕了不少弯子之后，真正想与你讨论的问题：一是如何深化军营生活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二是怎样写好讴歌类型的作品？说得再具体一点，那就是如何处理好张扬军人精神与剖露军营现实的关系，或在思考为什么要在“讴歌”的前提下，怎样展现与揭示我们这个时代的军人的精神世界？在我读了你的作品之后，我想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江宛柳：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如何深化军营生活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是个需要探讨也很有探讨可能的问题，因为我自己至今就没解决好这个问题，一直是深一脚浅一脚地试着往前走，完全没有经验可谈。当然，身为军队记者，能够近距离地看我们军队，体会肯定是有的。最深的体会，就是比之《奔涌的潮头》那个年代，近年来当代军营题材报告文学创作的退化，这类题材或者被绕开了，或者是表浅的讴歌。我想这首先是出版物走向市场这个大趋势决定的，读者的胃口被市场竞争抬高了，和平时期的军营生活比起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又单调得多，对作者和读者的吸引力都大大减弱；另一点，是军事题材的创作确有局限，这局限包括政策方面的，宣传、保密纪律方面的，也有观念上的，作者在创作上会受到很多制约。报告文学不同于纯文学，小说讲拉开距离地审视生活，报告文学尤其是现实题材报告文学，因为它的新闻特质，必须离生活越近越好，最好是没有距离，而没有距离的接触把握起来就有难度，作者会感到这类创作费力不讨好，弄得不好还捅娄子。这也是让我时常伤脑筋的事情。但我还有一种很固执的感觉，那些东西正因为它不好接触，它非常棘手，才有着不同寻常的价值和吸引力，才值得去探究。今天的中国军营，这块被文学几近背弃了的土地，究竟储矿量有多高？值不值得开采？你必须去勘察一下，是深是浅，踩一脚才知道。
　　作为军队记者，我往这块土地上踩是别无选择。也因此我感受到，现在的中国军营已经不是二十年前、十年前甚至五年前的那块土地。如果文学人认为在那时军营的矿藏就已经被开采尽了，弃它而去了的话，那么今天的军营已经在悄悄生长着一种属于世纪之交的知识经济、知识军事时代的新矿。谈到深化军营题材报告文学创作，恐怕就是先把这种新矿的质地弄清楚。今天的军营，比之对越自卫还击战、改革开放之初、百万大裁军的8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之始的军队经商潮时代，已经远远跨出了一大步。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向深层次发展和世界新军事革命浪潮风起云涌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军队的战略方针变了，军事思想、战争理论变了，军事训练的特点、规律、手段变了，军人知识结构的变迁，高学历军官队伍的崛起，武器装备的日益高科技化，兵役制及各项体制的改革，部队管理的逐步法制化科学化，军队从经商到不经商；加上外部的包括信息时代的紧迫呼唤，国家政府机构改革，国营企业职工下岗，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还有腐败祸水对军营的侵蚀……所有这一切都在冲击和改变着每一个中国军人的命运，影响着他们的观念、知识、文化归属、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处在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的军人，内心肯定不能是平静的，军营也因此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丰富热闹。身在其间，你能感觉到中国军队这部军车高速前进的力量，军人们正在调整姿态以适应这个新的提速，能看到由于提速一些人被惯性作用甩下去，也能听到某些老化的部件在高速运动中发出的磨擦声。今天的军营肯定是不单调的。不过我的感受是，正因为它太热闹，你若想把笔伸进去，除了需要睁大眼睛去看之外，还需要参与，比如你自己不去学习高科技，你怎么能够懂得为这些高科技装备而喜而忧的军人的内心情感？所以你应该是一直站在这部车上。
　　不论今天的军营怎样的不平静，我想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以讴歌为主调这恐怕是不变的，这是军队这个特殊群体的性质所决定的。军队代表着国家、民族的利益，军人的使命决定了这个群体身上凝聚着的勇敢、坚毅、敢于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品格，这在世界各国无不如此。西方国家的文学、影视作品中的军人形象几乎也个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好莱坞的《壮志凌云》、《紧急下潜》、《生死豪情》及至最近的《拯救大兵瑞恩》等等一系列军事题材影片，其中人物无不英雄得震撼人心，让你永不遗忘。而且从中还能感觉到，他们在讴歌军人英雄时是那样的天经地义、理直气壮。这也验证了一个简单的真理：观众读者的审美取向与军人精神本质的一致性，讴歌英雄的创作动机与市场需求的一致性，军事题材作品，抛开精神力量，是无话可谈的。而我们在这里把军事题材的讴歌当问题提出来，我想这不是讴歌本身出了什么错，而是究竟该怎样讴歌。也许是这些年军营题材报告文学作品中充斥了一批表浅的好人好事表扬稿，使讴歌题材的作品变得非常廉价？或者还可以追溯到文化革命时的文艺创作模式，所谓“高大全”的政治化、概念化形象彻底弄倒了人们的胃口，以致今天的类似表扬稿式的作品也可以归于这种模式的后遗症，使得中国读者在审美中长时期陷入一种误区，把“讴歌英雄”与政治化、概念化的东西等同起来，至今还没完全调整好胃口。
　　要想给讴歌正名，我在理论上底气不足，而且报告文学与纯文学创作在这一点上也有很大区别。报告文学不能随意给笔下的人物设计戏剧化的大起大落、惊心动魄的生活轨道。现实生活往往很平凡。就自己创作的一点体会，我想报告文学要做的，恐怕就是从这种平凡中探索人物的精神品格。精神和人格的力量是真正的力量，哪怕他没有创造过惊天动地的大业，哪怕他有着明显的行为缺点，他的形象也会打动人心。这就说到“如何处理好张扬军人精神与剖露军营现实的关系”了。我认为这两点其实非常一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是说必须把人物放到他所生存的那个真实的时代环境中去。比如坦克旅长邬援军，他的成长成熟，一直伴着新时期军队建设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如果不是军营管理中的规章制度不健全，不是部队装备建设与经费不足的难题，不是事故定乾坤的现状，不是庸俗人际关系与金钱利益的侵扰等等构成的坎坷征途，一名当代基层指挥员的执着、坚定的品格从何而来？邬援军所遇到的这些问题，正是他经历的那段时期中国军队中最具普遍性、最有代表性的问题，是典型的军营现实，邬援军的精神中也就渗透了一种时代精神。所以张扬军人精神，就必须深入军营现实，而深入军营各种冲突、矛盾交织的现实中去，才能发现那些优秀的精神品格所在。我想那些类似表扬稿的作品，之所以没有力量，正是作者不了解或者有意躲避了军营现实的结果。
　　不过，报告文学怎样剖露军营现实，我认为是个尚未解决的课题。正像廉价的表扬不等于讴歌一样，那些专事搜罗部队的暗角俗陋、哗众取宠甚至以此骗钱的伪劣品，也不等于剖露军队现实。改革中的军营道路的确不平坦，甚至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不是看到的矛盾都能四处抖落。矛盾怎么写？把握什么分寸？会不会踩到地雷？这是个挺复杂的问题。首先你所剖露的矛盾，应该是基于你对军队现实状况的透彻了解，以科学、辩证的态度分析思考之后的结果。其次，正因为“非虚构”，作品一经公开发表将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我想原则上需要考虑整个军队建设大的利益，局部矛盾与全局利益的关系，还有政策、法律、纪律问题，这也是军队记者必须具备的责任感。当然现实中具体的矛盾并不那么好把握，比如事故问题。坦克旅长邬援军在团、旅两任主官位置上都遇到了这个倒霉的问题，是他的“走麦城”，如果不写，就不能表现一个真正军人在失败面前挺立不动的坚忍精神。可这在我们今天的部队里是个十分敏感的话题，事故的确年年有，却很少见诸于公开媒体，世界各国军队也都时有事故发生，比起来我们军队中事故影响力尤其重大，所以就有“事故定乾坤”一说，它关系着各级指挥员的个人命运，让多少基层干部睡觉都睁着一只眼。这就涉及到部队建设中更深层次的问题了，比如训练体制、装备质量、干部制度、人才激励机制等等，这些都涉及到军队改革的问题，牵涉着很多层次的利益，似乎已经超出了一篇报告文学的任务范围，所以我在写到这一节时，也只能暂时适可而止。
　　今天的中国军队正处在改革的进程中，面临着许许多多新问题，对于当代军人，的确就像邬援军所意识到的“寂寞的征途上还会有许多更艰难的答卷等待他去完成”，对于军队报告文学作者，也同样会面对许多艰难的答卷。我期盼各层次的读者对这一类作品，能够给予更多的耐心和宽容，造成一种更有利于当代军事题材报告文学生长发展的氛围。
　　周政保补述：关于当前最流行的军营生活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我之所以要提出“深化”的问题，决不是无的放矢或突发奇想，而是鉴于以下一些很现实的原因：一是那种廉价的充满夸饰气息的讴歌型“创作”，名正言顺地占据着报告文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二是题材陈旧，对于现实的感受，跟不上时代变迁的旋律；三是远离报告文学创作的初衷（本意）及应有的社会功能，既提不出新的课题，也少有新的见解；四是若不“深化”，报告文学创作将沉沦于肤浅的讴歌而变得毫无生机，其出路也将成为一团迷雾。
　　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都与“讴歌”有关，实际上，其中的症结并不一定在于“讴歌”的思路。在很多时候，“讴歌”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批判，因为真正的“讴歌”决不是“为讴歌而讴歌”，或者说，真正的“讴歌”总有一种大背景的支撑。江宛柳的作品基本是讴歌型的，但她的“讴歌”却富有一种感人的力量——什么原因？一是选材新鲜，其中所传达的思情与时代合拍，很能满足读者的期待；二是不回避生活矛盾，表达的低调反而造就了作品的分量（尤其是使新时期的军人精神有了独特的生长土壤）。《没有掌声的征途》讴歌了一位朝气蓬勃的坦克旅长——人物之所以具有冲击力，原因便在于这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事实上（或效果上）已经构成了一种反衬，一种对于生活中常见的平庸世俗及无所作为现象的批判。在这里，讴歌的大背景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如《我在寻找那颗星》与《高原之子》中的人物，若无大背景的支撑与映衬，或许就是一些讲了很多遍的老故事，尽管仍然感人，但其中的精神境界决不可能这般光彩夺目。至于《穿过白云，穿过巨浪》与《试航》所讴歌的人物，更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作者之所以要热情讴歌这些人物，原因似乎还不仅仅在于这些人物的个人品质，而是在于或主要在于这些人物可以造就一种参照，一种“现实”的参照。我想，讴歌的价值也正是在这里：只要我们不回避矛盾，被颂扬的人事决计不会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总是会涉及一些什么，或让人联想到一些什么；不然，被讴歌的对象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思情意蕴。《没有掌声的征途》中的那位坦克旅长，是一位值得讴歌的好军人，但他的“征途”，岂止是“没有掌声”，而且是一路坎坷，一路荆棘；作品在讴歌奋斗不息的军人精神的同时，其实也剖露了当下军营生活中的诸多矛盾。作为信息也罢，作为真实也罢，作为人的精神也罢，在当今的报告文学创作中，因了社会良知及正义感的缘故，讴歌与剖露之间，颂扬与批判之间，实际上是不存在人为的阻隔的，因为生活的原生面貌本来就是如此。倘若只是“坦途”，而不是曲折艰辛、荆棘满地的“征途”，那我们“讴歌”人物的什么呢？
　　所以我说，“讴歌”本身并不成为问题，重要的是为什么要“讴歌”，以及怎样“讴歌”。在这里，并不存在军营生活具有某种特殊性的问题，关键是怎样理解军营生活，或怎样深入把握与透视军人生存状态的问题——特别是要意识到正视及触及现实矛盾的价值。当然，说到底，则是一个感情与责任的问题：对军队，对国家，对历史，对未来。
　　周政保：你的《我在寻找那颗星》，我是早就读过了的。这次重读，依然那么感人。尤其是因了我也在西部、在高原生活过的缘故，读这部作品还有另外一种感情的作用。但细细想来，这部作品之所以感人，除了你的感情投入之外，实际上还在于叙述的得当，也就是说，你为了表达自己的感受，很得当地找到了一种叙述方式，一种富有人情味的、也顺应了这种人情味表达的方式——你所选取的双线推进的方式，即一是基于采访的事件过程的客观表述，一是作为“自述”的妻子的回忆，其效果是显着的；无论人情味还是人物性格，都在其中获得了传达，而且显得真实可靠。于是我想到，报告文学创作之于叙述方式的选择，决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读你的这本报告文学集，也让人感受到了你对于叙述方式的重视，且显现一种多样化选择的特点。我知道，要找到一种既适合自己又顺应表达的叙述方式是很难的，特别是对于“非虚构”的报告文学创作来说，更是如此。倘若叙述方式选择得当，不仅可以保证“非虚构”传达的最终实现，而且还能在阅读上给人以“非虚构”的可靠可信的“真实感”。你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江宛柳：我的确很在意叙述方式，我以为这也是报告文学真实传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在阅读报告文学作品时，不仅要求人物和事件过程的真实，其实还会在潜意识中要求感觉的真实，不同的人物和生活状态感觉肯定不同，我希望把要写的人和事原汁原味地传达给读者，也就是把这种感觉完整地传达给读者，这才是最可靠的真实感。但这个“在意”，并不是“刻意”。我认为，对于“非虚构”文体的创作，表述方式倒是一件颇为简单的事。现实生活已经提供了它的存在形式，作者的采访过程，除了对内容的了解之外，应该就是完成对这种存在形式的感觉过程。在构思时，表述方式也会因素材的充分与否做些修饰，但基本上是跟着感觉走了。比如《我在寻找那颗星》的两条叙述线，我一直是觉得“只能是这样”，张彩玲对我的诉说是那么质朴那么深切动人，我想不出还会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能把那样年龄、性格、经历、文化层次的军人妻子，彼时彼地情感、心境、思绪的全部感觉传达出去。她的丈夫高明诚已经牺牲了，他的经历是从他的战友讲述中得来，也只能用第三人称平静地叙述，将两种叙述穿插起来，是情感发展的两种层次，客观上它们就交织在一起，你不能把它们分开来说。所以，别人说这篇作品感人时，我就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是这件事本身感人。我和作曲家张千一聊过他的音乐创作，他谈到在给电视剧《天路》创作主题歌时，说青藏线是一条通天的路，青藏线上几代军人的牺牲奉献精神，就像西藏那块土地一样，让人感到天是纯净圣洁的，主题歌不用高远脱俗的藏族音乐的旋律用什么呢？我对此很有同感。我以为作品表述方式的贴切，应该来源于对真实生活感觉的准确。大概是我过于珍重这种感觉，有时可能会出现自然主义的毛病，比如《我们远航赤道》，朋友们说对自然风光的描写不够，对船上的人物记述又缺乏剪裁，好好的一个东西写粗了。朋友们说得是对的，但我想替自己辩解一句，这种粗糙大约正是我那次远航采访的状态，作为一名记者，我全部目的是想把那次鲜为人知的远洋测控任务记录下来，并且尽可能多地记录下船上各个层次的人物，是这数百名不同层次的人物组成了这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每一个人的作用在这样的国家级航天试验任务中都是极宝贵的。由于在一次航程中发生的事很多，所有的事情我都想知道，所有的人物都聊聊，每天用来记日记的时间就十分有限，再加上船晃得脑瓜变笨，所以日记就只能是粗线条的，很多东西来不及消化。后来整理发表时，我也曾想过要好好重写，想过重新找一种叙述方式，但想来想去找不到感觉，最终决定就用原装的日记，就这么稍加整理发出来，我希望读者读到的就是我当时的最真切的感受和状态，是一个记者的现场见闻，没有任何第二手或后续的感觉，它可能在文学上留下了很大缺憾，但也在中国航天测控史上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得的坐标。这篇作品后来送给当年一起出海的“远望人”看，他们很惊讶我竟然把那一次任务如此详尽完整地记录下来，说看了它就又像过电影似的想起了那次不寻常的远航。也有一些读者来信，说读了这篇东西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航天生活领域，他们就像跟着我远航了一趟。这使我很觉安慰，一个军队记者能将一次重大作战任务以亲历的方式记录下来，这本身或许比文学更有价值。我对自己写过的东西感觉是否准确是有标准的，我以写人物为主，每一篇作品完成，我都要问被写人物的亲友写得像不像，若回答说“像”，我就知道这篇作品及格了。邬援军旅里的政委在审过这篇稿子后在上面批了这么句话：“太像了，这就是我们的邬旅长！”我认为这种评价是非常高的，甚至超过获奖。
　　周政保补述：说到报告文学的叙述方式，应该包括两个最重要的侧面：一是结构，即以什么方式讲述所要传达的人事过程，或是从哪儿说起，先讲什么后讲什么，其中也包括以怎样的角度及什么人称来讲述；另一便是“表情”，也就是以什么样的“表情”来讲述人事过程：不同的人事过程，讲述的“表情”是决不可能一样的，譬如在讲高明诚（《我在寻找那颗星》）的故事时，总体“表情”必然是痛惜与沉重的，但高明诚的故事是通过两种叙述角度（即两条叙述线）的讲述趋于完成的，因而不同的叙述角度又会拥有不完全相同的“表情”：第三人称的叙述要相对平静一些，而张彩玲（高明诚妻子）的“倾诉”，则要沉痛得多，也质朴得多（这种“表情”是作者无可替代的，其效果也更为感人）。
　　我前面已说过，江宛柳的报告文学虽则属于讴歌类型，但读后让人感动却是事实。作为叙述效果，无疑与叙述方式的讲究密切相关。她的作品大都富有人情味，且能以原汁原味的方式把感情奉献给读者（其实也不必过分修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说的叙述“表情”，实际上就是一种表达情调——江宛柳的创作很能掌握叙述的情调，一般不用慷慨激昂的方式，很注重分寸，很明白怎样的“表情”才能感动读者。如那篇《导弹轰鸣时刻》，其中写了一组人物，照例说，这些人物都是共和国的功勋，大有叱咤风云一番的可能，但作品终于没有让他们叱咤风云起来，而是写得很平凡、很无奈、甚至很痛苦。如那位“硬着头皮厚着脸皮”为儿子“求学”的上尉发射连长，那位“真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大哭一场”的发射营长，那位谈到“光荣史”便叹气的“三脚团长”，那位在发射成功后觉得对不起部下的被称为“吴大帅”的发射旅长……读了之后让人忧虑焦灼而又无话可说，只有一种感觉，即他们才是国家的脊梁，才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的当代英雄啊。我想，作者在叙述方式的选择与把握上，是很明白哀兵必胜、哀兵动人、哀兵最能赢得共鸣的道理的——其中没有回避矛盾，没有绕开那种难尽如人意、甚至让人感到愤愤不平的现实，也没有以慷慨激昂的调子刻意“高大全”他们。一点儿也没有。相反，他们是作为鲜活的人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而他们的精神，那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品格，正是经由他们的苦痛、酸涩、无奈、以及那种无比沉重的内心负荷，才使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的。在这里，军人精神的张扬与军人生存现实的剖析，实现了无阻隔的统一。
　　关于当下的报告文学创作，江宛柳思考了很多应该思考的问题，对我、对同行都有启发。只是在观念上，我们不能把“记录”看得过重。严格地说，“记录”只是一种途径，或一种“报告”的方式。《我们远航赤道》缺乏的不是自然风光，也不是粗线条的“记录”——报告文学毕竟不是散文，也不可能仅仅是文献，而应该是一种前沿精神的焕发，一种“思想”的形象化的“如实报告”。就近年来的军旅题材报告文学创作来说，单薄的或欠缺的，便是这种能让人感觉到时代脉搏跳动的前沿精神，这种卷入现实之后的各种视角的思考。此外，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最自信最知识分子化的作家，因而不必过分在意当事人的评价——当事人的评价只能看做是一种反馈；而当事人的“审读”，在某种情形下也仅仅是检验“非虚构”的一种方式（若携有揭露性或批判色彩的作品，当事人的“审读”，将是尴尬的难事）。在这里，只有“非虚构”，才是报告文学的根本；一切的一切，包括面对“现实”的挑战，都将以“非虚构”为前提。
解放军文艺2京98～10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91999 作者：解放军文艺2京98～10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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